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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承與叛逆:現代科學為何出現于西方(增訂版) 版權信息
- ISBN:9787108070937
- 條形碼:9787108070937 ; 978-7-108-07093-7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繼承與叛逆:現代科學為何出現于西方(增訂版) 本書特色
這是一本內容充實,而且有深入見解的書。研究現代科學起源的學者和對現代科學史發生興趣的普通知識分子都會從此書中學到許多東西。 ——楊振寧 這是一部研究西方科學史的重要著作,在我看來,其重要的程度,在迄今為止中國學者所寫的同類著作中當居榜首。 ——周國平 今日人人都知道科學重要,對社會影響巨大,但大多數人對于科學是怎樣發展起來的卻知之甚少,因而難以真正了解世界大變局之根源,F代科學的本質是什么?它和社會、文化有怎樣的關系?在過去數千年間是如何演化的?“李約瑟問題”背后的意義又何在?對于這些問題,本書為我們提供了詳細解說和嶄新視角。 ——劉鈍
繼承與叛逆:現代科學為何出現于西方(增訂版) 內容簡介
這是一部出色當行的西方科學與科學思想發展史。作者從四五百種古今文獻中鉤玄提要,建構出一部簡明流暢的歷史敘事,達到了深入淺出、舉重若輕的境界。但本書的成就和價值遠不止此,因為作者不僅僅整理出一部西方科學史,而且要以此為階梯,去探索一個更重大的歷史和文化問題,即“現代科學為何出現于西方”。但要澄清這一問題,研討的范圍必須從科學史推廣到西方思想史與文化史的整體。細心的讀者不難發現:本書在科學史敘事的后面襯托著一層西方哲學史,而且還隱現著一套西方文化史。但本書的深度尚不盡于此,作者筆下寫的是西方科學史,心中關懷的卻是科學與中國文化之間的關系;全書的設計和論辯方式也有意無意地針對著“李約瑟問題”而發,作者對于李約瑟的《中國科學技術史》及其他相關論著有著深入理解而且評論得非常中肯。 本書初版于 2009 年,出版后在國內外引起廣泛關注,并獲第五屆國家圖書館文津圖書獎。今增訂版為作者重新修訂補充,將原來的十二章擴充為十五章,增訂內容占原書近半篇幅:除增加醫學及地理學之發展梗概外,還詳述討論了自哥白尼以迄牛頓多條導致現代科學革命之發展脈絡。增訂本無論篇幅還是內容均極具分量,值得細心閱讀及思考。
繼承與叛逆:現代科學為何出現于西方(增訂版) 目錄
繼承與叛逆:現代科學為何出現于西方(增訂版) 節選
一、本書緣起 在抗戰*后階段即1944年12月初,日軍曾經自廣西向北挺進,占領貴州南部有“小上!敝Q的獨山,令位于400余公里外的重慶之國民政府大為震動?墒牵哲姷倪M逼只是虛驚而已:他們旋即退走,獨山*終成為其入侵中國的極限。當然,世事有似重而實輕,也有似輕而實重者,孰輕孰重,當時難以看清。就在上述事件之前大約一個月,貴州北邊小鎮湄潭來了一位身材魁梧的中年英國人,10月24日晚飯后,他向一群中國學者發表演講,隨后還與聽眾作公開討論。這個聚會在當時不曾引起注意,甚至在座學者恐怕也未必意識到它的意義。那位英國人名李約瑟(Joseph Needham),他是在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主持下向“中國科學社”社員演講的,題目為《中國科學史與西方之比較觀察》。根據事后自述,此時上距他立志撰寫一部“權威性”中國科技史已經多年。這演講是他首度公開發表自己的獨特科學史觀點,也是他介入中國科學史研究的開始。他將在十年后嶄露頭角,二十年后沖擊國際學術界,而且影響將不斷擴大,以迄今日。 其實,在上述事件之前三十年,亦即五四運動前后,國人已經開始思考中國傳統科學為何不發達的問題了。*早就此立說的,是中國科學社和《科學》雜志發起人任鴻雋,此后一直到40年代末,這問題經常引起討論,但幾乎一面倒都以傳統中國科學極其落后甚或闕如為出發點,問題只在于“為何”如此而已。李約瑟在湄潭卻提出了完全不同見解,十年后《中國科學技術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首卷面世,他以令人震撼的廣博研究論證傳統中國有大量科技成果,并且進一步對世界科學發展歷程提出石破天驚的看法。他認為:在公元前1世紀以迄公元15世紀漫長的一千六百年間,中國科技一直超越西方,只是由于文藝復興以及相關巨變—遠航探險、宗教革命、資本主義興起等,西方科學才得以一飛沖天,反過來超越中國,從而有現代科學之出現;至于中國何以沒有出現類似巨變,則當求之于中西社會經濟制度的差異云云。李約瑟在1995年去世,其長達二十余卷的科技史也在2004年大體完成出版,他可以說是窮盡畢生之力,以*宏大視野和*實在工作,在*大可能程度上表揚中國科學與文化者。因此,他的觀點順理成章地為許多中國學者接受—或者更應該說是擁抱。自80年代以來所謂“李約瑟問題”即“何以現代科學出現于西方而非中國”的問題經常在國內引起熱烈討論,但討論框架鮮有超越其思維模式者,也就是莫不以他的基本假設—中國傳統科技之向來優勝,西方科學之冒起是從文藝復興開始,雙方差異是由外部(即外在于科學本身)因素導致等為出發點。因此,嚴格地說,近三十年來的這些討論大部分只不過是“李約瑟論題”(The Needham thesis)的補充和發展,說不上是“李約瑟問題”的獨立研究。 另一方面,西方科學史家雖然對李約瑟宏大的開創性實證工作表示欽佩與尊重,但對于他的科學史觀并不贊同,甚至可以說是全盤否定。國人往往將此視為“西方中心主義”的表現,但對于其理據則很少認真討論或者深究。李約瑟的工作徹底改變了國際學術界對中國傳統科技的了解,這是他為中國文化所作出的不可磨滅的巨大貢獻,國人景仰之余更為之感到自豪,是很自然的。不過,也不能不看到,《中國科學技術史》的眾多具體發現與穿插其間的“李約瑟論題”其實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兩回事:前者是史料、史實,后者是史觀、史識,兩者需要清楚分辨,不容混淆。我們認為,雖然李約瑟的科學發展觀十分中聽,而且有皇皇巨著作為后盾,雖然西方科學史家的觀點很礙耳,又難免受到“文化自大”的攻擊,但兩者究竟孰是孰非,各自的是非曲直又究竟何在,卻還是個學術問題,需要以虛心和客觀精神去切實考究、判斷,而不應該簡單籠統地以“李約瑟論題”為滿足。換而言之,我們還是需要重新回到并且認真面對任鴻雋、梁啟超、王琎、馮友蘭、竺可楨等學者在20世紀上半葉就已經提出來的問題,亦即今日通稱為“李約瑟問題”者。這功夫是真正了解中國傳統文化以及中西文明分野所必須付出的代價,是西方學者無法越俎代庖的。 科學發展是個極其復雜的問題,它無疑涉及社會與經濟因素,但是歷史、文化因素也絕對不能夠忽略,而且可能更為重要,所以對“現代科學為何出現于西方而非中國”這個大問題的探究,不能夠如李約瑟所堅持的那樣,局限于或者集中于16世紀以來的歐洲變革,而割裂于中西雙方歷史文化自古迄今的長期發展。也就是說,它必須通過中國與西方文化發展歷程的整體與平衡比較才能夠顯露出真相。這樣的比較是一項龐大工程,并非此書或者任何個人所能夠全部承擔。我們在此書所嘗試的,是簡單和卑微得多的準備工作,即對西方科學自古迄今的發展、演變作一綜述,然后借此來從相反角度看“李約瑟問題”,也就是探討“現代科學為何出現于西方”。如不少西方科學史家曾經指出的,這是同樣重要而且可能更具有潛力的研究方向。 當然,這樣的綜述牽涉西方科學史整體,那是個浩瀚無涯的大題目,自19世紀以來已經有好幾代淹博學者為此付出無量心血。我們不揣谫陋,來作這么一個吃力不討好的嘗試,主要有三方面原因。首先,*重要的,是西方科學發展史,特別是其近代以前部分,以及相關宗教文化背景,是國人所不熟悉,也較少注意的領域,而這顯然是了解中西科學發展差異所必不可缺的基礎。其次,這方面的西方著作雖然汗牛充棟,但是它們大多數分別以古代、中古或者近代為限,至于貫通遠古以至于近代,并且論及其宗教文化背景的,似乎還不多見。*后,科學史的專門研究不斷進步,其中不少重要發現出現于20世紀下半葉,伊斯蘭學者對自身科學與文化的研究之興起亦是在此時期,這些成果是早期著作如薩頓(George Sarton)的《科學史導論》不可能包括,或者近期著作如林伯格(David Lindberg)的《西方科學之起源》不一定注意到,因此仍然有待當代學者將之整合于一般性論述之中的。 在此還需要聲明,雖然我們認為歷史發展的“為何”值得探究,甚至求得有廣泛認受性的答案亦非無可能,但這并不等于就認為歷史問題可以有確切不移的定案。例如,“文藝復興與資本主義興起導致現代科學出現”那樣的論題可能以不少事實作為根據,但我們無論搜集多少資料,難道真就能夠將這些整體因素與哥白尼、開普勒、伽利略、牛頓等科學家的思想、工作直接聯系起來,從而“證明”他們的發現與商業或者資本主義有必然關系嗎?或者更進一步“證明”這些因素比文化因素更為重要嗎?從史實、歷程來追究、推斷原因,總不免是帶有若干不確定因素的猜想,而不可能是確切不疑的邏輯推理。此即科技史家懷特(Lynn White)所謂“當然,歷史解釋絕少是桌球的碰撞那樣,關乎狹義‘原因’的事情。它往往更像是在所需要解釋的事實周圍積聚其他事實,以使后者的光芒逐漸照亮前者。*后史學家就會感到,他所關注的主要事實變得可以理解了”。在這個意義上,現代科學“為何”出現于西方與它“如何”出現于西方這兩個問題表面上性質迥異,底子里其實相通:科學發展的原因與其歷程本身不可能完全分割,前者就存在于后者的敘述與分析之中。因此,本書的基本目標雖然在于了解“為何”現代科學出現于西方,實際探討途徑則在于為西方科學興起、發展、蛻變歷程的整體描繪概觀,然后通過此概觀以及其重大轉折的討論來對上述問題作進一步探究。這探究*后也可能給現代科學為何并非出現于中國的問題帶來啟發。 本書工作是由中西科學發展差異這一基本問題所觸發,因此在下面我們必須先行對中國科學落后原因的討論、李約瑟所產生的巨大沖擊,以及中外學術界對他的反響這三方面作出較為詳細的回顧,然后才能夠進而說明本書基本觀念與整體構思,以及我們所獲得的幾點主要結論。 二、中國科學落后原因的討論 嚴格地說,國人初次感到西方科學沖擊是在明朝末年,也就是比五四運動還要早三百年。當時徐光啟在利瑪竇口授下翻譯《幾何原本》前六卷完畢,又進一步寫成《測量法義》《測量異同》《勾股義》三部書以發揚《幾何原本》的用途。他由是指出,古代數學經典《九章算術》與西方數學“其法略同,其義全闕,學者不能識其由”;“泰西子之譯測量諸法……與《周髀》《九章》之勾股測望,異乎?不異也。不異,何貴焉?亦貴其義也”。這樣,中國與西方數學的根本差別,即前者只重程序(即所謂“法”),而不講究直接、詳細、明確的證明(即所謂“義”)這一點,就在中國與西方的近代**遭相遇中被揭露出來了?墒牵旃鈫㈦m然對于西方宗教、數學、天文學心悅誠服,贊嘆無極,因而虛懷接受,悉心研習,卻從來沒有向他的老師追問《幾何原本》的產生背景,或者發憤深究為何中土大儒未能悟出同樣深奧精妙的道理。對于他來說,利瑪竇的籠統解釋“西士之精于歷無它巧也,千百為輩,傳習講求者三千年,其青于藍而寒于水者,時時有之”,至于中國學者研究科學者則“越百載一人焉,或二三百載一人焉,此其間工拙何可較論哉”,就已經足夠了。 徐光啟心胸開闊,思想敏銳,又篤信天主教,但他深受傳統文化熏染,所以仍然謹循老師利瑪竇的教導前進,而并沒有對遠隔重洋的其他方外事物產生好奇,或者動念獨立探索中西文化異同。因此,國人初次明確地提出和討論中國科學落后問題,已經是五四運動前后了。這以1915年1月任鴻雋在《科學》創刊號上發表文章為開端,此后十年間梁啟超、蔣方震、王琎、馮友蘭等相繼就此發表論文,或者在著作中討論相關問題。當時和明末一樣,中國正處于風雨飄搖、國難方殷的危險關頭,但這些思想界領袖人物的心態卻迥異于徐光啟,因為在西方軍事、政治、文化排山倒海般沖擊下,他們對于傳統文化的信心已經動搖乃至崩潰,所以認為必須轉向西方文化精義如科學與民主來尋求救國之道。在此危急形勢下,為何像科學這樣具有普世價值的學問,在古代中國竟然顯得落后甚或闕如,方才成為觸動國人心弦的問題。 他們的文章有幾個共同特征。首先,它們都很率直、單純地認為,或者更應該說是假定,中國傳統文化是沒有科學,或者可以稱為科學之學問的,這從多篇代表性文章的題目就可以看出來,例如任鴻雋的《說中國無科學之原因》(1915)、馮友蘭的《為什么中國沒有科學—對中國哲學的歷史及其后果的一種解釋》(1922)、竺可楨的《為什么中國古代沒有產生自然科學》(1946)等。其次,上述文章和散見于像梁啟超的《清代學術概論》等著作中的討論都比較簡短,只有萬字上下,因此論證相對簡單、濃縮,沒有深入探究,更未曾充分展開。*后,當時中國科學史尚在萌芽階段,西方科學史雖然已經有數百年歷史,但由于典籍浩繁,而且新發現層出不窮,因此國人甚至西方漢學家對它的了解都很粗略,甚至可以說是模糊的。在此背景下,要詳細、具體地討論中國古代科學的特征自然不可能,因為這無可避免需要與古代西方科學發展作比較。因此,上述文章的論斷大多近于有待證實的猜想。不過,這并不等于說它們的觀點因此就是錯誤或者沒有價值的,因為出之于對文化整體深切了解的直覺判斷,雖然可能缺乏實證基礎,卻往往仍然能夠切中問題要害,為進一步探索帶來啟示。當然,要超越猜想而獲得確切結果,那么進一步的實證工作亦即科學史的系統研究就成為必須進行的了。 1944年恰逢“中國科學社”成立三十周年,因此有關中國古代科學落后原因的討論再度掀起高潮。當時浙江大學為避戰亂遷校貴州遵義、湄潭等地,它集中了多位科學史家,所以成為熱潮中心。當年7月間浙大心理學教授陳立和數學史家錢寶琮分別發表文章;10月1日《科學時報》在復刊**期上刊登了德國學者魏復光(Karl August Wittfogel)相關議論的譯文;李約瑟則在10月24日晚間作了有關中國科學的主題演講。由于他持論獨特,因此引起與會科學史家如竺可楨、錢寶琮、王琎等的熱烈討論。1946年,竺可楨在《科學》雜志上發表《為什么中國古代沒有產生自然科學》,他的結論是:“中國農村社會的機構和封建思想,使中國古代不能產生自然科學!边@一方面可以視為前述討論的綜合,另一方面則反映李約瑟開始對中國學界產生影響,因為此文已經將社會、經濟因素與文化因素并列了。然而,它仍然認為中國古代無科學,這和三十年前任鴻雋的文章并無二致。
繼承與叛逆:現代科學為何出現于西方(增訂版) 作者簡介
陳方正,物理學博士,香港中文大學物理學系名譽教授,中國文化研究所前所長、現任名譽高級研究員,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竺可楨科學史講席教授。學術工作包括現代化比較、科技與現代化關系以及科學哲學,近年則致力于科學史研究。著有《站在美妙新世紀的門檻上》《在自由與平等之外》《迎接美妙新世紀:期待與疑惑》等;曾經創辦及主持《二十一世紀》雙月刊,主編“現代化沖擊下的世界”叢書,并負責“中國古代文獻電子數據庫”之建立,以及擔任“先秦兩漢古籍逐字索引”與“魏晉南北朝古籍逐字索引”兩種叢刊之共同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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