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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的行與知 版權信息
- ISBN：9787218181172
- 條形碼：9787218181172 ; 978-7-218-18117-2
- 裝幀：平裝-膠訂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毛澤東的行與知 本書特色
國家出版基金項目，由權威學者歷時數年打磨而成
從實踐與理論兩方面真實再現毛澤東知行合一的歷程
實現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
毛澤東的行與知 內容簡介
本書以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前的生平為脈絡，從“行”（實踐）與“知”（理論）兩個方面系統闡述了毛澤東為建立新中國而艱苦奮斗的經歷。在“行”的方面，本書注重客觀敘述毛澤東走出韶山，再到參加革命、走上領導崗位并領導全黨全國人民建立新中國的歷程；在“知”的方面，本書注重描述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和發展經過，尤其是他將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并解決中國革命中一系列問題的過程。全書真實地再現了毛澤東知行合一的歷史過程，有助于我們深入了解毛澤東思想，深化對百年大黨歷史的認識。本書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毛澤東口述史料的搜集、校勘、整理與研究”子項目，并入選中宣部“四個一批人才”資助項目。
毛澤東的行與知 目錄
**章 走出韶山
一、農家子弟的山外世界
二、學不成名誓不還
三、文明其精神，野蠻其體魄
四、旅法勤工儉學的組織者卻留在了國內
第二章 改造中國與世界
一、五四運動的風云際會
二、湖南門羅主義和思想轉向
三、船山學社與清水塘遐思
四、湖南特色的工運之路
第三章 在國共合作的洪流中
一、與上海、廣州的不解之緣
二、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
三、毛家祠堂燃起的星星之火
四、黃鶴樓看茫茫九派流中國
第四章 井岡霹靂
一、“槍桿子里面出政權”
二、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
三、建設新型人民軍隊的開端
四、游擊戰爭“十六字訣”
第五章 贛水蒼茫閩山碧
一、起草古田會議決議
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三、《尋烏調查》和反對本本主義
四、打破三次“圍剿”
第六章 孤獨的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主席
一、與“左”傾錯誤路線的斗爭
二、查田運動與《怎樣分析農村階級》
三、長岡鄉調查和才溪鄉調查
四、對蘇維埃政權的思索
第七章 漫漫長征路
一、從贛粵邊到貴州遵義
二、遵義會議與毛澤東領導地位的確立
三、南下與北上之爭
四、奠基西北
第八章 初到陜北
一、扎根立足
二、率軍東征與迎接抗日救亡運動新高潮
三、“洞中一日，世上十年”——《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
四、窯洞里的預言家
五、創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真知灼見與特立獨行
第九章 延安十年——鳳凰山麓
一、奠定思想建黨的哲學基礎——《實踐論》與《矛盾論》
二、領導全面抗戰之持久戰方針與抗日游擊戰戰略
三、建設中國特色的無產階級政黨
第十章 延安十年——楊家嶺時期
一、維護、鞏固和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二、論新民主主義
三、發動大生產——建設模范抗日民主根據地
四、指明知識分子的必由之路——延安文藝座談會
五、以調查研究推動延安整風
六、研究中共黨史促進全黨思想統一
第十一章 延安十年——棗園時期
一、“政治工作是革命軍隊的生命線”——抗戰形勢下的軍隊政治工作
二、“一個不殺，大部不捉”——糾偏延安審干運動
三、打破興亡周期率的民主新路
四、外交生涯的**幕——毛澤東延安時期的外交活動
五、建設新民主主義新政權的新嘗試
第十二章 戰爭與和平的博弈
一、確立“和平、民主、團結”建國方針
二、聯合政府實踐的迂回
三、“針鋒相對，寸土必爭”
第十三章 自衛戰爭的戰略布局
一、力爭東北成為中國革命的戰略基地
二、鞏固華北解放區
三、堅持華中陣地
第十四章 轉戰陜北與乾坤挪移
一、巍巍昆侖
二、三軍出擊逐鹿中原
三、兩種命運的大決戰
第十五章 實現億萬農民的千年夢想——耕者有其田
一、土地革命新高潮的興起與偏頗
二、推動土改與糾正“左”傾錯誤
三、確立土地革命總路線
四、調查研究工作的新篇章
第十六章 描繪新中國宏偉藍圖
一、將革命進行到底
二、籌建新中國
三、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的新發展
四、蔣介石的孤立是不是等于我們的勝利？
五、人民民主專政學說的創立
六、主持新政協會議和制定《共同綱領》
后 記
展開全部
毛澤東的行與知 相關資料
“知行觀”是任何一個哲學家都不能回避的基本命題，也是中國古代的思想家自春秋戰國時期開始，就爭論不已的重要論題。在中國傳統的知行觀中，“知”主要指道德領域的良知，“行”則是指其踐履。中國古代的哲學家主要是圍繞知行先后、知行分合、知行難易、知行輕重四個方面進行討論。其主要觀點有：“知先行后”“行先知后”“知行分離”“知行合一”“知易行難”“知難行易”，等等。
作為中國現當代最杰出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毛澤東對中國傳統的“知行觀”，有全新的解讀和深刻的闡釋。毛澤東《實踐論》將傳統“知”和“行”轉化為馬克思主義的“認識”和“實踐”；將“認識”劃分為“感性認識”和“理性認識”，將“實踐”拓展為以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實踐為主體的廣義實踐，實現了對傳統“知”與“行”的超越，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奠定了重要的哲學基礎。毛澤東關于“知行觀”的代表作是1937年7月成稿的《實踐論》。
和一般的哲學家不同，毛澤東撰寫《實踐論》不是為了參加泛泛的哲學爭辯，而是具有鮮明的針對性。他在為《毛澤東選集》發表此文時所做的題解中明確寫道：“是為著用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觀點去揭露黨內的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特別是教條主義這些主觀主義的錯誤而寫的。因為重點是揭露看輕實踐的教條主義這種主觀主義，故題為《實踐論》。”
《實踐論》原是毛澤東當年為抗日軍政大學學員講授辯證唯物主義講稿的一部分。1950年12月29日第一次以《實踐論》為題在《人民日報》正式發表時，發表稿加上了一個副標題“論認識和實踐——知和行的關系”，集中闡釋了毛澤東關于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觀點。
第一，在知與行孰先孰后的問題上，毛澤東強調“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把實踐提到第一的地位，認為人的認識一點也不能離開實踐，排斥一切否認實踐重要性、使認識離開實踐的錯誤理論”。他認為“只有人們的社會實踐，才是人們對于外界認識的真理性的標準”。毛澤東深刻地闡明馬克思主義科學的認識路線：“通過實踐而發現真理，又通過實踐而證實真理和發展真理。從感性認識而能動地發展到理性認識，又從理性認識而能動地指導革命實踐，改造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循環往復以至無窮，而實踐和認識之每一循環的內容，都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全部認識論，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知行統一觀。”
“知行觀”是任何一個哲學家都不能回避的基本命題，也是中國古代的思想家自春秋戰國時期開始，就爭論不已的重要論題。在中國傳統的知行觀中，“知”主要指道德領域的良知，“行”則是指其踐履。中國古代的哲學家主要是圍繞知行先后、知行分合、知行難易、知行輕重四個方面進行討論。其主要觀點有：“知先行后”“行先知后”“知行分離”“知行合一”“知易行難”“知難行易”，等等。
作為中國現當代最杰出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毛澤東對中國傳統的“知行觀”，有全新的解讀和深刻的闡釋。毛澤東《實踐論》將傳統“知”和“行”轉化為馬克思主義的“認識”和“實踐”；將“認識”劃分為“感性認識”和“理性認識”，將“實踐”拓展為以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實踐為主體的廣義實踐，實現了對傳統“知”與“行”的超越，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奠定了重要的哲學基礎。毛澤東關于“知行觀”的代表作是1937年7月成稿的《實踐論》。
和一般的哲學家不同，毛澤東撰寫《實踐論》不是為了參加泛泛的哲學爭辯，而是具有鮮明的針對性。他在為《毛澤東選集》發表此文時所做的題解中明確寫道：“是為著用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觀點去揭露黨內的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特別是教條主義這些主觀主義的錯誤而寫的。因為重點是揭露看輕實踐的教條主義這種主觀主義，故題為《實踐論》。”
《實踐論》原是毛澤東當年為抗日軍政大學學員講授辯證唯物主義講稿的一部分。1950年12月29日第一次以《實踐論》為題在《人民日報》正式發表時，發表稿加上了一個副標題“論認識和實踐——知和行的關系”，集中闡釋了毛澤東關于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觀點。
第一，在知與行孰先孰后的問題上，毛澤東強調“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把實踐提到第一的地位，認為人的認識一點也不能離開實踐，排斥一切否認實踐重要性、使認識離開實踐的錯誤理論”。他認為“只有人們的社會實踐，才是人們對于外界認識的真理性的標準”。毛澤東深刻地闡明馬克思主義科學的認識路線：“通過實踐而發現真理，又通過實踐而證實真理和發展真理。從感性認識而能動地發展到理性認識，又從理性認識而能動地指導革命實踐，改造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循環往復以至無窮，而實踐和認識之每一循環的內容，都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全部認識論，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知行統一觀。”
毛澤東不僅在理論上，更是在實踐中踐行他的知行統一觀。他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指出：“讀書是學習，使用也是學習，而且是更重要的學習。從戰爭學習戰爭——這是我們的主要方法。沒有進學校機會的人，仍然可以學習戰爭，就是從戰爭中學習。革命戰爭是民眾的事，常常不是先學好了再干，而是干起來再學習，干就是學習。”
第二，在知行分合問題中，毛澤東認為“只有辯證唯物論，正確指出思維的能動性，同時又指出思維受物質的限制。指出思維從社會實踐中發生，同時又能動地指導實踐，只有這種辯證法的‘知行合一’論，才能徹底地克服唯心論。”他在《實踐論》中提出：“我們的結論是主觀和客觀、理論和實踐、知和行的具體的歷史的統一，反對一切離開具體歷史的‘左’的或右的錯誤思想。”
第三，在知行難易問題上，毛澤東指出“唯心論和機械唯物論，機會主義和冒險主義，都是以主觀和客觀相分裂，以認識和實踐相脫離為特征的”。他既批評黨內的右傾機會主義，他們過高估計“行”的困難，其思想不能隨變化了的客觀情況而前進，不能站在社會車輪的前頭充任向導的工作，他們只知跟在車子后面怨恨車子走得太快了，企圖把它向后拉，開倒車；又批評“左”傾冒險主義，他們沒有充分估計“行”的困難，思想超過客觀過程的一定發展階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則把僅在將來有現實可能性的理想，勉強地放在現時來做，離開了當前大多數人的實踐，離開了當前的現實性。
第四，在知行輕重問題中，毛澤東特別強調“理論對于實踐的依賴關系，理論的基礎是實踐，又轉過來為實踐服務。判定認識或理論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觀上覺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觀上社會實踐的結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的實踐。實踐的觀點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觀點”。毛澤東認為“人類的生產活動是最基本的實踐活動，是決定其他一切活動的東西。人的認識，主要地依賴于物質的生產活動，逐漸地了解自然的現象、自然的性質、自然的規律性、人和自然的關系；而且經過生產活動，也在各種不同程度上逐漸地認識了人和人的一定的相互關系。一切這些知識，離開生產活動是不能得到的”。與此同時，毛澤東也充分肯定經過實踐檢驗的理論所具有的反作用，主張極大地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他引用列寧的觀點，“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
毛澤東不僅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科學概括和總結中國革命的實踐經驗，批判繼承了中國古代哲學中的知行觀，對中國古代哲學家關于“知行先后、知行分合、知行難易、知行輕重”四個命題，進行了全新的科學闡釋，首次徹底解決了長期爭論的知行關系問題，從而開創了辯證唯物主義的知行統一觀。而且，毛澤東還創造了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新境界。
毛澤東認為“十分重要的問題，不在于懂得了客觀世界的規律性，因而能夠解釋世界，而在于拿了這種對于客觀規律性的認識去能動地改造世界”。他曾經說過：“關于實踐到感性認識，再從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的飛躍的道理，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沒有講清楚，列寧也沒有講清楚。”對此，毛澤東指出：“認識從實踐始，經過實踐得到了理論的認識，還須再回到實踐去。認識的能動作用，不但表現于從感性的認識到理性的認識之能動的飛躍，更重要的還須表現于從理性的認識到革命的實踐這一個飛躍。抓著了世界的規律性的認識，必須把它再回到改造世界的實踐中去，再用到生產的實踐、革命的階級斗爭和民族斗爭的實踐以及科學實驗的實踐中去。這就是檢驗理論和發展理論的過程，是整個認識過程的繼續。”
不僅如此，毛澤東從辯證唯物論的觀點出發，進一步深入分析指出：“客觀過程的發展是充滿著矛盾和斗爭的發展，人的認識運動的發展也是充滿著矛盾和斗爭的發展。一切客觀世界的辯證法的運動，都或先或后地能夠反映到人的認識中來。社會實踐中的發生、發展和消滅的過程是無窮的，人的認識的發生、發展和消滅的過程也是無窮的。根據于一定的思想、理論、計劃、方案以從事于變革客觀現實的實踐，一次又一次地向前，人們對于客觀現實的認識也就一次又一次地深化。客觀現實世界的變化運動永遠沒有完結，人們在實踐中對于真理的認識也就永遠沒有完結。馬克思列寧主義并沒有結束真理，而是在實踐中不斷地開辟認識真理的道路。”
毛澤東的行與知 作者簡介
蔣建農，原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主任、研究員。中央宣傳部文化名家暨四個一批人才，中央人才工作協調小組全國哲學社會科學領軍人才，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兼任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副會長、中華口述史研究會副會長、中國現代史學會常務理事、毛澤東研究會常務理事等職。出版《毛澤東》《走近毛澤東》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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