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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分裂 版權信息
- ISBN：9787532787159
- 條形碼：9787532787159 ; 978-7-5327-8715-9
- 裝幀：簡裝本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美國的分裂 本書特色
（1）權威作者。小阿瑟•M. 施萊辛格具有多重身份，作為戰后美國z重要的歷史學家之一，他同理查德•霍夫施塔特、丹尼爾•布爾斯廷、埃里克•戈德曼旗鼓相當，獲得過兩次普利策獎、兩次美國國家圖書獎和一次美國歷史學z高獎項班克羅夫特獎，同時他還是肯尼迪的白宮特別助理，一位將學者與公職人員的身份很好地在自己身上統一起來的典范。《美國的分裂：對多元文化社會的思考》是小施萊辛格史學經典系列叢書的**本，作為學者，作為“一線”觀察員，小施萊辛格十分勤奮，留下十幾部重要的史學專著以及數量豐富的歷史文獻資料。小施萊辛格的作品至今尚無完整中譯本，此系列系其作品簡體中文版首次引進。
（2）起初是作為學者，后來是作為“一線”觀察員，有時還作為親身參與者來探究美國的內在矛盾。小施萊辛格是為數極少的能讓你覺得自己仿佛身臨其境的歷史學家之一。小阿瑟•M. 施萊辛格一直處于美國政治的核心圈，他的作品反映出的是一個歷史學家對政治權力運作和政治事件變幻的獨特觀察、記錄和思考。小施萊辛格的系列作品會成為相關領域研究者的常備參考書和大眾讀者了解美國歷史、政治與文化的重要途徑。
（3）嚴肅史學家中z擅長敘事，作品可讀性強，適合大眾讀者。小施萊辛格的寫作手法十分高明，有著文體家的那種自然的熱忱和19世紀小說家對景致和人物的專注，故事感強，有面向大眾讀者的質地。從內容上看，小施萊辛格的作品涉及我們長期以來關注的美國政治、歷史和文化的方方面面，如對總統制的研究，提出“帝王總統”的概念，對多元社會、美國認同、種族和族裔問題的關注，對美國政治周期論的觀察等，符合大眾對美國的關注和興趣。
（4）話題性強！睹绹姆至选肪劢姑绹泼袷泛头N族、族裔問題，從歷史和理論的雙重視角出發，以調和身份認同和政治正確之間的矛盾。
“大熔爐”或是“巴別塔”，到底哪一個才是美國？
為什么種族主義是美國實驗的巨大失。
美利堅何以分裂至此？
Black Lives Matter(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為何如此激烈？
（5）《美國的分裂》初版即獲《紐約時報》暢銷書。簡體中文版系列作品邀請復旦大學歷史系顧云深教授為叢書書寫萬字序言，跟著小施萊辛格走近美國核心，理解美國經驗。
美國的分裂 內容簡介
《美國的分裂：對多元文化社會的思考》追溯了美國歷史上的三次移民高潮和它們在美國引起的排外主義浪潮，審視了一個又一個多族群國家的經驗教訓，指出美利堅民族的經典形象——種族、財富、宗教和國籍被“大熔爐”同化——正在被贊美差異和放棄同化的觀念所取代。小阿瑟•M. 施萊辛格指出，多樣性從一開始就是美國的標志，種族意識的高漲在一個因歷史偏見而蒙羞的國家的確產生了許多積極的后果，但是種族狂熱的興起可能會危害社會團結，使美國社會分裂到危險的程度。
美國的分裂美國的分裂 前言
前言
冷戰的消逝的確為那個充斥著意識形態之爭的時代畫上了句點，但并未像預測的那樣，帶來歷史的終結，事實上不過是用一系列新的仇恨取代了舊的版本。當東歐逐步擺脫沉重的意識形態壓迫時，深植于該地區的歷史經驗和記憶中的民族對立情緒也隨之釋放，第三世界國家內部意識形態競爭的消失，使得原本因兩個超級大國對峙而受到抑制的民族矛盾、部落沖突紛紛浮出水面。隨著意識形態沖突時代的結束，人類進入，或者更準確地說，重新進入了一個較先前更為兇險的民族和種族仇恨時代。
部落間的敵意是人類*本能的反應之一，然而我們這個星球的歷史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人口之間相互融合的敘事。大規模移民自一開始便是諸多仇恨的源頭。二十世紀即將結束，許多因素——不僅是冷戰鐵幕的解除，還包括通訊與交通工具的飛速發展，人口的井噴式增長，傳統社會結構的瓦解，逃離暴政、貧困、饑荒和生態災難的訴求，以及在異域過上向往生活的美好愿景等，都促使人們跨越國界。
世界在收縮，人口的復雜情況更甚于以往任何時候。收縮進程就好比一把割裂世界的鋸子，一方面給全球化帶來巨大壓力，另一方面加劇了分裂。世界市場、電子科技、即時通訊、電子郵件、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所有這些均加速了傳統民族國家的瓦解，一個原有國界趨于消弭的世界由此正在成型。與此同時，這些強大的國際化力量促使普通人在他們難以控制和理解的全球潮流裹挾中尋求庇護。當他們越強烈地感覺到任何個體都渺小無依，仿佛獨自漂浮在不可名狀、缺乏人情的“汪洋”之上，隨時面臨被吞噬的厄運時，他們便越發不顧一切地尋求任何看似熟識且能提供安全感的“救生筏”——身份政治恰好滿足了此類渴望。由此可知，融合和分裂實際上是一體兩面的。在這個后意識形態時代，世界一體化程度越高，人們就越傾向于在民族和宗教信仰所定義的群體中找尋自我。
當分屬不同族群、操著不同語言、信奉不同宗教的人生活在同一塊土地上并受同一政權管轄時會發生什么情況?除非追求相同目標，否則部落沖突早晚會使他們陷入四分五裂的局面。在黑暗的未來世紀，文明面臨著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是什么將一個國家凝聚在一起?
在十九世紀，沒有人比約翰•斯圖爾特•密爾對代議制政府的思考更深刻。他指出，用以界定國家的要素有二：一是部分居民接受共同管理的共識；二是共同的歷史記憶、價值觀、語言所澆灌而生的“共同情感”（common sympathy）。密爾認為，在一個多民族國家內，自由制度很難實現，特別是當他們不具同胞之情，且使用不同的語言閱讀和交流時，建立代議制政府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一致的公共輿論實難出現。概言之，形成自由制度的一個必要條件就是政權管轄范圍應同民族所對應的邊界基本一致。
這種重合情況在當今世界可謂少之又少，目前單一民族國家幾乎是鳳毛麟角了。當下每天發生的事件暴露出民族凝聚力的脆弱性。目之所及，部落主義引發的國家分崩離析不在少數。蘇聯、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已然解體，印度、印度尼西亞、愛爾蘭、以色列、黎巴嫩、斯里蘭卡、阿富汗、盧旺達深陷種族或宗教沖突之中。族群關系緊張曾經擾動并使多個國家趨于分裂，南非、羅馬尼亞、土耳其、格魯吉亞、阿塞拜疆、菲律賓、埃塞俄比亞、索馬里、尼日利亞、利比里亞、安哥拉、蘇丹、剛果、圭亞那、特立尼達，凡此種種，不勝枚舉。即便是像英國、法國、比利時和西班牙這樣相對穩定和發達的國家，也日益受到族群和種族問題的侵擾！督洕鷮W人》有評論說：“部落主義的病毒……恰如國際政治染上艾滋病，潛伏數年，一經發作即刻擊潰整個國家！
以我們的北部鄰居為例，加拿大一直被認為是*理智和*平靜的國家。如《經濟學人》所言：無論據哪一套標準來評判，加拿大的富庶、平和都成功到令人艷羨，然而時至今日，它卻處在崩潰的邊緣。葉禮庭論及加拿大時稱：“作為全球*富裕的五個國家之一，這個國家擁有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和發展機遇，曾吸引來自各地的窮苦潦倒者定居于此，尋求新生，然而如今，它卻在自我撕裂的道路上漸行漸遠。如果連這樣一個經濟發展水平位列全球前五的國家都難以維系一個多族群的聯邦制國家，那么還有哪個國家能夠做到呢?”
至少目前，美國可以作為這個日益重要的問題的答案。
所以接下來要思考的問題就是美國何以獨辟蹊徑?一般而言，如果一個國家無法給具有不同族群背景的人們提供令人信服的理由，讓他們視彼此為同一國家的一分子，那么這個國家遲早會分崩離析。尼日利亞著名的小說家、詩人和評論家欽努阿•阿契貝描述自己的國家——一個昔日在非洲大陸富甲一方，今日瀕于兵荒馬亂、慘狀環生的國度時提到：“尼日利亞的致命缺陷在于國人無法做到同仇敵愾、共同對付嚴重的威脅，而是為了不同宗教、族群的利益同室操戈。”
相較而言，美國做到了——建立起一個多族群國家，并且除去那場可怕的內戰外，多數時候始終保持團結一致、眾志成城。令人好奇的是，鑒于美國自誕生之日起即為多族群國家，國民分屬不同族群，是什么讓美國人在動蕩的兩個世紀里仍團結在一起?赫克托•圣約翰•克雷夫科爾于1759年從法國前往美洲殖民地，娶了一位當地女子為妻，并在紐約殖民地奧蘭治縣的一處農場定居下來。獨立戰爭期間，他著有《美國農人信札》（以下簡稱《信札》）。這位十八世紀的法裔美國人在書中訝異于各地人口在美利堅土壤上共生共榮的盛況——“這里住著英格蘭人、蘇格蘭人、愛爾蘭人、法國人、荷蘭人、德國人、瑞典人，你可以見到在任何其他國家都找不到的奇異的混血人！
他以一個家庭為例繼續論證該現象：這家的祖父是英格蘭人，其妻是荷蘭人，兒子娶了一位法國妻子，生下四個孩子后各自娶妻，竟來自四個不同國家。正是基于如此復雜的通婚融合，才孕育了今日的美利堅民族。（十八、十九世紀時，race一詞意義上等同于今天我們所說的nationality。因此人們會提到英格蘭民族［the English race］、日耳曼民族［the German race］等。）克雷夫科爾視角下，這一橫空出世的民族具備哪些特點呢?同樣在《信札》中，他提出了那個聞名于世的問題：究竟什么是美國人，如何看待這一“新民族（new man）”?（二十世紀的讀者有必要忽視十八世紀時男性對女性存在的漠視。）
克雷夫科爾給自己的設問提供了堪稱經典的答案：“他是一個美國人，拋棄了他所有的古老偏見和習俗，同時從他所誠心接納的全新生活方式、所服從的新政府和所享有的新社會地位中，接受新的偏見和習俗。美國人就是那種依照新規則行事的新民族……“在這里，原先來自各國的人口逐步融合為一個全新的民族！
**位偉大的美國歷史學家喬治•班克羅夫特迅速附議了克雷夫科爾的觀點，他寫道：
假使世界上任何一個主要國家在歷史上的所作所為不復存在，我國的命運定然就此改寫。在西班牙女王伊莎貝拉一世與哥倫布的推動下，意大利和西班牙聯手發現了美洲新大陸，為后續移民和通商奠定了基礎；法國激發了美利堅的獨立意識；若對我們的語言探源尋蹤，則可追溯至印度；我們的宗教信仰來自巴勒斯坦；我們在教堂高唱的贊美詩，一些*早回蕩在意大利上空，一些傳頌于阿拉伯的沙漠，還有一些吟唱在幼發拉底河畔。我們的藝術來自希臘，法學遵循羅馬，海商法引自俄羅斯，代議制政府效仿英國。尼德蘭聯省共和國在思想領域教會我們有容乃大，在行動范疇則引導我們采取聯邦制的諸多原則。據此而言，美國比其他任何國家更易于實現種族團結。
美國篤信一則理念，即E pluribus unum。針對多族群社會固有的脆弱性和“火藥桶”特性，美國自有妙方：組織那些試圖摒棄舊的忠誠而開啟新生活、化解族群差異的人，自踏上新大陸之日起，便建立起一種融合甚至超越多族群差別、旨在豐富和重塑共有文化的全新民族認同。
要知道那些不畏艱險勇往直前的歐洲人，為了來到大洋彼岸不惜舍棄一切舊日羈絆。他們想要的就是忘記不堪回首的過去，擁抱充滿希望的未來。于是，他們渴望通過避險、救贖、同化而成為真正的美國人。美國在他們看來恰恰處在轉型期，尤其利于摒棄那些令人沮喪的記憶，在共同的政治理想和經驗的基礎上發展出與眾不同的國家特性。總而言之，美國的建國宗旨不是保全舊文化，而是成就全新的美利堅文化。
相較而言，加拿大人坦率地承認，盡管加拿大優勢顯著，但仍極易分裂，這背后的原因之一便是加拿大非常缺乏獨特的民族認同。出于各種各樣的原因，加拿大人被英國、法國和美國所吸引，加拿大官方強調采取多元文化主義政策，但該國民眾從未對何為加拿大人有過清晰的認識。就像**任總理約翰•麥克唐納說的那樣：“加拿大地域廣大，然而有史不長！
美國具備相當的歷史積淀。自獨立戰爭起，美國人便形成強烈的民族認同感，它形成于獨立戰爭，在1776年《獨立宣言》和1787年憲法等事件中進一步鞏固，且在隨后的自治經歷中日益深化。恰恰是民族信條的力量使我們把克雷夫科爾所謂的“混血”成功轉變為一個富有凝聚力的民族，從而創造出一個多族群社會。
當然，這也不等于說美國全然符合克雷夫科爾的判斷。一波又一波移民潮把大量外來人口帶入這個從語言、理想到制度都很“英式”的國度，新移民由此開啟了困難重重的融入進程。較長時間內，英裔美國人在美國文化和政治領域占據主導地位并排斥后續移民。事實上，前者同化來自愛爾蘭、德國、南歐和東歐移民的過程相當曲折。
至于那些非白人，如紅種人、黑種人、黃種人、棕色人種等，更確切地說，凡是被歐洲新移民蹂躪和屠殺的土著，或者被迫從非洲、亞洲來到美國的人，都曾因早期深刻的種族主義偏見而備受排斥。我們必須鼓足勇氣直面一些不光彩的事實：歷史上的美國曾經是個種族主義國家。美國白人起初對自己的種族優越性深信不疑，認為自己有權殺死紅種人、奴役黑人、迫使黃種人和棕色人種充當苦力。我們美國白人在法律、制度、風俗、條件反射上甚至靈魂上都是堅定的種族主義者。種族主義的禍端始終是美國試驗的一大敗筆、美利堅理想的尖銳矛盾所在以及美國社會生活的痼疾。赫爾曼•梅爾維爾寫道：“這就好比是全世界*美好的希望同人類*邪惡的罪行聯系在一起！
誠然，即便是遭受不公正待遇的非白人，也為美利堅民族認同的形成做出了巨大貢獻。他們成為美國社會的一員，或許只處于第三等級，也潛移默化地為共有文化提供了新形式、新風格。非盎格魯因素的植入和建立新世界的經驗不斷沖擊著英國遺產，結局我們都知道，那就是今天的美國成為了一個與英國截然不同的國家。早在1831年，對美國民主做出*深入考察的阿列克西•德•托克維爾就被“英國人和他們在美國的后代之間的天壤之別”所震驚。
在美國兩個世紀的歷史中，民族融合的思想多數時候占據主導地位。但步入二十世紀，以上觀念面臨革新和反轉。先是一場世界大戰摧毀了舊秩序，伍德羅•威爾遜隨之拋出“民族自決原則”。二十年后，又一次世界大戰瓦解了西方殖民帝國，加劇了世界各地的族群矛盾和種族斗爭。僅就美國而言，新的法律出臺，放寬了對南美、亞非移民的入境限制，由是改變了美國人口的基本構成。
這種比克雷夫科爾所描述的更加吊詭的混血過程，使他曾經提出的經典問題再度受到關注，掀起新的熱潮，并可能獲得新的答案。時至今日，很多美國人否認當初建立“一個新民族”的歷史目標，對自己原有族群的逃避被追根溯源取代。被克雷夫科爾否認的“古老偏見和習俗”出人意料地卷土重來。對種族的狂熱崇拜開始在非盎格魯白人和非白人的少數族群中故態復萌，他們抨擊同化目標、挑戰“同一民族”的理念，幾近偏執地保護、推進和維系單一族群和種族社區。
種族問題的爆發也帶來了許多積極的影響。美國文化終于開始對盎格魯統治的鼎盛時期內，那些次等的、被蔑視的少數族裔所取得的成就，給予懷有愧疚卻姍姍來遲的承認。美國教育*終也選擇承認歐洲中心之外的廣闊天地的存在及其重要性。這些都是非常積極、正面的變化。我們至少據此可以幫助孩子們從多個角度認識本國歷史，讓他們嘗試從哥倫布船隊的派出方和被迫接納方來看待這次新大陸探險。生活在一個不斷收縮的星球上，渴望成為世界領導者，那么美國人必須更多地了解其他種族、其他文化以及其他大洲。當他們這樣做時，他們對這個世界——以及他們自己——產生了一種更全面、更令人振奮的感知。
但是種族狂熱一旦用力過猛則過猶不及，新的族群信條排斥“融合說”，反對不同族群的個體在互利共榮中形成一個新的整體。這種觀點的潛臺詞就是美國不是一個由個體組成的國家，而是建立在多個群體之上，族群淵源是美國人宿命般的經歷，族群紐帶是永恒的、難以磨滅的，彼此孤立且以族群為單位的社區也成為美國社會的基本結構和美國歷史的基本內涵。
該觀念的實質即根據族群和種族的標準來給美國人分類。但是，盡管從族群的視角解讀美國歷史恰如先前的經濟角度一樣，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效的，甚至頗有啟迪，但若立足于此把握總體圖景，它便具有致命的誤導性和荒謬性。此外，族群視角顛覆了美利堅作為一個統一民族的歷史理論，迄今為止，這一理論成功地確保著美國社會的完整性。
新的視角下，美國不再是一個享有統一民族認同的改革進取型國家，反而成為多種民族認同的“庇護傘”；美國不再是由個人全憑自愿選擇組成的國家，而是由那些具有根深蒂固族群特征的群體所構成的。多族群融合的信條開始背離歷史初衷，轉而用碎片化替代同化，用分離主義替代融合。換言之，它意味著貶低一而推崇眾。
形成統一身份與認同的歷史觀念目前在我們的政治、志愿組織、教堂、語言文化等領域都顯得岌岌可危。沒有任何領域比我們的教育體系更加駁斥至高無上的民族認同觀。
作為培養下一代的沃土——學校和大學，特別是公立學校，是完成同化和鑄造美利堅認同基本的工具與途徑。伍德羅•威爾遜稱：“公立學校就是美利堅‘大熔爐’，在那里，我們成長為美國人，不同人種、不同籍貫、不同階層的人把他們的孩子統統送到那里，或者說理應送到那里。在那里，這些青少年統一接受美利堅精神的‘蕩滌’，*終變成真正的美國人。”孩子們在學校習得的理念影響他們今后看待和對待其他美國人的方式，影響他們今后擁抱共和理念的方式。有關課程設置的探討本質上是對“作為美國人究竟意味著什么”這個問題的深度思考。
種族激進分子聲稱，公共教育的核心目標應該是捍衛、強化、弘揚和恪守種族來源及身份。分離主義則鼓勵偏見、放大差異、挑起紛爭。在多元文化主義和政治正確的叫囂聲中，在有關“歐洲中心主義”的課程設置缺乏公平的呼吁中，在對歷史、文學等教學不應止步于人文學科而應進一步變成提升少數族裔自尊心的有效途徑等主張中，族群和種族沖突悄然增加。
目睹族群沖突撕裂一個又一個國家，我們不能心安理得地接受“把美國依據族群和種族差異劃分為多個固化社區，刻意引導它們珍視自己的孤立狀態”的論調。試想如果情況委實如此，那么美國的世界中心地位還能保持下去嗎?“大熔爐”是否就此會被“巴別塔”取代?
我不想過分悲觀。畢竟教育總是處在觀點交鋒和變革之中，這也是件好事。大中小學可以說是各類信仰、哲學理念、價值觀的長期碰撞之所。不過我相信，只要沉默的大多數知識分子大聲疾呼，挑戰那些一時流行的虛妄之言，形勢定會發生逆轉。
當前族群、種族問題對公立學校產生的壓力的確令人不安，維系國家凝聚力的紐帶已然相當脆弱。故而公共教育的目標應該立足于增強而非弱化此類紐帶。如果分離主義傾向就此一發不可收拾，那么等待我們的只能是美國社會的徹底碎片化、種族隔離死灰復燃以及部落化大行其道。
我之所以能夠持審慎樂觀的態度，正是因為相信那種曾經塑造“一個民族”的歷史性力量尚未消逝。對于大多數美國人來說，這仍是“共和”的真切內涵。據此，他們拒絕在“統一優先”和“族群優先”中做極端選擇。馬里奧•科莫州長指出：“多數美國人能夠意識到保護和鼓勵文化多樣性的重要性，致力于借助多元文化主義視角促進美國統一并豐富作為美國人的民族認同，而非讓其發展為撕裂國家的毀滅性派系沖突。”
無論代表各族群立場發聲的政客們如何表態，大部分生長于斯的少數族裔，不管是白人還是非白人，在珍視族群傳統的同時仍會首先把自己定位為“美國人”，而不是愛爾蘭人、匈牙利人、猶太人、非洲人或亞洲人。*好的證明就是美國的跨族群、宗教甚至種族通婚率不降反升。由此可知，美利堅民族認同生機尚存。
當然，這不意味著唯有少數族裔需要對國家統一或分裂負責。任何同化或融合過程事實上都是雙向的：移民自身有意愿適應新社會，而本地人也樂于歡迎和接納他們。恰如上文所言，種族主義堪稱國之悲劇。近來美國白人終于開始正視我國歷史上根深蒂固、不可理喻的種族主義傾向，但反種族主義斗爭仍舊長路漫漫、前途未卜。例如當老派美國人把其他國籍或種族的人視為異己，甚至眼中釘、肉中刺時，便也不該對一些少數族裔因反美主義和仇視心理團結一致感到訝異。毫無疑問，這種認同感是相互的，不僅僅是他們渴望獲得接納、尋求融合，我們也要有意愿去完成同化和融合。換言之，促成國家統一的重任更多地落在自鳴得意的主體族群身上，而不是那些本就身處困境、自顧不暇的少數族裔身上。
近年來，美國人口的構成顯然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多樣。但恰恰是這種高度異質性使得對統一理想和共有文化的追求顯得極為迫切。弗•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稱“美國是萬千心之所向”，正是強烈的心靈共鳴賦予我們力量，去建立一個屬于人民的公正、正義之地。
回想一下圣雄甘地的話，他當時面對的是一個族群、宗教、語言、階級全面對立的國家，情況遠甚于今天的美國，這句話曾經出現在印度各地的公共海報上：“我們應該杜絕成為排斥他者的印度教徒、穆斯林、錫克教徒、帕西人、基督教徒或猶太人，雖然捍衛各自信仰無可厚非，但我們自始至終必須是印度人！闭驗橛《缺畴x了甘地當年的教誨，如今才變得支離破碎、自吞苦果。
本著甘地的精神，盡管分屬不同族群的美國人可以虔誠地信奉各自的傳統和信條，但有一點必須銘記于心，我們是彼此的同胞骨肉，自始至終都是美國人。援引馬丁•路德•金的話：“我們被命運牢牢捆綁在一起！痹谶@個因族群、種族對立而嚴重分裂的世界里，美國繼續充當“樣板”，詮釋一個高度分化的社會如何有機團結在一起具有非同尋常的進步意義。
小阿瑟•M. 施萊辛格
美國的分裂 目錄
再版序言
前言
一 “一個新的民族？”
二 歷史作為武器
三 教育之爭
四 美國的分裂
五 合眾為一？
結語
附錄 施萊辛格的教學大綱
資料來源說明
索引
譯后記
前言
一 “一個新的民族？”
二 歷史作為武器
三 教育之爭
四 美國的分裂
五 合眾為一？
結語
附錄 施萊辛格的教學大綱
資料來源說明
索引
譯后記
展開全部
美國的分裂 節選
二 歷史作為武器
修史是一項古老且榮耀的職業，有著獨特的標準與目的。歷史學家的目標是在重現往事的過程中力爭做到準確、抽絲剝繭與客觀公正。不過歷史不僅僅是一門供奉于大雅之堂的學科，它在國家走向未來的過程中扮演著獨特的角色。
歷史之于國家就像回憶之于個人。一個人被剝奪了記憶，會感到無助和迷失，全然忘記他去過哪里或即將前往何處。以此類推，當一個國家否定了自己的歷史時，它將無法應對自己的當下和未來。作為界定國家認同的重要方式，歷史由此變成了塑造歷史的一種方法。于是，修史亦從一番冥想變為一種武器！罢l控制過去，就控制未來，”喬治•奧威爾在著作《1984》中提到的黨派宣言如是說，“誰控制現在，就控制過去！
（一）
歷史學家竭盡全力捍衛他們的行規。他們說，天知道當我們辜負了自己的理想時是多么沮喪，我們的解釋被無意識的先入為主所包圍和歪曲時會感到多么難過，癡迷于種族和民族又是怎樣使我們對自己的偏見視而不見的。我們仍然是這個時代的產物，為我們的個人經歷所困，像所有帶著原罪的凡人一樣，在黨派、偏見、教條、恐懼和希望中搖擺不定。
在一片黑暗的過去，我們目光所聚焦的地方實際上是由我們目前的關切決定的。也就是說，當我們對所處時代和生活產生了新的關注點時，給予歷史的聚光燈亦會隨之變化，使得那些切實存在的卻被早期的歷史學家隨意從集體記憶中刪除的故事昭然顯露。從這個意義上講，可以說人們通過當下“再造”歷史。
歷史學家必須始終向著客觀這一理想狀態無限逼近，盡管遙不可及。但是，當我們急于回應當前的緊迫感時，將過去用于非歷史目的的情況時有發生，比如利用或影射過去，從而發覺那些適合我們所處社會或意識形態的部分。如此被操縱的歷史更大程度上變成為社會凝聚力和政治目的服務的工具，而不是一種無私的知識追求。
人們靠歷史學家創造的神話生活。有些人可能會爭辯說，如果修飾美化歷史是為更高的利益服務，例如民族的培育或種族的提升，那么事實就可以被合理地修飾。持續講一種積極有益的故事似乎比捍衛歷史的純潔性更重要 ——特別是當純粹的歷史根本是子虛烏有的時候。這可能正是柏拉圖在《理想國》中提出“高尚的謊言”一說時腦海中所浮現的內容。
不過這樣一來，狂熱分子們很可能會將“高尚的謊言”與現實混為一談。民族主義對歷史的侵蝕是有啟發意義的。兩個世紀以來，民族主義仍然是世界上*重要的政治思潮——遠比法西斯主義甚至民主等社會意識形態更為重要。但它不是自發生成的。正如歐內斯特•蓋爾納所說：“民族主義不是民族意識的自然覺醒，它甚至有能力創造出本不存在的新民族。”民族主義是知識分子為了迎合有政治抱負的精英而發展出來的，然后再向受眾大肆宣傳。它之所以能繼續蓬勃發展，是因為利用了歷史和地域的強烈情感，在這個越來越令人感到迷失和困惑的世界賦予個體生命以意義。
今天，民族主義的狂熱蔓延全球。在西方感染了愛爾蘭和以色列，分裂了比利時、塞浦路斯和加拿大，引起布列塔尼、科西嘉和巴斯克地區的騷動。民族主義首先分裂了蘇維埃帝國，后使蘇聯本身走向解體。在第三世界，民族主義推翻了西方殖民主義，催生了一大批新國家，無論是泱泱大國還是蕞爾小國，在重演歷史爭吵時常；ハ鄰P殺。
在民族國家內部，民族主義以族群性或部落主義的形式出現。在第三世界，一個又一個國家的族群為權力而戰，甚至在更絕望的情況下，為生存而斗爭。據此可知，美國的族群運動高潮并非獨一無二，而是與全球的民族主義高燒態勢相互呼應。
（二）
任何民族或群體在自我塑造過程中都免不了要援引和回溯歷史。否則一個民族又能通過什么來建立起個性的合法性、傳統的連續性或是過程的正當性呢?
歷史經常被用來為統治階級辯護。英國著名歷史學家約•哈•普拉姆寫道：“歷史一直扮演著威權的侍者。”這是主流歷史話語，旨在展示現有的權力安排是多么高尚、有道德和理所應當。因為它能夠證明獲得和捍衛權力的現狀與方法是令人信服的，故而可被稱為“辯解性歷史”。
其他時候，歷史還被用來替權力的受害者辯護，為那些拒絕接受現狀的人伸張正義。以賽亞•柏林曾描述過十九世紀早期“被羞辱和戰敗的德國人”如何反擊傲慢的法國人：
德國人不斷挖掘自己比對手更為優越的品質。他們將自己深刻的、內在的精神生活、自己的寬和謙卑與對真正的價值——簡單、尊貴、崇高的無私追求，同財大氣粗、造作世故、居功自傲、膚淺圓滑、冷漠無情、道德空虛的法國人進行對比。在舉國上下抗擊拿破侖的過程中，這種情緒極盡狂熱。不過這確實是許多身處落后、被剝削或屈辱之中的社會做出的典型反應。這種社會對其地位低劣感到不滿，不得不通過引證自己歷史上真實存在、甚至想象中的勝利與榮耀，或其民族、文化特征里那些引以為傲的特性來回應現狀。因此對境況不佳的民族而言，真實的或想象中的豐富歷史或許某種程度上預示著一個更加光明的未來。
以上就是所謂的失敗者的歷史，寫作初衷就是為了通過創造或夸大歷史上的輝煌事跡與雄心壯志，從而充分展示伯特蘭•羅素所謂的“被壓迫者的高尚美德”；蛘，我們也可以稱之為“補償性歷史”。
無論“辯解性歷史”還是“補償性歷史”，共性都在于利用歷史來塑造未來。蘇聯在人類歷史上存在了整整七十年，其學界嘗試利用“辯解性歷史”孜孜不倦地捍衛著黨的路線的每一回轉折。直到戈爾巴喬夫上臺提出“開放政策”，及時地解放了歷史學家。
俄羅斯歷史學界有史以來**次可以自由地真實還原歷史，重新評價布哈林甚至列夫•托洛茨基，批評1939年簽訂的《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在莫斯科大學擔任講師四個月后，來自哥倫比亞大學的學者埃里克•方納提出：“一個嶄新的未來需要一部新的歷史來支撐！薄盀榱耸惯@些影響廣泛的巨變具有合法性，媒體和政府部門現在傾向于把那段蘇聯歷史描述為暗無天日的歲月！比绻f迎合黨派立場的歷史是獨裁的工具，那么基于史實的討論則是民主的工具。
日本政府致力于借助“辯解性歷史”拒絕為自己半個世紀前的侵略與暴行買單。他們的教科書一貫把日本征服朝鮮和侵略中國美化為“激起了首爾和北京方面的官方抗議”。日本青年一代被教導將自己的國家視為戰爭中的受害者而不是太平洋戰爭的發起國。
當著名歷史學家家永三郎教授嘗試像其在著作《太平洋戰爭》英文版序言中所寫的那樣，“把赤裸裸的歷史展現在日本民眾面前”時，他遭到來自政府的指控。日本*高法院支持文部省對家永三郎在書中如實還原1937年南京大屠殺的部分進行審查。正如家永三郎先生所觀察到的：日本年輕人越少被告知戰爭的真實歷史，那么未來陷入“同樣險境”的風險就越大。
到一九六〇年代，德國歷史學家開始把承認希特勒的罪行當作德國的一項特殊責任，并且將納粹主義的歷史追溯至十九世紀的德國歷史與文化。不過一九八〇年代，德國民族主義的復興使得學界發起了轟轟烈烈的抵制運動，呼吁凈化民族歷史。有些歷史學家辯稱，希特勒的罪行既不是絕無僅有，也不是德國獨創。希特勒的種種行徑都是用種族替代階級。希特勒毫無疑問罪狀滔天，但是其他民族亦有同類行為，卻沒有承擔如此沉重的國際譴責。納粹主義的確行跡可恥，但不是根本性的，它更大程度上是一種壞運氣和行為失常。
像保守派政治家弗朗茨•約瑟夫•施特勞斯說的那樣，德國人不能把對本國光榮歷史的看法僅僅局限于1933—1945那該死的十二年。德國歷史不能以一連串無休止的錯誤與犯罪來呈現。另一位保守主義歷史學家米夏埃爾•施蒂默爾也批評德國人困在自己的負罪感之中，呼吁重新肯定國家認同。施蒂默爾指出：“迷失方向與尋找身份認同相伴相生，任何認為這對政治或未來毫無影響的人實際上都忽略了一個事實，即在一個沒有歷史的國度，那些填充了記憶空白的人恰恰也是定義概念、詮釋過去和贏得未來的人。”
歷史是一種武器。也許是因為捷克作為一個國家所經歷的動蕩變遷，使得捷克人對操縱歷史十分敏感。一位歷史學家透過米蘭•昆德拉的著作《笑忘錄》觀察到：“給一個民族洗腦的**步就是磨滅其記憶。毀掉其書籍、文化、歷史。第二步是找人撰寫新書，制造新文化，發明一部新的歷史。此后不久，58這個民族將會忘記自己是誰或曾經是誰。人類的權力斗爭說白了就是記憶與遺忘的斗爭！
瓦茨拉夫•哈維爾，捷克的劇作家和前總統，曾當著奧地利領袖庫爾特•瓦爾德海姆的面做了尖銳的發言，說：“那些害怕直面自己歷史的人，很有必要為自己的眼前局勢感到害怕……說謊永遠無法把我們從謊言中拯救出來。篡改歷史不僅不能捍衛自由，反倒會毀了它……只有真相才能把人類從恐懼中解放出來！毙攀氛呛葱l自由的武器。
（三）
美國歷史的撰寫很長時間內是為了迎合盎格魯撒克遜白人男性新教徒的利益。我父親一八九〇年代成長于齊尼亞，一座位于俄亥俄州的小鎮。在那里生活著大批德國人、愛爾蘭人和黑人。有一天，我父親問他的父親——從小自德國移居美國，視卡爾•舒爾茨（將軍、政治家和改革者）為偶像——為什么教科書上把英國描述成美國人唯一的祖國?我的祖父諷刺地說，顯然唯一值得一提的德國人是“在獨立戰爭中站錯了隊的黑森雇傭兵”。愛爾蘭人和黑人在教科書里表現更差，而唯一的好印第安人就是死了的印第安人。非白人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在美國的歷史上都是“看不見的人（和女人）”。
教科書以盎格魯中心主義為主導的部分原因是事實確實如此。無論好壞，美國文化受英國文化傳統的影響確實要超過其他別的因素。無論愛憎，恰如政治學家安德魯•哈克所言：“這個國家的幾乎所有歷史進程中，重大決策往往都是由白人男性基督教徒做出的！狈裾J這一或許可悲但幾乎無可辯駁的事實等同于篡改歷史。但是歷史也可以通過掩蓋美國白人統治的丑陋面而被篡改，比如對后續移民的冷酷歧視，對非白人少數族裔的野蠻種族主義，以及編造偽善的神話。
編造神話的開端*早可追溯至帕森•威姆斯關于華盛頓的傳記。隨著盎格魯中心主義敘事的神話逐漸展開，美國人在那個時候把矛頭對準了曾經的自己——英國人。反英主義在緩慢地消逝，盡管目前的理論認為盎格魯撒克遜的文化陰謀仍在繼續，但美國白人新教徒，從十八世紀開始的亞當斯家族到二十世紀的洛奇家族，自始至終都是反英主義的急先鋒。
**次世界大戰后，愛國組織大肆宣傳“英國的愚弄使美國陷入掙扎”等說法，對美國教科書中的親英言論窮追猛打，恰如三十年后新一代愛國猛士猛烈抨擊親蘇宣傳一樣。學者們被指控貪圖英國的錢財，與之密謀將共和國帶回帝國時代。親英書籍在紐約、華盛頓特區、圣路易斯以及其他地方遭到嚴格的官方審查。威斯康星州、俄克拉何馬州和俄勒岡州甚至通過了“純潔歷史”的相關法律。
1927年擔任芝加哥市長的威廉•黑爾•湯普森支持麥考密克上校反英色彩濃郁的《芝加哥論壇報》，他借這次騷亂大做文章，誓言“如果英王喬治膽敢踏上芝加哥的土地，一定會照著他的鼻子來一下子”。我父親在其著作《美國歷史新觀點》中講過一句異常諷刺的話，“喬治五世的欽差向‘前一個世紀偉大的反政府主義者、反叛者喬治•華盛頓的墳墓’致敬”。發現《新觀點》一書在芝加哥大學學生的閱讀書目里出現，湯普森就“上述引文公然抨擊神圣的國父”而對這本不知名的讀物及其無足輕重的作者大加撻伐。湯普森的一位追隨者，斯波特•赫爾曼，他是一位達蒙•魯尼恩式的人物，試圖把這本有“叛國之嫌”的書從公共圖書館中清理掉。令人沮喪的是，斯波特只能給自己買一本，然后用熊熊燃燒的愛國火將之燒成灰燼。
作為早期的文化多元主義者，湯普森不僅決心要“制止一切對美國英雄人物的誹謗行為”，還要親眼看到愛爾蘭、波蘭、德國、荷蘭、意大利以及其他族群出身的英雄得到公正的對待。鑒于統治集團珍視自己那套邏輯自洽的神話，致力于排除其他群體反向證明自己的歷史與文化尊嚴，于是，人們往往通過以賽亞•柏林曾經詳述的方式來宣傳甚至是夸大神話，即強調本族在美國誕生和發展過程中尚未獲得認可的重要貢獻。
（四）
有鑒于此，各族群聚居地發展出一套補償性的記載。在群體的怨恨及驕傲心理驅使下，這類記載經常屈服于柏拉圖式的“高尚謊言”的誘惑。哈佛大學杰出的愛爾蘭裔美國學者約翰•文•凱萊赫教授對愛爾蘭移民的案例提供了略帶諷刺口吻的佐證：
我對愛爾蘭裔美國人的文字歷史的早期了解，是從那些天主教小雜志或者波士頓報紙周日版上的文章得來的。它們大多篇幅短小，但文風浮夸，稱當時大陸軍里76%都是愛爾蘭人，喬治•華盛頓的許多密友都是修女和神父，林肯的第二任就職演說是從紐約阿爾帕卡的弗朗西斯•P. 梅格海根閣下——一位鑄鐵念珠大制造商那里獲得的靈感。
這恰恰就是凱萊赫教授所謂的“總有一個愛爾蘭人在腳踏實地地工作”的美國歷史敘事。
不過，這樣的族群沙文主義言論大多僅限于內部自娛自樂。即便是像波士頓及其周邊這種愛爾蘭政客在學校和圖書館的董事會占主導的地方，愛爾蘭人也從未想過把他們自己的“補償性歷史”變為當地公立學校的課程。隨著愛爾蘭人在美國數量增多，凱萊赫回憶道，虔敬主義的小文章開始從波士頓出版物上銷聲匿跡。他在1960年寫道：“現在即便是3月17日11每年3月17日為圣帕特里克節，是紀念愛爾蘭主保圣人圣帕特里克的節日。隨著愛爾蘭移民不斷進入美國，美國從1937年開始慶祝該節日。前后也很少見了，我好奇現在究竟誰成為了大陸軍的主體！保ù鸢负芸赡苁呛谌撕酮q太人。）愛爾蘭天主教徒被選為總統，這是一種愛爾蘭移民被美國*終接受的信號，把愛爾蘭人從需要自我振奮的局面中徹底解放出來，正是那年春天，凱萊赫對愛爾蘭人問題進行了深刻反思。
那些*開始處在社會底層的族群，一旦獲得認同，往往*終又都成為盎格魯中心主義規則的捍衛者。1990年，佩吉•努南，聰明詼諧的愛爾蘭裔美國女作家，曾擔任美國第二位愛爾蘭裔總統的御用寫手，敦促稱：“我們不該用一個族群自己的豐功偉績來引導移民，而應通過講述一個偉大的統一神話來明確作為美國人的夢想、特點和特殊歷史。否則，如果我們講述歷史時被現代思維中強迫性的懷疑主義所主導，被那種欠考慮的不屑所支配，那么我們將不再是美國！
近年來，沒有人比艾倫•布盧姆教授更強烈地譴責學術上的反傳統主張，這位猶太裔美國學者著有《美國精神的封閉》。他寫道，“我們習慣于聽到開國元勛們被指控為種族主義者、印第安人謀殺者、階級利益代表”，他批評這些揭露者“削弱了人民對美國原則和國家楷模的真實性或優越性所懷有的堅定信念”。
揭露只是一種短暫的現象，沒什么好興奮的。如果能提出任何有力證據，又會有人在適當的時候站出來對先前的揭露行為表示反悔。比如英國歷史記者保羅•約翰遜甚至可以把卡爾文•柯立芝塑造成英雄。換言之，歷史恰恰是在不斷地修訂與反修訂進程中得到發展的，正如偉大的荷蘭歷史學家彼得•海爾所說的那樣：“歷史實際上就是一個永無止境的爭論。”
美國的分裂 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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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非常棒的書，我們應該感激小阿瑟·M. 施萊辛格！缎鹿埠汀
小阿瑟•M. 施萊辛格如實闡述了美國當前最重要的政治弊端……所有關心美國的人都應該讀一讀這本書，并用它來指導我們的行動。
——詹姆斯•戴維•巴伯
美國的分裂 作者簡介
小阿瑟·M. 施萊辛格（1917—2007）
Arthur M. Schlesinger, Jr.
小阿瑟•M.施萊辛格是美國z具聲望和爭議的重量級歷史學家、政治評論家，同時也是專欄作家、影評人、《財富》雜志和《生活》雜志的自由撰稿人，曾任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和肯尼迪總統的特別助理。一生中獲得過兩次普利策獎、兩次美國國家圖書獎和一次美國歷史學z高獎項班克羅夫特獎。他于1965年被選為《時代》周刊封面人物，1998年被授予美國國家人文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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