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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與日本 版權信息
- ISBN：9787108079275
- 條形碼：9787108079275 ; 978-7-108-07927-5
- 裝幀：平裝-膠訂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魯迅與日本 本書特色
魯迅為何選擇森田思軒《隨見錄》作為外國文學翻譯的起點？《藤野先生》究竟是回憶散文還是自敘傳風格的小說？青年魯迅的觀念世界是如何在留日時期逐漸建構形成的？魯迅對于日本文化界又有著怎樣的接受史和傳播史？魯迅與西方現代性的關聯，主要是以日本作為中介獲得和完成的，探討魯迅與日本這一問題對“魯迅”的形成至關重要。
魯迅與日本 內容簡介
本書聚焦魯迅留日的時代脈絡與話語空間，在還原魯迅寄身之日本語境的基礎上，追索魯迅與明治日本教育制度、知識轉型以及思想文藝新潮的關聯交涉，詮釋魯迅對異域新興思想文化資源的判斷、選擇和改創，進而呈現留日時期魯迅的人生及精神歷程，明確其果敢獨創的思想與實踐結構。
魯迅與日本 目錄
例言
正 編
魯迅與嘉納治五郎及弘文學院教育系譜——預備教育的近代啟蒙向度
漢文脈共享與魯迅的翻譯啟蒙政治——《哀塵》底本：森田思軒譯《隨見錄》第四則
歷史現場、原初語境與思想意義闡釋——魯迅與丘淺次郎進化論演講
“進路”的難局：魯迅與仙臺醫專——脫離東京與留學制度結構
“仙臺體驗”如何成為“傳說”——《藤野先生》的跨國閱讀及歧義發生
魯迅思想原型與明治日本語境——現代思想文藝輸入與自我主體性建構
魯迅的國民性觀念與日本——希望與路標抑或誘惑與坑穴
魯迅的日本認知——其體驗和理解日本的內容及特征
魯迅與日本自然主義——終極指向分歧與形式維度交集
1930 年代中日教育學術交流中的魯迅——目加田誠、小川環樹拜訪魯迅考述
魯迅與山本初枝——同志之誼與諸說喧囂
魯迅、鹿地亙及《上海通信》——《上海通信》的魯迅敘述及其他
女詩人森三千代的魯迅記憶敘事——《魯迅先生的印象》考論
戰前日本的魯迅譯介普及和認知——改造社《大魯迅全集月報》第 1 號考述
復盤歷史現場的意義及路徑——“魯迅與日本”研究的必經之路
附 編
弘文學院院長嘉納治五郎的中國認知
“新知”與“革命”言說的世紀井噴——1900年代留日學生雜志論考之一
翻譯政治：“輸入文明學說”——1900年代留日學生雜志論考之二
近代國家構想與民族主義及革命志向——1900年代留日學生雜志論考之三
再談新文學的發生與日本——以周氏兄弟及郁達夫為線索
汪暉《魯迅研究的歷史批判》寄語——讀后感二三
《國民性十論》與近現代中國的國民性話語——關于香港三聯版《國民性十論》中文譯注本
魯迅與我們的時代——圍繞丸尾常喜《明暗之間：魯迅傳》展開的討論
《魯迅的都市漫游：東亞視域中的魯迅言說》譯后記
《日語源語視域下的魯迅翻譯研究》序
“魯迅與日本”研究的開拓者——柏青恩師追憶
回憶丸山昇先生
后記
展開全部
魯迅與日本 相關資料
“仙臺體驗”如何成為“傳說”
——《藤野先生》的跨國閱讀及歧義發生
一 敘實抑或虛構的閱讀歧義
關于魯迅的仙臺醫專留學時代，日本學者很早就予以關注。半個多世紀前，東北大學（仙臺醫專是其前身之一）的研究者，便開始進行大規模的魯迅與仙臺醫專資料的搜集整理和考察，目光遍及魯迅的仙臺醫專留學史、魯迅留學生活的綜合背景、文學、醫學等領域。這些考察和研究的成果，集中體現在仙臺時期魯迅記錄調查會編著的《仙臺時期魯迅的記錄》和東北大學原教授阿部兼也的《魯迅的仙臺時代—魯迅留日研究》這兩部皇皇巨著中。關于魯
迅留學仙臺醫專的詳細情況，上述兩部著作已經成為參考文獻。說句題外話，令人遺憾的是，這兩本含金量很高的著作至今尚無中文譯本。本章關注的是，圍繞魯迅留學仙臺時期的一個“神話”（姑且借用日本學者的說法），即中國人耳熟能詳的魯迅“棄醫從文”事件。
這一事件的引子，恰好出自魯迅自己的作品。在結束留日長達十七年之后，魯迅終于首次發表了以自己的留日生活遭遇為主題的自傳回憶性作品《藤野先生》（《莽原》半月刊第 1 卷第 23 期，1926 年 12 月 10 日），為后世留下了一個膾炙人口的名篇。特別是憑借著中國以及日本中學語文教育系統，無數的中國人還有日本人都知道了，在文豪魯迅心中，那個黑瘦并有些老式古板的日本男人—藤野嚴九郎先生（1874 ～ 1945）究竟占據著一個怎樣的位置。在這篇兩萬五千字的隨筆中，魯迅追憶求學仙臺醫專時的恩師，感懷往昔歲月，抒發對藤野先生的由衷敬仰，通篇流淌著默默的感恩敬師之情，一種跨越國族的人間情感，成為魯迅與藤野先生乃至中日兩國友好交流的佳話。
在近現代中日兩國關系的慘痛歷史中，像這樣的正面案例絕不算多，因此一直為中日兩國的有識之士所珍視。《藤野先生》不僅成為兩國文學研究關注的重要對象，還被納入兩國的國語教育系統，在政治、社會、歷史文化以及文學的各個層面被閱讀者、研究者、教育者不斷敘述和闡釋，在教育 - 接受的循環往復中代代承傳，實現其美好意義的擴散和再生產。
但另一方面，圍繞這部名篇的基本性質問題，中日兩國學界的閱讀和闡釋也出現了明顯差異，而對這些差異的理解處理，至今仍沒有一個具有普遍性的結論。本章試圖正面描述和解析這一問題，在弄清中日各自的《藤野先生》閱讀差異結構的基礎上，考察產生差異結構的原因，并評估差異結構的底層意義。
“仙臺體驗”如何成為“傳說”
——《藤野先生》的跨國閱讀及歧義發生
一 敘實抑或虛構的閱讀歧義
關于魯迅的仙臺醫專留學時代，日本學者很早就予以關注。半個多世紀前，東北大學（仙臺醫專是其前身之一）的研究者，便開始進行大規模的魯迅與仙臺醫專資料的搜集整理和考察，目光遍及魯迅的仙臺醫專留學史、魯迅留學生活的綜合背景、文學、醫學等領域。這些考察和研究的成果，集中體現在仙臺時期魯迅記錄調查會編著的《仙臺時期魯迅的記錄》和東北大學原教授阿部兼也的《魯迅的仙臺時代—魯迅留日研究》這兩部皇皇巨著中。關于魯
迅留學仙臺醫專的詳細情況，上述兩部著作已經成為參考文獻。說句題外話，令人遺憾的是，這兩本含金量很高的著作至今尚無中文譯本。本章關注的是，圍繞魯迅留學仙臺時期的一個“神話”（姑且借用日本學者的說法），即中國人耳熟能詳的魯迅“棄醫從文”事件。
這一事件的引子，恰好出自魯迅自己的作品。在結束留日長達十七年之后，魯迅終于首次發表了以自己的留日生活遭遇為主題的自傳回憶性作品《藤野先生》（《莽原》半月刊第 1 卷第 23 期，1926 年 12 月 10 日），為后世留下了一個膾炙人口的名篇。特別是憑借著中國以及日本中學語文教育系統，無數的中國人還有日本人都知道了，在文豪魯迅心中，那個黑瘦并有些老式古板的日本男人—藤野嚴九郎先生（1874 ～ 1945）究竟占據著一個怎樣的位置。在這篇兩萬五千字的隨筆中，魯迅追憶求學仙臺醫專時的恩師，感懷往昔歲月，抒發對藤野先生的由衷敬仰，通篇流淌著默默的感恩敬師之情，一種跨越國族的人間情感，成為魯迅與藤野先生乃至中日兩國友好交流的佳話。
在近現代中日兩國關系的慘痛歷史中，像這樣的正面案例絕不算多，因此一直為中日兩國的有識之士所珍視。《藤野先生》不僅成為兩國文學研究關注的重要對象，還被納入兩國的國語教育系統，在政治、社會、歷史文化以及文學的各個層面被閱讀者、研究者、教育者不斷敘述和闡釋，在教育 - 接受的循環往復中代代承傳，實現其美好意義的擴散和再生產。
但另一方面，圍繞這部名篇的基本性質問題，中日兩國學界的閱讀和闡釋也出現了明顯差異，而對這些差異的理解處理，至今仍沒有一個具有普遍性的結論。本章試圖正面描述和解析這一問題，在弄清中日各自的《藤野先生》閱讀差異結構的基礎上，考察產生差異結構的原因，并評估差異結構的底層意義。
在中國，《藤野先生》明確屬于“回憶散文”或曰“回憶性隨筆”的性質，無論是不同時期出版的《魯迅全集》，還是收入此篇的各類語文教材都作如是說。魯迅最初在《莽原》雜志發表包括《藤野先生》在內的系列散文時，為這一束作品冠名“舊事重提”，稍后編為單行本出版時，又改為“朝花夕拾”，前后題目雖有變更，但都規定了文章的“回憶”屬性。他在《朝花夕拾》“小引”中慨嘆自己當時的生活境遇漂泊不定，難以從容地進行文藝創作，話里話外流露著絲絲頹唐和蒼涼：“一個人做到只剩了回憶的時候，生涯大概總要算是無聊了罷”，“這十篇就是從記憶中抄出來的，與實際容或有些不同，然而我現在只記得是這樣”。很明顯，魯迅是說，這些篇什乃是對過往生活的回憶，即使所敘與事實有什么乖離，那也只是記憶誤差，而不是有意的虛構和想象。這也是世間對此類文章的一般理解。
不過在日本，情況卻有些不同。早年有關《藤野先生》的“定性”“定位”并無特別之處。比如，魯迅逝世后，大作家佐藤春夫（1892 ～ 1964）在悼念魯迅的文章中稱《朝花夕拾》為“隨筆體的自敘傳”，這其實是最準確的表述。但到了 1940 年代，日本魯迅研究的早期代表人物竹內好（1908 ～ 1977），出版了他那本在日本魯迅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魯迅》（日本評論社，1944）。在書中，竹內好提出《藤野先生》存在“傳說化”傾向，作品所述未必是事實。此后，這一說法為其他日本魯迅研究者所繼承，并逐漸成為在日本學界頗有影響的某種共識。
如果說日本魯迅研究者主要是對魯迅的“敘述”真實性，以及敘述方式所造成的事實變形表示某種懷疑，認為在當時的情境中，事情未必完全如魯迅所說的那樣，那么，后來日本的國語教育界則更進了一步。在日本，魯迅是中學生最熟悉的中國作家，這是因為《故鄉》（1921）被收入初中課本，而《藤野先生》（1926）則進入高中課本。但令人吃驚的是，在課本對作品體裁的分類上，《藤野先生》已經不再是回憶文章或回憶性散文，而赫然變成了小說，所謂“有定評的小說”。借助國語教育這一平臺，日本的學生們接觸到魯迅，并且知道了《藤野先生》是魯迅創作的一篇小說，世間對這篇小說的評價也很高。這樣，《藤野先生》便從回憶性散文“變質”為“小說”。
日本研究者曾有這樣的解釋，說：“《藤野先生》這部作品，在中國，大體被視為‘回憶散文’（以事實為依據的自傳）。但在日本，很早便將這種作品看作帶有自敘傳風格的小說。在對魯迅的仙臺醫專時代進行調研的過程中，這一點得到了進一步證實。”應該是受到日本魯迅研究的影響，在國內偶爾也有人把小說的帽子戴到《藤野先生》頭上。比如 2009 年 10 月 23 日的《文匯讀書周報》上，就有讀者注意到《廈門日報》報道“中日視野下的魯迅”國際研討會時以小說指稱《藤野先生》。
總之，在對《藤野先生》的體裁認定上，中日兩國學界存在分歧，即隨筆性的“回想記”和帶有自敘傳風格的“小說”之別。與之相伴，在作品敘述內容上，也就有了“實”與“虛”的不同解讀。
二 竹內好的“傳說化”闡釋
關于留日時期魯迅與日本的關系結構問題，魯迅本人直接留下的記錄或回憶極少，而研究者對這一問題的考察又受到空間、時間、語言、文化以及其他外部條件的限制，與魯迅研究的其他領域相較，實證性研究進展不夠充分，圍繞許多未竟課題還有許多歷史事實及其文獻資料需要深入發掘調查。
而另一方面，同樣在這一領域，日本方面魯迅研究卻表現不俗。對魯迅的弘文學院求學時期、仙臺醫專學醫時期，以及重返東京從文的“第二個東京時期”，都有不俗的研究成果問世。特別是在基礎資料的發掘搜集和考證上，日本方面的研究極大彌補了國內研究的不足，成為國際魯迅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板塊。
在這個過程中，圍繞有關魯迅的一些重要事實，包括《藤野先生》等文中講到的，以“幻燈片事件”為直接起因的重大人生轉折—“棄醫從文”，日本研究者提出了一些獨特的看法，顯示了中日研究者不同的閱讀和闡釋。
如上所述，日本研究者在考察魯迅如何“棄醫從文”時，使用了諸如仙臺的“傳說”這樣的言辭，來表示對魯迅自述的懷疑，或曰不同解釋。這種見解始于竹內好。竹內好是日本魯迅研究最早的權威人物，他二十歲考入東京帝國大學，專攻中國文學。大學二年級時與后來成為作家的武田泰淳（1912～1976）等同學成立“中國文學研究會”，把父母家當成辦公室、編輯室，從僅 12 頁的薄薄的油印小冊子開始，編輯發行《中國文學月報》（1935 ～ 1943）；1943年應邀撰寫《魯迅》評傳，同年 12 月應征入伍，被派往中國。翌年，《魯迅》一書由日本評論社出版，而此時他尚在中國。
在這本書中，竹內好面對《藤野先生》，似乎顯得遲疑不決、左右為難。在《魯迅》的開頭，他稱《朝花夕拾》是“由十篇短篇構成的自傳性回憶錄”。既然是“自傳性回憶錄”，當然就是寫實敘事。可是，隨后談到魯迅在《藤野先生》里講述導致自己“棄醫從文”的“幻燈片事件”時，他又認為魯迅的回憶并不真實，稱這是“被傳說化了的一個例子”：
魯迅在仙臺醫專看了記錄日俄戰爭的幻燈片，因而立志從事文學的事，誠然是家喻戶曉膾炙人口。這是他的傳記被傳說化了的一個例子，我對其真實性存有疑念，我以為這種事大約是不可能的。然而這件事在他的文學自覺上留下了某種投影卻是無可懷疑的［后略］。
這段話頗有些佶屈聱牙、前后矛盾。竹內好一方面明確肯定《藤野先生》是“自傳性回憶錄”，但同時又稱這篇“自傳性回憶錄”所記述的經歷并非百分之百真實，有些是被作者“傳說化”了，也就是存在虛構。他的想法似乎很肯定：“幻燈事件和立志從文并沒有直接聯系，這是我的判斷。”“我執拗地抗議把他的傳記傳說化，絕非是想跟誰過不去，而是因為這關系到理解魯迅文學的根本問題。不能為了把話說得有趣而扭曲真實。”
竹內好謹慎地給自己留下了退路。首先他沒有否定“幻燈片事件”本身的存在，而是認為“幻燈片事件”并不是“棄醫從文”的直接原因。竹內好撰寫《魯迅》一書時，二戰已進入末期，日本國內國外的形勢極其緊迫，所以他的《魯迅》寫作會有無形的限制，當然更沒有條件如和平時期那樣進行從容不迫的考辨論證。他更多的是講述自己對魯迅的心靈感知，追求兩個靈魂的碰撞，通過感受魯迅來傾訴自我的內心。他的特長似乎并非“我注六經”，而是在全力以赴地追求“六經注我”。
作為日本魯迅研究的標桿人物，竹內好對日后的日本魯迅研究影響深遠。正如竹內好之后的魯迅研究名家丸山昇（1931～2006）所說，竹內好的《魯迅》“直到今天仍被稱為‘竹內魯迅’，對后來的魯迅研究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他身后的所有魯迅研究者都從這本書繼承了很多東西”。但是問題在于，后代的魯迅研究者似乎忽略了竹內好當年特殊的時代背景，而籠統地接受了竹內好的“傳說化”判斷，并使之逐漸成為一種比較普遍的“知識”：“所謂的幻燈片事件，是歷經長久歲月在魯迅心中形成的‘故事’，它回憶的是當年（1905）的事，但更是在訴說現在（1922）的自己。”盡管這句話里其實也隱含著與竹內好一樣的矛盾。
這種判斷最大的弱點，是在表達主體閱讀感受時，忽略了事實論證。首先，由于經歷“幻燈片事件”而決心“棄醫從文”，這是魯迅本人披露的個人意識的變化過程；它僅僅是個人心理形態的流動過程，而非直接的外在表象事實，當事人的敘述是最直接的“事實根據”，除非敘述者本人的記憶完全失真，或者干脆是有意虛構（而發生這兩種情形的可能性極小）。也就是說如何證明魯迅所述等于“傳說”最為關鍵。其次，在相關資料文獻的調查方面，對魯迅留學仙臺時期素有研究的阿部兼也，對魯迅所說的幻燈片進行發掘調查，結果確實發現了仙臺醫專所保存下來的一批幻燈片，盡管其中并無魯迅所述民眾圍觀日軍斬殺俄軍探子的那張。然而，這一結果確乎也無法“證偽”。第一，沒有找到不等于不存在。第二，即便真的沒有那一張，也不等于魯迅當時在其他場合沒有看過相同或相似的影像。況且，根據日本學者的考證，早已證明確有多數類似影像存在。
至于敘述處理方式形成敘事與事實之間的變形或差異則是另一個完全不同的問題。也就是說，任何敘事都無法做到絕對客觀，這是敘事與生俱來的天性。任何敘事都伴隨著敘述者的主觀介入和影響。他的角度、視野、眼光，他的主觀感受，他的取舍安排、輕重詳略，以及言語本身具有的物質性和不透明性，都會影響敘事的客觀性、真實性。正如即便是用照相機拍照，作為結果的影像也會由于拍攝者對角度、構圖、背景等因素的選擇處理而各不相同。
也就是說，在目前的情形下，缺少有力證據證明其虛構性，反倒可以找到證真的材料。魯迅的畢生好友許壽裳曾在弘文學院與魯迅朝夕相處，他在《懷亡友魯迅》一書中留下了如下證言：
可是到了第二學年春假（魯迅在仙臺醫專的第二年，即 1906 年春—引用者注）的時候，他照例回到東京，忽而“轉變”了。
“我退學了。”他對我說。
“為什么？”我聽了出驚問道，心中有點懷疑他的見異思遷。“你不是學得正有興趣么？為什么要中斷……”
“是的，”他躊躇了一下，終于說，“我決計要學文藝了。中國的呆子，壞呆子，豈是醫學所能治療的么？”
我們相對一苦笑，因為呆子壞呆子這兩大類，本是我們日常談話的資料。
許壽裳的證言雖未提到“幻燈片事件”，但有關魯迅棄醫從文之前因后果的記述十分清晰，且與魯迅本人的回憶相吻合。總之，盡管竹內好的判斷分析有其內在的邏輯支撐，也不悖情理，但終究還是“情景判斷”而非“事實判斷”。這一點應該是明確的。
三 小說定義的擴張與對隨筆的誤讀
竹內好以后，情況又有了一些變化。以竹內好為代表的魯迅研究者，認為魯迅的傳記敘述中存在“傳說化”和“虛構”，但并未直接否認《藤野先生》的紀實性、自傳性；1960 年代后，《藤野先生》進入日本高中國語教科書，成為高中生在教育體制中學習的對象。與此同時，有關作品的各種認定和解讀也伴隨著某種權威性進入教學過程，閱讀逐漸普泛化。其中最為醒目的，就是體裁定性由自傳性隨筆（回憶性散文）固定為小說。
據筆者調查的結果，在 1970 年代，先后有“東京書籍”“筑摩書房”和“大日本出版”這三家出版社的高中教材收錄了《藤野先生》。但引人注目的是，三種教材都把這篇作品定性為“（短篇）小說”。某位國語教師在其教案“《藤野先生》學習指導”中開宗明義，提出本篇的“學習目標”首先是“培養讀解短篇小說的能力，掌握讀書方法”，并將《藤野先生》與日本作家森鷗外的小說《舞姬》進行比較。教科書的這一變化，具有決定性意義。因為，如果討論對象變成小說，那么執著于真假虛實的討論就不再具有實質意義，“傳
說”“虛構”的解讀也就合理合法，客觀上也就可以擺脫事實考辨論證的諸多困擾。
那么，回憶性隨筆或曰散文性的自敘傳如何變成了小說？魯迅的有關自述又當如何理解？這的確是個問題。首先我們可以肯定地說，日本研究者對《藤野先生》的定性和解讀，無論是較早時對細節的疑問，還是后來傾向于以小說定性作品，都不是心血來潮的隨意指稱，當然更不是什么別有用心的行為。所以，我們不應因為有異議便任意揣測和解釋言者的意圖。對同一人物、同一事件、同一文本的不同閱讀，與主體的感受、觀察思考問題的角度邏輯以及研究方法相關，同時也與更深層次的文化觀念、文藝觀念有關。在《藤野先生》到底是小說還是自傳性散文，作品敘事究竟是真還是虛的問題上，日本式的小說觀念、敘事觀念潛在地發揮了作用，制約和影響了對《藤野先生》的定性和解讀。
日本近現代文學與歐美文學、中國文學有很大不同。以小說而論，他們有自己獨特的小說形式“私小說”，私小說又一直是日本近代小說的最大潮流和基本特質。早在大正年間（1912 ～ 1926），作家久米正雄（1891 ～ 1952）就感嘆：“現在，幾乎所有的日本作家都在寫‘私小說’。”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研究者們回望近代文學的演變歷程，更是進一步確認“在現代日本作家中，無人沒有寫過私小說”。在某種意義上，日本近代小說即“私小說”。“私小說”的產生和發展承載了日本民族的文化意識、感受方式以及價值觀念，其精神與方法浸透了整個日本近代文學的歷史，構成日本文學的獨特景觀。美國的日本文學研究家愛德華·費拉的體悟很有代表性：“盡管有褒有貶，私小說一直受到眾多主要作家的擁護，占據著日本近代文學的核心地位，與私小說打交道就意味著與（日本的—引用者注）純文學以及各種各樣的方法打交道。”
“私小說”也被稱為“自我小說”“自敘小說”“自傳小說”“模特小說”或“告白小說”等。日本人對“私小說”的定義和解釋，也充滿了矛盾和曖昧。首先，“私小說”在本質上是小說，也就是“虛構”。正如研究者所說，一般來看，在面對私小說時，不能把作者與作品的主人公等同起來，但另一方面，私小說又與以“虛構”為主要特征的歐洲小說有所不同，作家描繪和書寫的往往就是作家本人經歷和體驗的日常生活瑣事，或者是作家自己的內心生活，包括觀照人生時所浮現出來的心境情緒。無論采用第一人稱還是第二、第三人稱，事實上主人公基本與作者重疊。其中偏重于心境描寫的就稱“心境小說”。所以，在研究“私小說”時，人們多半會習慣地在作家和作品主人公之間拉上等號，參照作者的年譜來解讀作品。于是，“私小說”就有了奇異的兩重性，一方面具有小說的虛構性，另一方面，事實上又總是在敘寫自己的生活體驗、寫自己的心境和人生感悟。
不僅如此，在日本近代小說的形式體認上，“私小說”“心境小說”和隨筆的界限也很模糊，甚至日本人自己也覺得很為難。著名學者海老井英次曾專門著文進行甄別，認為給這三者做定義極其困難，雖然小說和隨筆在體裁上差異明顯，但由于西歐“隨筆”概念的介入，不少人認為“私小說”大多并不是小說，而是隨筆。人們通常一方面認為小說與隨筆的根本區別在于小說以虛構為特征，而隨筆則不同。但同時如果換一個角度來看，即使隨筆不是虛構而是敘述事實，也同樣需要對事實進行取舍和處理，比如重點和非重點的安排，描寫敘述的具體調控等，實際上已經產生了虛構性。二者的差異僅僅在于小說是自覺的虛構，而隨筆卻是非自覺的虛構。結果呢，自覺的虛構和非自覺的虛構本質一樣，都是虛構。如果用等式來表達的話，就變成了“小說 = 虛構 = 作者的日常生活 作者的內面生活 = 隨筆”。在這種有些混亂的等式下，日本研究者虔誠地認為，“《吶喊·自序》概括了自己的前半生，近于創作”，“《藤野先生》以仙臺醫專時代為素材，是自傳性的創作”。站在日本近代小說觀念的立場來看，無論是竹內好的“傳說化”說法，還是國語教科書的“小說”標簽，都是很自然的事情。在筆者看來，日本學者對《藤野先生》的“虛構”（哪怕是局部的）認定的背景，乃是無意中脫離了虛構文學（小說）與非虛構文學的相對區分，而以任何敘事都隱含虛構的普泛觀念來評判具體的事實陳述，如此便難免出現無法證偽、似是而非的判斷。
可見，中日兩國研究者對《藤野先生》的理解分歧，背后隱含著判斷標準和思考方式的差異。
四 “敘實”的視角與闡釋的合法性
圍繞《藤野先生》傳記性敘事，中日兩國的研究既有一致，也有不同。差異提醒我們，對個別細節的考察如何介入對整體真實性質的判斷，需要慎重。至少對于《藤野先生》來說，敘述方式帶來的虛構效應（如果有），限于對事實的有限磨損，它不同于小說的虛構性，是所有敘事與生俱來的天然屬性。中日小說觀念特別是虛實觀念的差異意味深長，圍繞這一方向的探索具有很大的生產性前景。
以竹內好為代表的日本研究者的思考具有極大意義。魯迅當年在仙臺醫專中途退學，放棄醫學而轉向文學，不會只是因為觀看了片刻幻燈片，便突然轉換自己的人生方向。其中必定有許多復雜關聯的理由，也有一個累積變化的過程。崇尚精神主義的明治時代語境，仙臺醫專留學生活的壓力、壓抑，或者個人生活變化的需要，等等，似乎也應該慎重地予以考量。
在此意義上，竹內好、丸山昇等日本學者對“棄醫從文”敘事的質疑，提供了以個人立場閱讀、考察事實敘事的實例。他們的不少看法合乎情理，富有啟發意義。如丸山昇就指出，魯迅的自我敘述很有特點，他有時會用條分縷析、不厭其煩的方式來說明某種復雜的心境，但有時又輕描淡寫地講述具有重大意義的事件，形成了敘事對象和敘事形式之間的輕重反差。所以必須謹慎地閱讀魯迅自身的敘事，在復雜多樣的端緒中把握魯迅人生節點的含義。這些看法和閱讀行為呈現的獨特視角及其內部邏輯，對中國的魯迅研究是極有參考意義的。
魯迅與日本 作者簡介
潘世圣，原華東師范大學外語學院教授及博士研究生導師（2023年榮休），九州大學博士（比較社會文化），上海市外國文學學會理事，中國魯迅研究會理事，曾任日本國際交流基金、中部大學、九州大學及（京都）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外國人研究員、客座教授、訪問教授。有中日文學及魯迅研究的中日文著述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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