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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與正義:晚清民國偵探小說研究 版權信息
- ISBN：9787552037876
- 條形碼：9787552037876 ; 978-7-5520-3787-6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現代與正義:晚清民國偵探小說研究 本書特色
內含現代與正義，連接傳統與世俗的晚清民國偵探小說，對其研究和解構，揭示了小說研究中的理性與想象的關系。本書從不同側面關注晚清民國偵探小說中的正義想象、都市書寫、理性迷思與類型演變等問題。
現代與正義:晚清民國偵探小說研究 內容簡介
本書以晚清民國時期的偵探小說為研究對象，借助類型文學研究、翻譯研究、文化研究等多種思路與方法，重點關注晚清民國偵探小說中的正義想象、都市書寫、理性迷思與類型演變等問題，并進一步述及傳統與現代、翻譯與創作、文學與文化等多方面內容的辯證思考。
現代與正義:晚清民國偵探小說研究 目錄
**輯俠義與正義
003清末民初中國偵探小說中的傳統性因素
023正義，俠義，民族大義？——以亞森·羅蘋系列小說的翻譯、模仿與本土化創作為中心
044亭子間、咯血癥與“俠盜”想象——以20世紀40年代孫了紅的居室及“俠盜魯平奇案”系列小說為中心
第二輯偵探與都市
081從匿名性到“易容術”——現代都市與偵探小說起源關系初探
102晚清民國偵探小說中的“蘇州書寫”
116罪案與舞廳——民國偵探小說中的“舞女”書寫
139民國時期電影與偵探小說的交互影響——以陸澹盦的觀影活動、影戲小說與偵探小說創作為中心
第三輯百年類型史
157“偵探小說女王”的兩次“來華”——以20世紀40年代和80年代阿加莎·克里斯蒂偵探小說漢譯為例
179知識癖、敘事迷宮與攝影術——小白的諜戰小說及其類型突破
第四輯科技與傳奇
205早期偵探小說中的理性精神
219偵探小說里的“動物殺人”
227火車、時刻表與陌生人——晚清民國偵探小說中的現代性想象
238民國偵探小說中的攝影術
248偵探小說研究中的類型理論與“遠讀”方法隨想
255后記： 做學術，像偵探一樣
展開全部
現代與正義:晚清民國偵探小說研究 節選
早期偵探小說中的理性精神 從世界范圍來看，偵探小說誕生并發展于19世紀中期至20世紀初，從愛倫??坡到柯南??道爾的系列偵探小說創作構成了世界偵探小說發展的**輪高峰。其時，在物質經濟上，**次工業革命在歐美發達國家業已完成，第二次工業革命正在興起，各種新能源、新技術、新發明不斷產生，人們研究自然、對抗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日益加強。在思想文化上，這一時期正逢歐洲啟蒙運動的發展進行到后半程，人們普遍表現出對啟蒙的樂觀與對理性的自信。人類認知世界的愿望空前高漲，通過科學技術手段與理性邏輯思維就可以掌握一切復雜事物并能夠穿透認知其本質的想法已經漸漸深入人心。偵探小說正是在這一時代背景之下應運而生，或者我們也可以說，偵探小說是理性時代的文學產物。 偵探小說與西方理性精神傳統 西方世界對于“理性”概念的探討早已有之且傳統悠久： 從柏拉圖在《理想國》中關于作為**性的、永恒普遍的“理式”世界的構想，到笛卡爾《方法談》與《沉思錄》里對理性確定性的追求；從斯賓諾莎通過《倫理學》對于理性和理性知識的宣揚和實踐，到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對理性自身能力的批判性考察……我們大致可以勾勒出一條西方思想家與哲學家們對于“理性”問題思考和探討的粗疏脈絡。而明確將“理性”這一哲學概念與偵探小說這一文學類型進行相互關聯思考的學者當首推德國思想家、電影理論家西格弗里德??克拉考爾（1889—1966）。在《偵探小說： 哲學論文》一書中，克拉考爾提出，在現代社會中宗教逐漸從人們的日常生活與精神世界中隱退，理性取而代之成為新的宗教與上帝。而在偵探小說中，面對理性這個現代社會的“上帝”，“偵探也被借予修道士的品質”，他是理性在小說中的代言人，甚至可以“作為理性的人格化，偵探既不是在追蹤罪犯，因為后者已經犯法，也沒有自我認同為合法性原則的承擔者，可以說，他解謎只為猜謎的過程”。 與之相應地，克拉考爾認為，偵探小說以其較為純粹的、單向度的文本形式而承載并貫穿了理性的意義：“盡管并非藝術品，然而，一個去現實社會的偵探小說對這個社會本來面目的展現比這個社會通常能夠發現的更加純粹。社會的載體及其功能： 在偵探小說里，它們自行辯護，也交代了隱藏的含義。可是，小說只能強迫自我遮蔽的世界進行如此一番自我暴露，因為，孕育出小說的是一種不受這個世界限定的意識。擔負著這一意識，偵探小說的確首先對由自治理性統治的，僅存于理念中的社會進行了通盤思考，然后合乎邏輯地推進這一社會給出的開端，理念借此在情節和人物中得到完全的充實。如果單向度之非現實的風格化得到了貫徹，偵探小說就根據它的實存性將剛好滿足構造性前提的單一內容并入一個封閉的意義關聯（Sinnzusammenhang），此實存性不會被置換為批評和要求，而是轉化為審美的編排原則。”在克拉考爾的這段論述中，偵探小說因為其特殊的、純粹的“審美編排原則”構造出了“一個封閉的意義關聯”，使得“單向度之非現實的風格化得到了貫徹”，并因此被視為呈現理性觀念的完美的文學體裁。 可以說，克拉考爾成功地挖掘出了作為通俗小說類型之一的偵探小說本身所蘊藏的理性精神和現代性因素。但也正如后來學者所評價的那樣，克拉考爾“他的興趣在于對一種審美形式進行歷史哲學的和形而上學的闡釋”。即他更多的是從抽象的意義層面來考察作為對象的偵探小說，并探究其理性特質。而在這里，我們或許還可以借助齊美爾的論述來更為具體地理解理性與偵探小說所產生的現代都市背景之間的內在關聯：“在我們看來，大城市理性觀念的加強也是由心理刺激引起的。” “這里，首先要理解大城市精神生活的理性主義特點。大城市的精神生活跟小城市的不一樣，確切地說，后者的精神生活是建立在情感和直覺的關系之上的。直覺的關系扎根于無意識的情感土壤之中，所以很容易在一貫習慣的穩定均衡中生長。相反，理智之所在卻是我們的顯而易見的有意識的心靈表層，這里是我們的內心力量*有調節適應能力的層次，用不著搖震和翻松就可以勉強接受現象的變化和對立，只有保守的情感才可能會通過搖震和翻松來使自己與現象相協調。當外界環境的潮流和矛盾使大城市人感到有失去依靠的威脅時，他們——當然是許許多多個性不同的人——就會建立防衛機構來對付這種威脅。他們不是用情感來對這些外界環境的潮流和矛盾做出反應，主要的是理智，意識的加強使其獲得精神特權的理智。因此，對那些現象的反應都被隱藏到*不敏感的、與人的心靈深處距離*遠的心理組織中去了。”在齊美爾看來，理性的產生與現代大都市的生活方式與背景密不可分，甚至于“這種理性可以被認為是主觀生活對付大城市壓力的防衛工具” 客觀世界的“可知”與“可控” 具體談到偵探小說中的理性精神，大概可以分為以下幾個層次來進行理解： 一方面，偵探小說中的理性首先體現為一種認知世界的方式，即小說中的偵探們往往被設定為理性的擁篤者和忠實信徒。他們天然地相信世界是可以被認知的，相信借助理性主義的認知，生活中的一切奧秘都可以找到合乎理性的解釋。偵探往往對于通過觀察與思考來洞穿事物背后本質的可行性與有效性保持著一種樂觀和自信，自信可以將看似無從索解的神秘案件還原成理性可以把握的因果鏈條。甚至于我們可以說，這一信念本身就是對理性主義的*大彰顯。再次借助克拉考爾的精彩表述，即“偵探并不指向理性，他就是理性的化身，他不是作為理性的造物去履行理性發出的指令，準確地說，是理性自身不帶人格地執行著它的任務——因為，要以審美的方式表明世界與其條件之間的張力收縮，*有力的辦法莫過于令人物對自設為絕對的原則完成認同”。而這種對于世界本質“可知”的自信，恰好又非常形象地體現在世界**篇偵探小說，美國作家埃德加??愛倫??坡的《莫格路兇殺案》開篇所引用的詩句之中：“塞壬唱的是什么歌？躲在婦女群里的阿喀琉斯用的是什么名字？問題雖不容易回答，卻并非沒有答案。”想要回答都市中的種種問題，尋找到隱藏于“人群中的人”是需要偵探具備一種觀察與思維方面的穿透力。在這個意義上，偵探的工作即努力閱讀城市表象之下的秘密，即對于現象背后因果關系的“看穿”與深層把握。而這種“看穿”與“把握”是需要以理性為依歸的，并且偵探通過理性思考來“看穿”秘密本身，在偵探小說中，就具有一種力量。 另一方面，對世界“可知”的承認同時意味著將世界本身視為一種有秩序的對象，而偵探小說里偵探破案的過程本質上正是從混亂、紛繁、令人迷惑的案件背后發現潛在的條理和確定的關系，進而恢復這個世界的固有常態秩序。如克拉考爾所說：“偵探小說的特點是，理性發現了一份材料，材料的不充分看起來幾乎無法為理性貫穿始終的過程提供攻擊點。在被擺在理性面前的少量事實的周圍，一開始就彌漫著一片無法穿透的黑暗，或者，一派誘人的前景展開了，這景象一定會把人送上歧途，而且表示騙得刑警的盲信。” “在偵探小說里，一個神秘事件就可以將人們投入恐慌，讓人透不過氣的不是事件的威力，而是決定事實的因果鏈條未被識破。” “直至*末，一連串事實才給出那個符合理智的解釋，唯有這解釋才可能制止籠罩著被卷入者的災難。” 克拉考爾所說的這一點在愛倫??坡的偵探小說中體現得尤為明顯，如前文所述，愛倫??坡的偵探小說創作一方面明顯受到了他早期哥特小說創作的影響，另一方面又對其有所突破。這種突破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理解為愛倫??坡的偵探小說在如同其哥特小說一樣渲染過懸疑、恐怖的氣氛之后，*終必須讓偵探杜邦依靠理性分析推理出事實真相，即在認識論意義上完成了理性主義對神秘主義的破除。在偵探杜邦具體分析與推理的過程中，也一般遵循著從包含有多種可能性的開放模式抵達唯一真相的水落石出的過程。而在偵探通過理性思考，找出克拉考爾所說的“因果鏈條”上的缺失的環節，*終推導出事實真相的同時，也意味著整個“秩序”從混亂恢復到有序。愛倫??坡所開創的這一偵探小說結構模式，基本上奠定了后來偵探小說這一小說類型的寫作規范和基本敘事成規。而在民國時期中國偵探小說作家長川創作的“葉黃夫婦探案”系列中的《紅皮鞋》一篇中，也有一個與此相關且頗耐人尋味的細節。小說里警官葉志雄“轉過身來，向全房間瞥了一眼，覺得整個房子的布置非常得宜，各樣用具也安置得和諧，運用方便。突然看見床邊一只樟木箱的地位實在放得不妥切，志雄想宋嘉春的太太一定是個聰明賢惠的婦女，樣樣東西都安排得妥妥帖帖，惟有這只樟木箱子不大合適，也許其中有什么道理在”。這樣一個警察在失蹤者（后來證明是死者）房間內發現箱子“放得不妥切”，并以此為切入點展開案件調查的細節，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視為對偵探小說中理性“秩序”的絕妙隱喻。在偵探小說所構建的“理性”“有序”的世界中，偵探*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使“失序”的社會恢復曾經的秩序，因而他們會格外注意處于秩序之外的“不和諧”與“不妥切”的事物，并把這些秩序的“裂縫”作為他們恢復秩序工作的入手點和出發點。 另一個有趣的例子是民國作家徐卓呆的小說《犯罪本能》，在這個故事里男主人公韋心泉因為車禍而產生了精神錯亂與犯罪妄想，認為自己打劫運鈔車、開槍殺人，*后還奪飛機逃走——用小說中的說法就是“刺激了犯罪本能”，出現了“用夸張的形式浮到意識中來的事”。而精神科醫學博士在小說里就起到了類似于“偵探”的功能，他“不獨事實，連心中想的念頭都調查著”，并“*終得到了解決之鑰”，不僅破解了一切真相，還成功治愈了韋心泉，恢復了世界的秩序——這里不僅指客觀世界的秩序，更指男主角主觀世界的秩序。 當然，這種關于“秩序”的想象在相當程度上不過是現代人的一種精神幻象，正是現代人的不安全感使他們盡力讓一切看上去都是秩序井然且邏輯清晰的，似乎所有事物都是精確且可預測的，從而讓人們形成一種一切盡在掌握之中的假象和錯覺。但晚清民國時期的中國偵探小說中尚未出現關于這一問題的有效反思，而西方偵探小說對此形成比較深入的思考，也要等到后來被稱為“玄學偵探小說”的出現，或者是偵探小說與嚴肅文學更深層次的結合（如阿根廷作家博爾赫斯、意大利作家翁貝托??埃科、美國作家保羅??奧斯特和法國作家帕特里克??莫迪亞諾的部分作品）之后，才得以成為可能。 知識的占有與邏輯運思方式的使用 必須進一步指出的是，無論是世界的“可知”與“可改”，還是秩序的“先在”與“恢復”，其投射到偵探的主觀世界都體現為其對于理性運思方式的使用與信賴，以及對于知識與知識之間邏輯關系的嚴格依照。這方面代表性的例子當首推福爾摩斯的“演繹法”，即如福爾摩斯自己所說：“邏輯學家從一滴水就能推測出它是來自大西洋還是尼亞加拉瀑布的，而無需親眼見到或聽說過大西洋或尼亞加拉瀑布。生命就是一條巨大的鏈條，只要見到其中的一環，我們就可以推想出整個鏈條的特性。”中國偵探小說作家程小青也曾對此提出過類似的反問：“故事結束了，一切疑竇都已給確鑿的事實說明了，便覺得這把戲也平淡無奇。但在未明之前，它的迷離撲朔，仿佛給一層厚幕掩蓋著，誰又看得透它的幕后？”在程小青的偵探小說中，能“看透幕后”之人當然只有偵探霍桑，而霍桑看透一切的方法相當程度上也要歸功于其對于理性運思方式的使用。換個角度來說，在這一切情節的背后其實是作者程小青在創作偵探小說時對于理性運思方式的使用。比如鄭逸梅就曾形容程小青創作偵探小說時的狀態和匠心：“小青思想致密，勝于常人，當他編撰探案，例必先構一情節圖。情節由甲而乙，由乙而丙丁，草圖既成，進一步更求曲折變幻，在甲與乙之間，乙與丙丁之間的大曲折中再增些小曲折，極剝繭抽絲的能事，使人猜摸不出，及案破，才恍然大悟。”其中“思想致密”“構情節圖”“曲折變幻”等都是理性運思方式在程小青偵探小說創作過程中的具體體現。 而在承認世界“可知”、秩序與邏輯的前提下，偵探小說中的理性又表現為一種認知的欲望，即偵探小說中的偵探通過對知識的占有來完成對客觀世界的把握以及一種秩序感、可控感的獲得。比如柯南??道爾筆下的福爾摩斯通過對倫敦街道地名的熟稔來達到他對這座城市進行認知占有和精神把控的效果，并由此在讀者心中將福爾摩斯與倫敦這座城市緊密捆綁在一起，甚至于后來的很多影視改編作品都將福爾摩斯視為倫敦治安的捍衛者與守護神。又比如由英國偵探小說家巴拉涅斯??奧克茲的《角落里的老人》所開創的“安樂椅偵探”傳統中的偵探主人公們，他們足不出戶，只是通過對信息和知識的掌握、分析與推理就完成了對案情真相的破解，同時也完成了對世界的“認知掌控”和想象性把握。 當然，偵探們并不是渴望占有一切知識，事實上他們也無法占有一切知識，即使是被稱作“他是一架世界上*完美的用于推理和觀察的機器”的福爾摩斯也要對自己所需要掌握的知識進行一番遵循實用主義原則的嚴格篩選：“我認為人的腦子是一個有限的空間，你必須有選擇地吸收知識。你不能把什么東西都放進去，那樣做是愚蠢的。如果那樣做，就會丟掉有用的東西，至多是和許多其他東西混雜起來，到時候也難以應用。因此，會工作的人一定要進行非常仔細的選擇，記住對他有用的東西，拋開無用的一切，并把有用的東西條理化。如果認為大腦的空間具有彈性，可以任意擴展，那就錯了。請你相信，總有一天，隨著你的新知識的增加，你會忘記以前熟悉的東西。因此*重要的是，不能讓無用的東西排斥有用的東西。”福爾摩斯對于自己掌握知識的選擇性和傾向性有時候甚至到了令人驚嘆的偏激地步，比如，華生就曾對福爾摩斯在某些方面的“無知”表示感嘆：“在19世紀，一個有知識的人不知道地球繞太陽運轉的道理，實在是令人難以理解的怪事。” 由此，華生還曾為福爾摩斯相當驚人卻又十分偏頗的知識范圍列出了一份“知識清單”： 1. 文學知識——無。 2. 哲學知識——無。 3. 天文學知識——無。 4. 政治學知識——淺薄。 5. 植物學知識——片面，但對莨蓿制劑和鴉片非常了解；對毒劑具有一般知識，但對實用園藝學一無所知。 6. 地理學知識——限于實用。他一眼就能分辨出不同的土質。他散步時曾把泥點兒濺在了褲子上，根據泥點兒的顏色和硬度他能告訴我是在倫敦還是在別的地方濺上的。 7. 化學知識——精深。 8. 解剖學知識——準確，但不系統。 9. 驚險文學——十分廣博，他熟悉近一個世紀發生的幾乎所有恐怖事件。 10. 提琴拉得很好。 11. 善用棍棒，精于刀劍拳術。 12. 具有豐富實用的英國法律知識。 福爾摩斯通過這份他所掌握的“知識清單”完成了他對世界的認知和把握，而小說也通過這份“知識清單”完成了對福爾摩斯這個人物形象的功能性塑造。與此同時，我們不能忽略的是，負責列出這份“知識清單”的人是華生，而他在判斷福爾摩斯具備哪些知識、又不具備哪些知識、對哪些知識有著異于常人的了解、又對哪些原本應該知道的東西一無所知的時候，其潛在的話語前提是對于一個在當時具有一般認知能力和知識儲備的英國人應該掌握的知識范圍的理解和預設。即我們通過華生所列出并表述的福爾摩斯的“知識清單”可以逆向推出一份華生的“知識清單”，這里面或許會有一定的文學知識、哲學知識和天文學知識等內容。小說在借助華生之手列出福爾摩斯的“知識清單”的同時，也是在間接通過華生所擁有的知識來完成對華生這個人物的塑造與想象，而這種塑造與想象同時又構成了作者對于當時英國社會中產階級白種男性人群描摹與重構的重要組成部分。 此外，認知的欲望以及對知識的占有，落實到具體破案過程中，即表現為偵探們對具體科學技術手段的使用和信賴。眾所周知，福爾摩斯經常做化學實驗，比如在整個小說系列中，福爾摩斯**次見到華生時就正在歡欣于自己“發現了一種試劑，只能用血紅蛋白沉淀”，又如他非常擅于觀察犯罪現場的指紋、足印、毛發、血跡等痕跡，并且能夠據此作出重要的分析和判斷。他甚至將這種破案技術手段從具體的探案實踐層面上升到一種科學研究層面，同時還可以用來指導其他人進行類似的探案實踐（即符合科學理論的可檢驗性與科學實驗的可重復性原則）。按照福爾摩斯自己的說法：“我寫過幾篇技術方面問題的專論，比如有一篇叫《論各種煙灰的區別》。在里面，我列舉了一百四十種不同形狀的雪茄、紙煙、煙斗絲，還配有彩色的插圖來說明各種煙灰的不同。”“還有一篇關于腳印跟蹤的專論，里面有對于使用熟石膏保存腳印的一些介紹。這里還有一篇奇特的小文章，是關于一個人的職業怎樣影響他的手形狀的，配有石匠、水手、木刻工人、排字工人、織布工人和磨鉆石工人的手形版畫，這些對于科學的偵查是有很大的實際作用的——特別是在碰上無名尸體的案件或是發現罪犯身份等時都會有幫助。”這里的福爾摩斯儼然從偵探“搖身一變”成為“科學家”和“實驗者”，而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現代實驗室中理性/科學/知識的神秘性也反過來為福爾摩斯這個人物的塑造增添了新的光環。 綜上所述，偵探小說中的探案故事往往建立在對一個“可知”的世界想象的基礎之上，將客觀世界（包括他者的主觀世界）理解為一種有著某種既定秩序與規律的所在。當偵探面對這種既定秩序與規律時，需要使用理性的運思方式，即通過對因果鏈條的遵循和嚴格的邏輯推理來完成對案件前因后果的整體性把握。其中，不可或缺的內容是偵探的認知欲望及其對于豐富且有效的知識的占有，而這種知識占有落實到具體的探案過程中，就表現為對一系列科學技術手段的借助和使用。以上這些環節共同構成了偵探小說中的理性因素。我們甚至可以說，在這些意義上，偵探小說并非反映“社會現實”（social reality）的文學，而是反映“理性現實”（rational reality）的文學，因而也有學者就此提出偵探小說應該屬于“浪漫主義文學”或“幻想小說”。或者用克拉考爾的話來說，“細究之，他們的作品屬于一個含義層面并且聽從相似的形式法則。將他們全體捆扎又鑄上印記的是它們所證明的以及它們由之產生的理念： 全盤理性化的文明社會的理念，對這個社會，它們進行極端片面的把握，風格化地將之體現在審美折射當中。它們感興趣的不是逼真地再現那些被稱為文明的實在（Realitt），而是一開始就翻出這實在的智性特征。”在充盈著理性精神的偵探小說中，“作為理性輕松的扮演者，偵探漫游在人物之間的空間里”且“從一個任務趕赴又一個任務，他獨自展示著理性向著無限的前進（Progressus ad indefinitum）”。
現代與正義:晚清民國偵探小說研究 作者簡介
戰玉冰，文學博士、博士后，復旦大學中文系青年副研究員，上海市作家協會會員。主要研究方向為類型文學與電影、數字人文等。 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1項，省部級及博士后項目3項。入選上海市“超級博士后”、復旦大學“超級博士后”激勵計劃。在《學術月刊》《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中國比較文學》等CSSCI來源期刊及中文核心期刊發表論文20余篇，部分文章被《新華文摘》等轉載。在《南方周末》開設《百年中國偵探小說》專欄。專著有《現代與正義：晚清民國偵探小說研究》和《民國偵探小說史論（1912—1949）》（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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