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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繆爾·貝克特(知人系列) 版權信息
- ISBN：9787532183906
- 條形碼：9787532183906 ; 978-7-5321-8390-6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塞繆爾·貝克特(知人系列) 本書特色
塞繆爾??貝克特（Samuel Beckett）是荒誕派戲劇的重要代表人物。1928年，他成為失明的詹姆斯??喬伊斯的助手。1938年定居巴黎并出版**部長篇小說《莫菲》。德國占領法國期間，曾因參加抵抗運動，受法西斯的追捕。進入20世紀50年代后，貝克特開始轉向戲劇創作。1953年，憑借《等待戈多》蜚聲文壇。1969年，他因“以一種新的小說與戲劇的形式，以崇高的藝術表現人類的苦惱”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 這是一部關于貝克特生活和工作的簡史，篇幅雖短，卻內容豐厚。 ★ 作者吉布森，是喬伊斯和貝克特的專業研究者，對貝克特的生平和作品了如指掌。 ★ 本書沿著喬伊斯的人生足跡，涉及他一生重要的各個歷史階段，如獨立后的愛爾蘭、20世紀30年代的巴黎和倫敦、第二次世界大戰等。 ★ 本書不但是對貝克特人生的一次回顧，更涉及他的主要創作過程和作品的點評，從而展現貝克特的思維邏輯，展示他是如何從時代中得到藝術目標，并傳達力量的。
塞繆爾·貝克特(知人系列) 內容簡介
傳記。盡管對塞繆爾·貝克特的研究萬象紛呈，但貝克特本人卻是一個極簡主義的作家。作者對貝克特的生活和工作給出了全新、簡潔和批判性的描述，這與貝克特的藝術宗旨恰相吻合。 作者通過分析貝克特對現代史的反應，找到了貝克特創作動機的邏輯，展示了貝克特如何對時代精神產生深刻感受，以及其傳達這種精神的能力是任何其他當代藝術家都無法比擬的。本書跟蹤貝克特痛苦的創作和人生步伐，分析了歷史事件在貝克特一系列作品中（通常是柔和、間接的）痕跡和反應。 作者指出，貝克特信奉一種很好版本的浪漫主義學說，即藝術是對歷史生活形式的批判，只不過貝克特的版本常常話里帶刺又顛覆規則，因為他固執地拒絕認為假定的生活能夠給出*終結論。
塞繆爾·貝克特(知人系列) 目錄
序言:這該死的人生
1 到達終點之一：愛爾蘭，1906—1928
2 一文不值：巴黎和巴黎高等師范學院，1928—1930
3 健全人的無情和狡詐:倫敦，1933—1935
4 在第三帝國時的憂郁：德國，1936—1937
5 垃圾清除：戰爭、抵抗運動、維希法國，1939—1944
6 恥辱：解放運動,鋤奸行動,戴高樂，1944—1949
7 誰有意義：冷戰時期的世界，1950—1985
8 所在之處：資本的凱旋，1985—1989
后記：重新開始
精選參考書目
致謝
圖片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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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繆爾·貝克特(知人系列) 節選
貝克特筆下的倫敦是一個奇怪又醒目的地方。在某種程度上，對待作家和對待城市一樣，必須把他們的不同片段拼湊起來，同時勾勒出更有代表性的特征。1922年后，愛爾蘭南部新教徒大量外流，愛爾蘭新教文化已經走到歷史的盡頭。新教徒所遭受的政治和文化權力上的巨大損失，也導致工作上的歧視和逼仄。唐納德·阿肯森（Donald Akenson）的研究表明，1911年至1926年間，愛爾蘭南部有三分之一的新教徒離開了愛爾蘭。貝克特就是在都柏林郊區一個富裕但新教徒日漸稀少的社區長大的，他不可能沒有注意到新教徒外流的現象。1933年，他自己也成為出逃英國的一分子。 這一點也不奇怪。1922年后，與其他國家移民英國的人相比，愛爾蘭人更有優勢。根據1921年《英愛條約》，愛爾蘭人保留自由進入那個古老殖民國家的歷史權利，即使在沒有簽證或工作許可的情況下。不過，不像19世紀移民選擇蘇格蘭和英格蘭北部的工業地區，新時期的愛爾蘭移民喜歡落腳倫敦及相鄰各郡，如《莫菲》里描述的那一兩個地方。這里不僅是英格蘭*富裕的地區，而且也是英國保守派和中產階級傳統的堡壘，因此更適合英屬殖民階層的避難者。19世紀，愛爾蘭去英國的移民主要是窮人和工人階級；反之，到了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一個更上流的移民階層”涌起，他們擁有更高的社會地位，受教育程度也普遍更高。 然而，如果愛爾蘭新教徒移民東道國時，仍然帶著他們在原愛爾蘭社會和文化地位里長出的期待，那么這些期待多少會被粗暴打破。雖然愛爾蘭新教徒在愛爾蘭時便長期認同英國文化，但這并不意味著英國文化會張開雙臂歡迎他們，或將他們視為志趣相投的同胞。去英格蘭時，新教徒自認為是英國人，然而一旦踏上英國國土，他們就會發現，自己終究是愛爾蘭人。更甚的是，任何一個愛爾蘭人在英國都可能被刻板印象審視，這種刻板印象由來已久，英國人普遍對“愛爾蘭人（the Paddy）”抱有一種隨意的蔑視。烏爾坦·克勞利（Ultan Crowley）說，1922年至20世紀40年代，反愛情緒在英國尤其盛行，是英愛戰爭和愛爾蘭獨立的遺留問題。那些愛爾蘭移民，無論他們是新教徒還是天主教徒，只要一開口便身份可疑，根本沒有現成的新英國人身份給他們。這種敵意并不區分新教徒或天主教徒：英國人基本上免疫于對任何區別對待的訴求。對英國人來說，愛爾蘭人都如同莫菲：這可能正是貝克特給他那不尋常的主人公取這么一個普通的愛爾蘭天主教名字的原因之一。 貝克特分享了他作為新教移民在倫敦生活的兩面性。一方面，他得到相對不錯的恩惠。麥格里維在國王路附近的波爾頓廣場（Paultons Square）給他找了一個住處。這件事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偶然：1931年的人口普查顯示，倫敦切爾西區聚集了大量愛爾蘭人。同時，貝克特離一個即使不算高貴，但至少也令人尊敬的社會環境并不遙遠。例如，麥格里維本人就與海絲特·道登（Hester Dowden）比鄰而居，海絲特的父親是愛德華·道登（Edward Dowden），曾任愛爾蘭自由聯盟秘書長、愛爾蘭工會聯盟副主席，至1913年去世時成為圣三一大學*杰出的文學教授。貝克特偶爾會和海絲特在夏納步道（Cheyne Walk）的花園里演奏鋼琴二重奏，那里有茶杯、哈巴狗和暹羅貓。這個畫面耐人尋味。同樣，他去倫敦也受益于新中產階級的靈丹妙藥——精神分析，貝克特的母親付費讓他接受治療。他的分析師是威爾弗雷德·拜昂（Wilfred Bion），一位個性獨特、聰明出眾的紳士，有殖民地生活背景，受過良好的英式教育，此外還曾積極參戰。二位先在塔維斯托克（Tavistock）診所會診，然后轉去知識分子陣地——布魯姆斯伯里（Bloomsbury）。他們相處融洽且不拘禮節，經常會面。像對羅德莫斯布朗一樣，貝克特也給拜昂取了一個外號。 因此，貝克特在倫敦的社會環境與他在都柏林所享受（或未能享受的）社會環境相差無幾。然而，他在倫敦的另外一些經歷卻將他推向典型的移民困境。例如，在1932年的倫敦之旅中，他租住在衛生狀況不佳的地區，這里可能會讓愛爾蘭移民不適，尤其因為房間設施與都柏林房間標配不同。1932年貝克特開始有幾分認同移民應優先考慮經濟的觀點，并采取相應行動，如拜訪了一些機構，且如他本人所說，“卑躬屈膝地”討好編輯和出版商，尤其討好其中的愛爾蘭人。他也多次遭拒，或遭遇那些他說“讓那些油嘴滑舌的倫敦人后悔去吧”的糟心事。 如果說倫敦似乎并不友好（對喬伊斯也如此），那么貝克特也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他對歷史悠久的倫敦不感興趣，認為倫敦塔索然無味，也不喜歡圣保羅教堂（St Pauls）內部那種自命不凡的民族調性。他引用蒲柏（Pope）描述“倫敦紀念碑”的詩句［蒲柏在《道德論》（“Moral Essays”）書信三里提到的紀念碑］，卻將其形容為一個抬起頭來的魁梧惡霸，而蒲柏遠遠想不到這一層意義。這并不是貝克特唯一一次把倫敦和權力、恐嚇聯系在一起。他憎恨這座城市，尤其憎惡那肆意彌漫的無意識的種族主義，作為一個愛爾蘭人，他常常不得不因此委身屈抑。貝克特后來管這叫“Muttonfatville”，即對人類苦難麻木不仁。這不足為奇，倫敦的愛爾蘭人傾向于自我封閉，并在大社區里組建小團體，將自己與周圍的英國人隔離開來。貝克特在倫敦的朋友，無論男女，都是愛爾蘭人。 因此不出所料，在倫敦，貝克特不僅孤獨，而且還喜歡懷舊。他于1932年來到這座大都市，很快就加入有關德·瓦勒拉的討論，德·瓦勒拉當時也在倫敦。整個1934年，愛爾蘭一直是貝克特關注的焦點。這種情況在移民英國的愛爾蘭人里司空見慣。他們不認為自己像那些移去美國或澳洲的人一樣，在地理和歷史上做出了重大的決裂。他們更方便往返于來源地和東道國文化之間，從而獲得大量“與祖國持續互動”的機會。即使不能親臨故土，他們在精神上也親睞著故土，并且由于他們四周縈繞著毫無風度的偏見，故土依戀愈益加重。 盡管貝克特可能有過回愛爾蘭的念頭，他卻并不打算果斷又徹底地去實踐。拜昂為他所做的精神分析，使他逐漸脫離母親的影響，也將他與母親爭執不下的問題懸置了起來。有趣的是，當貝克特的母親于1935年前來探望時，貝克特送給了她一件貼心的禮物，即一趟參觀“美麗集鎮和大教堂城市”的汽車之旅，讓她遠離英國。但這個（甩脫）計劃并未實現，*后體現在了貝克特**部主要小說《莫菲》的創作背景里。1935年8月，貝克特在倫敦住處開始創作《莫菲》。然而，同年圣誕節，他患胸膜炎，又回都柏林由母親照料。他在庫爾德里納宅邸布置了一間臥室作為書房，在那兒，他收集起都柏林和倫敦的藏書，*終如期完成小說。
塞繆爾·貝克特(知人系列) 作者簡介
作者｜安德魯·吉布森Andrew Gibson 一位學者和哲學家。他發表了眾多關于詹姆斯·喬伊斯、塞繆爾·貝克特以及相關文學理論的作品。已出版作品：《喬伊斯的復仇：詹姆斯·喬伊斯的“尤利西斯”中的歷史》、《政治和美學》（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年）、《貝克特和巴迪歐：間歇性的痛苦》（牛津大學出版社，2006年）、《間歇性：最近法國哲學中的歷史理性概念》（愛丁堡大學出版社，2011年）等。 譯者｜莫亞萍 浙江理工大學外國語學院教師，北京師范大學文學博士。譯有《伊斯坦布爾，1933，全球翻譯》《莎士比亞的政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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