掃一掃
關注中圖網
官方微博
本類五星書更多>
-
>
魯迅全傳：苦魂三部曲-增訂版(全三冊)
-
>
大家精要- 克爾凱郭爾
-
>
尼 采
-
>
弗洛姆
-
>
大家精要- 羅素
-
>
大家精要- 錢穆
-
>
白居易:相逢何必曾相識
筆醒山河:中國近代啟蒙人嚴復(精裝) 版權信息
- ISBN：9787559847089
- 條形碼：9787559847089 ; 978-7-5598-4708-9
- 裝幀：簡裝本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筆醒山河:中國近代啟蒙人嚴復(精裝) 本書特色
適讀人群 ：大眾本書賣點
1.著名學者歐陽哲生、馬勇、王憲明一致推薦；
2.積三十年之功，一部研究中國近代啟蒙人嚴復的權威傳記。作者多年來搜求嚴氏佚文，研編嚴氏文集，精研嚴氏生平思想，不遺余力。同時，走訪了嚴復一生所去過的幾個重要地方，如英國的格林威治皇家海軍學院、法國的凡爾賽宮和天文臺等，史料詳實，厚積薄發，深得嚴學意指；
3.通俗、生動、精準，還原一個豐滿的嚴復形象。本書的人物敘事并不枯燥，并非單向地介紹嚴復的思想，而是從生長環境、個性特質、婚姻家庭、師友關系等多個面向，來探尋嚴復的生命歷程，從而塑造了一個豐滿的嚴復形象，其中穿插時代背景和作者評述，像看一場戲，有近景，有遠景；
4.大大小小故事穿插，臨場感強，沉浸式走入覺醒年代。以嚴復為代表的一派人物，是近代中國世變的先覺者，他們引介西學，傳播思想，為改革變法提供理論依據和思想武器。作者從嚴復的記憶出發，生動再現了他與張謇、梁啟超、孫中山等多位啟蒙先驅的際遇，從而還原了一幅“覺醒年代”的真實圖景；
5.行文簡潔干凈，通俗化、大眾化。作者學術基礎扎實，書中內容是字字皆有來歷，但在行文上力求精簡，少用引文，也不像正式的學術著作那樣加上注釋，只是在適當的地方引述，帶來酣暢淋漓的閱讀體驗；
6.本書附上嚴復年譜，使嚴復生平事跡一目了然，為讀者提供了便利。 他是千年大變局中的盜火者，引介西學**人；
他翻譯、評點、著書，建構了一整套體系完整的啟蒙方案，希望為后代開啟太平之世；
他學貫中西、放眼世界，卻又經歷磨難、飽受爭議。
他不僅是近代中國世變的先覺者，更是中國傳統文化的自覺者。閱讀該書，不僅可以一覽嚴復思想上的成就，更可以深刻理解嚴復所處的“時代困境”。本書不僅是一把認識嚴復的鑰匙，更是一個理解百年革命狂潮的切口，它以生動、精準的語言，娓娓道來，將嚴復的生平與思想，獻給當代的讀者。
在作者筆下，嚴復并非一位不食人間煙火的神，而是一個時常踽踽獨行的背影。他的一生雖然聲名顯赫，卻并非平安順遂，而是充滿困頓：親人離世、家庭變故、感情生活不順、深陷煙霞癖而不能自拔……作者以細膩的筆觸，書寫了這位近代啟蒙人諸多不為人知的面向，為讀者還原一個豐滿的嚴復形象。
筆醒山河:中國近代啟蒙人嚴復(精裝) 內容簡介
《筆醒山河》是一部建立在扎實學術基礎上的通俗化、大眾化的嚴復傳記。嚴復是中國近代重要的啟蒙思想家、翻譯家。本書以“筆醒山河”為名正是要凸顯嚴復在啟蒙方面的重要性。 書中圍繞兩條軸線展開：**條軸線是嚴復的歷史處境與人際關系，從他生長環境、個性特質、婚姻家庭、師友關系等來看他的生命歷程，并反映他所身處的清末民初的動蕩時代；第二條軸線則是關注嚴復的思想內涵，尤其透過嚴復翻譯作品的分析，展現他的政治和經濟思想特點。作者試圖從學術普及的角度，簡明扼要地向讀者描述嚴復“走向世界”所遇挑戰、所經挫折與所得成就。
筆醒山河:中國近代啟蒙人嚴復(精裝) 目錄
**部分 成長經歷與人際網絡
早年生活
留英歲月
異性情緣（一）：原配王夫人
北洋當差：味同嚼蠟
異性情緣（二）：納江鶯娘為妾、娶朱明麗為妻
嚴復的煙霞癖
嚴復與梁啟超：津、滬維新派士人之間的交往
張謇與嚴復：清末民初改革派士人之異同
忘年之交呂碧城與何紉蘭
嚴復與尚書祖廟
嚴復的閱讀世界
第二部分 以翻譯開啟民智
甲午海戰的沖擊與“海權”觀念之譯介
信達雅的挑戰
“達”的問題：讀者觀點
“信”的問題：嚴譯忠實于原著嗎？
《天演論》是怎么“做”出來的？
“天演之學”的理論體系
佛法與天演
天演驚雷
嚴譯《群己權界論》
嚴復的自由主義：具有中國特色的自由思想
道家思想與自由主義之會通
嚴復的經濟思想
嚴譯斯賓塞之社會演化論
第三部分 政治與文化的抉擇
嚴復政治思想的特點
改革抑或革命？——嚴復與孫中山
嚴復、袁世凱與《居仁日覽》
嚴復論中西文化
嚴復對“國性”的思考
嚴復論教育：精英領導、德育優先
嚴復與靈學：科學、宗教與迷信之關系的再思考
嚴復對“五四”時期新舊學人之影響
嚴復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思想分歧
嚴復對“五四”新文化運動之批判 ——兼論嚴復與“學衡派”
嚴復的歷史意義
歷史與記憶：嚴氏一門三代的命運
嚴復簡譜
主要參考書目
展開全部
筆醒山河:中國近代啟蒙人嚴復(精裝) 節選
嚴復與梁啟超：津、滬維新派士人之間的交往
嚴復與梁啟超書信的往來其實不只是兩人之間的事，而是代表了在戊戌變法前夕，天津、上海兩地維新人士之間的交往，體現了當時多種學術思潮的交鋒。
——編者按 嚴復在天津水師學堂任職期間認識了比他小約 20歲的政壇新秀梁啟超。兩人相識是在甲午戰后，大約1896年夏、秋之際。在此之前梁啟超已讀過嚴復在天津《直報》所發表的《原強》《辟韓》等文，兩人卻未曾謀面。1896年3月，因強學會被查禁，梁啟超離開北京前往上海，開始與黃遵憲、馬良、馬建忠兄弟等人交往，7月梁任公與汪康年、黃遵憲等創辦鼓吹革新變法的《時務報》。
嚴、梁訂交的牽線者之一是黃遵憲。黃遵憲與嚴復相識大約是1895年7月，黃赴北京參加強學會之后的事。1896年夏末，黃遵憲赴天津，將他與梁任公在上海創辦《時務報》之事詳細地告訴嚴復，也趁機尋求嚴復的支持。該年8月18日，嚴復寫了一封信給汪康年與梁啟超，從信中“穰卿進士、卓如孝廉均鑒”的稱謂，以及“前寄一函，想經偉照”的內容，可以推想此時兩人初識，且已有書信上的聯系。在此封信中嚴復表示愿以具體行動支持《時務報》。《時務報》館后來收到了嚴復捐贈的100銀元，在1896年9月出版的《時務報》第 7冊，刊登“嚴又陵觀察助銀一百元”的消息。
嚴、梁訂交的牽線人還有嚴復的好友馬良、馬建忠兄弟。1877年嚴復赴英留學之時，馬建忠因李鴻章選派，以隨員兼法文翻譯身份同行，與嚴同船赴歐，馬建忠后進入巴黎政治學堂，修習國際法與外交，1880年3月返國。在歐期間，嚴復與馬建忠因為郭嵩燾與李鳳苞的關系，也曾偶爾見面。馬良與馬建忠均熟悉西方語文與洋務，并與李鴻章關系密切。嚴、梁初識之后雙方繼有書信往還。1896年9月2日梁啟超在寫給嚴復的信中十分稱贊嚴著《原強》一文，也告訴嚴復他正跟馬建忠學拉丁文，并希望嚴復能挑選幾篇稿子交《時務報》發表。嚴復則在回信中予以勉勵，并表示《天演論》手稿已完成，寄請任公指正，而《原強》一文“自覺不成一物……擬更刪益成篇，容十許日后續呈法鑒”。后來不知何故《時務報》沒有刊登《原強》，僅于 23冊轉載了批判專制的《辟韓》一文，還引起了激烈的論辯。
1897年2月，嚴復又寫了一封長信給任公，對他在《時務報》的言論，特別是《變法通義》的主張提出批評，這封信原件不存，我們只能從任公的回信中約略地了解其內涵。他認為任公不當的言論將會對社會大眾產生重大的影響，“毫厘之差，流入眾生識田，將成千里之謬”，而且“茍所學自今以往繼續光明，則視今之言必多可悔”。這一封信在嚴、梁關系上是一個重要的轉折，在此之前嚴復對任公多為贊賞、鼓勵，此后則轉為多所批評。
梁啟超收到來信之后，沒有立刻回復，至三四月間才寫了一封信給嚴復。從這一封信我們可以了解《時務報》時期任公的思想狀態，以及嚴、梁思想上的交會。梁啟超對嚴復在信中的批評深表感激，“知天下之愛我者，舍父師之外，無如嚴先生；天下之知我，而能教我者，舍父師之外，無如嚴先生”。但對嚴復的批評，他提出了不少的辯駁。他也向康有為稟告此事，“嚴又陵有來書，相規甚至，其所規者，皆啟超所知也，然此人之學實精深，彼書中言，有感動超之腦氣筋者”，似乎顯示任公企圖向康表示嚴復的來信并沒有動搖他原有的思想路向。
其實這時任公思想已經在康、嚴之間游移，從他的《說群序》明白可見：他一方面跟隨康有為的“以群為體，以變為用”的觀念，另一方面覺得康有為并沒有將“群”的概念說得十分透徹，直到他讀了譚嗣同的《仁學》與嚴復的《天演論》，才“犁然有當于其心”。任公因而想將康有為的想法與《仁學》和《天演論》之觀點結合在一起，建立一個有關于群的理論。任公后來思想的發展與他在康、譚與嚴之間的取舍有關。
《與嚴又陵先生書》中嚴復與任公思想之差異，代表了戊戌變法前夕兩種對文化修改的看法。在目標方面，任公揭橥者乃康有為式的，奠基于孔子改制，并環繞著政治核心全面改組的激烈變革。誠如學者所指出：任公“一再主張廢科舉興學校的《變法通義》，其實際所企圖的，并非在普及西洋方式的學校教育，而是在擴大以共同擁有基于孔子改制的解讀方法為起始的康學的講學之場所。要將康學的方法通過報刊，在不知不覺中滲透進讀者的腦中以養成風氣”。在方法方面，任公所宣揚的變法是以“陳勝吳廣”揭竿起義的精神，從各方面抨擊現況、強調變革的重要性，因此缺乏全盤規劃，也沒有分清楚各項改革的緩急先后。在思想風格上，此時康、梁均傾向徹底改造的轉化思想。
嚴復對此很不滿意，他不但批評任公立言草率，而且認為任公以康學為中心思想的改革方案具有“西學源于中國說”的特色，亦即“引中國古事以證西政，為彼之所長，皆我所有”，任公所撰《古議院考》，所謂“議院之名，古雖無之，若其意則在昔哲王所恃以均天下也”的說法，即為一例。嚴復認為這樣的方案無法認識到中國的病根與西方的優勢，“黃種之所以衰，雖千因萬緣，皆可歸獄于君主”，“中國歷古無民主，而西國有之”。
這一封信對任公思想產生不小的影響，當時他雖然還是“康學”的支持者，仍處在康陣營之內，但已種下后來思想變化的種子。這封信拉開了梁啟超與今文經學傳統的距離，致使后來梁與康的分道揚鑣，并破除了“中華中心”論，使任公更積極地引介西學。此后任公對中西文化的看法產生變化，他不再像康有為那樣，對西學的贊賞只以合于孔子的言論為限。具體而言，在歷史觀方面，任公開始不全然肯定“三世之義”“孔子改制”，而從歷史進程的本身與自由精神的伸展，追索人類進化的規律，這也劃分出三世說與演化論的界線。
其中*明顯的一個征兆是有關“保教”的問題。保教一說源于康有為，在受到嚴復（以及黃遵憲）的質疑之后，梁啟超開始反對此一說法。1902年任公在《新民叢報》第 2期所撰《保教非所以尊孔論》，批評康有為之說，肯定思想自由的價值，即源于嚴復在信中所謂：“教不可保，而亦不必保……保教而進，則又非所保之本教。”難怪嚴復讀到這一篇文章之后非常稱許，認為“凡此皆非囿習拘虛者所能道其單詞片義者也”。后來任公在《清代學術概論》之中，清楚地敘述他在26—30歲之間（1899—1903）逐漸質疑康有為學說的過程。
從整體的思潮趨向來觀察，1897年嚴復與梁啟超書信的往來其實不只是兩人之間的事，而是代表了在戊戌變法前夕，天津、上海兩地維新人士之間的交往。上海的維新人士以梁啟超的《時務報》為核心，天津則以嚴復為首，再加上王修植（菀生，天津北洋大學堂總辦）、夏曾佑（穗卿，天津育才學堂總辦）、杭辛齋等人，他們的言論機關是《國聞報》。嚴復晚年曾回憶辦報的經過，“在光緒丙申、丁酉間，創《國聞報》，實為華人獨立新聞事業之初祖。余與夏君穗卿主旬刊，而王菀生太史與君（杭辛齋）任日報。顧余足跡未履館門，相晤恒于菀生之寓廬”。可見四人彼此之間之情誼。
嚴復寫給梁啟超的信，寄出之前，也曾給王、夏等人過目。上文提及嚴復致梁啟超的長信寄出之后，任公沒有立刻回答，在這期間王修植寫了一封信給汪康年，希望任公對“吾黨切磋之意”早做回復，而且“當論是非，不當爭勝負”。不久，任公回信寄達嚴復之手，嚴復也將此信與天津友人分享。王修植再度寫了一封信給汪康年，又談到“但宜論是非，不宜爭勝負”，而且強調，以此精神為基礎，雙方才能夠“同舟共濟”。信中“然其持論，亦仍不免有主張之處”似乎透露天津的這一批人對任公的響應不甚滿意。但雙方的關系仍然繼續維系，在同一封信中王修植和汪康年談到將在天津創辦《國聞報》與《國聞匯編》，希望能與《時務報》的代表相磋商。我們不確定《時務報》是否立刻有人來津洽談，僅知道在戊戌變法之前，上海、天津之間維新人士，因為合作辦報紙，一直維持密切的關系。例如《時務報》在創刊之初就曾將宣傳文案交王修植，請他轉發同仁。《時務報》在天津的經理人后來即由王修植的表兄弟“西學官書局陸汲甫茂才”擔任，陸氏定期將天津所收到的《時務報》“報資”寄交上海。王還向汪康年表示此人“甚為可靠”。王修植與嚴復也承諾將不計稿酬，為《時務報》撰寫論說。
總之，天津的《國聞報》與《國聞匯編》就在津滬士人合作的氣氛之下，于1897年10月創刊。在創刊之前，嚴復、夏曾佑與王修植又聯名寫了一封信給汪康年、梁啟超與麥孟華，希望在《時務報》上刊登《國聞報啟》，并請求《時務報》館能協助《國聞報》在南方各省的發行工作，這時黃遵憲也時常往來津滬，從事雙方之間的溝通工作。八月初一汪康年收到信之后，立刻有所行動，并在8月11日出版的《時務報》第38期中刊登“本期附送天津國聞報館啟”。然而《時務報》卻沒有協助《國聞報》的發行工作。根據1898年2月，王修植致汪康年函，《國聞報》去年在上海委托《新聞報》館代銷，津滬雙方之間的合作似乎不那么順利。
無論如何《國聞報》在1897年10月正式出刊，在《國聞報緣起》一文，編者表示該報仿英國《太晤士報》（按：現譯為《泰晤士報》）之例，宗旨為“通上下之情”與“通中外之故”，而其緣起則受到《時務報》等報紙的鼓勵。至 1898年初，《國聞報》的發行遭遇困難，其中的一個原因是缺乏采訪人才，導致新聞來源不足。王修植說“《國聞》訪事人亦無好手，均系敷衍角色。京中時有重大新聞，或系得自西人，或系得之交好，亦無一定也”。另一個問題是缺乏翻譯西文的好手。嚴復透露： “《國聞報》館曾將原文西報分與此地學生教習等翻譯，而其中須重行刪改者，十人而七八”，可見學生翻譯的文章*后還需偏勞嚴復再作校閱。總之， 1898年初《國聞匯編》停刊，《國聞報》則繼續發行，每天的銷路只有 1500張，此一數字遠遠不如《時務報》上萬份的發行量。這時王修植只好請求汪康年協助“推廣銷路”。王修植甚至請汪康年幫忙，希望請求張之洞模仿《時務報》《知新報》之前例，“通飭各屬士商看報”，信尾還表示“嚴復附筆致候”。
這些請求幾乎都落空了，這顯然是因為當時《時務報》內部發生紛爭，梁啟超與汪康年意見不合，梁啟超、麥孟華與章炳麟也“輒如冰炭”，黃遵憲則“幾與汪穰卿決裂”；1897年秋天，黃遵憲、梁啟超乃先后赴湖南推行新政，倡辦南學會、時務學堂。1898年初《時務報》方面自顧不暇，并無余力協助天津的朋友。
這時嚴復主編的《國聞報》不但得不到上海方面的援助，還受到朝廷的壓力。1898年2月29日王修植致汪康年函中，沮喪地表示“日來心緒惡劣”，因為“此間館事頗發阻力，總署已具稿，將奏請北洋封禁”。與此同時，夏曾佑寫給汪康年的信也提到，2月底、3月初之時，《國聞報》館受到各種壓力，因此只好將報館賣給日本人。3月6日起，《國聞報》改由日本人西村博接辦，加印“明治”年號。夏曾佑并表示《時務報》所需要的文章，“嚴老近無暇，弟亦無暇，菀生方作之，日內想可寄上”。
夏曾佑所說“嚴老近無暇”，主要是因為當時《國聞報》館正承受“政府阻力”，嚴復被人指控“與外人勾串”，光緒亦得知此事，上諭指示北洋大臣直隸總督王文韶調查《國聞報》館現辦情形。王文韶調查之后稟告“查無其事”，但仍“諭斥嚴復并學堂學生等，嗣后不得再有只字附登館報，以自取戾”。后來嚴復在7月29日蒙光緒召見，光緒還問他與《國聞報》之關系，嚴復輕描淡寫地回答，“臣非該館主筆，不過時有議論，交于該館登報耳”。
當《國聞報》被人指控之時，康有為在京師發起保國會。閏三月十五日（5月5日），任公寫信給夏曾佑，一方面談到保國會受人參劾，另一方面則請夏曾佑將《保國會章程》刊登于《國聞報》之上。閏三月十七日（5月7日），《國聞報》注銷《保國會章程》三十條，由此可見天津士人對康梁改革主張的支持。其后《國聞報》對保國會的活動，做持續的報道。
因為津滬士人相互合作的關系，在這期間嚴復等人密切地注意《時務報》內部的紛爭，6月3日嚴復在寫給汪康年的信中說到自身的處境，并關心內斗對汪的打擊：“《國聞報》被劾事已解矣。近聞御史宋伯魯（1854—1932，戊戌變法中的重要人物）奏請以《時務報》改為官報事已交孫五先生議矣，據有人言此舉乃報復，意欲使公不得主其局，不知曾聞否？”嚴復所說的心存報復之人很可能指任公。這時《國聞報》發表了汪康年、黃遵憲與梁啟超相互攻擊的啟事。1898年7月10日，《國聞報》又注銷嚴復所撰寫的《〈時務報〉各告白書后》。對此事，嚴復較同情汪康年，而批判梁啟超、黃遵憲，認為他們奏請改為官報之舉是“借貴位尊勢以劫制天下”，與任公平日強調“憑公理以悅服人心”的論調不符。這一件事情后來無疑影響到嚴復對梁啟超的評價，也使兩人關系益為疏遠。總之，1898年6月《時務報》停刊，《國聞報》則早在同年3月起歸日本人經營，風格轉變。不久發生百日維新與戊戌政變，任公流亡日本。嚴復在事變之中行事低調，幸免于難。嚴、梁關系至此暫時終止。 選自黃克武《筆醒山河：中國近代啟蒙人嚴復》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2年3月
筆醒山河:中國近代啟蒙人嚴復(精裝) 作者簡介
黃克武，1957年生，牛津大學東方系碩士，斯坦福大學歷史學博士，現為臺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員，研究方向為中國近代社會文化史。著有《一個被放棄的選擇：梁啟超調適思想研究》《惟適之安：嚴復與近代中國的文化轉型》等。
書友推薦
- >
經典常談
- >
龍榆生：詞曲概論/大家小書
- >
我從未如此眷戀人間
- >
詩經-先民的歌唱
- >
隨園食單
- >
伯納黛特,你要去哪(2021新版)
- >
小考拉的故事-套裝共3冊
- >
月亮與六便士
本類暢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