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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城市區域協同創新戰略研究 版權信息
- ISBN：9787030748386
- 條形碼：9787030748386 ; 978-7-03-074838-6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全球城市區域協同創新戰略研究 本書特色
本書適合從事區域戰略、產業創新等相關研究的各級政府部門、科 研機構、高校及行業組織等群體閱讀。
全球城市區域協同創新戰略研究 內容簡介
協同創新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擁有共識的首要任務，也是發揮港澳國際化優勢，帶動灣區加快融入全球創新網絡的必由之路。針對當前粵港澳存在的創新要聚而不聯，協同創新所面臨的制度障礙等問題。本書采用大數據空間分析方法等定量分析方法與部分調研、訪談等定性分析方法相結合，從粵港澳大灣區協同創新的基礎分析、存在問題、協同的重點領域與發展方向、協同創新的空間布局、創新特別合作區試驗跟蹤、協同創新的政策機制等方面對粵港澳大灣區如何更好推動協同創新展開了深入的研究。本書可為粵港澳大灣區實現更深層次的協同一體化提供理論指導，也可以作為未來進一步政策制定的研究資料支撐。
全球城市區域協同創新戰略研究 目錄
目錄
叢書序
前言
第1章 緒論 1
1.1 新時期全球城市區域協同發展的內涵 1
1.2 區域協同創新的相關理論 8
1.2.1 多尺度創新系統 8
1.2.2 創新生態系統 10
1.2.3 知識鏈接與生產鏈接 11
1.3 珠三角城市群協同創新的重要意義 13
參考文獻 14
第2章 全球創新格局與趨勢 18
2.1 創新對全球經濟的引領作用 18
2.2 全球創新的時空格局 20
2.2.1 創新重心逐漸向亞洲發展中國家轉移 21
2.2.2 高度空間集群化的創新發展 23
2.3 影響創新的全球挑戰與中國“雙循環”戰略應對 26
2.3.1 貿易壁壘對創新的影響 26
2.3.2 新冠疫情對經濟及全球價值鏈的影響 36
2.3.3 中國構建創新發展的新格局 47
參考文獻 48
第3章 典型全球城市區域協同創新案例研究 51
3.1 舊金山灣區：政府引導下產學研深度融合打造科技集群 51
3.1.1 完善的創新體系造就灣區核心競爭力 52
3.1.2 有效的區域發展政策推動灣區產業升級 53
3.1.3 良好的區域治理促進灣區協同發展 54
3.1.4 優美的宜居宜業宜游環境提升灣區發展凝聚力 55
3.1.5 開放寬容的人才政策和創新創業環境加速了虹吸效應的形成 55
3.2 紐約灣區：科技與資本深度結合打造科技金融集群 56
3.2.1 產業結構呈現多元化和互補性的發展格局 56
3.2.2 科技創新是灣區快速成長的關鍵因素 57
3.2.3 良好的創新環境是灣區發展的保障 58
3.2.4 高層次科技人才推動灣區科技創新 58
3.3 東京灣區：產學研體系協調打造強大的制造業集群 59
3.3.1 重視規劃引領和區域協同發展 59
3.3.2 創新創業人才為產業升級創造良好條件 60
3.3.3 政府投資驅動科技與產業融合 61
3.3.4 良好的產業體系配套加快灣區經濟發展 61
3.4 歐盟：科技聯盟與要素流動推動跨境協同創新 62
3.4.1 歐盟科技創新共同體建設 62
3.4.2 制定合理的科技政策促進協同創新 62
3.4.3 打造互聯互通的基礎設施網絡 63
3.4.4 建立打破行政分割的多層次區域治理體系 64
3.4.5 漸進打造要素自由流動的統一市場 64
3.5 長三角：政產學研用并舉式的國家創新高地 65
3.5.1 創新資源集聚共享打造區域協同創新共同體 65
3.5.2 政府引導促進產業轉移 66
3.5.3 分工協作實現差異化發展 66
3.5.4 打造飛地園區促進產城人融合 67
3.5.5 完善區域協同治理機制 67
3.6 京津冀：戰略科技力量體系化的協同創新共同體 69
3.6.1 明確三地發展定位助推功能合理配置 69
3.6.2 戰略科技力量體系化促進區域協同創新發展 70
3.6.3 高質量的高等教育一體化 71
3.6.4 區域一體化交通網絡暢通 72
3.6.5 深化三地協同創新機制體制改革 72
參考文獻 73
第4章 珠三角城市群協同創新的基礎 75
4.1 新時期珠三角城市群協同發展的機制變化 75
4.2 珠三角城市群科技創新水平 77
4.2.1 珠三角城市群科技創新能力不斷提升 77
4.2.2 珠三角城市群創新資源高度集聚 82
4.3 珠三角城市群經濟發展與產業結構現狀 83
4.3.1 經濟總量規模位居世界領先水平 83
4.3.2 產業結構已經邁入服務經濟階段 84
4.3.3 城市之間形成產業功能協作關系 86
4.4 珠三角城市群科技創新的互補優勢與協作基礎 89
4.4.1 港澳科技創新的優勢 89
4.4.2 廣東省科技創新的優勢 91
4.4.3 珠三角城市群進入協同創新的新階段 93
4.5 珠三角城市群科技創新協同發展存在的問題與挑戰 94
4.5.1 產業結構有待優化，目前仍處于全球價值鏈中低端 94
4.5.2 創新空間“聚而不聯”，科技成果應用與轉化乏力 96
4.5.3 創新要素流動不暢 98
4.5.4 體制機制轉換對接困難 99
參考文獻 100
第5章 珠三角城市群創新要素的地理格局 102
5.1 核心城市創新能力不斷提升 102
5.2 創新要素高度集聚形成廣深港澳科技創新走廊 109
5.2.1 高等院校與科研院所 109
5.2.2 高新技術企業 110
5.2.3 重要創新平臺 112
5.2.4 新型基礎設施 113
5.2.5 廣深港澳科技創新走廊 128
5.3 基于戰略性產業的珠三角城市群技術創新地理格局 130
5.3.1 戰略性支柱產業集群與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 130
5.3.2 珠三角城市群技術創新的地理格局 137
5.3.3 戰略性產業技術創新的主要集聚區 141
5.3.4 戰略性產業集群的發展戰略 142
參考文獻 148
第6章 珠三角城市群協同創新的網絡關系 149
6.1 珠三角城市群在全球創新網絡中的位置 149
6.2 珠三角城市群協同創新網絡結構 149
6.2.1 基于技術、知識、資本的珠三角城市群協同創新網絡結構 151
6.2.2 珠三角城市群協同創新的城市層級 157
6.2.3 珠三角城市群協同創新的網絡結構特征 159
6.3 領先企業全球價值鏈格局 161
6.3.1 華為手機供應商數據獲取 162
6.3.2 華為手機供應商的空間分布特征 163
6.3.3 華為手機供應商的價值鏈分布變化 166
6.3.4 華為手機全球價值鏈的網絡結構特征 169
6.3.5 基于華為手機全球價值鏈的城市網絡社群結構 172
參考文獻 174
第7章 珠三角城市群的創新探索 175
7.1 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 175
7.1.1 以深港創新合作為主題的特色平臺 175
7.1.2 科技研發、高端智能制造與科技服務園區 176
7.1.3 科創發展的制度創新與政策保障 180
7.1.4 河套深港合作模式—高端制造與服務+創新立項政策包 183
7.2 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 183
7.2.1 橫琴—毗鄰澳門的粵澳深度合作區 183
7.2.2 休閑旅游、特色金融等協同發展的產業高地 184
7.2.3 從自由貿易服務到全方位社會民生合作的三次制度創新 185
7.2.4 由服務貿易到社會民生全面融合的橫琴模式 188
7.3 南沙粵港澳創新特別合作區 188
7.3.1 依托國際航運與自由貿易的對外開放門戶 188
7.3.2 “營智環境”—科創產業生態體系 189
7.3.3 圍繞“營智環境”的制度創新 192
7.3.4 立足國際航運和自由貿易的科融驅動模式 197
7.4 城市區域治理與制度創新 198
7.4.1 城市區域治理研究的理論基礎 198
7.4.2 中國的城市區域治理實踐 198
參考文獻 201
彩圖
叢書序
前言
第1章 緒論 1
1.1 新時期全球城市區域協同發展的內涵 1
1.2 區域協同創新的相關理論 8
1.2.1 多尺度創新系統 8
1.2.2 創新生態系統 10
1.2.3 知識鏈接與生產鏈接 11
1.3 珠三角城市群協同創新的重要意義 13
參考文獻 14
第2章 全球創新格局與趨勢 18
2.1 創新對全球經濟的引領作用 18
2.2 全球創新的時空格局 20
2.2.1 創新重心逐漸向亞洲發展中國家轉移 21
2.2.2 高度空間集群化的創新發展 23
2.3 影響創新的全球挑戰與中國“雙循環”戰略應對 26
2.3.1 貿易壁壘對創新的影響 26
2.3.2 新冠疫情對經濟及全球價值鏈的影響 36
2.3.3 中國構建創新發展的新格局 47
參考文獻 48
第3章 典型全球城市區域協同創新案例研究 51
3.1 舊金山灣區：政府引導下產學研深度融合打造科技集群 51
3.1.1 完善的創新體系造就灣區核心競爭力 52
3.1.2 有效的區域發展政策推動灣區產業升級 53
3.1.3 良好的區域治理促進灣區協同發展 54
3.1.4 優美的宜居宜業宜游環境提升灣區發展凝聚力 55
3.1.5 開放寬容的人才政策和創新創業環境加速了虹吸效應的形成 55
3.2 紐約灣區：科技與資本深度結合打造科技金融集群 56
3.2.1 產業結構呈現多元化和互補性的發展格局 56
3.2.2 科技創新是灣區快速成長的關鍵因素 57
3.2.3 良好的創新環境是灣區發展的保障 58
3.2.4 高層次科技人才推動灣區科技創新 58
3.3 東京灣區：產學研體系協調打造強大的制造業集群 59
3.3.1 重視規劃引領和區域協同發展 59
3.3.2 創新創業人才為產業升級創造良好條件 60
3.3.3 政府投資驅動科技與產業融合 61
3.3.4 良好的產業體系配套加快灣區經濟發展 61
3.4 歐盟：科技聯盟與要素流動推動跨境協同創新 62
3.4.1 歐盟科技創新共同體建設 62
3.4.2 制定合理的科技政策促進協同創新 62
3.4.3 打造互聯互通的基礎設施網絡 63
3.4.4 建立打破行政分割的多層次區域治理體系 64
3.4.5 漸進打造要素自由流動的統一市場 64
3.5 長三角：政產學研用并舉式的國家創新高地 65
3.5.1 創新資源集聚共享打造區域協同創新共同體 65
3.5.2 政府引導促進產業轉移 66
3.5.3 分工協作實現差異化發展 66
3.5.4 打造飛地園區促進產城人融合 67
3.5.5 完善區域協同治理機制 67
3.6 京津冀：戰略科技力量體系化的協同創新共同體 69
3.6.1 明確三地發展定位助推功能合理配置 69
3.6.2 戰略科技力量體系化促進區域協同創新發展 70
3.6.3 高質量的高等教育一體化 71
3.6.4 區域一體化交通網絡暢通 72
3.6.5 深化三地協同創新機制體制改革 72
參考文獻 73
第4章 珠三角城市群協同創新的基礎 75
4.1 新時期珠三角城市群協同發展的機制變化 75
4.2 珠三角城市群科技創新水平 77
4.2.1 珠三角城市群科技創新能力不斷提升 77
4.2.2 珠三角城市群創新資源高度集聚 82
4.3 珠三角城市群經濟發展與產業結構現狀 83
4.3.1 經濟總量規模位居世界領先水平 83
4.3.2 產業結構已經邁入服務經濟階段 84
4.3.3 城市之間形成產業功能協作關系 86
4.4 珠三角城市群科技創新的互補優勢與協作基礎 89
4.4.1 港澳科技創新的優勢 89
4.4.2 廣東省科技創新的優勢 91
4.4.3 珠三角城市群進入協同創新的新階段 93
4.5 珠三角城市群科技創新協同發展存在的問題與挑戰 94
4.5.1 產業結構有待優化，目前仍處于全球價值鏈中低端 94
4.5.2 創新空間“聚而不聯”，科技成果應用與轉化乏力 96
4.5.3 創新要素流動不暢 98
4.5.4 體制機制轉換對接困難 99
參考文獻 100
第5章 珠三角城市群創新要素的地理格局 102
5.1 核心城市創新能力不斷提升 102
5.2 創新要素高度集聚形成廣深港澳科技創新走廊 109
5.2.1 高等院校與科研院所 109
5.2.2 高新技術企業 110
5.2.3 重要創新平臺 112
5.2.4 新型基礎設施 113
5.2.5 廣深港澳科技創新走廊 128
5.3 基于戰略性產業的珠三角城市群技術創新地理格局 130
5.3.1 戰略性支柱產業集群與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 130
5.3.2 珠三角城市群技術創新的地理格局 137
5.3.3 戰略性產業技術創新的主要集聚區 141
5.3.4 戰略性產業集群的發展戰略 142
參考文獻 148
第6章 珠三角城市群協同創新的網絡關系 149
6.1 珠三角城市群在全球創新網絡中的位置 149
6.2 珠三角城市群協同創新網絡結構 149
6.2.1 基于技術、知識、資本的珠三角城市群協同創新網絡結構 151
6.2.2 珠三角城市群協同創新的城市層級 157
6.2.3 珠三角城市群協同創新的網絡結構特征 159
6.3 領先企業全球價值鏈格局 161
6.3.1 華為手機供應商數據獲取 162
6.3.2 華為手機供應商的空間分布特征 163
6.3.3 華為手機供應商的價值鏈分布變化 166
6.3.4 華為手機全球價值鏈的網絡結構特征 169
6.3.5 基于華為手機全球價值鏈的城市網絡社群結構 172
參考文獻 174
第7章 珠三角城市群的創新探索 175
7.1 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 175
7.1.1 以深港創新合作為主題的特色平臺 175
7.1.2 科技研發、高端智能制造與科技服務園區 176
7.1.3 科創發展的制度創新與政策保障 180
7.1.4 河套深港合作模式—高端制造與服務+創新立項政策包 183
7.2 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 183
7.2.1 橫琴—毗鄰澳門的粵澳深度合作區 183
7.2.2 休閑旅游、特色金融等協同發展的產業高地 184
7.2.3 從自由貿易服務到全方位社會民生合作的三次制度創新 185
7.2.4 由服務貿易到社會民生全面融合的橫琴模式 188
7.3 南沙粵港澳創新特別合作區 188
7.3.1 依托國際航運與自由貿易的對外開放門戶 188
7.3.2 “營智環境”—科創產業生態體系 189
7.3.3 圍繞“營智環境”的制度創新 192
7.3.4 立足國際航運和自由貿易的科融驅動模式 197
7.4 城市區域治理與制度創新 198
7.4.1 城市區域治理研究的理論基礎 198
7.4.2 中國的城市區域治理實踐 198
參考文獻 201
彩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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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城市區域協同創新戰略研究 節選
第1章緒論 本章首先介紹了新時期全球城市區域協同發展的內涵，然后從多尺度創新系統、創新生態系統、知識鏈接與生產鏈接等幾個方面梳理了區域協同創新的相關理論與研究進展。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從理論研究與區域發展實踐上明確了推動珠三角城市群協同創新的重要意義。 1.1新時期全球城市區域協同發展的內涵 隨著全球生產范式從福特主義向后福特主義的轉型與信息技術對時空的壓縮，知識、資本逐步取代傳統的生產要素，要素的集聚與擴散開始超越城市尺度，全球城市區域已經成為新時期全球競爭的基本空間單元之一（Wuetal.，2021）。在復雜的全球化進程中，實現全球城市區域的協同式發展是提升區域競爭力的核心，因而，協同能力的提升成為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區域發展的主要目標（符文穎和楊家蕊，2020;賀燦飛等，2014）。目前，以舊金山灣區、紐約灣區、東京灣區為代表的國際性灣區是全球城市群發展的成功典范，是高度創新化且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灣區經濟體。這些灣區已成為全球經濟發展的核心增長極和創新策源地。據世界銀行的數據顯示，全世界約60%的經濟總量來自海灣地帶及其直接的經濟腹地（張燕，2017）。由此可見，國家或區域間的競爭，實際上是以全球城市區域為龍頭的“創新區域”間的競爭。 具體到中國而言，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城市群等也是典型的全球城市區域。其中，珠三角城市群已具備建成國際一流灣區的基礎條件（張燕，2017），當然，其創新發展水平仍然與世界三大灣區存在差距（張虹鷗等，2018）。在創新能力已成為灣區進一步提升全球競爭力和影響力的關鍵因素的今天，推動珠三角城市群的協同發展是將珠三角城市群打造為世界*城市群的重要戰略路徑之一（劉毅等，2020;王石等，2020）。 珠三角城市群包括珠三角九市（廣州、深圳、珠海、佛山、東莞、惠州、中山、江門、肇慶）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圖1-1），是當前中國乃至全球人口*為稠密的城市群之一。改革開放以來，珠三角地區的制造業迅速發展，目前在電子、家用電器、電信和計算機設備、玩具、鐘表、照明設備、服裝、鞋類、塑料、陶瓷等領域形成了全球領先的產業集群，港澳則在生產性服務業、旅游與博彩業方面聞名全球（Bieetal.，2015）。珠三角城市群的崛起源于港澳和珠三角地區成功的戰略耦合（Yang，2012）。然而，勞動力、土地等生產要素價格的上漲與全球貿易環境的改變，使得珠三角地區原有的發展模式面臨嚴峻的挑戰。2008年發布的《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與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年）》指出珠三角地區的發展存在著產業層次總體偏低、產品附加值不高、貿易結構不夠合理、創新能力不足、整體競爭力不強等問題。珠三角地區的崛起速度快，但卻一直處于全球價值鏈（global value chain）的末端（李郇等，2009）。2008年起，“轉型升級”開始成為各級政府發展的重要路徑。2016年3月，國務院印發《關于深化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的指導意見》，提出打造珠三角城市群，構建以珠三角城市群為龍頭，以珠江西江經濟帶為腹地，輻射東南亞、南亞的重要經濟支撐帶。隨后，珠三角城市群被納入國家頂層設計。2017年10月，黨的十九大報告再次明確“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粵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等為重點，全面推進內地同香港、澳門互利合作”。2019年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了《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旨在將珠三角城市群打造成比肩舊金山灣區、紐約灣區、東京灣區的世界*灣區。此綱要明確指出了珠三角城市群的五大戰略定位，其中之一就是“充滿活力的世界*城市群”；在創新空間的打造上，提出了“廣州-深圳-香港-澳門”科技創新走廊的概念，“協同發展”成為該綱要的核心理念之一。國家知識產權局數據表明，2019年珠三角城市群的專利申請數約占全國的15%，這一數據超過了全國的主要城市群，“創新驅動”已成為珠三角城市群當前發展階段的顯著特征（張虹鷗等，2018;劉毅等，2019;葉玉瑤等，2020）。珠三角城市群具有獨*的優勢（葉玉瑤等，2020），主要體現在：**，珠三角城市群具有獨*而重要的區位條件，對內銜接國內經濟腹地，對外面向東南亞及全球，是“一帶一路”與國內國際雙循環的戰略支點，在全國經濟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第二，珠三角城市群之間優勢互補，制造業（珠三角九市）和生產性服務業（港澳）發達，形成了“世界工廠+全球服務中心”的格局，具備區域聯動發展的基礎；第三，珠三角城市群之間的科技資源優勢互補，創新要素高度集聚。這些優勢都有利于珠三角城市群實現更高程度的協同發展。 珠三角城市群以“前店后廠”（frontshop，back factory）的模式起步，隨著生產要素瓶頸的出現，需要尋求新的發展方式以提升其在全球價值鏈中的位置，推動“協同發展”自然成為其戰略路徑。珠三角城市群的發展歷程及其特殊的制度背景，使其成為創新地理學研究中具有典型案例價值的研究區域。更為重要的是’珠三角城市群的制度特點使其創新發展既具有西方經濟地理學刻畫的市場靈活性，也具有中國特色發展的計劃與統籌特征（安寧等，2018;鐘韻和胡曉華，2017）。近年來，中美貿易摩擦不斷出現、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帶來的不確定性、復雜的全球化新形勢都對珠三角城市群發展提出更大的挑戰（劉衛東，2020）。在這樣的背景下，珠三角城市群更需貫徹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推動協同發展，使“9+2”的城市功能配置更合理，*大化釋放生產潛力，以應對當前出現的新形勢新問題。 協同，英文為collaboration、synergy、coordination或cooperation，意為相互配合、齊心協力（何郁冰，2012）。“協同”*早是作為系統論中的概念，強調子系統間的合作、協調，以達到系統功能大于各子系統功能之和的結構優化狀態（袁莉，2014）。因而，“協同”強調的是子系統間、各要素間的相互作用與有機整合，既包含了協同合作，也包含了有序競爭，這些共同構成了系統的演化動力，通過這種相互作用，推動系統產生新的結構與新的功能，從而產生系統性的整體效應，達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形成更好的發展態勢（袁莉，2014）。 推動城市群的協同發展是新時期地理學研究關注的重點議題。區別于20世紀初福特主義下城市經濟是國民經濟的增長引擎，新一輪生產范式的轉型與信息技術對時空的壓縮，使得知識、創新、資本與信息取代了傳統的生產要素，傳統的“地方空間”（space of place）正在被“流空間”（space of flow）所取代（方創琳，2014）。這種新的形勢推動了城市群崛起，為新的資本積累空間單元。在國家空間發展戰略上，城市群也被視為推進新型城鎮化與新經濟增長極的重要空間載體。在2013年12月召開的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上，優化城鎮化布局和形態被視為推進城鎮化的主要任務之一，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被視為三大國家*城市群，重點打造為全國的經濟增長極。由于城市群涵蓋了多個城市主體與產業、生態、交通、市場等多個子系統，加上城市間行政壁壘的存在，如何推動城市群的協同發展成為推動新一輪增長所需要解決的關鍵科學問題。 城市群的協同發展是指城市群內各城市間、各子系統間高效協作、功能互補、合作共生，從而形成一個協同有序的城市系統（方創琳，2017）。城市群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其協同發展涉及了不同的維度，國內外學者也對城市群的協同發展提出了諸多框架解釋，代表性的學者如方創琳（2017）在針對京津冀城市群的協同發展研究中提出，城市群的協同發展需要實現規劃、交通、產業、城鄉、市場、科技、金融、信息、生態、環境共10方面的協同（圖1-2）。其中，產業協同是城市群協同發展的基礎，城市群發展必須發揮城市特色，深化城市間分工，在城市群內部形成系統化、鏈條化的產業體系，將城市群打造為產業同鏈的“經濟共同體”。 在此基礎上，本書結合新時期珠三角城市群協同發展的階段特征，提出從5個維度理解新時期珠三角城市群協同發展的內涵（圖1-3）。這5個維度涵蓋了影響新時期珠三角城市群協同發展的關鍵領域，以期為進一步開展珠三角城市群協同發展的實證研究提供系統性的分析框架。 1.產業協同創新 產業協同創新是實現珠三角城市群協同發展的關鍵，珠三角城市群作為涵蓋“一國兩制”、三關稅區的獨*跨境區域，在產業協同創新方面具有制度互補優勢。通過產業協同創新共建國際科技創新中心，一方面有利于放大香港、澳門在基礎研究、人才培養、現代金融和知識密集型服務以及國際化水平等方面的優勢和影響力，幫助珠三角城市群企業、技術和標準“走出去”，與全球創新網絡深度融合;另一方面，通過港澳與廣東實體經濟之間的互動以延伸產業鏈和創新鏈，開拓更加廣闊的市場空間，將有利于保持港澳長期繁榮穩定，促進香港、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然而，在“一國兩制”框架下，珠三角城市群在人才、資金、技術等創新要素上仍然難以實現高效跨境流動，導致創新要素“聚而不聯”，無法充分釋放區域協同創新的巨大潛力。因此，迫切需要探索珠三角城市群協同創新的制度突破，從跨境區域創新體系、企業多尺度創新網絡和創新價值鏈聯動等理論視角研究珠三角城市群協同創新的機制與路徑。 2.環境協同治理 隨著區域一體化的深入，珠三角城市群環境污染問題更加趨于區域性、復雜性和整體性。環境污染的負外部性，使污染企業和污染物排放更多地向城市邊界區域集聚（Konisky and Woods，2010；Duvivier and Xiong，2013），環境污染的邊界效應顯現，特別是廣佛交界、深莞交界等區域的問題更為突出（周沂等，2014;沈靜等，2019）。因此，以政府為治理主體的跨界合作與行政邊界地區環境污染治理逐漸成為環境協同治理的核心議題。然而，由于珠三角城市群環境治理各成體系，在治理模式、執行主體、規制對象、執法途徑、監管標準上均存在顯著差異（潘澤強等，2019），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環境協同治理與生態建設合作的廣度和深度。因此，需要從多尺度推進跨區域環境協同治理、多元主體參與推進環境協同共治、多方合作構建環境治理統籌機制、多領域拓展環境協作內容等方面推進珠三角城市群環境協同治理以及相關議題的研究（許堞和馬麗，2020）。 3.資源協同配置 資源協同配置是實現珠三角城市群協同發展的基礎，其涵蓋的領域較廣，既包括土地、7JC等主要自然資源的協同配置，也包括空港、海港、鐵路等交通資源的協同配置。盡管資源類型不同，協同模式和路徑大相徑庭，但其內涵卻是一致的，即發揮各區域、各行業或各主體的比較優勢，將資源統籌配置到*急需、*高效的地方，以實現區域資源利用和產出效率的*大化。以港口資源的協同配置為例，珠三角城市群港口密集，目前已形成以香港港、廣州港、深圳港為核心，以珠海港、惠州港、東莞港等周邊港口為支撐的港口群。然而，由于各港口以自然獨立的方式各自發展，高效協同共生的港口群尚未形成，其重復建設、資源分散、同質競爭等問題嚴重削弱了珠三角城市群港口群的整體運營效率和競爭力。因此，迫切需要從港口碼頭運營的微觀層面研究主導經營港口的企業、集團以及治理港口發展的政府等多元行動主體之間的互動關系，為實現珠三角城市群資源協同配置提供科學依據。 4.服務協同共享 跨境公共服務往往需要克服制度差異和應對文化沖突，是公共治理中的難題。特別是珠三角城市群在“一國兩制”框架下，實行不同的社會制度，分屬三個關稅區以及不同法域，在目標協同、權力共享和規范對接等方面面臨更大挑戰，跨境公共服務合作治理的任務更加艱巨。盡管近年來珠三角城市群在推進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社會民生服務共建共享、社會保障領域溝通合作、共建優質生活圈等方面不斷探索，但跨境公共服務的銜接標準尚未真正建立。珠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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