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劍橋維多利亞文學與文化研究叢書:中國與維多利亞想象.纏繞的帝國 版權信息
- ISBN：9787544788670
- 條形碼：9787544788670 ; 978-7-5447-8867-0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劍橋維多利亞文學與文化研究叢書:中國與維多利亞想象.纏繞的帝國 本書特色
近兩個世紀來，中國與英國這兩個東西方古老的國度相互纏繞，兩種文化之間，既有好奇、向往、會通，也有誤讀、誤解、誤判。在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人眼中，中國和中國人是怎樣的形象？彼時的文學文藝作品，反映出怎樣的中英交互模式？ 從維多利亞時代看中英關系的前世今生！幫助讀者重新認識中國在英國帝國抱負與文學創作中的核心地位，強調英國正式及非正式帝國內部的異質性與關聯性，重新審視并修訂了東方主義概念。 不僅適合歷史學、文學等領域的專業讀者，也適合對維多利亞時代的社會巨變感興趣的讀者。
劍橋維多利亞文學與文化研究叢書:中國與維多利亞想象.纏繞的帝國 內容簡介
當我們關注19世紀英國與中國之間的關系，而不是聚焦于印度、非洲或加勒比地區時，我們對“東方主義”與帝國主義的理解會發生什么變化？本書探討了中國在英國帝國抱負與文學創作中的核心地位，強調了英國正式及非正式帝國內部的異質性與關聯性。本書縱觀不同等級的文化中關于中國的英語文學作品，涉及不同時間、空間及類型，并由此展現出特定地點（如通商口岸）對關于中國和中國人的既定觀念的產生、傳播和接受的重要性。福曼挑戰了我們對英國帝國主義的先入之見，在全球和地方的背景下重新定義了英語文學創作，并挖掘了中國與維多利亞時代英國之間這段緊密纏繞的歷史。
劍橋維多利亞文學與文化研究叢書:中國與維多利亞想象.纏繞的帝國 目錄
致謝
引言 顛倒的英國和中國
**章 現代中國人的風俗習慣：透過通商口岸敘述中國故事
第二章 水坑口投影：詹姆斯·達爾齊爾的香港編年史
第三章 北京陰謀：敘述1900年義和團運動
第四章 “團結和民族化的”英國：1898—1914年英國的亞洲入侵小說
第五章 舞臺上的天朝
第六章 倫敦的一座中國城：倫敦萊姆豪斯文學
結語 西方不會停下
注釋
參考文獻
索引
引言 顛倒的英國和中國
**章 現代中國人的風俗習慣：透過通商口岸敘述中國故事
第二章 水坑口投影：詹姆斯·達爾齊爾的香港編年史
第三章 北京陰謀：敘述1900年義和團運動
第四章 “團結和民族化的”英國：1898—1914年英國的亞洲入侵小說
第五章 舞臺上的天朝
第六章 倫敦的一座中國城：倫敦萊姆豪斯文學
結語 西方不會停下
注釋
參考文獻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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劍橋維多利亞文學與文化研究叢書:中國與維多利亞想象.纏繞的帝國 節選
引言 顛倒的英國和中國 如同歐洲當時的情況，19世紀的中國孕育著變化和預言。這個世紀見證了西方革新堅定地侵蝕這個兩千多年里未曾改變的文明……事實上，盡管大體上本土保守主義堅固且不可滲透，但機警的中國人在離開內陸家園時，無不意識到中華帝國的范圍內正在發生著不可抗拒的入侵，除非滅絕外國人并消除任何朝向外來事物的轉變，否則永遠不能退回到從前。 朱利安·克洛斯基，《總稅務司：北京的風流韻事》（1900） 如果中國人能在自己的國度與我們的工匠競爭，那么，盡管他們在智力和力量上存在劣勢，卻能在自己的土地上受到鼓勵和教導，以達到和外國對手旗鼓相當的水平，并且他們要求的報酬更低，這樣還有什么是他們不能達成的？現在，這些中國人來到英國，事態進一步發展。當勞工和制造階級發現自己長時間的流離失所是由他們鄙視的中國人造成的，他們不應感到奇怪，這些務實且勤勞的中國人已將他們遠遠甩開。 瓦爾特·亨利·麥華陀，《在遙遠中國的外國人》（1872） 想象的可能性 情景一：1905年，香港—位于中國邊境的英國前哨站。英商在亞洲開辦的大印書館別發洋行出版了筆名為“貝蒂”的作者創作的《截獲的信件：對香港社會的溫和諷刺》一書。作者是一位居住在香港的英國女性，她的信件*早出現在當地的英文日報《德臣西報》上。信件集的*后是一封來自未來的信：她的孫女“貝蒂三世”以身處1960年的視角回信，記錄了她對“祖母”度過青春的那個地方的印象。如同托馬斯·麥考利筆下的新西蘭人審視他從未去過的倫敦一樣，貝蒂三世設想的香港與蘇絲黃的世界相去甚遠，也與成為另一股全球勢力之金融中心的殖民地截然不同。她在電報中解釋，她所認為的香港是“為英國人謀求利益的，而香港這個棕櫚樹之地可能被誤認為是一個管治良好的英國的郡”。多虧有了倫敦至九龍的單軌鐵路，貝蒂三世來到了香港。她乘坐時速超過二百英里的列車，從查令十字街出發，穿越了英吉利海峽隧道，花費五十個小時從宗主國抵達其*東端的直轄殖民地。 貝蒂的預估是錯誤的。香港注定不會成為珠江三角洲上的英國。盡管嚴重誤讀了香港和中英關系的未來，她卻提供了珍貴的指南，重現了維多利亞人想象里的中國以及他們在其中所處的位置。她的書強調了維多利亞時代的觀點，即在某種程度上，中國將持續與全球帝國主義的未來和成功緊密相連。它暗示帝國將建立起一個世界范圍的網絡：中國、印度、日本、非洲、澳大拉西亞和美洲組成一個充滿差異卻相互交織的系統。它將帝國延伸擴展至印度以外很遠的區域；九龍，而不是加爾各答，成為這條單軌鐵路的終點。貝蒂的書本身由一家設在中國的英國出版公司（在上海、橫濱、新加坡等地設有辦事處）出品，以日報形式出版，滿足了遠離家鄉的殖民者的閱讀需要。這表明帝國內以及有關帝國的文學創作的復雜性：眾多且分散的出版發行渠道，在特定地點、某些區域和帝國范圍內的潛在發行量，以及這些作品既強調本地話題又連接起帝國主義需要的更大的治理結構的能力。 情景二：1898年。在西方關于帝國未來的討論中，中國占據*重要的部分：帝國將擴張還是收縮？它從道義上講是正當的還是淪喪的？英國與其競爭國之間的力量平衡會保持穩定嗎？還是說，亞洲和非洲的新現實會改變英國在這些地區的優勢？具體來說，因在中國和周邊地區推行“門戶開放”政策的失利，英國的貿易和海軍在東方的霸權受到了威脅。日本已侵略朝鮮，俄國奪得旅順港，美國正在為控制菲律賓而戰斗，德國正在青島建立軍事基地。長江流域地區很可能引發列強的爭奪；分割中國的可能性愈發凸顯，引發了英國公眾的想象。 在大不列顛聯合商會的贊助下，擔任維多利亞女王助理和國會議員的海軍上將查爾斯·貝雷斯福德爵士，游歷了中國。稍后在1899年，他將其撰寫的報告出版成書，書名為《中國的分裂》。在“瓜分”中國的呼聲愈演愈烈的同時，進行中的南非戰事也引發了英國民眾的關注，在此情況下，貝雷斯福德認為，“維持中國人的帝國是盎格魯—撒克遜人利益和榮譽的關鍵”。這也是英國政府的觀點：不允許中華帝國崩塌。英國的目標是支撐住清王朝，以保護維多利亞政府在這一地區的政治和經濟利益，但*好避免更直接的干預。貝雷斯福德告訴中國官員：“英國商業界，乃至全體英國人民*不希望看到的，就是大英帝國在領土、勢力范圍或保護國的形式上有任何擴張。”（13）他進一步預測，若中國崩塌，將可能引發世界大戰。 與貝蒂不同，貝雷斯福德的觀點幾乎都是對的。中國并未分裂，英國也沒有積極去擴大自己在干涉中國事務中的作用。義和團運動發生在1900年的夏天，這場組織松散的反洋運動起到了關鍵的作用。在發生沖突的那個夏天，首都的大量西方人被迫藏身于英國公使館，直到軍隊前來解圍。解救行動包括侵略華北地區和開展深度的外交干預，這使得中國的統治者們不得不逃離北京的宮殿。但入侵軍是國際部隊，包括美國和日本軍隊，而相對較晚加入的德國、意大利和俄國則沒能利用這次運動來擴大它們在中國的勢力范圍。一個更強大的英美聯盟就此形成；在西方觀察者看來，清王朝一直步履蹣跚，直到1912年中華民國取而代之。 在以上兩個情景中，貝蒂和貝雷斯福德分別表達了英國與中國關系發展的不同可能性。兩種不同看法正好強調了托馬斯·理查茲的觀點，即大英帝國是在漫長的19世紀中“集體主義即興創作的一個產物”。貝雷斯福德提出，在竭力維持中國內部不穩定的現狀時，亟須小心謹慎。他反對直接迫使中國割讓領土，贊成軍事化協助，以確保英國控制超過百分之六十四的“中國全部的對外貿易”（13）。與此同時，在貝蒂設想的未來中，英國能將中國人改造成黃皮膚的英國人。她預見了一個世界，殖民地在本質上已經融入宗主國。這兩位作家幫助我們重新發現中國之于維多利亞人的重要性和可能性，并且讓我們感受到，在那個世紀之交，中國與英國帝國主義的關系總體上仍然是不確定的。 纏繞的帝國 通過文章及論證，貝蒂和貝雷斯福德向我們展現出維多利亞時代的每個英國人都認為是理所當然的事，即意識到他們的帝國與其他帝國相互聯系，現代帝國并非獨立存在，而是錯綜復雜地相互聯系在一起。19世紀晚期，人們普遍認為，大英帝國并非一個龐大的、地理上分散的地點的集合，這些地點也沒有通過與一個假定祖國的聯系來定義自己。相反，維多利亞人及其對話者們知道，大英帝國是從眾多地緣政治的競爭對手中脫穎而出的，帝國的形成源于歐洲各國以及眾多非歐洲國家間的競爭與合作，源于不同文明和世界不同地區知識系統的結合。例如，他們清楚地知道，默默無聞的克里米亞半島實則十分重要，因為它是匯聚了俄國、土耳其及大英帝國間緊張關系的焦點地區。慘痛的經歷讓他們學會不要低估像南非祖魯族這樣有抱負的群體。他們也知道，有必要建設和運行其他主權國家的基礎設施，發揮其強大的象征、思想甚至文化的力量，如同他們在巴西所實行的那樣（巴西在1889年前本身就一直是一個“帝國”）。 我給這本書加了個副標題“纏繞的帝國”，是因為“纏繞”一詞強調：我將英國文本中塑造的中國和中國人，作為研究英國和世界其他部分互動這一更大模式的案例，這種研究方法具有三個基礎方面。**，這個詞讓人聯想起玫瑰和荊棘這類植物纏繞或扭曲在一起的意象，伴有各種蘊含共生和潛在寄生的含義。它準確定義了帝國之間相互適應和構想的方式；互動對生存是必要的，且可能帶來破壞。它也恰當地描繪出帝國的兩面性，通過英國人在海外和本國的社區加以體現，本書會介紹二者間的相互聯系。第二，“纏繞”意味著環繞或擁抱，再次如玫瑰和荊棘一般。跨文化間的親密關系及其表現方式是我研究的重點對象。因此，“纏繞”是一個恰當的隱喻，以強調眾所周知的個人和政治跨越文化和地理空間的融合。 第三點即*后一點，“纏繞”（entwined）令人想起它在詞源學上“成雙”（twin）或“兩位”（two）的含義。它指向多個相互關聯和相互構成的代理概念。這個詞的使用強調了我的論點，即中國人和中國在英國文學中表現為想象的人物及文本對象，正是因為他們是跨越整個大英帝國的重要社會行動者—從德蘭士瓦的礦山，到倫敦萊姆豪斯臭名昭著的鴉片館，再到上海的公共租界。“纏繞”因此意味著一種相互依賴的伙伴關系，雖然它暗示了一種不平等的或者較隱晦的關系，卻能擴大我們的帝國視野，超越殖民者和被殖民者、自我和他者的傳統范式。“纏繞”從而打破了自上而下的或中心論的帝國主義及其文學創作，強調了帝國的話語是內部和外部參與者進行的對話。 我承認，提出英國和中國在某些方面成雙成對，是具有潛在問題的。**，它可能會導致一些讀者認為本書將并置英國和中國的文本，然而《中國與維多利亞想象》顯然是關于英國文學和文化的作品。第二，它可能表明英國和中國這兩個單一的龐大體系是相互矛盾的，而我重點強調的是如植物卷須般的交錯關系，每個部分能聯系到其他部分。但是，這本書真正介入討論的是多元化的帝國主義，它展示英國人如何通過與地理空間上名為“中國”的地方以及認同此空間的民族進行交流，以不斷調整英國人的不同帝國主義版本。 事實上，“纏繞的帝國”對于英國和中國意味著什么？當看到“纏繞的帝國”時，我們會如何理解帝國文學創作？這些問題的答案涉及從幾個方面重新確定帝國主義文學研究的方向。 1. 它要求我們擴展或改變了解19世紀英國帝國主義的方式。一旦我們接受“纏繞的帝國”的概念，我們就可以采用新鮮的眼光回歸到以往關于帝國主義各種各樣的爭論，主要是有關“非正式的”帝國主義、商業帝國主義和超帝國主義。有兩點可以將非正式的帝國主義與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的依賴性爭論區別開來。**，我的鏡頭對準文學和文化研究，這意味著我的重點是話語和修辭，而不是經濟基礎。第二，本研究采用當前的方法論工具來思考全球化和歷史編纂，使非正式的帝國主義成為地緣政治范疇的一部分，強調文化和社會互動方式的多樣性。以這種方式重新審視非正式的帝國主義，也允許我重新提出“大英國”的概念，這一概念為維多利亞人提供了一個有意義的標題，他們可將超越正式帝國主義掌握的各種聯系和影響歸至此標題下。 2. 本研究對當前關于帝國主義和文學創作的批判性辯論的一個關鍵干預是，直接比較殖民地領域的文學創作和在英國的相關創作。通過記錄在東亞的英語作品令人驚訝的和充滿活力的出版場景，本研究認為，在海外出版作品的英國人以不同方式理解他們與“東道主”環境和帝國主義未來的關系，不同的出版模式也表明了帝國主義運作的顯著地方特征和帝國政策應用間的不平衡關系。該研究還調查了當地的創作如何比宗主國的創作更有自我意識，或者，更直接地說，是什么樣的環境引發了后來在喬治·奧威爾的《獵象記》（1936）等作品中明顯出現的那種自我意識和倫理困境。盡管歐亞混血和其他多血統群體的聲音不是特別突出，但在殖民地，男人尤其會公開宣布自己的異族通婚。這一現象在宗主國被掩蓋了，正如“黃禍”作者M. P. 希爾的例子所示。西印度裔和混血兒的身份，既不會阻礙他塑造典型的帝國英雄，也不會阻礙他利用令人不安的亞洲人的刻板印象。 3. 這項研究重新定位東方主義，不僅將其擴展至中國，而且將東西方重建為一個復雜的、纏繞的帝國的網絡。基于劉禾等學者的工作，本研究提出了一些根本性的問題：英國人是如何在亞洲舞臺上定義主權的？以及他們如何置身于這樣一個社會？他們非常清楚，在那里他們被對話者們認定為野蠻人。更重要的是，這項研究著眼于在中國和有關中國的文學創作，以了解中國在一片連續的“東方”空間里的功能，正像貝蒂的單軌鐵路連接著中東、印度、東南亞和東亞（它定義了可比性和臣服性，但沒有認定這些對象是具有相同意義的）。尤其是中國，它有助于打破帝國主義話語只是把自己投射到另一個空間的假設。例如，英國作家意識到他們在中國的邊緣地位，糾正了以下觀點：東方主義僅僅提供了一個幻想形象，預先準備好如何應對他們將遇到的景觀、人物和文化系統。此外，他們所遇到的許多明顯的“文明”性質—建筑環境、考試制度等—使得簡單的等級劃分成為不可能。 4. *重要的是，研究“纏繞的帝國”強調，需分解一個統一的“東方”概念。這樣做可以讓我準確地區分出帝國文學處理正式和非正式帝國空間的方式的異同點。這讓我能夠分離出一種方式，使得這些作家能夠比較他們自己所經歷的不同殖民地空間（通常是印度和中國，但也包含非洲）。并且讓我能找到一種方式，在這種方式中，文學強調的是可能性，而不是控制。因此，恢復中國在英國的帝國想象中的地位，就堅決要求觀察維多利亞人所看到的東方主義—作為一個不斷發展的、不穩定的、有時與意識形態不一致的手段，來應對他們在亞洲及其以外的地位變化。 這個項目醞釀已久。20世紀90年代，我作為博士生開始研究這份素材時，從文學和文化的角度來看，幾乎沒有關于中國和維多利亞人關系的研究著作。而在過去五年里，學界爆發了對此研究的興趣。由于顯而易見的原因，許多關于這個主題的*新出版物并未出現在此書中，但我希望這本書能讓讀者了解到現在正在進行的關于這個主題的生動對話。世界文學概念的出現及其建議重新調整跨文化和跨時代閱讀的觀念，是值得一提的另一項發展。我在方法論上的興趣比起戴維·達姆羅什和佛朗哥·莫雷蒂等人更具歷史性，但我的方法和他們的方法之間有重要的協同作用，表現在強調流通與地點改變文學和文學接受的方式方面。
劍橋維多利亞文學與文化研究叢書:中國與維多利亞想象.纏繞的帝國 作者簡介
羅斯·福曼（Ross Forman），英國華威大學英語與比較文學系助理教授，曾任教于新加坡國立大學。主要研究興趣為19世紀英國，尤其關注英國與中國、東南亞以及拉丁美洲之間的關系。研究領域還包括后殖民文學與文化、流散文學以及酷兒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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