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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大變局下中西現代化道路的比較 版權信息
- ISBN：9787511742032
- 條形碼：9787511742032 ; 978-7-5117-4203-2
- 裝幀：一般純質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世界大變局下中西現代化道路的比較 本書特色
如何認識金融帝國？ 如何理解新自由主義、民粹注意、科學社會主義？ 本書給你一個精辟易懂、耳目一新的世界！
世界大變局下中西現代化道路的比較 內容簡介
本書作者是在金融資本悖論邏輯的框架下來揭示當代資本主義危機的原因、診斷金融資本引領全球化的限度。全書主要是圍繞著如下五個問題展開的：（1）金融資本引領全球化的限度；（2）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和政策體系的危機；（3）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解釋力和實踐能力；（4）落后國家尤其是中國道路探索的世界意義；（5）全球化轉向與21世紀馬克思主義的復興。本書實際上是在當代資本主義危機和全球化轉向的基礎上，勾畫了一幅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馬克思主義方案。
世界大變局下中西現代化道路的比較 目錄
前言……………………………………………………………………………………4
**篇 金融資本積累與西方的危機……………………………………8
**章 西方金融資本主義下的寄生階級、債務通縮與大蕭條——兼評邁克爾·赫德森的金融資本主義批判理論………………………………………………………9
第二章 英國左翼學者眼中的世界變局——以牛津、劍橋等大學的六教授為例27
第三章 英美右翼民粹主義崛起背景下左翼運動的分化、轉向和挑戰——兼評牛津大學喬納森?沃爾夫教授的西方時局觀…………………………………………38
第四章 英美右翼民粹主義崛起與左翼運動的轉向——訪英國著名馬克思主義學者戴維?麥克萊倫教授………………………………………………………………56
第五章 新冠疫情下英美右翼民粹主義的困局與左翼運動的挑戰——訪英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塞耶斯教授…………………………………………………………75
第二篇 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87
第六章 金融資本全球化的限度與21世紀馬克思主義的復興 ——第二屆世界馬克思主義大會專題評述……………………………………………………………88
第七章 國外馬克思主義學者對21世紀世界社會主義前景的展望——第二屆世界馬克思主義大會專題評析……………………………………………………100
第八章 西方新民粹主義崛起背景下再論東方社會主義探索的世界意義——對話英國牛津大學蘇聯問題專家大衛?普里斯蘭…………………………………117
第三篇 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及其意義………………………131
第九章 中國模式的70年成就及其世界意義——17位國外左翼學者的視角……………………………………………………………………………………132
第十章 世界歷史視野下中國道路的制度潛能和意義——北京大學第二屆世界馬克思主義大會專題評述……………………………………………………………146
第十一章 世界經濟變局下中國道路的制度價值——國外左翼學者對中國的認知、評價和建議……………………………………………………………………159
第十二章 全球化轉向時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新自由主義的制度競爭力——第二屆世界馬克思主義大會“經濟學”專題評析…………………………………172
第四篇 中國道路與人類命運共同體………………………186
第十三章 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的價值觀基礎——第二屆世界馬克思主義大會哲學專題評述…………………………………………………………………………187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共產黨宣言》的空間邏輯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 ——第二屆世界馬克思主義大會紀念《共產黨宣言》專題述評……………………194
第十五章 晚期金融資本帝國的現代性危機與社會主義對全球現代性的重塑——第三屆世界馬克思主義大會外國學者對當下全球變局的觀察評析……………204
展開全部
世界大變局下中西現代化道路的比較 節選
**章 西方金融資本主義下的寄生階級、債務通縮與大蕭條 ——兼評邁克爾?赫德森 的金融資本主義批判理論 本章提要：金融資本生成于產業資本、商業資本和銀行資本的壟斷融合。在支配生產、流通和信用的基礎上，金融資本通過定價權、金融投機、地產尋租、支配國債、濫用貨幣發行權等途徑而建立了一套寄生性的積累機制。隨著金融資本對生產關系的全面支配，金融資本的寄生性積累也越來越系統化、自主化，寄生階級的統治也越來越不容易從外部加以克服，但同時，金融資本內部自否定的邏輯卻表現得越來越強烈。金融資本的寄生性積累導致債務膨脹和產業萎縮相互加強的危機，即債務通縮危機。新自由主義量化寬松的反通縮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舊版大蕭條，卻導致了更難以解決的新版大蕭條。美國學者赫德森把對金融資本寄生性積累的批判納入到從古典政治經濟學到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傳統中，從金融資本的寄生性積累的角度探討了西方經濟、政治危機的根源，雖然赫德森的金融資本批判理論還因缺乏辯證邏輯而有一定的缺點，但是其基本的理論方向值得肯定。 金融資本生成于產業資本、商業資本和銀行資本的壟斷融合。金融資本支配了生產、流通和信用，通過生產革命、流通革命、信用革命來積累，這推動了價值革命，推動了勞動的社會化，可以看作是金融資本的生產性積累。另一方面，金融資本又通過壟斷利潤、金融投機、地產尋租等途徑而建立一套寄生性的積累機制。金融資本的寄生性積累造就了現代社會的新寄生階級，即新的金融貴族。當代西方金融資本主義下的新寄生階級和古代社會、近代早期西方社會以及**、第二次工業革命時代的寄生階級之間既有一致性，又有重大的差異性。20世紀下半葉以來，隨著金融資本對生產關系的全面支配，金融資本主義下的新寄生階級也具有越來越強的自主性，越來越難以從外部撼動。但與此同時，金融資本內部的危機卻越來越深重了。金融資本主義下新寄生階級的積累，導致債務膨脹和產業萎縮相互加強的危機，即債務通縮危機；這樣的危機被認為是導致1929年大蕭條的原因。新自由主義以“量化寬松”的政策，來避免1929年那樣的斷崖式的大蕭條，卻導致了更加難以解決的新版大蕭條。 一、寄生階級從古代到金融資本主義時代的發展 私有制包含著生產性積累和寄生性積累兩個方面。一定形式的私有制當其生產性的一面占主導地位時，它主要表現出推動社會歷史進步的一面，而當這種所有權關系的寄生性積累日益膨脹并達到一定臨界點時，其阻礙社會歷史進步的性質就表現為主要的一面。 **，古代社會中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的寄生性。階級社會是從原始公社解體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戰爭推動了原始社會的解體。從戰爭中發展起奴隸制、農奴制等新的社會形式。但是，如馬克思所說，原始公社的生命力比閃族社會、希臘社會、羅馬社會以及其他社會的生命力要強大得多:“日耳曼人在所有被征服的地區引入的新公社，由于繼承了古代原型的特征，在整個中世紀時期，成了人民自由和人民生活的唯一中心” 。在亞洲中央集權的古代，例如，在中國，國家是*高的地主，“主權就是在全國范圍內集中的土地所有權” 。在郡縣制度的中央集權之下，統一了文字、度量衡，國家逐步放松對人丁的控制，賦稅向財產稅轉化，稅收從按人丁征稅轉變為按戶資、按田產征稅。大河灌溉系統得到治理，促進了生產、推動了民族的形成，帝國表現出其生產性積累的一面，但同時，在推動生產發展的基礎上，古代帝國的寄生性也日益發展：官場中各等級靠在農民身上吮血吸髓過活，各種名義的稅賦越來越高，這被明清思想家黃宗羲稱為“積累莫返之害”。關于古代國家所具有的寄生性積累和生產性積累的二重性，馬克思從國家的雙重職能上進行了論述。馬克思指出：“在亞洲，從遠古的時候起一般說來就只有三個政府部門：財政部門，或者說，對內進行掠奪的部門；戰爭部門，或者說，對外進行掠奪的部門；*后是公共工程部門。” 從古代社會的縫隙中發展起商業資本，在商業資本對貨幣財富集中的基礎上，又發展起高利貸資本。高利貸剝削小農，像寄生蟲一樣吸在小生產者身上，使之精疲力竭、虛弱不堪，使其再生產在每況愈下的條件下進行。高利貸資本“不是發展生產力，而是使生產力萎縮” 。 第二，近代重商主義時期金融資本的寄生性。近代世界歷史的重要要素之一，是金融資本在西歐的興起。蒙古帝國使歐亞大陸的貿易聯系更加緊密，意大利北部的城市國家成為在歐亞大陸貿易鏈條的終端，控制著從黑海、紅海到地中海那條貿易路線。在威尼斯、弗洛倫薩、熱那亞、米蘭等，那些大商人、大船主，造船、造奢侈品，壟斷貿易、設立銀行、支配地產，經營國債，得到教廷、教皇、大公貴族、西歐的國王等勢力的支持。商業、產業、信用、地產、國債等貨幣資本活動的幾個領域融合到一起，產生了*初的金融資本。佛羅倫薩的統治者美迪奇家族本身就是大金融資本家。金融資本把國家暴力變成資本擴張的工具。當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崛起時，意大利北部的商業金融資本失去了與東方母體貿易的聯系，便強烈要求開辟到東方去的新航線，由此觸發了大航海時代的商業革命。與印度洋、中國南海中沒有政權保護的商人不同，與國家暴力相結合的西方商業金融資本很快把這些東方商人打敗，把印度洋的貿易、南海的貿易、東亞的貿易掌握在自己手中，在此過程中，歐洲商業金融資本發現并開發了新大陸，獲得了移民基地，建立了三角貿易。荷蘭在東方建香料生產基地，大英帝國把印度變成了完全的殖民地。在這個時代，從貨幣經營業和信用中發展起來的銀行資本，是與高利貸資本相對立的，是商業資本家為擺脫高利貸資本的剝削而建立起來的新的信用制度。銀行發行股票，組織商業信用公司，為商業資本提供低成本的長期信貸從而排除掉過去的那種高利貸。重商主義時期的商業金融資本改造了官僚和軍隊，改變了宮廷的國際政策，改造了封建特權、官僚監護的制度，它把土地貴族描繪成缺乏活動能力的、只顧貪圖享受的寄生階級加以批判。 第三，**次工業革命時期金融資本的寄生性。商業金融資本推動了世界市場、國際貿易、殖民主義、國債制度，推動了工場手工業的發展，為工業革命準備了早期的世界市場。工業革命使土地所有權的統治變得更加不能忍受了。古典政治經濟學對土地所有權的寄生性質進行了批判，認為私人土地所有權只是阻礙產業資本自由發展的累贅。在李嘉圖看來，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地租越來越高，導致利潤率下降。這個趨勢發展下去，資本投資將逐漸停止，資本主義經濟將走向末日。馬克思繼承并發揮了古典政治經濟學對土地私有權的批判，指出：“土地所有者妨礙國民年收入的增長，阻礙資本的積累……，引起普遍的衰退，并且像高利貸一樣剝削現代文明的一切利益，而沒有對現代文明作絲毫貢獻” 。工業革命之后，圣西門主義者從產業資本的角度進一步批判了高利貸資本，并把銀行家描述為工業的組織者。馬克思也把經營信用的銀行和高利貸資本對立起來，但是馬克思又深刻地揭示了銀行資本自身的寄生性趨勢。馬克思指出：股份公司、信用制度“在一定部門中造成了壟斷，……一種新的金融貴族，一種新的寄生蟲” 。馬克思揭示了銀行資本轉化為新的高利貸資本的趨勢：“高利貸本身不僅依然存在，而且在資本主義生產發達的國家，還擺脫了一切舊的立法對它的限制。對于那些不是或不能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意義上進行借貸的個人、階級或情況來說，生息資本都保持高利貸資本的形式。例如，在下列場合：或者出于個人的需要去到當鋪進行借貸；或者把錢借給那些享樂的富人，供他們揮霍浪費；或者借給那些非資本主義的生產者，如小農民、手工業者等等，即自己仍然占有生產條件的直接生產者；*后，借給那種經營規模很小，接近于自食其力的生產者的資本主義生產者。” 第四， 第二次工業革命時期金融資本的寄生性。19世紀下半葉發生的第二次工業革命推動了勞動的社會化，推動了產業資本、商業資本、銀行資本的壟斷融合，推動了新型金融資本的產生。金融資本支配了生產、流通、信用，支配森林、地產、礦山、鐵路，支配財政稅收，支配資本輸出。希法亭用“高利貸資本-銀行資本-金融資本”的三段論來概括金融資本的歷史地位，把金融資本看作是在銀行資本的基礎上發展到新形式的高利貸資本。列寧著重指出了金融資本的寄生性和腐朽。以“剪息票”為生，根本不參與任何企業經營、終日游手好閑的食利者階層大大地增長起來。金融資本的資本輸出使資本輸出國變成食利國、高利貸國、債權國。利息、股息、發行證券、進行投機等方面的收入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相對意義愈來愈大了。金融資本的寄生性和舊軍事官僚帝國、舊殖民主義的寄生性相結合。壟斷地占有廣大、富饒或地理位置方便的殖民地，給靠剝削幾個海外國家和殖民地的勞動為生的整個國家打上了寄生性的烙印。瓜分中國的前景，使霍布森作出了這樣一種經濟上的估計：西方國家將產生極少數“從遠東取得股息和年金的富豪貴族，連同一批人數稍多的家臣和商人，為數更多的家仆以及從事運輸和易腐壞產品*后加工的工人。主要的骨干工業部門就會消失，而大批的食品和半成品會作為貢品由亞非兩洲源源而來。” 舒爾采 —格弗尼茨認為：“歐洲將把體力勞動，起初把農業勞動和礦業勞動，然后把比較笨重的工業勞動，推給有色人種去干，自己則安然地當食利者。” 在英國，愈來愈多的土地不再用于農業生產，而成了專供富人運動作樂的場所。英國食利者的人數約有100萬。食利者人數增加的同時，生產工人占人口總數的比例卻在下降。英國工人在人口總數中所占的百分比 1851年 23％ ，1901年 15％。帝國主義在工人中間也分化出一些特權階層，使他們脫離廣大的無產階級群眾 。 第五，第三次工業革命以來金融資本的寄生性與寄生階級自主性的增強。在兩次世界大戰后，舊殖民帝國解體了，但殖民帝國的根基即金融資本在西方主要國家保存了下來，并獲得了新的發展。舊殖民主義體系瓦解之后，金融資本基于軍事官僚帝國和舊殖民主義的寄生性積累被削弱了，但是，金融資本基于自身自身經濟統治能力的寄生性積累卻增強了。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新科技革命的基礎上，金融資本支配了全球化，支配了產業鏈、商業鏈和信用鏈的核心環節，支配了后發國家核心資源、核心產業、商業組織、銀行和信用體系、國家財政，借助壟斷價格、地產尋租、金融投機、支配國債、控制貨幣發行等等而建立一套剝奪性、投機性、寄生性的積累機制。金融資本的寄生性積累越來越系統化、自主化，造成的社會危機也越來越不容易從外部加以克服。但是，金融資本內部自我否定的邏輯卻表現出來了。金融資本這種自我否定邏輯的集中表現就是金融資本寄生性積累所導致的債務膨脹和生產萎縮相互加強的危機，即債務通縮危機。
世界大變局下中西現代化道路的比較 作者簡介
宋朝龍（1977.02—），男，安徽亳州人。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副院長，中國高等教育學會馬克思主義研究分會副理事長、秘書長。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管理信息系統專業學士，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科學社會主義專業碩士、博士，芝加哥大學訪問學者。研究方向為：金融資本批判與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出版了《社會生產方式的二重結構——技術決定論批判》、《邊緣社會主義的起源》等專著2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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