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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與社會譯叢:臨床醫學的誕生(精裝) 版權信息
- ISBN：9787544790109
- 條形碼：9787544790109 ; 978-7-5447-9010-9
- 裝幀：一般純質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人文與社會譯叢:臨床醫學的誕生(精裝) 本書特色
臨床醫學不是被發明出來的，而是有待于被發現；米歇爾??福柯顛覆性重構現代醫學誕生歷史 福柯的大多數研究致力于考察具體的歷史，由此開掘出眾多富有沖擊力的思想主題，從而激烈地批判現代理性話語。在本書中，福柯以“空間、語言、死亡”為線索進行追溯，描繪了18、19世紀醫學科學的一系列深刻變化。不同于傳統的醫學史所關注的歷史上杰出的醫生、偉大的醫學理論，福柯把目光轉向了醫學話語以及圍繞醫學話語的非話語實踐，并力圖揭示話語背后的權力關系。 《瘋癲與文明》姊妹篇，一部用肉身重構的人類文明史 為隔離不正常的人而設立的醫院、作為符號的癥候化的疾病、醫學權力凝視下的身體。繼《瘋癲與文明》探討近代西方的心靈歷程后，福柯在本書中揭露近代西方的肉體經歷：現代醫學并非萌生于自由的啟蒙花園，而是建立在對“異常”生命的規訓之上。本書在出版后的半個多世紀中，被譯介成20余語種，經典不衰。 新增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藍江萬言導讀，探索新時代生命政治的潛在線索 從家庭到醫院，從“健康”到“正常”，解剖知識的應用，科學的“凝視”……我們習以為常的就醫方式背后，是認知和社會結構的一系列深刻變化。對于受疫情洗禮的21世紀人類，反思這些文化轉變的影響，或能獲得更多啟示。新版特別邀請了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藍江撰寫萬言導讀，幫助讀者在新的社會語境下更好地審視醫學的話語與實踐。
人文與社會譯叢:臨床醫學的誕生(精裝) 內容簡介
《臨床醫學的誕生》是米歇爾??福柯的一部醫學史研究專著，探討現代意義上的醫學，也就是臨床醫學的誕生的歷史。作者以18、19世紀眾多著名的臨床醫學家的著作和各種相關領域的文獻為依據，從歷史和批評的角度研究了醫學實踐的可能性和條件，描繪了醫學科學從對傳統醫學理論的絕對相信轉向對實證觀察的信賴，從封閉式的治療轉向開放式的治療，從而導致在臨床診斷中諸如征候、癥狀、言語、病人、病體、環境等一系列因素和其相互關系的重新組合，及醫學認識的深刻改造這樣一個完整的過程。
人文與社會譯叢:臨床醫學的誕生(精裝) 目錄
前 言
**章 空間與分類
第二章 政治意識
第三章 自由場域
第四章 臨床醫學的昔日凄涼
第五章 醫院的教訓
第六章 征候與病例
第七章 看與知
第八章 解剖一些尸體
第九章 可見的不可見物
第十章 熱病的危機
結 論
**章 空間與分類
第二章 政治意識
第三章 自由場域
第四章 臨床醫學的昔日凄涼
第五章 醫院的教訓
第六章 征候與病例
第七章 看與知
第八章 解剖一些尸體
第九章 可見的不可見物
第十章 熱病的危機
結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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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與社會譯叢:臨床醫學的誕生(精裝) 節選
第四章 臨床醫學的昔日凄涼 醫學知識應該在病人床邊形成的原則，并不是起源于18世紀末。醫學里的許多革命，即使不是所有的革命，都是在這種臨床經驗的名義下進行的，以這種經驗作為主要資源和固定規范。但是，決定這種經驗的柵網本身在不斷地變化—這種柵網決定了如何獲得這種經驗，如何把經驗接合成可分析的因素，如何找到一種話語程式。不僅疾病的名稱、癥狀的組合都是不一樣的，而且應用于病人身體的基本感知符碼，觀察對象的領域，醫生凝視所穿越的人體表面和深層，這種凝視的整個指向體系也發生變化。 自18世紀起，醫學在講述自己的歷史時總是給人造成一種印象，似乎病人床邊一直有恒久而堅實的經驗的位置。這種經驗不同于理論和體系，因為理論和體系始終變動不居，用它們的種種思辨掩蓋了臨床現象的純粹性。這種理論性被認為是造成持續變化的因素，醫學知識的各種歷史變異的出發點，各種沖突與衰亡的場所；醫學知識正是用這種理論因素掩飾了自己脆弱的相對性。相反，臨床經驗被認為是促成醫學知識正向積累的因素；正是這種對病人的經常凝視，這種歷久彌新的關注，使得醫學不會因出現一種新的思考而全盤作廢，而是能夠在其喧囂的歷史情節層次之下保存下來，逐漸地呈現出一種明確的真理形象，這種真理即使不是徹底的，至少也是發展的，具有持續的歷史性。人們通常認為，在臨床經驗的恒定性中，醫學把真理與時間聯系在一起。 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醫學史就是借助這些帶有神話色彩的說法拼湊而成。據說，正是在臨床經驗中，醫學發現自身的可能起源。在人類之初，在有各種虛妄的信仰、各種體系之前，醫學完全是病痛和治療方法之間的一種直接關系。這種關系屬于本能與感覺，而還談不上經驗；它是由個人針對自身而確立的，尚未進入社會網絡：“病人憑感覺知道哪一種姿勢使他舒服些或更難受。”健康人能夠觀察到這種無須知識的介入就建立起來的關系；而這種觀察本身并不是進一步認識的契機；它也不是一種有意識的行動；它是自發而盲目的：“在此有一個神秘的聲音告訴我們：凝視自然”；它會自行衍生，從一個人傳遞給另一個人，從而變成一般的意識形式，每一個人都同時成為這種意識的主體和對象：“所有的人毫無區別地運用著這種醫學……每個人的經驗都傳遞給別人……這種認識從父輩傳給子孫。”在成為一種知識以前，臨床經驗是人類與自身的一種普遍關系：那是醫學的極樂時代。當人類懂得書寫和秘密之后，衰敗就開始了，即這種知識被一個特權集團所瓜分，凝視與言說之間那種既無障礙又無限制的直接關系也瓦解了：人們所了解的東西一旦經由知識秘傳方式來傳遞，就再也不能交流給別人，也顛倒了實踐用途。 毫無疑問，醫學經驗在很長時間里依然是開放的，并成功地維持了看（voir）與知（savoir）之間的平衡，從而使自己免于錯誤：“在遙遠的時代，醫術是在其對象在場的時候傳授，年輕人是在病人床邊學習醫學”；病人經常被收容在醫生自己的家里，學生跟隨著老師從早到晚巡視病人。希波克拉底似乎是這種平衡狀態的*后一位證人和*曖昧的代表：［公元前］5世紀的希臘醫學似乎不過是這種普遍而直接的臨床經驗的符碼化匯總；它構成了*早的總體意識，在這種意義上，它看上去與原始經驗一樣“簡樸而純粹”；但是由于它為了“方便其學習”和“縮短學習時間”而把這種經驗組織成一個體系，因此在醫學經驗里便引進了一個新的維度：這是一種知識的維度，這種知識本身不包括凝視，因此可以名副其實地說它是盲目的。這種不具有觀看功能的認識乃是造成各種錯覺的根源：一種任由形而上學作祟的醫學可以大行其道：“在希波克拉底把醫學簡化成一個體系之后，觀察就被拋棄了，而哲學則被引入醫學。” 這猶如一次重大的日食，由此開始了各種體系的漫長歷史，其中要理解這種在18世紀末常能見到的理想化描述，必須參照后來的臨床醫學制度與方法：這種描述賦予了它們一種普遍的、歷史的地位。它在描述它們時，仿佛是在把一種永恒的真理重新放置進一種連續的歷史發展中，而各種事件則構成一個否定的序列：遺忘、錯覺和隱匿。事實上，這種重新撰寫歷史的方式本身就逃避了一種更真實也更復雜的歷史。它在掩蓋這種歷史時，把所有的病例（cas）都按照這個詞的古老意義納入臨床方法；由此，它認可了后來所有的簡化說法，于是臨床醫學也就變成僅僅意味著對個人的檢查。 為了理解臨床經驗的意義與結構，我們首先必須重新撰寫體現了將其組織起來的那種制度的歷史。從編年系列的角度看，直到18世紀*后幾年，這種歷史是極其有限的。 1658年，弗朗索瓦??德拉布埃（Fran.ois de la Boe）在荷蘭萊登的醫院里開設了一所臨床醫學學校；他還將隨后的一系列觀察報告結集成《醫院學院》（Collegium Nosocomium）予以發表。他的后繼者中*有名的是布爾哈夫（Boerhaave）。自16世紀末，意大利帕多瓦大學可能已經設了一個臨床醫學的教職。不管怎樣，正是在萊登，由布爾哈夫及其弟子在18世紀開創了歐洲各地設立臨床醫學的教職或研究所的潮流。1720年，布爾哈夫的一些學生在愛丁堡大學進行改革，按照萊登模式設立了一所教學醫院；倫敦、牛津、劍橋和都柏林都有人效仿他們的榜樣。1733年，范斯維登（Van Swieten）根據要求提交了一份在維也納醫院建立臨床講座的計劃：**位講座教師是布爾哈夫的學生德哈恩（de Haen），他的后繼者先后是斯托爾（Stoll）和這些看上去都是確鑿的事實。為了理解它們的意義，確定它們所引起的問題，我們首先應該考察一系列有可能貶低它們的重要性的評論。對每個病例進行檢查，對它們進行詳細記錄，對它們做出一種可能的解釋，這些都屬于醫學經驗中一種悠久而堅實的傳統；組建臨床講座與醫學對個體事實的發現無關；自文藝復興以來發表的無數病例匯編足以證明這一點。此外，人們普遍承認需要通過實踐來進行教學：實習醫生到醫院見習當時已是普遍現象；有些實習醫生住在醫院里，在一名醫生的指導下實習，從而完成他們的訓練。既然如此，這些臨床建制究竟有何新奇和重要之處，以至于在18世紀，尤其是在該世紀尾聲，人們給予它們那么高的評價？這種原始臨床講座（proto-clinique）在哪方面既不同于從來與醫學密不可分的那種自發的實踐，又不同于后來集特定的經驗、分析方法和教學方式于一身的那種復雜而一致的臨床體系？它可以被歸因于18世紀醫學經驗（它與這種經驗是同時代產物）所特有的一種特殊結構嗎？ 一、 這種原始臨床講座不僅僅是一種持續的和集體的病例研究：它必須把疾病分類學的那種有組織的實體聚合在一起，并使之成為可感知的。因此，這種臨床講座既不能像醫生的日常實踐那樣對所有的人開放，也不能像它后來在19世紀時那樣專門化：它既不是人們選定的研究對象的封閉領域，也不是人們被迫接受的東西的自由統計領域；它是用一種有教益的理想經驗整體來完成自己的軌跡。它的任務不是標示出病例，顯示其值得注意之處和特征，而是顯示疾病的完整歷程。愛丁堡的臨床醫院在很長時間里是這方面的一個典范；它的組織原則是，應能將“那些顯得*有教益的病例”收集到一起。在成為病人與醫生之間的碰撞之前，在成為一個將被解讀的真理與一種無知之間的碰撞之前，為了實現這種碰撞，臨床講座必須在基本建構方面成為一個結構完整的疾病分類學場域。 二、 它與醫院的連接方式是很獨特的。它不是醫院的直接延伸和表現，因為一種選擇原則成為它們之間的一種界限。這種選擇不是單純的數量考慮，盡管蒂索主張一個臨床講座的病床數目*好不超過三十個；它也不僅僅是質量方面的選擇，盡管它往往偏重那些具有較高教學價值的病例。通過選擇，臨床講座也就很自然地改變了疾病的表現方式以及疾病與病人之間的關系；在醫院里，醫生面對的是個人，后者碰巧攜帶了某種疾病；醫院醫生的職責是發現病人身上的疾病；疾病的這種內在性意味著，它往往隱藏在病人身體里，就好像是一種密碼。在臨床講座里，醫生面對的是疾病，后者被不同的人所攜帶：這里出場的是疾病，它存在于適合它的實體里，這種實體不是病人的身體，而是疾病的真理實體。正是“各種不同的疾病成為文本”：病人不過是媒介，有時處于復雜而混亂的狀態，但是需要通過他才能閱讀文本。在醫院里，病人是他所患疾病的主體，也就是說，他就是一個個案；在臨床講座里，人們面對的僅僅是病例，病人是他所患疾病的一個偶然插曲，是疾病碰巧占有的一個臨時對象。 三、 臨床講座不是發現某種尚未認識的真理的工具；它只是處置已經占有的真理以及使之系統地展示出來的一種特定方式。臨床講座是一種疾病分類學舞臺，而學生一開始不了解其入門鑰匙。蒂索主張讓學生自己花時間來尋找。他建議，在臨床講座里，每兩名學生負責一個病人；他們應獨立地檢查這名病人，“要穩重、文雅、親切，使這些不幸者感到寬慰”。他們應該首先詢問他的籍貫、風土、職業、以往的病史、目前疾病的起因和已經采取的治療情況；然后他們應該檢查他的生活機能（呼吸、脈搏和體溫），他的自然機能（是否干渴、胃口如何、排泄情況），他的動物機能（感覺、官能、睡眠、疼痛）；他們還應該“觸摸腹部，以確定內臟的情況”。但是，他們究竟應該尋找什么？應該用何種解釋原則來指引他們的檢查？在被觀察的現象、已知的先例和已被注意的紊亂失調這三者之間應該建立何種聯系？這些足以使我們宣布一個疾病的名稱。一旦確診，就可以接著“自問：這個病人出了什么毛病？需要醫治什么？”很容易地推導出病因、預后以及醫囑。與后來的檢查方法相比，蒂索推薦的這種方法除了個別細節外，可以說是極其周到了。這種問診與“臨床檢查”之間的差別就在于，前者沒有對患病機體的清查；人們保留了那些使人們可以觸及一把理想鑰匙的因素：這把鑰匙有四個功能，因為它既是一種命名方式，又是一種協調原則，既是一種演變法則，又是一套告誡。換言之，掃視病體的凝視只有通過名稱這一獨斷階段，才能獲得它所尋求的真理，在名稱中包含著雙重真理：一方面是隱匿的、但已顯露的疾病的真理，另一方面是可以從后果和方法清晰地推導出來的真理。因此，真正具有分析和綜合力量的，不是凝視本身，而是一種話語知識（savoir discursif）的真理，后者是從外面補充進來的，是對學生細心凝視的一個獎勵。在這種臨床方法中，被感知事物的濃密完全掩藏了能夠為事物命名的、專橫而簡明的真理，因此，關鍵不在于檢查，而在于譯解。 四、 在這種情況下，不難理解，臨床教學只能有一個方向，即自上而下，用現有知識來教育無知者。在18世紀，只有從事教學的臨床診所，而且其功能十分有限，因為人們并不承認醫生能夠隨時用這種方法讀解大自然放置在疾病里的真理。臨床實踐只注重教學，而且是極其狹義的，即單純由老師向學生傳授。臨床醫學本身不是一種經驗，而是前人經驗的摘要，以便于別人使用。“教授告訴學生為了更容易地看到和記住各種對象，應該按照什么次序來觀察它們；他使他們少走彎路；他讓他們能夠利用他的經驗。”臨床教學絕沒有想借助凝視來發現什么，而僅僅是復制了示范講解的技術。這正是德佐對自己從1781年起在主宮醫院（H.tel-Dieu）講授的臨床外科課程的理解：“他把*嚴重的病人帶到聽眾眼前，對他們的疾病加以分類，分析疾病的特征，介紹將采取的措施，進行必要的手術，解釋他的方法和理由，然后每天講解病情變化，*后展示病人治愈后的狀態……或者用尸體來展示使他的醫術不起作用的那些變化。” 五、 德佐的例子表明，這種言語本身雖然在本質上可能是為了訓誨，但必須承受未來結果的裁決和風險。在18世紀，臨床教學不是一種醫學經驗的結構，但它至少在下述意義上是一種經驗：它是一種試驗，一種必須由時間來證實的知識試驗，一種由結果來證明處方對錯的試驗，而且是在由學生組成的陪審團面前進行的。這就好像是在證人面前進行一場與疾病的較量，而疾病自己有要說的話，盡管有獨斷的言語給它命名，疾病卻有自己的語言。因此，老師講授的課程有可能轉過來反對老師，推翻老師的無稽之談，提供自然本身的教訓。卡巴尼斯這樣解釋從一種錯誤的課程中吸取教益：如果教授犯了錯誤，“他的失誤很快就會被自然揭穿……自然的語言是不能壓制，也不能改變的。這些失誤甚至會被證明比他的成功之處更有教益，因為它們能使學生對不太注意的錯誤印象更深”。因此，正是在老師確診失誤時，在時間證明其可笑時，自然的運動就會昭顯出來：知識的語言安靜下來，人們能夠凝神觀看了。這種臨床試驗是十分誠實的，因為它是根據每天更新的契約來下賭注的。在愛丁堡的教學診所，學生們對所有的診斷、每次查房時的病人狀況以及一天之內使用的藥物都記錄在案。蒂索也主張建立醫療日志。他在給菲爾米安伯爵的呈文中描述了理想的教學診所，其中還主張逐年出版這些日志。*后，對醫治無效而死亡的病例，應該用解剖來做出*后的確認。因此，進行命名的學術性和綜合性言語是在對可能結果進行觀察的場域展開的，目的是建立一份觀察記錄。 總之，如此建立或設計的臨床制度依然主要出自現有的知識形式，因此不可能獲得一種適當的動力，而且單憑它自身的力量也不足以啟動醫學認識的普遍改造。它僅憑自身之力，既不能發現新的對象，形成新的概念，也不能擁有另外的醫學目光；它沒有發明出一套新的話語和實踐。 在18世紀，臨床教學已經不是簡單而純粹的病例認識，而是擁有復雜得多的形式。但是，它在科學認識的運動中還不是一個特殊的角色；它是一個邊緣結構，是與醫院場域接合而成的，但是具有與醫院不同的構型；它力求成為一種實踐，但是它更多的是一種形式，而不是一種分析；它圍繞著口頭說明把各種經驗組合起來，而這種口頭說明雖然不單純是傳授形式，但已大大地落后了。 然而在幾年之間，在該世紀的*后幾年，臨床教學經歷了急劇的改組：它脫離了借以誕生的理論語境，獲得了一個應用的場域，這一場域不再局限于那種只允許講述一種知識的場域，而是與知識誕生、接受驗證和自我實現的場域共同擴張：它將與全部醫學經驗合而為一。為此，它必須裝備上新的力量，脫離那種給它提供教訓的語言，自由地走上探索發現之途。
人文與社會譯叢:臨床醫學的誕生(精裝) 作者簡介
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 20世紀具有重要影響力的法國哲學家、社會思想家。對包括精神病學、瘋癲史、性、臨床醫學等在內的人文科學諸領域進行了廣闊而卓越的研究，《精神病與人格》《詞與物》《古典時代瘋狂史》《性史》《臨床醫學的誕生》等著作對于當代人文科學的研究都有著巨大而深遠的國際影響。 劉北成（1949— ） 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學術專長為世界近代史、西方思想史、史學理論。著有《福柯思想肖像》《本雅明思想肖像》，譯有《瘋癲與文明》《規訓與懲罰》《合法化危機》《社會權力的來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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