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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十四五” 版權信息
- ISBN:9787521734768
- 條形碼:9787521734768 ; 978-7-5217-3476-8
- 裝幀:一般純質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走向“十四五” 本書特色
肖鋼、蔡昉、都陽、陸磊、朱鴻鳴、劉曉春、梁紅、王信 聯袂打造,系統研究“十四五”時期重大經濟金融問題,深入挖掘和充分釋放強大國內市場優勢
走向“十四五” 內容簡介
《走向“十四五”》是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主辦的《徑山報告》項目2020年的研究成果,由綜合報告和6個分報告組成。 本書從我國強大國內市場優勢、儲蓄率變化、優選“寬貨幣、低利率”現象、提升金融體系適應性、金融支持民企發展、房地產金融發展、防范金融風險等角度對“十四五”時期重大經濟金融問題展開系統研究,提出政策建議。 本書提出,“十四五”時期中國經濟金融發展的內外部環境面臨三大變化:一是人口紅利和低勞動成本優勢趨于消失,二是后發優勢不再,三是相對有利的外部發展環境正在發生深刻改變。 面對國內外更加復雜嚴峻的形勢,“十四五”時期的中國經濟必須深入挖掘和充分釋放強大國內市場優勢,加快構建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靠前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一是,加大人力資本投入,提高技能人才占比,加快培育適合中國國情的養老體系;二是,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壯大國內消費市場;三是,構建支持民營企業發展的長效機制;四是,提升金融體系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適應性和協調性;五是,推進房地產金融改革,促進房地產業長期健康發展;六是,以更高水平金融開放應對日益復雜嚴峻的靠前環境,推動形成互利共贏局面;七是,保持金融穩定,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底線。
走向“十四五” 目錄
序?? 言 / I
摘?? 要 / VII
01 充分發揮我國強大國內市場優勢
我國強大國內市場優勢的內涵 / 005
強大國內市場與對外開放 / 020
市場潛力轉化為現實優勢的障礙與挑戰 / 026
主要結論與政策建議 / 034
02 中國儲蓄率變化、決定因素及其影響研究
中國儲蓄率的構成及其變化趨勢 / 047
中國居民儲蓄率的決定因素及其影響 / 060
儲蓄率變化對宏觀經濟的影響 / 073
儲蓄率與危機時期的政策反應 / 083
主要結論與政策建議 / 092
03 全球“寬貨幣、低利率”對我國金融業的影響
全球“寬貨幣、低利率”是近 150 年來罕見的貨幣現象 / 100
我國“三元悖論”框架下的政策選擇 / 119
新環境下銀行業面臨的挑戰與轉型 / 129
我國金融市場迎來新的發展機遇期 / 137
“寬貨幣、低利率”環境下的潛在金融風險 / 145
主要結論與政策建議 / 156
04 提升金融體系對經濟轉型升級的適應性
金融適應性四要素 / 168
面向“十四五”時期的金融適應性 / 181
我國金融適應性存在的不足 / 187
主要結論與政策建議 / 202
05 建設金融支持民營企業發展的長效機制
我國民營企業經營和融資現狀 / 209
民營企業融資困境的成因分析 / 233
主要結論與政策建議 / 255
06 房地產金融發展的困境與破解
房地產金融發展的現狀、問題及改革方向 / 285
構建多層次的市場化房地產金融體系 / 293
探索創新型的房地產公共金融體制 / 315
主要結論與政策建議 / 340
07 開放條件下防范金融風險的難點與對策
國內外新形勢下金融穩定面臨的挑戰 / 351
開放條件下防范金融風險的重點和難點 / 370
主要結論與政策建議 / 393
參考文獻 / 403
后記 / 417
走向“十四五” 節選
走向“十四五”:充分發揮強大國內市場優勢,塑造經濟金融新格局 面對國內外更加復雜嚴峻的形勢,在傳統優勢趨于消失的同時,中國經濟必須挖掘和釋放強大國內市場優勢的潛力。盡管我國強大國內市場優勢蘊藏著巨大潛力,但要將其轉化成現實優勢,充分發揮其效能,目前還面臨不少障礙和挑戰。 對此,筆者主要提出七項政策建議:一是加大人力資本投入,提高技能人才占比,加快培育適合中國國情的養老體系;二是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壯大國內消費市場;三是構建支持民營企業發展的長效機制;四是提升金融體系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適應性和協調性;五是推進房地產金融改革,促進房地產業長期健康發展;六是以更高水平金融開放應對日益復雜嚴峻的國際環境,推動形成互利共贏局面;七是保持金融穩定,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底線。 基本內涵 “十四五”時期中國經濟金融發展的內外部環境面臨著三大變化:一是人口紅利和低勞動成本優勢趨于消失,二是后發優勢不再,三是相對有利的外部發展環境正在發生深刻改變。面對國內外更加復雜嚴峻的形勢,在傳統優勢趨于消失的同時,中國經濟必須挖掘和釋放強大國內市場優勢的潛力。 中國強大國內市場優勢包含以下五個方面基本內涵。 **,新一代青壯年人口優勢。強大國內市場優勢首先是由我國超大規模的人口數量決定的。 2014 年以來,盡管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數量已經處于下降趨勢,但從國際比較來看,我國在未來較長時期內仍將擁有世界上相對規模*大的優質勞動力資源。這些青壯年人群(八零后、九零后、零零后)成長于中國經濟蓬勃發展的高速增長期,受教育程度高,是互聯網等新經濟時代的原住民,正在成為各行各業的生力軍,必將具有更強的創造力和國際競爭力。 第二,超大規模消費市場優勢。近年來,中國已經在越來越多的行業成為**大消費國。中等收入群體人數的快速增長是促使中國消費規模不斷壯大的重要原因。但在 2018 年,我國居民消費占 GDP 的比例僅為 39.4%,總消費率僅為 54.3%,不僅低于美國、日本、德國等發達國家,而且低于印度、巴西等新興市場經濟體。這意味著,未來我國消費率仍存在一定的上升空間。 第三,科技創新與技術產業化應用規模優勢。首先,強大國內市場意味著更高的新技術涌現概率。在數字通信、計算機技術、視聽技術等領域,中國的發明專利數量均處于領先地位。其次,強大國內市場還為新技術的產業化落地創造了更廣闊的空間、更豐富的應用場景和更充分的試錯機會。 第四,大規模金融市場優勢。當前,我國金融市場已經具備了成為大規模金融市場的潛力。一是中國金融市場的體量已經位居全球前列。二是中國金融市場擁有規模龐大、結構多樣的投資者群體。三是居民資產配置和財富管理需求持續增長。四是新冠肺炎疫情的沖擊加速了海外資金配置中國金融資產的需求。 第五,強大國內市場地區收斂優勢。強大國內市場內部較大的區域差距蘊含著增長潛力,落后地區追趕發達地區、縮小區域差距的過程是經濟增長潛力釋放、產業轉移升級、國內貿易增長的過程。但是,落后地區追趕發達地區的收斂效應并不是天然存在的,精準發掘區域優勢、釋放增長潛力是落后地區實現收斂效應的前提。 值得注意的是,強大國內市場并非一個封閉的國內市場,而是一個開放、包容、連通國際的市場,是世界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近年來,我國通過實施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為全球大規模的貨物服務貿易往來、跨境資金流動,以及為我國積極融入國際產業鏈、供應鏈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十四五”時期強大國內市場的開放優勢也將進一步得到發揮,從而促使國際國內要素有序自由流動,市場深度融合,助推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多重挑戰 **,人口結構演變和資產價格攀升共同制約了青壯年人口優勢發揮。我國面臨的人口老齡化壓力從“十四五”時期開始會日趨加大。勞動年齡人口占比持續下降,人口撫養比持續上升,老齡化時代的到來還可能引發一系列社會問題。特別是,居高不下的房價已經開始成為限制中青年人口由農村向城鎮、由小城鎮向大中城市流動的因素,進而約束了經濟增長動能和社會活力。高房價、高房租和高負債不僅加重了中青年人的生活負擔,抑制了即期消費,還造成了社會上的一些焦慮情緒。 第二,勞動者報酬偏低和結構性供給不足共同制約了超大規模消費市場潛力釋放。從需求端看,我國消費率偏低的*根本原因是勞動者報酬份額偏低,絕大部分普通勞動者的收入和消費能力有限。從供給端看,由于制度藩籬和市場發育不健全,存在大量需求旺盛但是缺乏供給的領域,從而限制了消費市場壯大,如醫療服務、養老保健服務、家政服務、中高品質物業服務、幼兒陪護和教育等。 第三,自主創新能力不足阻礙了科技產業化應用規模優勢發揮。當前,我國科技創新領域面臨較大挑戰,高技術產業領域主要以加工貿易方式參與全球產業鏈分工,核心部件和高端精密設備等領域“卡脖子”現象比較普遍,一些關鍵零部件嚴重依賴進口。高技能人才仍然短缺,支持創新發展的制度軟環境建設也有待優化。 第四,金融體系結構與超大規模經濟創新及高質量發展要求不相適應。一是我國金融結構失衡,金融服務新興產業和成長型企業的能力不足。二是衍生品市場對實體經濟的支持力度不夠。三是居民金融財產性收入增加,需要多元化、多層次、智能化金融產品和服務。四是中國金融市場雙向開放程度仍有待提升。 第五,國際國內營商環境制約了強大國內市場效應發揮。近年來,雖然我國營商環境得到了顯著改善,但與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還有不小的差距。各地區發展也很不平衡,中西部地區與東部地區的差距仍然較大,南方與北方差距有所擴大。此外,逆全球化趨勢給我國強大國內市場優勢帶來嚴峻挑戰。盡管我國擁有完整的超大規模制造業體系,進出口貿易總額高企,但我國在全球產業鏈價值鏈體系中的地位仍然偏低。 第六,金融風險不斷累積,給我國強大國內市場優勢發揮帶來新的挑戰。“十四五”時期是我國過去長期積累的金融風險進一步暴露的時期,也是國際環境變化和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沖擊帶來新的風險應對的關鍵時期。我國宏觀杠桿率繼續升高,國內金融市場波動加劇,跨境風險交叉傳染事件增多,技術風險引發的金融風險隱患明顯增多。 政策建議 (一)加大人力資本投入,提高技能人才占比,加快培育適合中國國情的養老體系 其一,持續加大人力資本投資,深化教育改革,出臺對青少年學習和探索數理化與生物等基礎科學的優惠扶持政策,營造鼓勵基礎理論研究的社會環境。 其二,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定位,高度重視房價大幅波動帶來的社會問題以及年輕人擇業問題,特別是房價過高會影響制造業發展,削弱產業鏈聚集效應,增大成本壓力,影響青壯年人口合理流動。 其三,加快培育適合中國國情的養老體系。構建家庭、社區、醫院、公共養老機構和商業養老機構并存互補、結構合理的多層次、多樣化養老服務體系,為青壯年勞動者做好未來養老的財務準備。 (二)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壯大國內消費市場 其一,適度提高勞動報酬在 GDP 中的比重,確保勞動者收入增長與經濟增長和勞動生產率增長相適應。從“十四五”時期開始,爭取用接下來三個五年規劃的時間,將我國的中等收入群體規模由當前的 4 億擴大到 8 億左右,實現“中等收入群體倍增”。 其二,大力推進新型城鎮化,形成大都市圈和城市群,適應農村人口向縣城聚集的需要,加快推進縣域產城融合。進一步推進鄉村振興戰略,逐步推動農業實現適度規模經營,提高農業的勞動生產率,增加農民集體土地財產性收入。 其三,加大供給補短板力度,針對醫療、養老、家政、物業、幼兒教育等需求旺盛而供給不足的領域,及時破除制度藩籬,引導勞動力、資本等要素資源的市場化配置。 (三)構建支持民營企業發展的長效機制 其一,堅持所有制中性原則和競爭中性原則,確保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一視同仁,實現公平競爭。進一步完善法律法規,修訂《中小企業促進法》,規范各級政府的擔保機制、方式和業務模式,嚴禁要求企業提供抵押等反擔保措施。同時,為應收賬款、知識產權、存貨、通用機器設備等擔保品的確權、流通、處置等立法,確保擔保品可確權、可評估、可流通。 其二,構建親清政商關系,優化地方政府職能,深化政府部門“放管服”改革。減少審批、核準和備案事項,強化政府監管標準的嚴格、統一、可預期,不斷改善營商環境。 其三,金融機構要轉變經營理念與方式,將支持民營企業發展作為業務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建立健全新型銀企關系,改進對民營企業信貸風險的管理,發展民營企業債券融資支持工具,發展以計算違約概率和違約回收率為核心的定價方法。 (四)提升金融體系對于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適應性和協調性 其一,大力發展股權市場,增加風險資本供給,強化金融的創新催化劑功能。繼續推進股票發行注冊制改革、市場化常態化退市制度改革,提升信息披露質量和水平,深化對外開放,并加大對資本市場違法犯罪行為的打擊力度。健全有利于股權融資發展的稅制體系。引導長期機構投資者開展創業風險投資和私募股權投資。 其二,要穩慎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搶抓機遇,打造全球人民幣金融資產配置中心。在“十四五”末期實現資本項目基本可兌換,完善開放、統一、普惠的跨境投融資體系,推動中國金融與世界金融融合發展,提升人民幣作為全球公共產品的服務功能。 (五)推進房地產金融改革,促進房地產業長期健康發展 其一,發展房地產證券化市場,改變過度依賴銀行融資的局面。抓緊落實基礎設施公募 REITs(房地產投資信托基金)試點,探索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及時完善相關規則。適時擴大底層資產類別,推動長租公寓和商業物業公募 REITs 發展。建立規范的房地產股權基金,降低房地產企業的資產負債率,實現項目風險隔離與有效管理,實行定制化收益分配。 其二,創新房地產金融服務,構建有效、包容、可持續的公共金融體系,推動公共租賃住房市場發展,滿足中低收入家庭的購房租房需求。進一步發揮政府、金融機構、民營企業等多個參與主體的作用,滿足中低收入家庭的合理購房需求。對于公共租賃住房建設,地方政府應提供無償或低價用地,建成后原則上只租不售,打包資產發行 REITs 進行再融資,滾動發展,降低地方財政負擔。 (六)以更高水平金融開放應對日益復雜嚴峻的國際環境,推動形成互利共贏局面 其一,練好金融市場化改革內功。持續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培育市場基準利率和收益率曲線,逐步形成以政策利率和利率走廊上下限為核心的市場化利率調控體系。深化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積極推進金融機構市場化改革。 其二,優化金融開放的體制機制。完善開放、統一、普惠的跨境投融資體系,構建開放多元、功能健全、富有彈性、競爭力強的外匯市場體系。建立以人民幣金融資產為基礎的國際金融中心。 其三,構建與更高水平金融開放相適應的現代金融治理體系。推進金融監管體制機制改革。建立開放經濟條件下多層次跨境資本流動宏觀調控體系。綜合運用逆周期宏觀審慎工具,及時對跨境資本流動進行預調微調,重點防范外匯市場的非理性行為和單邊貶值預期。完善關鍵領域法律法規體系建設。加強金融基礎設施建設,積極推動金融科技賦能。 (七)保持金融穩定,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底線 其一,加強宏觀政策協調,提高宏觀調控有效性。注意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同配合,創新和規范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健全“雙支柱”政策框架,推進功能監管、協調監管,完善風險處置和市場退出機制。 其二,防范化解中小銀行風險,推動轉變經營理念,補充資本,改進公司治理,加強對實際控制人的監管,健全內部合規與風險控制流程,因地制宜發展數字金融,提升業務能力與效益。 其三,防范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特別是隱性債務風險。建立規范的舉債融資機制,控制舉債規模,嚴格項目篩選,加強財務約束,提高資金使用效率。 其四,防范輸入型風險,統籌協調好人民幣國際化、資本項目可兌換和人民幣匯率機制改革之間的關系,高度重視國內外資本市場的聯動風險。加強國際金融監管合作與協調,堅決反對并妥善應對美國的長臂管轄與金融制裁,做好極端情況下的工作預案。
走向“十四五” 作者簡介
本書是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主辦的《徑山報告》項目2020年的研究成果,由綜合報告和6個分報告組成。寫作成員主要包括:肖鋼、蔡昉、都陽、陸磊、朱鴻鳴、劉曉春、梁紅、王信等(按章節順序)。參與寫作的成員均以個人身份參與研究。 肖鋼,CF40資深研究員、第十三屆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 曾任中國人民銀行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主任,中國外匯交易中心總經理,中國人民銀行計劃資金司司長,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助理、副行長。2004年至2013年任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2013年至2016年任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主席、黨委書記。中共十七大代表,中共第十七屆中央候補委員、第十八屆中央委員。 蔡昉,CF40學術顧問、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高端智庫首席專家,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農業與農村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十四五”國家發展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主要研究領域包括勞動經濟學、人口經濟學、經濟改革、收入分配等。 都陽,CF40特邀成員,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博導、副所長、學術委員會副主任,擔任《勞動經濟研究》副主編。主要研究興趣為勞動經濟學、發展經濟學、經濟增長理論等。 陸磊,CF40成員,國家外匯管理局黨組成員、副局長,中國國際金融學會副會長。曾任招商銀行研究部高級研究員、總經理助理,廣東金融學院院長,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局長、金融穩定局局長等。研究領域包括貨幣經濟學、轉型金融學、資本流動和均衡匯率、金融監管理論等。 朱鴻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研究員。主要研究領域為金融改革、經濟增長戰略,合著有《金融的謎題:德國金融體系比較研究》《持久戰新論:新常態下的中國增長戰略》。 劉曉春,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長。畢業于上海財經大學金融系,擁有30多年銀行從業經驗。曾任中國農業銀行總行國際業務部副總經理、中國農業銀行浙江省分行副行長、中國農業銀行香港分行總經理、浙商銀行副董事長、行長。 梁紅,CF40成員、高瓴資本產業和創新研究院院長。曾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亞太部經濟學家,高盛亞太經濟研究業務部門執行董事、首席中國經濟學家、董事總經理及亞洲經濟研究部聯席主管,中金公司管委會成員、研究部負責人、首席經濟學家等。 王信,CF40特邀成員、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局長。曾任中國人民銀行貨幣金銀局局長、駐法蘭克福代表處首席代表、總行研究局副局長、金融研究所副所長,中國金融學會秘書部主任,國家外匯管理局綜合司政策研究處處長,中金公司研究部、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宏觀司研究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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