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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思后的清醒——俄(蘇)科學技術哲學史論 版權信息
- ISBN:9787030715654
- 條形碼:9787030715654 ; 978-7-03-071565-4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迷思后的清醒——俄(蘇)科學技術哲學史論 內容簡介
本書是《跋涉的理性》姊妹篇,是一部關于俄(蘇)科學技術哲學問題史論結合的學術著作。本書在深刻分析俄(蘇)科學技術哲學首要問題——自然本體論和*為鮮明的兩個導向—一“本體論主義”與“認識論主義”的基礎上,不僅論證了辯證唯物主義方法論對蘇聯科學家的啟發意義,而且介紹了蘇聯哲學家對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的創新發展。通過對新俄羅斯哲學與科學哲學的管窺,闡明了當代俄羅斯學者對“六十年代人”開啟的認識論主義傳統的繼承和發展,以及西方學者對俄(蘇)科學技術哲學研究態度的轉變。本書不僅是對蘇聯時期科學技術哲學遺產的再反思,而且是對當代俄羅斯科學技術哲學成果的新評介。 本書適合自然辯證法工作者、科學技術哲學和外國哲學專業的師生,以及對哲學感興趣的廣大科技工作者閱讀參考。
迷思后的清醒——俄(蘇)科學技術哲學史論 目錄
總序 i
前言 ix
**章 沙俄的科技政策和斯拉夫文化語境 1
**節 沙俄科技政策的形成 3
第二節 沙俄改革科技政策的嘗試 7
第三節 沙俄科技事業的特點及其語境制約 19
第二章 蘇俄建國初期的科技進步思想和科技發展戰略 35
**節 蘇俄建國初期的特殊形勢 35
第二節 列寧發展社會主義科技事業的指導思想 43
第三節 蘇俄建國初期的科技進步事業及其政策 50
第三章 俄(蘇)科學技術哲學的首要問題—自然本體論研究 72
**節 自然本體論研究初創階段的理論論爭 73
第二節 自然本體論研究分化階段的正統和異端 79
第三節 自然本體論研究轉型階段的創造性探索 86
第四章 俄(蘇)科學技術哲學發展的兩個導向—本體論主義和認識論主義 120
**節 列寧科學技術哲學思想的發展及兩大主題 120
第二節 20世紀中葉蘇聯的改革思潮與科學哲學的興起 126
第三節 改革派科學哲學家的原創性探索 133
第四節 “六十年代人”的后繼者及其理論創新 149
第五章 新時代的歷史回聲—新俄羅斯哲學與科學哲學一瞥 176
**節 對蘇聯時期科學技術哲學的新反思 176
第二節 奧伊則爾曼:質疑和修正 180
第三節 列文:繼承和推進 187
第四節 葉戈羅夫:選擇和利用 198
第六章 西方的俄(蘇)科學技術哲學研究 214
**節 早期的正面研究導向 215
第二節 中期的負面研究導向 221
第三節 后期的中立研究導向 225
第七章 兩個案例 241
**節 李森科現象及其教訓 241
第二節 切爾諾貝利核災難 255
結語 重構俄(蘇)科學技術哲學研究的思路 269
參考文獻 276
英俄漢術語對照表 284
英漢人名對照表 293
俄漢人名對照表 299
后記 309
迷思后的清醒——俄(蘇)科學技術哲學史論 節選
**章 沙俄的科技政策和斯拉夫文化語境 近代科學技術是17—18世紀才在沙俄出現的。事實上,只是到彼得一世的時代,俄國才有了由政府制定和推行的科技政策。由于沙俄社會發展的特殊道路,它的科學技術和科技政策也帶有十分特殊的性質。十月革命后,蘇維埃國家的發展是以沙俄科學技術原有的基礎為前提的,而蘇聯科技政策也與沙俄科技政策有著特殊的歷史關聯,所以研究沙俄的科技政策對于俄(蘇)科技史和科學技術的研究都是基礎性的工作。 近代科學技術在沙俄的興起和發展,是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俄國的產生和演進密切相關的。資本主義在俄國的發展經歷了200多年,這段漫長的過程是以1861年為分界線的:從彼得一世的時代到1861年這150年,是俄國資本主義的孕育時期,是俄國近代科學技術興起的時代;從1861年到1917年的近60年間,是俄國廢除農奴制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確立的時期,也是近現代科學技術在俄國迅速發展的時代。 縱觀十月革命前俄國的社會史可以發現,特殊的斯拉夫文化語境始終制約著俄國科學技術的發展。俄國是歐洲社會的異類,它和近代歐洲現代化的進程是錯位的。馬克思曾經專門研究過俄國社會特殊的經濟結構,他在著名的《給維 伊 查蘇利奇的復信草稿》中指出:“俄國是在全國范圍內把‘農業公社’保存到今天的歐洲唯一的國家”,這種特殊制度的內在特征就是它的“孤立性”,保持著“與世隔絕的小天地”,而這一特質就使“比較集權的專制制度矗立在公社的上面”。[1]沙俄的經濟基礎是自然經濟,既保存了“習慣于勞動組合關系”這種獨特的古老傳統,又發展出農奴制的封建剝削形式,這是斯拉夫文化語境的經濟基礎。沙皇尼古拉一世時期的教育部部長烏瓦羅夫(С. С. Уваров)制定的著名公式“君主、東正教、民族性”—集中反映了斯拉夫文化傳統的負面特質:集權主義、信仰主義、孤立主義。 直到18世紀初葉,俄國仍然是一個落后的封建農奴制的國家。當時全俄僅有十幾家手工工場。為了改變俄國經濟落后的局面,使其迅速趕上西歐先進國家,彼得一世在工業、農業、商業、政治和文化教育等領域,推行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措施。彼得大帝的改革在經濟領域的重點是建立手工工場和發展貿易市場,這使俄國社會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經濟飛躍。從彼得一世逝世的1725年算起,到1790年,俄國的手工工場從200余家增加到1000余家;出現了圖拉和烏拉爾這樣的重工業中心和彼得堡、莫斯科這樣的輕工業中心。一些手工工場開始實行雇傭勞動制度。同時,工業產品的增加促進了商品市場的活躍,以莫斯科為中心的全國商業市場已經形成,富商大賈成為重要的社會階層。相應地,1725—1796年,俄國的對外貿易總額增加了15倍。c 但是,盡管如此,當時經濟關系的主體仍然是封建農奴制,也就是列寧所說的:“宗法式的(自然經濟的)農業同家庭手工業(即為自己消費而對原料進行加工)、同為地主進行的徭役相結合。”列寧認為,這是“中世紀經濟制度*典型的形式”。[2]在這種制度下,農民在給地主進行耕作之余,在自己分的一塊份地上勞動,掙得糊口的生活資料,從而繼續為地主提供勞動力。 沙俄這樣的經濟背景,使當時的俄國社會在政治、文化和思想方面表現出一種特殊的二元化傾向:一方面是社會要求變革的進步傾向,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勢頭洶涌澎湃;另一方面則是反對改革的保守傾向,反動集團以維護農奴制為施政基點,殘酷鎮壓進步力量,禁錮先進思想。 社會的這種二元化傾向,對當時俄國的科學技術進步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正如列寧所說:“資本主義所造成的競爭和農民對世界市場的依賴,使技術改革成為必要。”但與此同時,“ 宗法制農民經濟,按其本質來說,是以保守的技術和保持陳舊的生產方法為基礎。在這種經濟制度的內部結構中,沒有任何引起技術改革的刺激因素 ”。[3]這就是說,一方面,俄國社會的進步力量要求發展科學和技術;另一方面,站在對立面的俄國貴族地主的代表—專制勢力,則阻撓和破壞科學技術的進步。這種情況就是那一時代沙俄的科學技術政策,始終包含著改革與反改革兩種傾向的對立和斗爭。 **節 沙俄科技政策的形成 在沙俄的歷史上,18世紀上半葉是近代科學在俄國興起并取得長足進步的時期。瓦維洛夫(С. И. Вавилов)指出:“在以往各世紀的世界文化史上,像18世紀上半葉俄國那樣,借助彼得堡科學院而使科學獲得如此迅速而卓有成效的增長,可以說絕無先例。”[4]這一點當然是彼得一世改革的一個直接成果。改革使學者在實驗和理論研究上獲得了許多有利的條件:“與其在一個氣候溫和但屈待和輕視繆斯的國度里忍受饑餓,不如到一個寒冷但卻歡迎繆斯的國度去忍受嚴酷的氣候。”[5] 1724年1月22日,彼得一世同意了御醫布留門特洛斯特(Л. Л. Блюментрост)起草的科學院及其附屬大學的籌建方案,它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彼得一世的改革理念,可以看作他推行改革的科學綱領。1724年皇家科學與藝術研究院d成立,從此科學院一直是沙俄的科學活動中心,實際上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它的指導思想和活動原則集中反映了俄國科技政策的基本精神。由于彼得一世沒有來得及為科學院制定詳細的章程,因此直到18世紀40年代,上述草案仍然是俄國科技政策的指導文件。但是彼得一世逝世以后,專制勢力反對在科技領域進一步推進改革,以科學院辦公廳秘書舒馬赫爾(И. Д. Шумахер)為代表的保守分子藏匿了草案全文,他們從來也沒有認真貫徹草案的改革精神,直到1747年制定了《彼得堡皇家科學與藝術研究院章程》,這是后彼得時代上層保守勢力試圖以專制政權鉗制科學技術發展的法規,因此遭到有進步思想的眾多科學家的強烈反對。 18世紀中葉以后,許多進步學者試圖通過制定新的科學院章程,促使統治集團放寬對科學事業的行政干預。1758年,羅蒙諾索夫(М. В. Ломоносов)—科學院**位俄國終身院士起草了《關于調整彼得堡科學院的敝見》,指出科學院本身無權是一切弊端的根源,建議制定新院章。1760年,他又起草了《科學院優惠權利草案》,為科學活動爭取自由權利和條件。1764年,他進一步擬定了幾個章程草案,其中之一是《關于彼得堡科學院的建制和章程的建議》(Idea Status et Legum Academia Petropolitanae)[6]。這個由五部分構成的文件,核心思想是使科學事業擺脫暴政的蠻橫干預,爭取科學事業按自身規律健康地向前發展。羅蒙諾索夫竭力提高科學院的地位,企圖使它獲得與政府機關相等的權力,并使平民出身的學者和貴族平起平坐。這些僭越的主張觸怒了統治集團,對他的草案全面進行封殺。羅蒙諾索夫去世以后,如列皮奧欣(И. И. Лепехин)院士等科學家都為改革不合理的科學政策進行過斗爭,他們的行動曾先后得到科學院行政委員、比較開明的官方人士奧爾洛夫(В. Г. Орлов)、達什科娃(Е. Р. Дашкова)一定程度的支持,外籍院士、數學家歐拉(H. Euler)也積極參與,起過很大作用。1766年米勒(Г. Ф. Миллер)提出科學院章程的修改草案,1769年奧爾洛夫對草案定稿進行復審,1771年他批準了該草案。盡管這一章程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傳統的保守科技政策,但無論如何,從18世紀60年代到80年代,沙皇政府的科技政策還是發生了一些有利于科技進步的變化。 在18世紀*后二三十年里,從葉卡捷琳娜二世到保羅一世的統治時期,在宮廷權力的爭奪中,貴族勢力得到進一步加強。當時,貴族私有農奴已占全國農民人口的一半以上,地主甚至獲得了強迫不馴服的農民服苦役和禁止農民控訴的權利。至此,農奴制在俄國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1773年普加喬夫領導的反對農奴制的大起義和1789年爆發的法國大革命,促使沙皇政府大大強化了專制國家機器,采取高壓政策鎮壓進步勢力,這使科技政策改革受到重大挫折。 沙皇政府在科學領域推行了一系列反動政策。首先是鎮壓進步人士。1792年,葉卡捷琳娜二世下令撤銷法國數學家康多爾舍彼得堡科學院名譽院士的稱號,因為他投票贊成處死國王路易十六;同時還把作家拉吉舍夫(А. Н. Радищев)流放到西伯利亞,逮捕了教育家諾維科夫(Н. И. Новиков)擔任此職。由于達什科娃曾批準出版悲劇《諾夫哥羅德的瓦吉姆》,而劇中的主人公是反專制、捍衛諾夫哥羅德自由的戰士,結果沙皇政府解除了達什科娃科學院行政委員的職務,并任命一個低級宮廷侍從巴庫寧(П. П. Бакунин)擔任此職。其次是強化書報檢查,禁錮自由思想的傳播。1796年巴庫寧下令禁止外文期刊轉寄給科學院院士,科學院出版的各種刊物必須事先得到院務會議的批準;1799年,保羅一世命令禁止從國外進口法蘭西共和國的任何出版物,翌年4月18日又下令禁止進口一切外國書刊,包括音樂作品在內,同時還敕令對科學院的所有出版物進行嚴格的審查。不僅如此,還全面控制科學院的人事管理,取消科學院院長由院士選舉的制度,改由皇帝任命。 進入19世紀以后,沙俄的社會生產力有了相當迅速的增長,其主要標志就是技術革命,即大機器生產取代了手工勞動。其中紡織行業已全部使用機器生產,開始普遍應用蒸汽動力,蒸汽機得到普及,輪船和鐵路等現代交通手段也開始廣泛應用。1800—1825年的25年間,俄國手工工場的數目增加了一倍,而從1825—1850年這25年間,制造業中雇傭工人的數目則增加了2.7倍。到1860年廢除農奴制前夕,制造業中的雇傭工人已占工人總數的87%。由于生產的專業化,市場交換空前活躍,到19世紀中葉,全俄貿易總額已達2億多盧布,共有集市4300多個,對外貿易額比世紀初增長了3倍多。顯然,這時候,資本主義經濟關系在俄國社會中已經成為*富生命力的因素了。e 但是,俄國社會傳統的農奴制經濟基礎并沒有被徹底動搖。19世紀中期,全俄農民人數是地主的107倍,而所占有的土地只是地主土地的35.7%。徭役制是純粹的自然經濟,農民對地主是人身依附關系,并被牢牢地束縛在土地上。同時,盡管在工業中已經相當普遍地推行雇傭勞動制,但農奴制的影響仍然十分強大。到1860年時,全俄工廠的86萬名工人中,有37萬人是強制勞動者(即徭役勞動者)。f 這樣,在19世紀上半葉的俄國社會中,資本主義勢力與封建勢力的斗爭逐步激化,一些具有資產階級傾向的先進分子,在政治、思想和文化領域開展多種形式的斗爭,試圖推行改革,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掃清道路。在新的形勢下,科技領域的改革要求也日益強烈起來,沙皇政府所推行的科技政策也隨著形勢不斷變化,時而做出一些讓步,實行一些新措施,時而又走回頭路,用種種行政手段干預科學事務。 1801年,迫于國內強烈的改革要求,新上臺的沙皇亞歷山大一世標榜所謂“溫和的自由主義改革”。當時,奧澤列茨科夫斯基(Н. Я. Озерецковский)院士等致信沙皇,詳細陳述了俄國科學面臨的嚴重形勢,提出對科學院實行民主管理的要求,建議改院長任命制為選舉制,使院長的權力“僅限于監督科學院事務的一般進程”[7]。亞歷山大一世對此做出了積極的回應,下令廢除了1800年關于出版檢查的規定,允許翻譯外國書籍,重開私人印刷所。亞歷山大一世為了推進在科學文化領域中的改革,1802年設立了國民教育部,將原來科學院的藝術、工藝和教育的任務劃歸教育部,使科學院集中從事科學活動。1803年7月25日,科學院新章程得到沙皇批準,新章程規定科學院有權自行選舉新的成員。科學院的民主管理有所加強,院長的權力受到院章和院務委員會的制約,不能直接向皇帝報告而應向教育部報告。同時,組建管理科學院行政事務和經濟事務的理事會,其成員包括兩名通過選舉產生的院士。 但是,1812年拿破侖入侵俄羅斯,俄國的科技事業遭到重大破壞,科學院的許多機構幾乎處于癱瘓狀態。與此同時,從19世紀第二個十年起,頻繁發生農民暴動,僅1813—1825年就爆發了188次。而在上層人士中,以十二月黨人為代表的民主運動也高漲起來,并于1825年舉行起義
迷思后的清醒——俄(蘇)科學技術哲學史論 作者簡介
孫慕天,1939年11月19日生于吉林省海龍縣,遼寧開原人。1962年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1988~1989年在蘇聯哈爾科夫大學和列寧格勒大學做不錯訪問學者。歷任哈爾濱師范大學遠東科技與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教授,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常務理事、榮譽會員、科學技術與社會(STS)專業委員會主任,黑龍江省自然辯證法研究會理事長,黑龍江省科技經濟專家顧問委員會委員等,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從事自然辯證法教學研究工作近60年,出版《新整體論》《跋涉的理性》《邊緣上的求索》《孤鶩落霞》等專著及《認識的價值》《現代科學和哲學》《后現代宗教》等譯著,在國內外學術期刊發表論文150余篇,主編“蘇聯自然科學哲學叢書”“俄羅斯科學技術哲學文庫”和“俄羅斯科學技術哲學譯叢”三套叢書,是中國俄(蘇)科學技術哲學研究的奠基者、重大推進者和領路人。孫慕天教授以思想敏銳、勇于創新享譽中國哲學界,所提出的潛蘊性整體、和基礎的范疇、世界4、新物活論等觀點,以及所倡導的比較科學哲學研究,引起廣泛關注。2019年4月5日辭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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