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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的窘境 版權信息
- ISBN:9787521748475
- 條形碼:9787521748475 ; 978-7-5217-4847-5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專家的窘境 本書特色
本書把專家這個議題放進經濟學理論框架里,將一定程度上改變我們看待問題,看待世界的方式,對專家壟斷、話語權、專家意見市場等有一個新的認識,或許有機會像《娛樂至死》一樣被人們廣泛討論。 一、用經濟學理論來解釋社會現象,把專家問題納入經濟學理論框架,對經濟學和政治經濟學的重要貢獻本書從經濟學視角來解決專家可能傷害普通人這一問題,提出了一個關于專家的經濟理論“信息選擇理論”。基于信息選擇理論,建立“競爭性”專家意見市場,讓專家有真正的競爭對手。在這個市場中,專家的對手可以有完全不同的意見,這樣,專業領域的專業人士可以自由進出。本書對對經濟學和政治經濟學有重要貢獻。 二、對專家規則的全面多學科批判,將強烈地影響了我們看世界的方式本書融合經濟學、哲學、社會學等學科理論,從歷史到現實,詳細闡述了專家存在的問題,“專家也是普通人”, “競爭往往勝過壟斷”,“專家”是一種契約角色,而不是一類人等等觀點改變我們看待世界的方式,專家并不高人一等,如果沒有專家的競爭,我們可能將面對更多的專家失靈。 三、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農·史密斯贊譽。 作者學術視野開闊,對公共議題反應敏銳,在公共行政、法學、醫學、科學研究、經濟學、工業管理等各個領域都有影響。經濟領域專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農·史密斯贊譽。
專家的窘境 內容簡介
2012年,一份報告暴露英國社會服務體系存在嚴重缺陷,專家專橫地侵擾英國許多居民的生活; 2014年,美國密歇根州衛生部門專家的失職,導致民眾暴露在嚴重的鉛毒之下; 2019年,賓夕法尼亞州兩名法官當庭認罪,對通過監禁兒童牟利供認不諱…… 專家也是普通人,有人性弱點,有利益誘惑,有立場局限,專家也會“失靈”。專家的錯誤和權力的濫用,將危及我們每個人的權益。 本書試圖從經濟學視角解決專家問題,提出一個關于專家的經濟理論——“信息選擇理論”。在這個理論中,專家是提供付費知識和意見的人。 作者力圖基于信息選擇理論,建立“競爭性”專家意見市場,讓專家有真正的競爭對手,用競爭來解決錯誤和濫權等“專家失靈”問題。 本書將一定程度上改變我們看待問題,看待世界的方式,對專家壟斷、話語權、專家意見市場等有一個新的認識。
專家的窘境 目錄
專家的窘境 節選
引言2016年,唐納德·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訝異之余,政客、政黨人士與專家都深感受創。對專家的極大不滿似乎是特朗普選舉獲勝的重要因素(Easterly 2016)。英國脫歐事務的領導者之一邁克爾·戈夫(Michael Gove)則大喊:“我覺得這個國家的專家已經夠多了!”(Lowe 2016)不管西方民主國家的普通民眾怎么看待特朗普和歐盟,對于專家,他們總有理由憤怒。弗林特水污染危機就是一例。2014年4月25日,密歇根州弗林特市改造市政供水系統,居民家中的水龍頭流出棕色廢水,根本無法飲用(Adewunmi 2017)。“弗林特的用水者本不用這么悲慘,現在卻暴露在這種程度的鉛毒和其他有害物質之下”(Flint 2016,p.1),“弗林特的居民開始抱怨水的臭氣、怪味和顏色”(Flint 2016,p.16)。“2015年10月1日,在改用弗林特河供水的524天后,杰納西縣衛生部門宣布進入公共衛生緊急狀態,敦促弗林特居民不要再飲用那些水。”(Adewunmi 2017)2017年1月24日,密歇根州環境官員表示,弗林特供水系統中的鉛含量已低于聯邦限值(Unattributed 2017)。然而,記者賓·埃德溫米(Bim Adewunmi)卻說:“到今年(2017年)2月22日,也就是我離開弗林特之時,我采訪的政客和慈善工作者依舊認為水龍頭流出來的水不夠安全,不能直接飲用。而居民對此事的情緒還在進一步醞釀之中。”(Adewunmi 2017)2016年3月,負責調查此事的密歇根州官方特別工作組發現,密歇根州環境質量部(MDEQ)“對弗林特的水污染負有主要責任”(Flint 2016,p.6)。報告還指出,密歇根州衛生與公共服務部和美國環境保護署(EPA)應共同承擔很大一部分責任(Flint 2016,p.1)。這份報告詳載了莫娜·漢娜—阿提莎(Mona Hanna-Attisha)博士和馬克·愛德華茲(Marc Edwards)為推動改變所采取的行動,并記錄了弗林特兒童血液中鉛含量升高等重要事實。埃德溫米(2017)指出,“弗林特的居民大多是非洲裔”。據他報道,很多人認為反非洲裔美國人的種族主義思想在這次事件中起了重要作用。在這場悲劇中,州專家本應負責保證水質,但他們卻讓這種臭氣熏天的受污染的毒水流入弗林特居民家中,毒害當地民眾。更令人遺憾的是,弗林特水污染危機只是眾多“專家失靈”例子中的一個。2009年,賓夕法尼亞州的兩名法官小馬克·西亞瓦雷拉(Mark A. Ciavarella Jr.)和邁克爾·科納漢(Michael T. Conahan)當庭認罪,對欺詐和通過監禁兒童牟利供認不諱(Chen 2009)。人們戲稱此案為“孩子換金錢”。這兩位法官就是專家。作為法律專家,他們負責判定送至他們面前的兒童有沒有罪,并在有罪時公正判罰。這兩個人將被定罪的青少年送往兩個私人拘留中心,從中收取了260萬美元的回扣(Urbina 2009)。他們為了回扣把很多無辜的孩子送進監獄。13歲的戴奎恩·約翰遜(DayQuawn Johnson)從沒犯過什么事,“2006年,他因未能作為斗毆事件的證人出席聽證會,被拘留數日。可他的家人從未收到什么聽證會的通知,而且他早就告訴了學校自己什么都沒看到”(Urbina 2009)。西亞瓦雷拉和科納漢以兩倍于州平均水平的速度把兒童送入拘留中心,甚至似乎(至少在西亞瓦雷拉負責的案件中)沒有告知這些小孩及其父母他們有權請律師(Chen 2009;Urbina 2009)。這兩個人的犯罪行為持續了好幾年,*后才被發現并逮捕。社會工作提供了更多專家傷害普通人的例子。在美國,社會服務可能會無端介入日常生活。2014年,南卡羅來納州一名婦女被判入獄,原因是她9歲的女兒在公園里玩耍時無人看管,而且這個公園“非常受歡迎,什么時候都有差不多40個孩子在這里玩”(Skenazy 2014)。另一名女性說,她丈夫去世后,她的幾個“5到10歲”的孩子被帶離。她只是去大學聽課,留孩子們在家“幾個小時”無人看管(Friedersdorf 2014)。她說孩子們知道她在哪里,但官員們根本沒有嘗試聯系她,而是直接闖入她家,將孩子們帶走。“案件拖了兩年,我的孩子在寄養系統中遭到性騷擾(根本沒人去調查過)和生理虐待。他們好幾次被分開,經常被轉移,還換過好幾所學校。”她想要回孩子們,就被隨意開了很多條件。比如,她說,我被要求允許CPS(兒童保護服務中心)的工作人員來我家進行徹底的“白手套”式檢查。法院說,如果有工作人員覺得有什么不對勁,法院就會推遲或拒絕把監護權還給我。他們讓我掃蜘蛛網、刷烤箱,弄到他們滿意為止,為了討好他們,我照做了。經歷了這些,她覺得這個系統 “根本無關保護,有的只是威權”(Friedersdorf 2014)。基亞爾·哈里斯(Kiarre Harris)獲得讓孩子在家上學的合法權利之后,CPS的人就帶著穿制服的警察出現在了她家門口。如果早先的報道無誤,那么當時的情況是,CPS的工作人員告訴哈里斯,他們得到法庭指令,要把她的孩子帶走。哈里斯要求查看該指令,但工作人員卻出示不了。因為沒有看到法庭指令,她便拒絕交出孩子。于是,她因妨礙執行法庭指令被逮捕,而她的孩子們則被送到寄養中心(Buehler 2017;Riley 2017)。一份報告(Williams and Lankes 2017)警告說“實際情況可能不止如此”,還說哈里斯“有家庭暴力史,曾使用過刀”。然而,在文章很靠后的位置,才說明了這個所謂的持刀暴力事件的實質內容:“2012年,一名女子投訴哈里斯踢她的車,還用刀比畫,把她的車劃了。哈里斯的這一行為被判作刑事破壞。目前尚不清楚CPS文件中提到的家庭糾紛是否就是此事。”威廉斯和蘭克斯(Williams and Lankes 2017)清醒地指出,所謂的“家庭暴力”不過是說哈里斯劃壞或者弄壞了誰的車,而且根本是一個未經證實的說法。到目前為止,《布法羅新聞》(The Buffalo News)還未能找到哈里斯在過往生活中違法犯罪的確鑿證據。即便*終出現明顯不利于哈里斯的事實,當時逮捕她并倉促帶走孩子,也很不必要、很不適當。將孩子們帶離更可能傷害他們。在這類案子中,CPS顯得特別專橫獨斷。哈里斯在社交媒體上的一篇帖子中聲稱,法庭文件中有一句話含糊不清:“被告似乎對孩子們就讀的任何學校都有不滿。”她說同一份文件中還有如下的話:“被告*近在社交媒體上發表評論,嘲笑學校制度、在校生與畢業生。”(http://thefreethoughtproject.com/mother-arrested-homeschooling-children/)法庭文件所引內容似乎與疏于照管孩子的指控無關,更關注公立學校系統的利益,而非孩子們的福利。家庭教育的倡導者發現,本案與其他同類案件似乎有一個共同的模式。他們說:“很多時候,(學校所在)學區不提交家長所發的在家上學通知,而是向CPS報告。”一旦孩子停止到校上課,學校就會記他們曠課。“就算孩子并沒有‘曠課’,而是在其他地方接受教育,學校通常也會給他們記上,這就是CPS介入的原因。”(Hudson 2017)英國的一份家事法庭報告(Ireland 2012)一經發布就引起全國關注,報告指出,英國社會服務體系存在嚴重缺陷。這份報告由家庭司法委員會(Family Justice Council)資助。據稱,該委員會是“一個由司法部資助的獨立機構”。報告總結了對126起案件中提交到家事法庭的心理鑒定進行的評估。確實,報告給出了專家們對其他專家所做工作的意見,但其中大部分是有資質的專家在批判無資質人員給出的鑒定。不過,其中一些結果表明,專家專橫、令人討厭地侵擾了英國許多居民的生活。調查結果還表明,這些心理評估具有任意性,被調查的案件中有超過40%并未遵守所需的程序規范(Ireland 2012,p.21)。因此,這些代表國家的專家40%以上的時間沒有遵守國家規定的程序規范。“主要結果集中于其中五分之一的心理學家,這部分人無論照何種既定標準來看,都沒有資格提供心理學意見。此外,幾乎所有的專家證人都沒有堅持臨床實踐,而似乎成為全職的‘專業’專家證人。”(Ireland 2012,p.30)有一份新聞報道(Reid 2012)講了幾個讀來令人心驚的故事,佐證了英國家事法庭使用職權不當,對民眾造成傷害。在其中一個案例中,“**位心理學家認為一位婦女是‘稱職的母親’,但據說社工堅持要委托第二位專家再調查一次。第二位專家得出了相同結論。于是他們又委托了第三位專家,直到得出結論說這位母親患有‘邊緣人格障礙’。她的三個孩子都被帶走收養”。里德(Reid)指出了兩個制度事實,似乎可以用來解釋為什么英國“比西歐其他國家更經常把孩子從父母身邊帶走”。首先是經濟激勵。“上屆*政府設定了收養目標,地方議會如果能夠達到,就能獲得數十萬英鎊的獎勵。”盡管這些目標在里德撰文時已經“廢除”,但“現在(2012年)社工增加收養人數,還是會得到贊揚和升職。戴維·卡梅倫還要求收養更多小孩——而且速度要快”(Reid 2012)。二是保密性。1989年的《兒童法案》(Children Act)“在家事法庭中引入了全面保密的規定”,從而助長了“兒童保護系統缺乏公眾監督”的狀況(Reid 2012)。官方衛生專家、環境專家、州立學校、州控制或監管的醫療衛生系統和刑事司法系統,都曾因專家的錯誤和職權的濫用讓人民平白受難。瓊·C.威廉斯(Joan C. Williams 2016)說美國“白人工人階級憎恨專業人士”,比如律師、教授和教師等等,可能部分原因是“專業人士天天都在使喚他們”。健康經濟學專家喬納森·格魯伯(Jonathan Gruber)有時被稱為“奧巴馬醫改的建筑師”,他有一句名言說,“美國選民的愚蠢”是 “奧巴馬醫改”(2010年通過的平價醫療法案)能夠通過的關鍵原因(Roy 2014)。專家建議美國政府將年輕人送往伊拉克赴死,因為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但其實伊拉克根本沒有。美聯儲前主席、貨幣政策專家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在國會做證時表達出他對大衰退的“驚愕”。他承認,危機暴露了他資本主義模型里的一個“缺陷”(Greenspan 2008)。美國的經濟專家沒辦法預防經濟危機。在危機期間和危機發生后,許多大型組織都得到了救助,但許多普通美國人卻深陷還不上貸款、找不到工作的困境。專家判斷錯誤與濫用專家職權還體現在優生學之惡上。我還會在第4章中再一次指出,我們不能完全以過去那種眼光看待這些罪惡。埃利斯(Ellis 2008)明確呼吁采取“優生方法”打擊犯罪(p.258),比如對“有高犯罪風險的年輕男性在青春期后”進行“化學閹割”(p.255)。專家們會判斷哪些年輕人將來有可能犯罪,然后我們據此閹割這些年輕人,作為預防犯罪的措施。調查報告中心發現(Johnson 2013),“2006年至2010年,在未經州政府批準的情況下,與加利福尼亞州懲戒和康復部(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Corrections and Rehabilitation)簽訂合同的醫生對近150名女性囚犯進行了絕育”。他們好像更可能向那些被認為有再犯風險的囚犯施加壓力:“前囚犯及辯護人堅持認為,監獄醫務人員針對那些他們覺得以后有可能重返監獄的女性。”2007年曾在某山谷州立監獄醫務室工作過的一名囚犯,“說她經常無意中聽到醫務人員要求曾多次服刑的囚犯同意絕育”。至少在2010年,加利福尼亞監獄的醫學專家向女性施壓,要求她們接受輸卵管結扎術,因為專家認為她們將來有再犯罪的危險。應該可以這么說,本書所討論的“專家問題”對許多人來說迫切且具體。我注意到,專家在普通人的生活中起到了破壞性作用。我反對專家統治,認為不該由具有壟斷地位的專家為普通人(non-experts)做出決定。我同情人民,而非專家、技術官僚和精英。這樣的同情似乎有些民粹主義傾向。但其實我害怕民粹主義,重視多元民主。不過在某些讀者看來,我的這種同情似乎真的很像民粹主義。所以這里或許應該解釋一下,說清楚為何在我看來民粹主義跟專家統治(至少在比較極端的形態下)背離多元民主的程度不相上下。除了一些例外情況,民粹主義言論經常是反專家的(Kenneally 2009;de la Torre 2013)。博伊特(Boyte 2012,p.300)似乎言之有理,他說:“民粹主義不僅挑戰財富和*,也挑戰職業體系(無論左派還是右派)那種文化上根深蒂固的個人理性主義思維特征。”民粹主義通常是對“精英”的反叛,精英這一概念在這里通常包括官方專家和技術官僚。我們已經見過邁克爾·戈夫怎么貶低專家。法國國民陣線(French Front National)則在官網上警告人們,不要讓“人民的命運掌握在未經選舉的專家手中”(Front National 2016)。意大利政黨“五星運動”的創始人尖銳地抨擊了可能會為該黨發聲的“經濟學、金融學或勞動學”中的“所謂‘專家’”。他說,該黨的平臺將由“所有成員在網上共同發展起來”,這將是“一個每個人都真正重視自己的空間”(Grillo 2013)。穆德(Mudde 2004)將民粹主義定義為這樣一種意識形態:“認為社會*終可分為個體同質、相互對立的兩個群體,這兩個群體就是‘純粹的人民’與‘腐敗的精英’,且政治應該表達人民公意(general will)。”(p.543)穆德解釋說,民粹主義“有兩個對手:精英主義和多元主義”(2004,p.543)。其中,精英主義“希望政治為道德的精英表達觀點,而不為非道德的人民表達觀點。多元主義則反對民粹主義和精英主義所假定的同質性,認為社會由異質性的群體和個人組成,這些群體與個人的觀點和愿望往往在根本上互不相同”(pp. 543-544)。比克頓和阿克蒂(Bickerton and Accetti 2015,pp.187-188)筆下的“民粹主義和專家統治”則“日益……成為當代西方民主國家政治的兩個組織極端”。他們指出,這兩個極端均與“政黨民主”背道而馳。所謂的“政黨民主”,在他們的定義中是“基于兩個關鍵特征的一種政治制度”。它的**個特征是通過政黨制度調解政治沖突,第二個特征則是認為公共利益這一構想至高無上,應該被轉化為公共政策,且這一構想應通過議會審議和選舉競爭等民主程序建構起來……
專家的窘境 作者簡介
[美]羅杰·克普爾,雪城大學惠特曼管理學院金融學教授,雪城大學司法鑒定與國家安全科學研究所研究員,奧地利經濟學發展協會(SDAE)前任主席、《奧地利經濟學進展》前編輯。曾在哥本哈根商學院、奧本大學、費爾里·狄金生大學任教,曾在紐約大學、喬治·梅森大學、馬克斯·普朗克經濟系統研究所擔任訪問職務。作品曾登上《大西洋月刊》《福布斯》和《華盛頓郵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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