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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革命 版權信息
- ISBN：9787305262128
- 條形碼：9787305262128 ; 978-7-305-26212-8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權利革命 本書特色
少有學者能讓政治理論在大眾眼中留下一個好印象，葉禮庭卻能做到。他完全不使用艱澀難解的術語，只用有趣的筆法，來書寫有趣的話題。 ——奧利弗?萊特溫《泰晤士文學副刊》
權利革命 內容簡介
自1948年《世界人權宣言》發表以來，人權已成為全球公共利益的主要語言。事實上，權利已經成為每一次爭論的品牌。長期以來，為土著權利而戰、保護少數民族語言遺產，以及同性婚姻已經把我們的社會帶入了一場全面的權利革命。這場革命不僅在北美備受爭議，而且全世界都在關注。團體權利是否危害個人權利?當每個人都主張自己的權利時，責任怎么辦?當每個成員都有權利時，家庭能否生存和繁榮?權利語言在賦予個人力量的同時削弱了社區嗎?在《權利革命》中，葉禮庭直面這些爭議性問題。對葉禮庭來說，相信權利就意味著相信政治，相信商議而不是對抗，相信妥協而不是暴力。
權利革命 目錄
前言
**講 民主和權利革命
第二講 人的權利和人的差異
第三講 臺球桌還是百衲被：個體權利和群體權利
第四講 權利、親密和家庭生活
第五講 權利、認同和民族主義
注釋
參考書目
索引
展開全部
權利革命 節選
節選自 第二講 人的權利和人的差異 被迫在冷眼旁觀的陌生人面前赤身裸體是一種很糟糕的感覺。擁有尊嚴的，是穿衣戴帽、列陣結隊甚至偽裝掩飾的人類，不是被剝得赤條條、只能以手遮羞的人類。在陌生人面前裸露，就是被剝奪了體面，也喪失了能動性。當然，裸露能夠喚醒憐憫，這正是人類認同的一種基本形式，但也是*脆弱的一種形式，因為它意味著一方的脆弱和無力。從歷史經驗中我們明白，當人的生命依賴其他人的憐憫之時，是他們極其無助之時。 當歐洲的猶太人在大屠殺中遭到毀滅的時候，非人化的基本手段之一就是剝奪每個人擁有的一切，他們的衣物，他們的眼鏡，甚至他們的頭發。一個集中營可以被視作一架邪惡的機器，它的用途就是將擁有自己歷史的個體的所有特殊性拿走，將他們在苦難的砧板上捶打，變成純粹的人類單元。當這些純粹的人類單元隨后懇求掠食者的憐憫時，他們發現這些掠食者不過將他們視為魚肉。當那些犯下這種罪行的人將每一個人削減到可怕的赤裸平等狀態，他們就可以對獵物為所欲為。在這樣一種平等的、極度羞辱的狀態下，受害者甚至毫不抵抗地走向死亡。 當然，并不是所有人都不加抵抗地赴死，而*有可能幸存下來的，是那些無論如何艱難始終堅守諸如個性、信念、幽默、堅韌等碎片的人，這些碎片使他們區別于所有其他人那種可怕的平等。不是說這種對差異的頑強執著使得他們孤立于其他人。毋寧說，是堅持他們的個性，使得被苦難碾壓的人們能夠承認他人、關愛他人，盡*大可能共同抵抗。 那么，人權的作用不是保護赤裸之人的抽象人類身份，也不是用法律術語表達我們對被剝光的人類苦難的本能憐憫。它的作用是保護現實的男男女女，保護他們的歷史、語言、文化，保護他們根深蒂固、不可化約的差異。人權的目標不是使那些處于危險中的人成為安全地帶中的人們的良知守護者，而是為了保護、捍衛和重建毫無防御能力的人們的能動性，讓他們可以保護自己。 人權不只是為了失去其他所有權利的那些人。它們也為那些生活在發達國家、擁有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體系的人提供一項重要功能。從羅馬時代以來，歐洲的傳統發展出一種自然法的觀念。自然法觀念的目的是提供一種理想化的優勢地位，用來批判和修改現有的法律。在兩類人之間總是存在著深刻的緊張：一種人接受法律的既有狀態——粗糙但已經寫好待用，且遵循先例；另一種人想讓法律成為某個單一理性思想的理想結論。自然法源自一種渴求：為叢林法則帶來秩序，按照普遍的標準糾正不公。自然法提供了一個有利的位置，在那里可以批判既有的法律，并且在法律無法改變時支持反抗的權利。 我們的人權理念繼承自這種自然法傳統。在當代世界，人權提供了一種*佳的國際實踐標準，用來提升和改善我們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例如，在歐洲，當英國公民遇到冤屈，而英國的法律沒有提供救濟的時候，他們可以將案子呈交至位于斯特拉斯堡的歐洲人權法院。這家法院經常作出不利于英國法律的判決，在這個時候，英國通常會（盡管并不總是）據此修改自己的法律。 不過，我們不能就此說英國人總是歡迎這一程序。很多人相信這是對國家主權的一種冒犯。“他們”——指斯特拉斯堡的法官們——有什么權利改變國家的法律？ 這為我們引入一個很重要的原則問題。許多人覺得，任何像這樣由某個國際實體作出的逾越行為是干涉了按照國家文化定義自身法律的權利。在英國，這種逾越是合法的，因為《歐洲人權公約》（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源自英國人認為與自己相近的法律傳統。但在其他一些地區，人權運動可能被當作一種外來的嘗試，是將歐洲的標準強加給自身擁有正當性的文化和規范。 是什么賦予歐洲人權利把人權強加給其他文化？什么都沒有。如果權利是關乎保護人類的能動性，那么它需要我們尊重其他人類運用能動性的方式。相信其他文化的人們只要了解我們所了解的就會采用人權標準，從而我們就可以干預而不管他們想不想讓我們干預，此種觀點毫無疑問是錯誤的。認為有些人無法明辨自己的真正利益所在，這種觀念是獨尊和暴政永恒不變的借口。只有在自己說自己是受害者的時候，受害者才是受害者。以下推論同樣正確：只有在其他民族和文化請求幫助的時候，我們才有權代表他們進行干預。 權利話語要求尊重，尊重要求取得同意。如果在巴基斯坦，女性同意留在伊斯蘭法律之內，那是她們的事情——乃至在加拿大同樣如此。另一方面，如果她們尋求獲得教育的機會，或者想嫁給某個自己選擇的人，她們請求我們的幫助，對抗宗教或世俗權威，那么我們可以介入，盡可能給她們提供幫助。但幫助只是幫助，它并不意味著改宗或同化。我們不能把我們的生活方式強加給他們。權利話語和西方文化完全可以分開。其他文化想要得到權利的保護而不需選擇西方的打扮、飲食或科技。就西方人幫助其他文化的卷入程度而言，他們有義務尊重他們所介入其中的文化的自主性，這是內在于權利話語之中的。 調和人權標準和本土價值的問題不僅發生在非西方社會之中，也會出現在離我們很近的地方。在西方社會，法律被認為是人民主權的表達。因此，跟非西方社會一樣，我們的社會中一個現實問題由此出現：由一群不是人們選舉的國際律師起草的人權法典是否應當優先于由人民的代表通過的國家法律？ 存在這個問題的一個地方是美國。美國國會一直拒絕批準從《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Genocide Convention），到《日內瓦公約》（Geneva Convention）的附加協議和《兒童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Child）在內的國際人權文件。美國國會要么認為這些文件與美國法律不一致，要么覺得是對美國國會和人民主權的一種侵犯。在這種態度的背后隱藏的東西，我們可以稱為權利的自戀，覺得“自由的土地和勇者的家園”不需要從其他任何人那里學習任何東西。所以美國與人權有一種矛盾關系：它自己的憲法是一個珍貴的人權傳統的具體呈現，而且像埃莉諾·羅斯福這樣的美國領導人幫助起草了國際人權的有關文本，但美國國會和大部分美國人相信，沒人可以在他們的國家之外批評美國監獄的條件，或者批評某些州尤其是得克薩斯州執行死刑可能存在的乖悖、不公正、不公平的方式。 因此，人權與表達國家文化的人民主權存在沖突。但這是一種必要的沖突。民主并不總是正確。當多數人的決策不公正的時候，存在不同意見的少數人必須有能力訴諸更高的法律。人權立法提供的就是這樣一種申訴的語言。在美國，那些反對死刑的人既借助美國憲法的名義，也借助國際人權的名義。要消除人權原則和民主之間的緊張是不可能的。事實上，這種緊張對于維護自由至關重要。 在加拿大，政府并不總是尊重我們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有時他們甚至暫時禁止這些權利，比如1970年10月的《戰時措施法案》（War Measures Act）。聯邦政府當時相信魁北克發生了公民暴動，因此動用軍隊逮捕了500多名被懷疑同情恐怖分子的人，未經審判就把他們關起來。當緊急情況結束之后，基本權利得以恢復。但如果沒有恢復呢？如果政府將它們永遠拿走呢？這樣的事情曾經發生過。20世紀20年代的德國是一個民主國家，擁有憲法和法治。但大蕭條和接踵而至的經濟混亂驅使數以百萬的德國選民投入希特勒的懷抱。我們無須一再重復，希特勒在1933年上臺的時候受到大眾的熱烈支持。他隨后推行的那些改革也是如此：廢止某些公民結婚、獲得財產和投票的權利！凹~倫堡法案”剝奪不幸生而為猶太人的公民的權利，由那些在歐洲*好的法律傳統中成長起來的律師和法官執行。納粹德國恐怖的一面在于，粗野、非道德的不公正是如何披上合法的外衣，以及這些不公正是如何贏得大眾支持的。要是希特勒在1937年死去，他也許會被當作歌德之后*受人尊重的德國人進入墳墓。這個故事的教訓在于，即使是一個市民通過法律自治的帝國城市（Reichsstadt），即使是一個講法律的社會，也會舉手支持那些將公民變成賤民的措施。從否定公民權利到強迫公開戴上黃色星標只有一步之遙。從黃色星標到流放東方也只相距另外一步而已。而隨著被流放到東方，就大多數德國人的關注程度而言，這個問題就此消失了。 這個可怕的故事告訴我們，必須有某種更高的法，有一套任何政府、任何人類權威不可以拿走的權利。這種更高的法的目的是把個人的良知從沉睡中喚醒。這樣的話，當一個普通公民看到鄰居被帶走的時候也許會有勇氣思考：這種行為可能沒有違法，但它是不對的。那么他或她也許會高聲叫道：“必須制止這種行為。就是現在！ 這樣的道德勇氣一直是個未解之謎，但我們知道，它源自榜樣，源自我們的父母教導過我們的正確的東西，也源自我們的文化告訴我們應當相信的東西。德國人民的這種文化資源數不勝數：從席勒歌頌全人類深刻同一性的《歡樂頌》（Ode to Joy），到貝多芬永不磨滅的自由頌歌《費德里奧》（Fidelio）。然而我們知道，這些偉大的作品并沒有激勵普通的德國人正視就在他們眼皮底下發生的事情。 面臨歐洲已有文化資源不足的狀況，盟國（the Allies）決心創造一種新的話語，加強普通人拒絕不公正命令、在人類同胞被帶走時挺身而出的能力。核心理念是不可分割性——即沒有人的權利可以與其他所有人的權利分割開來。如果他們在半夜來侵犯猶太人的權利，他們就是在侵犯所有人的權利。我想，這是更為深層的背景，我們應當在此背景下理解人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出現。1948年12月聯合國發布的《世界人權宣言》，是這株不斷伸展的法律之樹的**根枝椏，其基本功能是給予普通人辨識邪惡的能力，給予政府譴責和反對邪惡的能力。就此而言，人權法律是我們所設計的一種工具，用來增強公民的勇氣，強化個體之間相互支持的能力。 《世界人權宣言》改變了國家主權和個體權利之間的平衡。有了《宣言》，當某些國家犯下卑劣行徑的時候，個人權利將被認為高于國家權利。自從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建立歐洲的國家秩序以來，這也許是*具革命性的變革。時間一年年過去，我們越來越接近一種新的治理秩序，在這種秩序之下，國家的主權權利以對公民基本人權的充分保護為前提條件。在一貫踐踏人權的國家，在所有和平的救濟手段都已被耗盡的地方，聯合國可以授權進行干涉——從制裁直至全面的軍事行動。在20世紀30年代的世界中，德意志帝國破壞人權的行為被完全看作國內事務，而到了90年代的世界中，塞爾維亞一個省的侵犯人權行為*終引發具有正當性的軍事干預，在這之間我們經歷了漫長的路程。 然而，很多人越來越質疑人權似乎會引發的結果。保護我們國界之外的陌生人，這種新出現的責任是含混的、模糊不清的，也有可能是危險的。它可能成為帝國主義的借口，而帝國主義與我們所擁有的一項基本權利——不受外來干涉地自我治理的權利相沖突。 20世紀90年代的干預，如對索馬里、波斯尼亞、科索沃的，全都是以人權的名義獲得正當性的，都涉及一種潛在的、與不受干預過自己生活的民族權利相悖的沖突。我們要怎樣解決這一沖突？我們關心他人人權的責任受到權利話語自身的限制。我們沒有理由干涉其他人的生活，除非他們明確向我們請求幫助。適用于海外的這一基本準則也適用于國內。你可能會碰到正在爭吵的鄰居。你可以透過隔墻聽到他們的吵鬧。你沒有任何權利去干預。那是他們的事情。但如果你聽到一記重擊，一聲尖叫，一聲求救，要是你沒有進門去制止爭端，那么你不配做一個公民，甚至可能不配做一個人。 那些以必須始終尊重一個國家的主權為理由，批評憑借人權的名義加以干預的人需要記住：那個國家的受害者通常會請求我們進行干預。那是干預擁有正當理由必須滿足的**個條件：受害者必須請求我們的幫助。其他條件包括：對人權的侵犯必須是惡劣的、系統性的；它們必須波及了其他國家，導致難民潮和鄰近國家的不穩定，以及，干預必須真正有可能制止惡行。干預沒有任何正當理由去執行懲罰，它唯一的目的是保護。還有一個條件：干預必須是*后的手段。只有當所有和平的解決方法都被耗盡之后，武力才是正當的。那些實施干預的人也必須得到國際社會*好是聯合國安理會的同意。我們不想看到這樣一個世界：人權原則*后成了某個國家進行單方面軍事干預的借口。所以這些干預的國家必須說服其他國家，他們的行為是正義的，而要做這樣的說服工作，安理會是*合適的地方。但有的時候情勢緊迫，安理會的某一個或幾個大國卻阻止干預，盧旺達大屠殺就是這樣一個例子。在這種情況下，結盟的國家也許得互相說服，采取行動，如果干預遇到我所指出的挑戰，他們應當這樣做。*后，人權原則絕不能成為永久性軍事占領他國的理由。如果我們干預了，一旦工作完成，一旦受害者回到他們的家園，殺戮得到制止，我們必須抽身退出。 近期的干預是否真的符合這些標準？我把這個問題留給你做出判斷。相反，我想提出更具一般意義的觀點：人權的理念是一種自我設限的權威。不錯，它授權在例外情況下使用武力。但那些引用人權證明武力正當的人承諾以*大程度的克制使用武力，承諾取得受害人的同意和其他國家的同意，承諾在任務完成后離開。 講完所有這些后，我絕不能假裝說武力正當性不存在任何爭議。有些人視作人道主義救援的任務，肯定會有其他人視作帝國主義的、對一個民族主權的侵犯。那些把人權原則當作人類共識談論的人，不明白對于所有權利主張，包括那些對我們來說似乎完全不證自明的權利，一定會有其他人存在不同看法。對人權的信念不是宗教這樣的信仰，它所賦予的權威不是信仰的權威，只不過是觀點的權威。人權不是終結爭論的王牌法寶，F實的道德生活事務中不存在王牌法寶。有的只是各種理由，某些理由比其他理由更有說服力。如果是這樣，那么人權干預——大到動用軍隊，小到個人生活中的調！恼斝灾荒苁怯邢薜、有條件的。這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這意味著人權干預永遠不會要求正當化無限制的殘忍所需要的那種共識。 換句話說，認為人權是一種純粹而抽象的道德將是一種錯誤。權利被用來證明當權者和反抗者的行為有其正當理由，而跟所有的此類話語一樣，權利話語極易被濫用。惡和善都援引權利話語為自己辯護。但恰當的理解是，它為自我設定限制。說你擁有做X行為的權利，就意味著Y有拒絕的權利。更進一步，說你擁有某種權利，就是在進行某種辯護，而所有辯護都暗含著遭到反駁的可能性。 總結一下。在這些講座中，我加以反駁的**個論調，是將權利話語看作武力的辯護狀。我堅定支持權利話語恰恰是出于相反的原因：因為它為武力的使用設定限制。 我反駁的第二個論調，是認為權利話語的主張使社會變得碎片化。關于這一點，我將在后面的講座中作更多闡述，因為這種指責會一直存在，不過現在我想強調，權利創造相互性，而這些相互性正是社會的基石所在。而且，權利不僅表達個體的主張，也表達集體的價值：*重要的是權利不可分割的理念。如果他們沖著你來了，也會沖著我來。這意味著我們必須團結。 我在這些講座中批判的第三個論調，是認為權利對差異不友好。馬克思在1843年聲稱，權利的話語將我們全都削減為抽象的平等個體，只依靠我們在生物學上的同一性團結在一起。我要提出的主張恰恰相反。如果權利力圖保護的*高價值是人的能動性，那么人的能動性的主要表現就是差異，是各種偽裝、認同、身份和主張的不斷闡發，既有個體的，也有集體的。相信權利，就是相信捍衛差異。 *后的也是*為基本的觀點，權利不是抽象的。它們就是我們的社會的核心，我們價值的核心。我們擁有權利，是因為我們的先人為它們而斗爭，而且在某些情況下為它們而犧牲。我們對權利的承諾就是對先人的承諾。我們對權利負有責任，要保持異議的權利、歸屬的權利以及保持差異的權利都富有活力。在下一講中，我將更詳細地解釋，一個像我們這樣的單一社會如何努力調和這些價值。因為它們造就了今天的我們。
權利革命 作者簡介
葉禮庭（Michael Ignatieff）, 1947年出生于加拿大，作家、歷史學家和政治家。作品包括《血緣與歸屬》《戰士的榮耀》《火與燼：政治中的成與敗》《陌生人的需要》《痛苦的正當尺度：工業革命中的監獄，1750—1850》以及《伯林傳》等。曾任教于劍橋大學、多倫多大學、哈佛大學等校，也曾擔任戰地記者和政治評論員多年，出任多國政府顧問。2001年獲喬治??奧威爾獎，2003年獲漢娜??阿倫特獎，2008—2011年擔任加拿大自由黨領袖，2016—2021年擔任匈牙利中歐大學校長。 譯者簡介： 成起宏，畢業于南開大學，經濟學碩士，現供職于上海，譯著另有《血緣與歸屬：探尋新民族之旅》《戰士的榮耀：種族戰爭與現代良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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