掃一掃
關注中圖網
官方微博
本類五星書更多>
-
>
蜜蜂的寓言:私人的惡德,公眾的利益
-
>
世界貿易戰簡史
-
>
日本的凱恩斯:高橋是清傳:從足輕到藏相
-
>
近代天津工業與企業制度
-
>
貨幣之語
-
>
眉山金融論劍
-
>
圖解資本論
全面深化改革與中國經濟新發展 版權信息
- ISBN：9787521774061
- 條形碼：9787521774061 ; 978-7-5217-7406-1
- 裝幀：軟精裝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全面深化改革與中國經濟新發展 本書特色
1.從前沿熱詞看改革趨向：2024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年份。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經濟高質量發展是重點。本書圍繞“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促進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主題，探討經濟領域關鍵問題，有助于把握新征程中國經濟的發展方向。
2.匯聚經濟政策領域的專家學者，提供有力的思想和學術支撐：本書是中國經濟50人論壇叢書系列，匯聚樊綱、劉尚希、劉元春、黃益平、黃群慧、劉偉、李揚、江小涓、馬名杰等12位專家，從12個主題暢談經濟高質量發展：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發展新質生產力與中國式現代化、深化經濟體制機制改革、財稅金融改革、科技創新機制、數字治理、鄉村治理等。
3.兩會期間上市，對經濟領域政策制定者和市場參與者具有重要的指導價值：全面深化改革與經濟高質量發展是當前時期經濟領域各個主體關注的焦點，也是今后更長時間需要思考和落地的重要現實問題。本書研究視角全面且有焦點，適用于經濟金融領域專家、學者，各級政府、經濟政策部門，對宏觀經濟政策解讀和趨勢分析感興趣的大眾讀者。
全面深化改革與中國經濟新發展 內容簡介
全面深化改革與經濟高質量發展是當前社會各界高度關注的焦點。本書匯聚樊綱、江小涓、劉尚希、黃群慧、李揚、馬名杰等12位經濟學者與專家的觀點，研議深化經濟領域改革中的突出問題。全書充分、全面地探討了12個主題：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發展新質生產力、深化經濟體制機制改革、財稅金融改革、科技創新改革、數字治理、鄉村治理，以及中國經濟的挑戰與出路等。在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時代命題下，本書有助于及時引導經濟領域各主體更好地理解改革趨向，把握中國經濟新方位。
全面深化改革與中國經濟新發展 目錄
**章 宏觀經濟理論與宏觀經濟政策
一、宏觀經濟學的起源 004
二、需求決定論 009
第二章 如何“看見”宏觀經濟風險
一、重新認識風險 025
二、風險社會中的“風險經濟” 030
三、政府在風險社會中的角色 033
四、出清風險與穩定預期 038
第三章 中國特色的宏觀經濟政策框架
一、宏觀經濟政策的形成與演變 046
二、中國宏觀經濟政策框架的幾個特點 052
三、當前宏觀經濟政策的新挑戰 056
四、改進我國的宏觀經濟政策框架 063
第四章 新質生產力：思想、理論與戰略
一、準確理解新質生產力的內涵 072
二、深入把握推動新質生產力發展的戰略舉措 076
第五章 健全以新質生產力推進高質量發展的體制機制
一、如何理解新質生產力的深刻內涵 106
二、從全要素生產率看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意義 112
三、作為新質生產力載體的現代化產業體系 116
四、健全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體制機制 120
第六章 中國金融改革和發展的新階段
一、中國金融進入高質量發展新階段 137
二、做好中國金融發展的“五篇大文章” 147
三、金融強國的共同要素：在中美比較中的分析 158
第七章 謀劃新一輪財稅改革
一、回顧 1994 年至今的稅制改革歷程 165
二、新一輪財稅改革的一些問題和建議 172
第八章 鄉村振興和城鄉融合
一、站在時代和全局的高度深刻領會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重大意義 179
二、鞏固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 189
三、城鎮化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和城鄉融合發展 198
第九章 數字時代的公共治理：賦能和挑戰
一、政府公共治理的主要職責和內容 208
二、數字技術為政府公共治理賦能 210
三、數字時代政府公共治理面臨的挑戰 217
四、數字時代公共治理的新要求：幾個原則 224
第十章 創新發展之路：中國的實踐與未來
一、怎么看科技在發展中的作用 230
二、怎么看創新與發展的關系 236
三、怎么看教育和人才的作用 244
四、怎么看自主創新與開放創新 247
五、怎么看科技創新中政府的作用 248
第十一章 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動經濟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
一、立足新發展階段，把握歷史性的機遇和挑戰 255
二、貫徹新發展理念，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 263
三、構建新發展格局，加快形成現代化經濟體系 271
第十二章 中國經濟：挑戰與出路
一、經濟發展面臨的主要挑戰 279
二、全面客觀冷靜地看待當前經濟形勢 282
三、經濟結構調整的基本趨勢 285
四、深化改革，理順重大關系，防范化解風險 288
五、我國經濟發展具有四大顯著優勢 291
附錄 1 / 293
附錄 2 / 294
附錄 3 / 297
展開全部
全面深化改革與中國經濟新發展 相關資料
長安講壇是中國經濟50人論壇堅持了20多年的經濟政策講壇， 有深厚的底蘊和豐富的積累，影響力很大。我曾經多次出席長安講壇，能夠再次受邀演講，感到很榮幸，也很親切。
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格局中的地位已經發生深刻變化，因此中國經濟發展的各個方面成為全球普遍關注的問題。今天我所講的主題是：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動經濟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圍繞這個主題，我們探討三個方面的問題。
一、立足新發展階段，把握歷史性的機遇和挑戰
二十屆三中全會作出《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決定》特別指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是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的關鍵時期”。所謂“關鍵時期”我理解是指我國發展，特別是經濟發展，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從大的歷史進程來說，我們實現了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在此基礎上開始朝著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努力，我國正處于這樣一個新的發展進程。
黨的十八大之后，我國的發展進入新階段。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是在建黨一百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從黨的十六大到黨的十八大，黨代會報告的核心命題都是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旗幟，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斗，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2021 年 7 月 1 日，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 100 周年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莊嚴宣告：“經過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持續奮斗，我們實現了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在中華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會，歷史性地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二十屆三中全會以后，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或者說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一個新階段，就是努力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
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分成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從 2020 年到 2035 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再奮斗十五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第二個階段，從 2035 年到本世紀中葉，在基本實現現代化的基礎上，再奮斗十五年，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由此開啟了中國式現代化的新征程，我們進入一個新發展階段。在此之后，我們一方面面臨著新的歷史機會，另一方面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從歷史機遇來講，概括成一句話，就是近現代以來，距離現代化的目標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近，我們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有能力、有信心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目標，這是一個新的歷史性機遇。2024 年 9 月 30 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5 周年招待會上的講話中指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了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為什么說進入不可逆轉的進程？我認為主要有三個方面的理由。
長安講壇是中國經濟50人論壇堅持了20多年的經濟政策講壇， 有深厚的底蘊和豐富的積累，影響力很大。我曾經多次出席長安講壇，能夠再次受邀演講，感到很榮幸，也很親切。
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格局中的地位已經發生深刻變化，因此中國經濟發展的各個方面成為全球普遍關注的問題。今天我所講的主題是：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動經濟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圍繞這個主題，我們探討三個方面的問題。
一、立足新發展階段，把握歷史性的機遇和挑戰
二十屆三中全會作出《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決定》特別指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是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的關鍵時期”。所謂“關鍵時期”我理解是指我國發展，特別是經濟發展，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從大的歷史進程來說，我們實現了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在此基礎上開始朝著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努力，我國正處于這樣一個新的發展進程。
黨的十八大之后，我國的發展進入新階段。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是在建黨一百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從黨的十六大到黨的十八大，黨代會報告的核心命題都是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旗幟，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斗，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2021 年 7 月 1 日，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 100 周年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莊嚴宣告：“經過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持續奮斗，我們實現了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在中華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會，歷史性地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二十屆三中全會以后，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或者說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一個新階段，就是努力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
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分成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從 2020 年到 2035 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再奮斗十五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第二個階段，從 2035 年到本世紀中葉，在基本實現現代化的基礎上，再奮斗十五年，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由此開啟了中國式現代化的新征程，我們進入一個新發展階段。在此之后，我們一方面面臨著新的歷史機會，另一方面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從歷史機遇來講，概括成一句話，就是近現代以來，距離現代化的目標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近，我們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有能力、有信心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目標，這是一個新的歷史性機遇。2024 年 9 月 30 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5 周年招待會上的講話中指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了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為什么說進入不可逆轉的進程？我認為主要有三個方面的理由。
第一個理由，經過長期發展，自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新時代 以后，我國經濟穩健持續增長，已經發生了深刻的格局性變化。以經濟總量為例，改革開放初期，中國 GDP 占全球比重不足 1.8%，2023 年我國 GDP 超過 126 萬億元，按照匯率折算大體上是 18 萬億美元，占全球比重的 18% 左右。從 1.8% 到 18%，這不是簡單的量變，而是一個深刻的結構變化。還有很多數據，這里不一一列舉。這些變化歸納到一起，可以說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 民族偉大復興奠定了更為堅實的物質基礎。
第二個理由，歷經幾十年的改革，我們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撥亂反正，開啟了改革開放新時期；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鄧小平盛贊其“寫出了一個政治經濟學的初稿”；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系統部署了進入新時代后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務；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這一步步里程碑式的進程走下來，到現在已經形成更為成熟、更為定形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和根本制度，以及各方面的重要制度。這就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了更為完備的制度保障。
第三個理由，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中國共產黨人經過了上百年的探索，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又一次歷史性飛躍，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的飛躍，在經濟思想上開拓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境界。理論探索和不斷豐富發展，特別是“兩個確立”，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創造了更為主動的精神力量。
因此，進入新的發展階段，在全面實現小康、擺脫絕對貧困的基礎上，我們面臨的一個最大的歷史機遇，就是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一個新階段。有機遇就有挑戰，越是接近現代化目標，越是形勢復雜，越是任務艱巨，這是我們目前面臨的最大挑戰。這個過程不像敲鑼打鼓那樣輕輕松松，而是充滿驚濤駭浪和各種復雜的矛盾與斗爭的過程。要實現這個歷史進程，需要我們有斗爭的精神，勇敢地面對各種困難和挑戰。我們目前面臨的挑戰，從經濟發展角度可以概括為三個方面。
第一個方面，目標函數的變化。
改革開放以后，20 世紀末實現初步小康，21 世紀在建黨一百周年前后實現全面小康，實現初步小康和全面小康實際上是擺脫貧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很多發展中國家在政治上獨立起來了，面臨的任務就是經濟發展和克服貧困，但是這個過程非常艱難。由于經濟中存在惡性循環，發展中國家陷于貧困落后之中難以擺脫，發展經濟學家把這種現象稱作“貧困陷阱”，即“馬爾薩斯陷阱”。 一個地方貧困沒有別的原因，就是因貧困而貧困，或者說是貧困再造貧困，這是貧困的累積效應。從需求側來看，如果一個地方貧困，表現為人均收入水平低，購買力就低，市場需求就小，市場需求規模對投資者的吸引力就弱。由于沒有投資，這個地方的經濟發展緩慢，新增就業機會少，而人口在增長，所以人均收入水平進一步下降，導致更加貧困。從供給側來看，同樣的道理，由于貧困，進而人均收入水平低，儲蓄能力就弱，金融部門把儲蓄轉為投資的能力就弱，意味著這個地方的自我積累能力差，經濟增長速度慢。經濟增長速度慢，就業機會少，而人口在增長，人均收入水平進一步下降。
“馬爾薩斯陷阱”理論認為，假設經濟增長速度是算術級，人口增長速度是幾何級，那么就意味著人口增長速度始終快于經濟增長速度，因此人均收入和人均財富越來越少。當經濟和人口之間的嚴重不相稱到達極限，就會引發戰爭或者瘟疫、饑荒，導致人口銳減，使得人口和經濟增長水平之間強制協調。
如何克服這個“貧困陷阱”？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發展中國家普遍面臨的一個難題。中國通過改革開放推動經濟發展，成功跨越了“馬爾薩斯陷阱”，實現全面小康，擺脫了困擾我們幾千年的絕對貧困。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取得的發展成就舉世矚目。
但是經濟發展是一個無止境的過程，我們跨越了“貧困陷阱”，實現了全面小康，在此基礎上還要繼續向前走，開啟現代化的新征程。新征程面臨新的挑戰，首先就是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當代發展中國家在跨越貧困、進入中等收入階段之后，由于各方面條件的變化，這些國家為了實現新的發展目標會遇到新的挑戰。如果發展方式不改變的話，往往很難具有可持續發展能力。按照世界銀行的劃分，現階段世界上有 80 多個國家和地區進入高收入階段。高收入階段是以 1987 年人均 GDP 達到 6 000 美元作為底線，無論哪一年，換算回去相當于 1987 年的 6 000 美元，就是高收入階段。為防止全球經濟波動帶來的不穩定形成經濟倒退，作為穩健跨越中等收入階段的要求，現在這個標準又向上浮動 20% ~ 30%，即 15 000 美元左右。
我們做過一個分析，這些高收入國家和地區從中等收入階段進入高收入階段，所用的時間平均為 12 年零 3 個月。在這 80 多個國家和地區當中，發展中國家只有 13 個，其他大部分發展中國家處于中等收入或者低收入階段。另外，世界上的貧困國家還有 36 個左右。進入中等收入階段之后，由于發展方式轉變不過來，不能適應新階段的變化，50% 以上的發展中國家 30 年之久無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70% 的發展中國家 25 年之久無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可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2014 年 11 月 10 日，習近平主席出席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同工商咨詢理事會代表對話會時致辭：“對中國而言，‘中等收入陷阱’過是肯定要過去的，關鍵是什么時候邁過去、邁過去以后如何更好向前發展。”時間拖得越長，各種社會矛盾越深，而解決矛盾需要 的經濟資源卻越來越匱乏，就可能導致現代化進程嚴重停滯甚至中斷。穩健跨越中等收入階段之后，要實現 2035 年遠景目標，即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據相關測算，如果以人均 GDP 趕上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為經濟發展水平的重要指標，則從2021年至2035年，我國年均 GDP 要增長 4.8%。從目前的發展方式來看，其自然增長率達不到。因此，在新的階段，目標函數發生變化，對發展也會提出新的要求。
第二個方面，約束函數的變化。
對于約束經濟發展各個方面的條件，供給側的變化和需求側的變化。需求側的變化與過去不同，過去是需求膨脹、經濟短缺，現在是產能過剩、需求疲軟。過去要解決的是“有沒有”的問題，只要快速發展就有市場；現在要解決“好不好”的問題，所以必須要求高質量，這樣才能在市場競爭中占有一席之地。現在和過去相比，最突出的變化是“羊群效應”沒有了。
從供給側來看，各種投入要素條件也發生了變化。過去我們的勞動力、自然環境、原材料、土地等資源，都比較豐富而且便宜，所以有競爭力，而現在越來越稀缺，成本也越來越高。以往通過低要素成本進行競爭的模式很難繼續，我們要重塑新優勢。從過去主要依靠擴大要素投入量來帶動經濟增長，轉變為主要依靠要素的效率和全要素生產率的大幅提升來帶動增長；從過去的規模迅速擴大來實現高速發展，轉變為高質量發展。只有實現這種轉變，才能適應現在一系列約束條件的變化，使經濟發展真正具有可持續性。
第三個方面，國際環境的變化。
過去很長一個時期，全球化加速發展，在國際分工體系當中，中國的勞動力密集型和資源密集型產品具有競爭力。我們有一個完整的工業體系，建立了以中國為樞紐和世界的聯絡，形成像數字“8”一樣的上下連接的雙環流。向上是北部發達國家，我們向其出口具有競爭優勢的勞動密集型消費品，進口技術和資本密集型產品，由此改造國民經濟體系，這就形成了與發達國家的一個貿易環流。向下是南部世界和發展中國家，我們進口初級產品和原材料，利用完整的工業體系和龐大制造業的制造能力，進行加工和再加工，形成工業制成品，再出口工業制成品，由此與這些國家也形成一個貿易環流。中國恰恰是這個雙環流的樞紐。在改革開放之后很長的一個過程中，經濟循環有一個特點——“兩頭在外、大進大出”，指的就是市場和資源“兩頭在外”。2008 年金融危機之后，全球經濟衰退，貿易保護主義、單邊主義甚至民粹主義迅速抬頭。十九屆五中全會閉幕以后，習近平總書記在《把握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一文中提出，要注意防范“固守‘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的舊思路”。這種“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的循環模式走到了盡頭，要有新的模式，要鍛造新的格局。
從上述三個方面來看，目標函數、約束函數和國際環境的變化對我國發展方式的轉型提出了要求。如何應對這些挑戰從而把握機遇，是現在要解決的一個關鍵性問題。
機遇與挑戰雖然并存，但是它的內涵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屆五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必然要求構建新發展格局》，講話指出，“機遇更具有戰略性、可塑性”。所謂戰略性，就是方向具有趨勢性，但在戰術上可能還有很多問題和困難；所謂可塑性，就是不確定性，機遇是有彈性的。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一個新階段，這是歷史性機遇，這種機遇是一種可能性。但有了這種可能性并不代表唾手可得，要應對各種困難和挑戰從而把握機遇，才能把可能性轉變為現實。
挑戰發生了什么變化呢？習近平總書記說，“挑戰更具有復雜性、全局性”。我們面臨的挑戰不是碎片式挑戰，而是具有全局性的系統性挑戰。機遇與挑戰并存，挑戰前所未有，如果應對得好，機遇也前所未有。在機遇和挑戰的關系上，挑戰更具有全局性，只有把應對挑戰做好，才談得上把握機遇。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是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的關鍵時期，要處理好中國式現代化新征程中面臨的機遇和挑戰。
二、貫徹新發展理念，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
只有貫徹新發展理念，也就是從根本上轉變發展方式，才能真正適應現在的一系列變化，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要樹立新發展理念，即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這五大理念。理念具有戰略性、綱領性和引領性，理念就是指導思想，如果指導思想不改變，行動就不可能改變。
新的發展理念是相對于過去舊的發展理念而言的。我認為，在改革開放以后的很長一段時間，我們的發展理念或者基本指導思想的集中體現實際上就是三句話。
第一句話，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 GDP 的增長為核心指標。
第二句話，十年翻一番，以快速增長為基本方略。1979 年，鄧小平同志在會見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時第一次提出“小康”概念以及“三步走”戰略。“三步走”戰略即，第一步，到 20 世紀 80 年代解決溫飽問題；第二步，到 20 世紀末實現小康；第三步，到 21 世紀中葉基本實現現代化。當時鄧小平同志講，“我們要實現的四個現代化，是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我們的四個現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具體就是以 GDP 為基本指標，然后以十年翻一番為基本方略，十年翻一番意味著每年平均增速要達到 7.2%。改革開放之前中國年均增長率在世界上是比較高的，在 6% 左右，所以保持年均增長 7.2% 是一個非常大膽的設定，不僅中國沒有過，在世界上也是領先于高速增長。而且當時提的是連續增長 20 年，實現翻兩番。
第三句話，以迅速擺脫貧窮為根本目標。當時這種指導思想，無論是從馬克思主義唯物歷史主義觀來看，還是從社會主義發展的內在生命力的要求來看，都是完全正確的。也符合中國實際，因為當時中國是一個貧窮的國家。從可能性來看，從改革開放到 20 世紀末的 20 年，GDP 年均增長 9% 以上，翻兩番目標提前實現。發展是歷史的，這種戰略思想在當時是正確的，符合中國的客觀要求，但是目標函數的變化、約束函數的變化和國際環境的變化，都使得高速增長不具有可持續性。
黨的十八大之后，順應社會、歷史、經濟變化的要求提出新發展理念，努力通過新發展理念的引領，從過去靠要素投入量擴大為主帶動經濟高速發展的模式，轉變為靠要素效率和全要素生產率大幅提升為主帶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模式。提出新發展理念有其歷史客觀必然性，符合新階段的要求，而過去的發展理念和發展方式符合當時的歷史條件，不能把它割裂開，更不能把它對立起來。我們提出新發展理念，不是要否定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而是要適應新時代的新要求，使發展能夠更高質量，更具有可持續性。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是跨越關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國發展的戰略目標”。為什么提得這么高呢？因為現代化經濟體系是新發展理念能夠得以貫徹的機制、途徑、橋梁，沒有現代化經濟體系，新發展理念就只能停留在理念上，傳導不到實踐中來，發展方式就不可能發生根本改變，也就實現不了從高速發展向高質量發展的轉換。所以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建設非常重要。
什么是現代化經濟體系？它的內涵是什么？ 2018 年 1 月 30 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進行第三次集體學習。習近平總書記發表重要講話，對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進行深入探討。我理解現代化經濟體系可以概括為七個方面。
第一是現代化的產業體系，這是基礎；第二是現代化的市場體系，這是體制；第三是現代化的收入分配體系，這是動力；第四是現代化的城鄉區域發展體系，即區域和空間協調；第五是現代化的綠色發展體系，就是經濟發展和自然的關系；第六是現代化的全面開放體系，就是高水平的開放；第七是現代化的經濟體制，主要指政府、企業、市場三者的關系，要建立微觀主體有活力、市場機制有效、宏觀調控有度的經濟體制機制。這七個方面體現了新發展階段的改革、開放、發展三者之間的內在聯系和要求，是一個有機整體，七個方面的建設要統一推進。這就提出了現代化經濟體系這樣一個歷史性的任務。
通過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把新發展理念貫徹到實踐中去，目的是通過新發展理念引領實現高質量發展。什么是高質量發展？黨的二十大報告作了全面論述，我的體會主要有六個方面。
第一，從微觀意義上，高質量發展是指要素效率和全要素生產率大幅提升帶動經濟發展。第二，從宏觀意義上，高質量發展是指供給和需求在運動當中趨于均衡的發展，也就是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供求之間形成雙向良性互動的一個動態發展。第三，從結構意義上，高質量發展是各方面的關系相互協調的發展。發展中國家的結構性失衡、二元性特征比較突出，所以實現高質量發展一定要體現結構協調，包括城鄉結構、區域結構、產業結構等，是結構協調的發展。第四，高質量發展要體現綠色方式，在人和自然的關系上是一種和諧的發展，使自然資源能夠得到更有效的使用，同時和經濟社會發展更和諧。第五，高質量發展一定是高水平安全的發展。在發展的風險防控上，大國經濟不能置于高風險當中，要有一個穩定的基礎要求。第六，在國際競爭中一定是高水平、制度型開放的發展。
高質量發展在經濟上的一個集中體現，就是實現經濟發展中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質的有效提升體現在新質生產力的培育和壯大方面。2023 年 9 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四川、黑龍江等地考察調研期間發表重要講話，首次提出“新質生產力”的概念。
2024 年 1 月 31 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二十屆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體學習時，系統闡述了新質生產力的理論內涵和主要特征，強調新質生產力以全要素生產率大幅提升為核心標志，以創新驅動為根本性特點，以產業變革升級為一個重要的載體。
生產力發展是一個歷史的過程。生產力的勞動工具從石器、鐵器、銅器、機器到現在的智能；生產力的動力經歷了從自然力、熱力、電力、網力到算力的提升過程；生產力發展的產業形態經歷了從漁獵、游牧、農耕、工商到現在的信息、服務的結構升級。特別是工業革命以來，這個變化速度更快。從 18 世紀下半葉到 19 世紀上半葉是工業革命的第一個階段，人類告別了農耕時代，形成了機械化生產。從 19 世紀下半葉到 20 世紀初期，第二次工業革命和產業革命推動了時代的變化，電器化代替了機械化。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到 21 世紀初，是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第三個階段，從經濟發展角度看，人們實現了信息化對電器化的替代。現在進入新一輪產業革命，前景和目標還不十分確定，大趨勢是由信息化再進展到數字化。目前看到的三大技術領域——數字技術、低碳技術和生物生命科學技術，帶來了經濟發展方向性的變化，即數字經濟、綠色經濟和健康經濟。這些方面的變化不僅顯示出趨勢性的變化，而且已經開始了一系列新的通用技術的變革。
新質生產力就是要把體現新時代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等歷史進步的變化因素，注入生產函數當中去，從而使我們的生產方式具有新一輪科技革命和新時代的顯著特征，形成產業革命在科技革命推動下結構的質變和升級。當代全球競爭的本質不是簡單的量的問題，而是質的問題，是新一輪科技革命的產業滲透和結構變革。量的問題是一個競爭問題，但是相對于質的競爭和結構升級的競爭，它是次要的問題。
1840 年，第一次鴉片戰爭是西方文明對中國的沖撞，結果是我們被打敗。19 世紀上半期，按照現在的國民經濟核算方法，在單一經濟體中，中國 GDP 總量排在世界第一，超過英國、法國。
作為當時的第一大經濟體，中國為什么不堪一擊呢？原因有很多，包括政治、文化、軍事等。從經濟上看，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們是傳統的農耕經濟，產出五谷雜糧、養殖牛馬豬羊，由此形成世界上規模最大的經濟體。而在第一次工業革命結束的時候，以英國為首，帶動西歐國家完成第一個工業化階段，告別了農耕文明，進入現代工業社會。農耕文明對工業文明，肯定打不過。還有一個微觀的例子，當時中國造船廠的制造船塢，比英國工業革命時期的造船中心利物浦制造的船塢還要長、還要大，但我們造的是木船，動力靠風帆；英國造的是鋼鐵結構的船，動力是蒸汽機。無論是速度，還是抗擊打能力，都不是一個等級的，這是質的差距。
前些年大家在討論一個問題：中國 GDP 總量什么時候能趕上美國？當時的結論非常樂觀。改革開放初期，按照匯率折算，中國 GDP 相當于美國 GDP 的 6.3% ；黨的十八大以前，我們相當于美國 GDP 的 54% ；黨的十九大前夕，我們相當于它的 62% ；黨的二十大前夕，我們相當于它的 77%。我們是大踏步趕上來的。按照這個趨勢，人們做了一個分析，假設未來一段時期，中國經濟年均增速 5% 左右，美國達到前 20 年的平均速度 2.5% 左右，大概在2033 年前后，中國 GDP 總量將趕上美國。這是一件令人振奮的事情，我們從 GDP 世界排名第一掉落下來，在經歷了上百年的時間后，不久的將來，我們將重回 GDP 世界第一的位置。
近年來有一些新的變化，2023 年，美國經濟的反彈強度比較大，2024 年上半年盡管有波動，勢頭仍然很強勁。2023 年底，我國 GDP 相當于美國的 60%，較之前有所下降；2024 年上半年，下降到相當于美國的 58%。2033 年前后，中國 GDP 總量能不能趕上美國，似乎又成為一個問題。其實更重要的是質，在結構上要縮小差距。
美國前一段時期持續加息，從基準利率為 0 一路升到 5.5，大量企業無法承受而進入破產程序，資產負債表要進行調整。人們估計美國經濟可能會出現衰退，雖然通貨膨脹率下降，但經濟活躍程度也降下來，失業率可能會提高。但 2023 年下半年，美國經濟強勢反彈，從宏觀指標來看，并沒有像預料中那樣出現嚴重逆轉，反而有所改善。經濟增長速度是 2.9%，接近充分就業，通脹率在 4% 左右，距離 2% 的理想區間很近。怎么解釋這種現象？有可能的一個原因是，自 2008 年金融危機以來，美國經過一系列調整，一批新的產業和企業發展起來了，這些產業和企業的競爭效率和盈利能力遠遠覆蓋高利率的成本。這就說明中美作為第二大經濟體和第一大經濟體，二者之間的競爭焦點不是 GDP 數量，而是質的問題，也就是結構的問題。美國真正拉開的是結構上的差距，是質的差距。這是我們要高度關注的問題。美國并不限制中國量的增長，包括低技術含量、勞動密集、能源消耗密集的出口擴大，美國打壓的是中國在質的方面的改變，包括高科技產業的產業鏈關鍵環節等。
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革命中，我們還處于落后時期，沒有條件參與；第三次工業革命，我們開始改革開放，趕上了一個尾巴，就是學習、模仿、跟跑；到了第四次產業革命，我們不僅參與了，而且在一些方面具有競爭力，甚至是并跑、領跑。在新一輪產業革命推動國際分工產業鏈布局的過程中，我們不能像以往那樣，被定義在產業鏈和價值鏈末端這樣一種從屬地位。我們要進入世界產業鏈的頂端，這是真正競爭的白熱化。要培育新質生產力，形成科技革命帶動下的產業變革、產業升級，這是實現生產力發展的根本路徑。高質量發展最終一定要體現在生產力的解放和發展上，體現在新質生產力的發展上。這是根本出路，也是真正競爭的矛盾焦點。
在質的有效提升的同時，高質量發展還需要量的合理增長，就是宏觀經濟的均衡。2035 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是定性分析，從量的邏輯看，是人均國民收入水平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
2020 年中等發達國家的人均國民收入平均是 25 000 美元，我們是10 500 美元。實現這個目標要考慮人口等各方面的條件，要求我國GDP 總量在 15 年的時間里增長一倍，人均增長水平翻一番，因為人口會減少。2022 年，人口負增長 85 萬人，2035 年比 2022 年繼續減少，所以 GDP 總量按照不變價格翻一番，人均水平也會翻一番多，接近或達到 25 000 美元。這里主要講的是定性分析，但是背后有量的增長邏輯。
其中，GDP 總量在未來 15 年翻一番這個指標很好計算，72% 除以 15，就是年均增長 4.8%。能不能實現這個增長目標？按照目前的發展方式順其自然往下走，就是所謂“自然增長率”，我們做了很多測算，測算結果是未來 15 年平均增長 4% 左右，悲觀一點是 3.8%，樂觀一點不超過 4.3%，達不到 4.8% 的水平。所以一定要高質量發展，一定要發展新質生產力，結構要升級，只有質的有 效提升，才能帶動量的合理增長，如果質的有效提升沒有進步，量的合理增長這個目標就很難達成。
三、構建新發展格局，加快形成現代化經濟體系
現代化經濟體系包含七個方面的內容，我們要采取一系列戰略舉措來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了時間表，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再次強調了這個時間表。2035 年要形成新發展格局，建成現代化經濟體系。如果沒有新發展格局的形成，沒有一系列有效的戰略舉措的實施，現代化經濟體系就建不成；如果現代化的經濟體系建不成，新發展格局就落實不下去；新發展格局落實不下去，高質量發展就實現不了，現代化目標就難以達成。所以2035 年要想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前提是要形成新發展格局，建成現代化經濟體系。
2020 年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在看望參加全國政協十三屆三次會議的經濟界委員并參加聯組會時強調，“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之所以提出構建新發展格局，目的就是要形成現代化經濟體系。構建新發展格局包含一系列戰略舉措，比較重要的是四個方面。
第一，以立足擴大內需作為戰略基點。大國經濟大多是基本內向型的，基本內向型并不是封閉，而是國民經濟循環的投入和產出，大部分通過本國市場實現。從量化標準看，有人提出達到甚至超過 80% 的投入和產出，通過國內市場實現循環就是基本內向型。
這是大國經濟的一個突出特點，因為大國的經濟體量大，如果更多依賴國際市場實現循環，不穩定且風險大。以擴大內需為戰略基點，是新發展格局的一個重要的戰略原則和戰略舉措。
從投資來看，2023 年我國固定資產投資需求增長 3%，總規模是 50.3 萬億元；2024 年 1—9 月，固定資產投資需求增長 3.4%，總規模在 38 萬億元左右。按照單一國家來計算，如果換算成美元的話，我國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一方面，作為發展中國家，我們在很多方面都需要投資。另一方面，在經濟低迷的時候，政府的逆向調節能力比較強，這是一個超大規模的投資。
從消費來看，2023 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 7.2%，總規模超過 41.2 萬億元，如果換算成美元，同樣名列前茅。2024 年 1—9 月，我國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是 3.3%，總規模超過 35 萬億元。同期按照單一國家經濟體來算，我國的規模確實是名列前茅，這為中國經濟增長基本面提供了支撐。
2023 年，中國經濟增長 5.2%，消費貢獻大概 4 個百分點，投資貢獻 2 個百分點（凈出口的貢獻為負）；2024 年前三季度經濟增長 4.8%，消費貢獻大體上是 3 個百分點，投資需求拉動了超過 1 個百分點，凈出口增長由負轉正，貢獻了大約 0.7 個百分點。
當前中國宏觀經濟有一個特點，即總體平穩、穩中有進。我們的韌性和抗擊打能力比較強，超大規模經濟體的特點這一基本面沒有變。無論是投資還是消費，以擴大內需為戰略基點具備客觀條件。
第二，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戰略方向或者戰略主線。
這是黨的十八大以后提出來的，習近平總書記講，宏觀調控可以從需求側入手，也可以從供給側入手，不同國家和不同時期，根據宏觀經濟失衡矛盾的不同情況可以有不同選擇。
黨的十八大以后，我們分析認為，中國最突出的問題還是供給側結構性矛盾。我們的規模大，但競爭力不足，技術水平、產業素質和企業競爭力較弱，屬于“大而不強”，因此黨中央后來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久后開始提“三去一降一補”，后來提的是“鞏固、增強、提升、暢通”八字方針，即鞏固“三去一降一補”成果，增強微觀主體活力，提升產業鏈水平，暢通經濟循環。需求側的政策和改革，影響的是消費者行為；供給側的政策和改革，影響的是生產者行為，這是二者最大的不同。要解決深層次的長期性問題，關鍵在生產側，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戰略主線。
第三，以創新驅動作為戰略支撐。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基礎性、戰略性支撐”。
第四，以高水平開放作為戰略前提。開放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國式現代化不可能是封閉條件下的現代化，一定是融入全球化的現代化。歷史上發達國家通過殖民融入全球化，而我們走的是和平發展道路，倡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式現代化一定是以高水平開放融入全球化的，現代化不是簡單和自己過去比較有沒有進步，而是看我們在全世界范圍是不是領先，這是現代化的進步意義所在。
以立足擴大內需作為戰略基點，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戰略方向，以創新驅動作為戰略支撐，以高水平開放作為戰略前提，這是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四個重要的戰略原則。
構建新發展格局的目的是形成現代化經濟體系。2022 年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黨校春季班開學式上的講話指出，新發展格局提出來兩年多了，我們取得了一些成績，形成了一些新的氣象，但是現在看來還存在一些亟待解決的突出問題。當時習近平總書記概括為五大方面的問題。
第一，要統籌擴大內需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兩大戰略性舉措不能割裂，一定要聯系起來。如果供給側改革脫離了需求的牽引，實際上就脫離了市場，脫離市場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一定是行政性改革，最后一定沒有效率，會導致產能過剩。從需求側來看，造成內需不足有很多原因，其中非常重要的是供給側的問題。如果供給水平低，結構不好，價高質次，人們有錢也不愿意消費，所以提高供給水平是刺激高質量需求的基礎。供給創造需求，需求牽引供給，要形成這兩方面的良性互動。
第二，要解決好發展壯大現代化產業體系和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的關系。現代化經濟體系有七個方面，其中包含一定的邏輯關系。最基礎的首先是現代化的產業體系，要加快推進新型工業化，做強做優做大實體經濟。新型工業化就是工業化、數字化、信息化和綠色化的深度融合，要用現代科技革命的技術去改造、推動、牽引工業化，傳統工業化的高消耗、高污染道路不可持續。近些年來出現“脫實向虛”的現象，這個問題怎么解決？這些都是實踐當中存在的一些矛盾。
第三，要加快科技自立自強步伐，解決國際社會特別是美西方
“卡脖子”的問題。一方面，我們要自立自強；另一方面，要想盡辦法擴大開放，突破美西方對我們的圍堵。舉個例子，乒乓球是中國的“國球”，20 世紀 60 年代，中國的乒乓球水平在世界上是最高的，打敗日本，橫掃歐洲。從 1966 年開始，我們缺席三屆世乒賽，等后來重新組隊去歐洲交流，連十六七歲的選手都打不過。這說明，哪怕原來居于先進水平，只要封閉就會落后。 現代文明進步的趨勢一定是開放。所謂高水平開放，不是簡單 跟自己過去相比較，而是在世界范圍內比別人更先進。什么是“更先進”？就是市場更有效率，環境更公平，競爭更充分，人才、資本、技術更愿意到市場上來。
第四，要統籌新型城鎮化和鄉村全面振興。解決了“絕對貧困”，下一個緊接著的是“鄉村振興”。發展中國家在現代化轉型過程中有兩條路徑：一個是城市化，特別是大城市和中心城市，把邊緣農業落后地區的人口吸引到城市里；另一個是改造農村，使其現代化，從而帶動整個社會現代化。與這兩條路徑相對應的，是發展經濟學中的兩個模型：一個是劉易斯模型，另一個是托達羅模型。
如何處理鄉村振興和新型城鎮化兩方面的關系，對于我們這樣一個發展中大國來說是一個難題。
農村的公共服務落后，基礎設施建設需要加強，但更重要的是農村人口流失。曾經留守的老人和兒童，現在也都進城了，鄉村很多地方是空的。我有一個學生來自山區農村，我去他的家鄉做客，他的母親和兄弟姐妹都來了，還來了很多鄰居，大家坐在一起吃飯，很是熱鬧。吃完飯之后我們準備返回城里，結果他的家人和老鄉也要回縣城，我很奇怪地問他們。他們說，因為有客人來了他們才回到農村，客人走了他們也回城里。我聽完很有感觸，如果人都留不住了，鄉村怎么振興呢？隨著城鎮化的發展，那些有能力的人就被吸引到城市去了。
第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在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等因素的影響下，國際關系錯綜復雜。如何適應國際形勢的變化，推動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也是需要解決的問題。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我黨的中心任務。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實現高質量發展，二十屆三中全會進一步提出經濟高質量發展。從二十屆三中全會可以看出，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就是要為實現高質量發展，特別是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體制機制的保障，為培育發展新質生產力提供體制機制和制度創新方面的條件。
全面深化改革與中國經濟新發展 作者簡介
樊綱，中國經濟50人論壇學委會成員、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院長
劉尚希，中國經濟50人論壇成員、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原院長
黃益平，中國經濟 50 人論壇成員、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
劉元春，中國經濟 50 人論壇成員、上海財經大學校長
黃群慧，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李揚，中國經濟 50 人論壇成員、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
許善達，中國經濟 50 人論壇成員、國家稅務總局原副局長
陳錫文，中國經濟 50 人論壇成員、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原副組長兼辦公室主任
江小涓，中國經濟 50 人論壇學術委員會成員、國務院原副秘書長、孫冶方經濟科學獎評獎委員會主任
樊綱，中國經濟50人論壇學委會成員、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院長
劉尚希，中國經濟50人論壇成員、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原院長
黃益平，中國經濟 50 人論壇成員、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
劉元春，中國經濟 50 人論壇成員、上海財經大學校長
黃群慧，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李揚，中國經濟 50 人論壇成員、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
許善達，中國經濟 50 人論壇成員、國家稅務總局原副局長
陳錫文，中國經濟 50 人論壇成員、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原副組長兼辦公室主任
江小涓，中國經濟 50 人論壇學術委員會成員、國務院原副秘書長、孫冶方經濟科學獎評獎委員會主任
馬名杰，中國經濟 50 人論壇特邀專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創新發展研究部部長
劉偉，中國經濟 50 人論壇成員、中國人民大學原校長
余斌，中國經濟 50 人論壇成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書友推薦
- >
莉莉和章魚
- >
名家帶你讀魯迅:朝花夕拾
- >
企鵝口袋書系列·偉大的思想20:論自然選擇(英漢雙語)
- >
山海經
- >
中國歷史的瞬間
- >
隨園食單
- >
【精裝繪本】畫給孩子的中國神話
- >
二體千字文
本類暢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