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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與文明(精裝) 版權信息
- ISBN：9787510895401
- 條形碼：9787510895401 ; 978-7-5108-9540-1
- 裝幀：簡裝本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能量與文明(精裝) 本書特色
《能量與文明》一書的作者從人類發展進程對能量的依賴談起，詮釋了能量利用對人類文明的作用，提出了一方面需要提高能量的利用效率、合理地利用能量，另一方面是要改善能量的來源，從兩個方面推動人類文明的進步。尤其是作者對能量與文明的相互關系做了嚴謹的思考，期望能量更多用于推動文明的進步，而不是相反。總之，《能量與文明》一書值得能源工作者閱讀和回味。
——李俊峰，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戰略研究和國際合作中心原主任、扎耶德未來能源獎終身成就獎得主 這本書回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如何客觀地衡量一個地區、一個時代的文明水平。全書通過俯視人類的文明史，給出了一個令人信服的答案，那就是使用能量這個標尺。《能量與文明》一書能夠讓我理解文明如何發展至今，又將向何處去。
——吳軍，計算機科學家 這是一本基于扎實研究的心血之作。只知道什么時代的人用什么方式取得能量是遠遠不夠的，高級知識都在細節之中：這種方式和那種方式相比，消耗多少、取得多少、浪費多少，由此產生的社會組織方式的差異是什么？當時的人被能量限制而未必能意識到能量這條線索，我們卻可以掌握這個思考維度。
——萬維鋼，科學作家、得到APP《精英日課》專欄作者 有些讀者試圖從思想和主義的角度理解文明，但實際上，那些都是被修飾過無數次的說辭。想要撥開各種迷霧，就要從資源、武器、人口上入手。而這三要素都是由能量轉換效率、獲取能量的成本決定的。這本書，扎實就扎實在這里。
——卓克，科普作者 能量是貫穿宇宙運行、文明演進、社會建構、產業創新的通行貨幣。這本《能量與文明》揭示的這個道理，令我震撼。全書糅合了歷史學家、科學家、工程師、經濟學家、社會學家的綜合功力，幫助讀者在一個全新側面，重新了解我們所生活的世界及與之互動的社會。
——王文，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國務院參事室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員 人類社會數千年，如何生產與使用能量始終是zuida的主題。在這本書里，作者將人類社會運用能量的軌跡清晰地描述了出來，堪稱智者的深邃思考。喜歡思考底層邏輯的你不應該錯過。
——仇子龍，中國科學院腦科學與智能技術卓越創新中心高級研究員、神經科學國家重點實驗室副主任 《能量與文明》追溯了人類的故事，以及能量是如何被人類發現、生產、使用、食用以及浪費的。能量在很多方面統治著我們人類社會。這是一本細節豐富的書，所以有些人可能會覺得似乎有些出于意料。在書的*后部分，作者總結了能量對文明所有主要領域的影響。這是一本讓人類思考自身命運與未來的好書。
——李大光，中國科學院大學教授 作者瓦茨拉夫·斯米爾教授通過一個有趣的角度給我們展示了，人類文明的發展史就是人類控制能量的演化歷史。通過詳細分析不同歷史時期人類能夠利用的能源形式，讓我們能夠更深入地理解能量是如何改變人類文明的發展并且驅動其進步的，很是值得一讀。
——茍利軍，中國科學院國家天文臺研究員、中國科學院大學天文學教授、《中國國家天文》雜志執行總編
能量與文明(精裝) 內容簡介
瓦茨拉夫·斯米爾（Vaclav Smil），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學杰出榮休教授，他是一位科學家、歷史學家，同時也是一名政策研究者。他是一位備受比爾·蓋茨和扎克伯格推崇的科學家和科普作家，經常現身世界經濟論壇和氣候變化國際圓桌會議，擔任主要發言人，在能源、環境、食品、人口、經濟、歷史和公共政策等方面均有突出建樹，并且非常善于進行跨學科研究。他著述頗豐，主要作品有《增長》《巨變》《美國制造》《能源神話與現實》《石油簡史》等。2010年，入選《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雜志評選的“全球百位思想者”。2013年，比爾·蓋茨在他的網站“蓋茨筆記”（Gates Notes）上寫下了如下文字：“沒有哪個作者的書能像斯米爾的新書那樣讓我滿心期待。”《科學》（Science）雜志則對他如此評價道：“他（斯米爾）悄悄塑造了整個世界對能量的看法。”
能量與文明(精裝) 目錄
序言與致謝
1 能量與社會
能量的流動、存儲和控制
概念與測量
難點與注意事項
2 史前時代的能量
采集社會
農業的起源
3 傳統農業
共性與特性
農業集約化的途徑
堅持與創新
傳統農業的限制
4 前工業社會的原動力和燃料
原動力
生物質燃料
家庭需求
運輸和建筑
冶金學
戰 爭
5 化石燃料、初級電力與可再生能源
偉大轉變
技術創新
6 化石燃料文明
前所未有的力量及其用途
后果與隱患
7 世界歷史中的能量
能量使用的宏觀特征
在宿命論與抉擇之間
附 錄
基本度量單位
科學單位和轉換倍率
能量大事年表
功率的歷史
文獻綜述
參考文獻
展開全部
能量與文明(精裝) 節選
大多數歷史學家都沒有將能量當作必要的解釋變量。即使是以堅持物質世界和經濟因素的重要性而聞名的費爾南·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1902—1985），也沒有在他對文明的冗長定義中以任何形式提到能量：
文明首先是一個空間，一個“文化區域”，正如人類學家所說的那樣，是一個場所。在這個場所里……你必須想象各種各樣具備文化特征的“物品”，從房屋的形狀、建筑材料、屋頂，到制作羽毛箭頭這樣的技藝、方言或當地族群、烹飪的口味、特定的技術、信仰的結構、做愛的方式，甚至包括指南針、紙張和印刷機。（Braudel 1982, 202）
據他的描述，材料、房屋、箭頭和印刷機好像都是憑空出現的，不需要任何能量支出！如果人們試圖理解塑造歷史的所有基本因素，那么這種疏漏是不可原諒的——但如果我們注意到能源的種類、原動力以及能量使用水平并不能決定人類社會的愿景和成就，那么這種疏漏就是合理的。這種現實有其無可爭辯的自然原因。誠然，能量轉換對于所有生物的存活和進化都是絕對必要的，但這個過程的變種和差異又受到生物固有的性質的支配。
正如熱力學定律一樣根本，能量并非生物圈進化的唯一決定因素，也不是生命（尤其是人類行為）的唯一決定因素：不可避免地，進化是一個熵增的過程；但同時，也有一些物質投入是無法替代、無法循環利用的。如果沒有足夠的必需元素來支撐生物化學轉化過程，一個彌漫著輻射的地球是無法支持碳基生命存在的。這些元素包括三磷酸腺苷（ATP）中的磷、蛋白質中的氮和硫、酶里面的鈷和鉬、植物莖中的硅以及動物的殼或骨頭中的鈣。表觀遺傳信息能分配能量，將它們分別用于生命的維持、生長、分化以及繁殖。這些不可逆的轉變消耗了物質和能量，還受到土地、水和養分的可用性以及應對物種間競爭的需求和食物鏈的影響。
能量流會限制，但不能決定任何規模的生物圈組織。正如布魯克斯和威利所說：
能量流不能解釋為什么存在有機體，為什么有機體能夠變化，或為什么有不同的物種。……有機體的內在屬性將決定能量的流動方式，而不是相反。如果能量流對于生物系統是確定的，那么任何活物都不可能餓死。……我們認為有機體是具有遺傳和表觀遺傳決定的個體特征的物理系統，它們以相對隨機的方式利用環境中的流動能量。（Brooks and Wiley 1986, 37-38）
但這些基本事實并不能成為忽視能量在歷史中的作用的理由。相反，這要求我們在合適的框架中對其進行討論。在復雜的現代人類社會，能量使用顯然更多是出于欲望和炫耀的目的，而不僅僅是為了滿足物質需求。一個社會能夠利用的能量規模明顯會給這個社會的活動范圍劃定清晰的界限，卻幾乎無法告訴我們這個社會中人群的基本經濟情況或精神狀況。主要燃料和原動力是塑造社會的*重要因素，但它們并不能確定社會成功或失敗的細節。當人們研究能量與文明的平衡關系時，這一點尤為明顯。認為高能量使用等同于高水平的文明的觀念，在現代社會普遍存在：我們只需要回想一下奧斯特瓦爾德的工作，或者福克斯的結論——“能量流動方式的每一次改進，結果都帶來了文化機制的提升”（Fox 1988, 166）。
這種聯系的起源并不令人意外。只有不斷增長的化石能源消耗才能滿足如此大規模的物質需求。更多的財產和更高的舒適度已等同于文明的進步。這種有失偏頗的看法抹除了世界上所有創造性成就——道德、智力和美學，這些成就與任何特定的能量使用水平或模式沒有明顯的關聯：能量使用的模式和水平與“文化機制的提升”之間沒有明顯的相關性。這種能量決定論與任何其他還原論的解釋一樣，都是極具誤導性的。
針對歷史解釋的挑戰，喬治斯庫-羅金提出了一個很好的類比：正方形的幾何形狀限制了它的對角線長度，而非它的顏色；同時，“正方形為何恰好是‘綠色的’，幾乎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不可能被回答的問題”（Georgescu-Roegen 1980, 264）。因此，每個社會的物理行為和成就的領域 都會受到對特定的能量流動方式和原動力的依賴的約束——但即使是不起眼的地方，也可能達成精致的成就，但它為什么會出現，可能并不好解釋。在大大小小各種領域中，我們都很容易為這一結論找到歷史依據。
那些普遍且持久的道德規范都是由中東、印度和中國的古代思想家、道德家和宗教創始人在低能量社會中制定的。這些社會的一個特征是其中的大多數人只專注于基本生存。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如今仍能對現代事務產生巨大影響的兩種主流一神論信仰）分別出現在2,000年前和1,300年前的干旱環境中，這種環境下的農業社會沒有技術手段能將豐富的陽光轉化為有用的能量。古典時代的希臘人經常提到他們的奴隸，他們明確地將奴隸等同于役畜（他們將奴隸稱為andrapoda，即“像人一樣行走的”動物；牛則是tetrapoda）。但希臘人給我們貢獻了有關個人自由與民主的基本概念。自由和奴役同時發展是希臘歷史*顯著的特征之一（Finley1959），就如美國在共和國成立初期同時肯定人類平等和奴隸制一樣。
當美國社會還在依賴木柴供能，憲法的主要起草人、第四任總統詹姆斯·麥迪遜（James Madison, 1751—1836）與**任總統喬治·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 1732—1799）、第三任總統托馬斯·杰斐遜（Thomas Jefferson, 1743—1826）一樣都還是奴隸主，美國就通過了富有遠見的憲法（“人人生而平等”）。19世紀后期的德國剛剛成為歐洲大陸主要的能量消費國，便擁抱了侵略性的軍國主義，并在兩代人之后進一步轉向法西斯主義——而意大利和西班牙分別在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成為獨裁國家，當時他們的人均能量使用量是歐洲大陸國家中*低的，落后德國數代人。
藝術在其萌芽階段，它的成就與能量使用水平、使用方式或特定種類無關：創造永恒的文學、繪畫、雕塑、建筑或音樂，并不表示社會能量消費平均水平出現了相應的進步。在16世紀的頭10年，佛羅倫薩領主廣場上的一個閑人可以在幾天內遇到達·芬奇、拉斐爾、米開朗基羅和波提切利等一系列創造力豐富的天才。這一現象絕對無法通過燃燒木材或駕馭牲畜（這些活動在當時的意大利、歐洲或亞洲任何其他城市都很常見）來解釋。
沒有任何能量方面的考慮可以解釋為什么在18世紀80年代，格魯克、海頓和莫扎特會聚集在約瑟夫二世時期維也納的一個房間里。能量因素也無法解釋19世紀90年代在世紀末的巴黎，一個人可以閱讀埃米爾·左拉（émile Zola）的*新小說，然后欣賞克勞德·莫奈（Claude Monet）或卡米耶·畢沙羅（Camille Pissarro）*新的油畫，在同一天里，古斯塔夫·多雷（Gustave Doret）指揮樂團演奏了克勞德·德彪西（Claude Debussy）的《牧神午后》（圖 7.11）。此外，藝術的發展沒有顯示出任何與能量時代相稱的特征：法國南部新石器時代洞穴中的動物繪畫、希臘和意大利南部古典神廟的比例、來自法國修道院的中世紀頌歌的聲音，與胡安·米羅（Joan Miró）色彩繽紛的作品、丹下健三（Kenzo Tange）的建筑曲線、拉赫瑪尼諾夫（Rachmaninov）音樂的魄力和憂思相比，現代氣息絲毫不落下風，而且同樣迷人且令人愉悅。 圖7.11 卡米耶·畢沙羅的油畫《蒙馬特大道，春曉》，繪于1897年（來源：Google Art Project）
在整個20世紀，能量的使用水平與享受政治和個人自由關系不大：在能量豐富的美國和能量匱乏的印度，能量的使用都有所增加；而在儲量豐富的蘇聯，能量的使用卻受到了限制，在今天仍處于能量稀缺狀態的巴基斯坦也是一樣。二戰后，蘇聯和蘇聯的一些加盟共和國相比于西歐資本主義國家使用了更多的能量，卻無法為人民提供與西歐同等水平的生活質量。今天能量豐富的沙特阿拉伯的自由評級遠低于能量匱乏的印度（Freedom House 2015）。
人均能量使用量和個人對生活幸福的主觀感受之間也不存在任何強聯系（Diener, Suh, and Oishi 1997; Layard 2005; Bruni and Porta 2005）。生活滿意度指數*高的20個國家不僅包括能量豐富的瑞士和瑞典，還包括不丹、哥斯達黎加和馬來西亞等能量使用量相對較低的國家；日本（第90位）還排在烏茲別克斯坦和菲律賓之后（White 2007）。根據2015年世界幸福指數報告，墨西哥、巴西、委內瑞拉和巴拿馬等能量使用相對中等的國家躋身前25名，領先于德國、法國、日本和沙特阿拉伯（Helliwell, Layard, and Sachs 2015）。
滿足人類的基本需求顯然需要一定水平的能量投入。但國家間的比較清楚地表明，隨著能量消耗的增加，生活質量的進一步增益逐漸趨于平穩。那些更關注人類福利而非無謂消費的社會可以達到更高的生活質量，與浪費奢靡的國家相比，它們使用的燃料和電力只占很小一部分。日本和俄羅斯、哥斯達黎加和墨西哥，或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之間的對比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點。在所有這些情況下，能量流動的外部現實與內部動機和決策比起來顯然是次要的。非常相似的人均能量使用量（例如俄羅斯和新西蘭的能量使用量）可以產生完全不同的結果，而截然不同的能量消費率也能導致驚人地相似的物質生活水平：韓國和以色列的人類發展指數幾乎完全相同，然而韓國的人均能量消耗比以色列高出約80%。
在觀察世界范圍內的高能結構和進程的實際特征時，物理事實表象背后的精神形象同樣重要。由于它們在能量投入、材料投入和操作方面的普遍要求，美國中西部、德國魯爾區、烏克蘭頓涅茨克地區、中國河北省、日本九州和印度比哈爾邦的高爐從表面上看是幾乎完全相同的。但如果考慮到所有的外部環境，它們實際并不相同。它們的獨特性與它們起源于其中并持續運作于其中的文化、政治、社會、經濟和戰略環境的混合體有關，也與由它們冶煉的金屬制品的*終用途和質量有關。
能量供應對人口增長的影響，是反映能量解釋功能有用性十分有限的另一個關鍵環節。相對*可靠的長期人口重建（包括歐洲和中國的人口歷史）顯示，連續的流行病和戰爭所引發的擴張浪潮與危機構成了長期的緩慢增長（Livi-Bacci 2000, 2012）。18世紀上半葉，歐洲總人口大約是公元時代開始時人口的兩倍；到了1900年，人口又增加了兩倍多。營養的改善肯定是主要原因。但如果我們認為它是唯一的潛在因素（McKeown 1976），就與平均食物攝入量的仔細重建呈現的結果不相匹配了（Livi-Bacci 1991）。
能量與文明(精裝) 作者簡介
瓦茨拉夫·斯米爾(Vaclav Smil)，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學杰出榮休教授，他是一位科學家、歷史學家，同時也是一名政策研究者。他是一位備受比爾·蓋茨和扎克伯格推崇的科學家和科普作家，經常現身世界經濟論壇和氣候變化國際圓桌會議，擔任主要發言人，在能源、環境、食品、人口、經濟、歷史和公共政策等方面均有突出建樹，并且非常善于進行跨學科研究。他著述頗豐，主要作品有《增長》《巨變》《美國制造》《能源神話與現實》《石油簡史》等。2010年，入選《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雜志評選的“全球百位思想者”。2013年，比爾·蓋茨在他的網站“蓋茨筆記”(Gates Notes)上寫下了如下文字：“沒有哪個作者的書能像斯米爾的新書那樣讓我滿心期待。”《科學》(Science)雜志則對他如此評價道：“他(斯米爾)悄悄塑造了整個世界對能量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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