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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京津冀協同發展的財政政策研究 版權信息
- ISBN：9787563831548
- 條形碼：9787563831548 ; 978-7-5638-3154-8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促進京津冀協同發展的財政政策研究 內容簡介
本書以京津冀協同發展的財政政策為研究對象，全面論述了以財政政策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的理論依據、實施路徑、政策在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過程中，政府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這其中，財政作為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書以京津冀協同發展的財政政策為研究對象，全面論述了以財政政策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的理論依據、實施路徑、政策措施以及具體舉措等，以期助力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為國家和京津冀區域健康發展提供有價值的建議。圍繞財政政策如何助力京津冀協同發展這一國家戰略的實施與實現，分十一章進行探討，將理論與實踐相結合，采用實證分析方法，使研究更具有現實意義。
促進京津冀協同發展的財政政策研究 目錄
**章財政政策促進京津冀協同發展的理論分析
**節相關概念界定
第二節理論基礎
第三節研究述評
第二章京津冀區域財政狀況分析
**節京津冀三地的財政現狀概述
第二節京津冀三地當前財政狀況的比較
第三節京津冀三地財政能力的比較分析
第三章京津冀區域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研究
**節相關概念及理論基礎
第二節京津冀區域基本公共服務供給現狀
第三節京津冀區域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評價
第四節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務供給差異的原因分析
第五節推進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政策建議
第四章京津冀區域基本公共服務增量差異動態研究
**節研究背景及意義
第二節文獻綜述
……
展開全部
促進京津冀協同發展的財政政策研究 節選
**章財政政策促進京津冀 協同發展的理論分析 京津冀地區位于環渤海地區的中心位置，是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和參與國際競爭合作的先導區域。無論是經濟發展、社會空間布局，還是生態環境方面，都對三地協同發展提出了迫切要求。 一是經濟梯度格局亟須產業分工協作。從經濟發展階段來看，北京、天津、河北分別處于后工業化階段、工業化后期階段和工業化中期階段，呈明顯的梯度變化格局。對于后工業化地區，城市規模不經濟問題較為突出，大量勞動力和產業將從城市中心向外擴散，區域對外作用以輻射為主。對于工業化中期地區，集聚作用正發揮主導作用，以特定增長極為載體，吸引著外部的各類資源向此集聚。對于工業化后期地區，集聚輻射作用介于兩者之間。目前，京津冀經濟發展階段協調互補，客觀上要求三地之間進行產業分工協作。然而，目前京津之間、北京新城與環京縣市之間、河北各縣市之間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產業結構雷同、資源分散利用、地區惡性競爭的情況。 二是社會空間差異亟須區域協同合作。作為全國三大城市群之一，2019年京津冀地區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約為47萬元，僅為長三角地區的4/5左右，也低于珠三角地區的平均水平；城市化率落后長三角地區和珠三角地區10個百分點以上，社會發展程度相對較低。另外，京津冀內部城市體系結構性失衡問題較為突出。城市體系出現了明顯斷層，大城市數量明顯偏少，僅有六個，且人口在300萬人以上500萬人以下的城市僅有唐山市一個。地區城市體系中，頂層是北京、天津這兩個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底層是數量占95%的中等城市和小城市，中間層的大城市數量過少，無法承接來自頂層的輻射，帶動底層發展的能力也較弱。由此導致了京津冀地區城市體系和社會發展的整體失衡。城市體系中間層之所以未能壯大，主要是因為區域發展故步自封，尤其是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與區域整體合作體系未能建立，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并未在區域間順暢流通。 三是生態環境現狀亟須環保聯防聯控。京津冀地區整體地勢呈西北高、東南低的特征，基本由東南平原區、冀西冀北山地區、壩上高原區組成。區域地形地貌特征是生態環境保護的重要依托，對北京而言尤其如此。生態環境的外部效應在相鄰區域表現得更為明顯，改善生態環境客觀上要求京津冀聯合行動。 京津冀協同發展是實現京津冀優勢互補、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促進環渤海經濟區發展、帶動北方腹地發展的需要。在實踐中，京津冀協同發展已得到高度重視，已經成為一個重大國家戰略。京津冀協同發展目標的實現，離不開政府的適度干預。財政政策是政府干預經濟的重要手段之一，區域經濟協同發展中的基礎設施建設、產業分工協作、環境保護等方面都與財政政策有關，所以，對促進京津冀協同發展的財政政策進行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節相關概念界定 在研究京津冀協同發展時，經常會涉及區域合作、區域協調發展、區域協同發展、區域一體化等概念，有必要對這些概念做一個明確區分。所謂區域合作，主要指“區域經濟合作”，是與區域經濟沖突相對應的區域經濟關系的一種表現形式，是構成一個區域的不同空間單元在要素、生產與銷售等方面展開的多方互利行為。區域協調發展與區域協同發展沒有顯著差異，是指在明確的政府干預下，一個區域內部或不同區域之間發展格局合理化的過程或狀態。區域一體化包括區域內部一體化與外部一體化，前者是指構成一個區域的不同空間單元形成了一個利益共同體，后者是指一個國家的多個區域或所有區域形成了一個利益共同體。這三個概念的關系是：區域經濟合作是指具體的行為，區域協調發展（區域協同發展）是指有目的的政府干預下的趨近于區域一體化的過程，而區域一體化是指區域格局完全合理化的一種理想狀態。要實現區域一體化，必須促進區域協同發展，而促進區域協同發展的關鍵之一是促進區域經濟合作。 財政政策也是本書研究涉及的一個重要概念。一般認為，財政政策是指一國政府為實現一定的宏觀經濟目標，而調整財政收支規模和收支平衡的指導原則及其相應的措施。財政政策貫穿于財政工作的整個過程，是由稅收政策、支出政策、預算平衡政策、國債政策等構成的一個完整的政策體系。財政政策是國家整個經濟政策的組成部分。一般意義上的財政政策主要以實現宏觀經濟穩定為目標。本書所提出的財政政策，泛指一切有利于促進區域協同發展的財政手段。 第二節理論基礎 一、區域經濟發展理論 （一）平衡發展理論 平衡發展理論，是以哈羅德-多馬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為理論基礎發展起來的。平衡發展理論認為，由于各經濟要素間存在相互依賴性和互補性，如果一味地側重某一個部門或地區的投資，那么落后的部門和地區的阻礙作用，將使得所有的部門和地區都不會得到發展。因此，各地區、各產業應基本保持同步發展，通過平衡部署生產力，實現區域經濟的平衡發展。該理論注重加大對相對落后地區、不發達產業的投資，以使各地區和產業之間平衡發展。平衡發展理論注重于促進社會公平、縮小地區間發展差距和維護社會穩定，在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時候，有利于區域和產業協調發展。 （二）非平衡發展理論 1岡納·繆爾達爾的循環累積因果論。該理論認為，經濟發展過程在空間上并不是同時產生和均勻擴散的，而是從一些條件較好的地區開始，一旦這些區域由于初始優勢而比其他區域超前發展，則由于既得優勢，這些區域就通過累積因果過程，不斷積累有利因素繼續超前發展，從而進一步強化和加劇區域間的不平衡，導致增長區域和滯后區域之間發生空間相互作用，由此產生兩種相反的效應：一是回流效應，表現為各生產要素從不發達區域向發達區域流動，使區域經濟差異不斷擴大；二是擴散效應，表現為各生產要素從發達區域向不發達區域流動，使區域發展差異得到縮小。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回流效應遠大于擴散效應，即發達區域更發達，落后區域更落后。基于此，繆爾達爾提出了區域經濟發展的政策主張：在經濟發展初期，政府應當優先發展條件較好的地區，以尋求較好的投資效率和較快的經濟增長速度，通過擴散效應帶動其他地區的發展；但當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時，也要防止循環累積因果造成貧富差距的無限擴大，政府必須制定一系列特殊政策來刺激落后地區的發展，以縮小經濟差距。 2阿爾伯特·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長論。該理論認為，經濟進步并不同時出現在每一處，經濟進步的巨大推動力將使經濟增長圍繞*初的出發點集中，增長極的出現必然意味著增長在區域間的不平等，是經濟增長不可避免的伴生物，是經濟發展的前提條件。他提出了與回流效應和擴散效應相對應的“極化效應”和“涓滴效應”。在經濟發展的初期階段，極化效應占主導地位，因此區域差異會逐漸擴大；但從長期看，涓滴效應將縮小區域差異。 3佩魯的增長極理論。法國經濟學家佩魯首次提出增長極概念，其出發點是抽象的經濟空間，后者以部門分工所決定的產業聯系為主要內容，所關心的是各種經濟單元之間的聯系。他認為，增長并非同時出現在各個部門，而是以不同的強度首先出現在一些增長部門，然后通過不同渠道向外擴散，并對整個經濟產生不同的終極影響。顯然，他主要強調規模大、創新能力強、增長快速、居支配地位且能促進其他部門發展的推進型單元即主導產業部門，著重強調產業間的關聯推動效應。 布代維爾從理論上將增長極概念的經濟空間推廣到地理空間，認為經濟空間不僅包含了經濟變量之間的結構關系，也包括了經濟現象的區位關系或地域結構關系。因此，增長極概念有兩種含義：一是在經濟意義上特指推進型主導產業部門；二是在地理意義上特指區位條件優越的地區。該理論強調區域經濟的發展主要依靠條件較好的少數地區和少數產業帶動，并把其培育成經濟增長極。通過增長極的積聚和擴散效應，影響和帶動周邊地區經濟發展。增長極的積聚效應主要表現為資金、技術、人才等生產要素向極點聚集；擴散效應主要表現為生產要素向外圍轉移。在發展的初級階段，積聚效應是主要的；當增長極發展到一定規模后，積聚效應減弱，擴散效應增強。但總體上，積聚效應往往會大于擴散效應，市場力量的作用往往會擴大區域經濟差距。需要指出的是，點-軸開發理論可看作是增長極和生長軸理論的延伸，它不僅強調“點”（城市或優區位地區）的開發，而且強調“軸”（點與點之間的交通干線）的開發，以點帶軸，點軸貫通，形成點軸系統。 4弗里德曼的中心-外圍理論。該理論在考慮區際不平衡較長期的演變趨勢基礎上，將經濟系統的空間結構劃分為中心和外圍兩個部分，二者共同構成一個完整的二元空間結構。中心區發展條件較優越，經濟效益較高，處于支配地位；外圍區發展條件較差，經濟效益較低，處于被支配地位。因此，經濟發展必然伴隨著各生產要素從外圍區向中心區的凈轉移。在經濟發展初始階段，二元結構十分明顯，*初表現為一種單核結構。隨著經濟進入起飛階段，單核結構逐漸為多核結構所替代。當經濟進入持續增長階段，隨著政府政策的干預，中心和外圍的界限會逐漸消失，經濟在全國范圍內實現一體化，各區域優勢得以充分發揮，經濟獲得全面發展。 5區域經濟梯度推移理論。該理論的基礎是美國跨國企業問題專家弗農等的工業生產生命循環階段論。該理論認為，工業各部門甚至各種工業產品都處在不同的生命循環階段上，在發展中必須經歷創新、發展、成熟、衰老四個階段，并且在不同階段，將由興旺部門轉為停滯部門，*后成為衰退部門。區域經濟學者把生命循環論引用到區域經濟學中，創造了區域經濟梯度轉移理論。根據該理論，每個國家或地區都處在一定的經濟發展梯度上，世界上每出現一種新行業、新產品、新技術，都會隨時間推移由高梯度區向低梯度區傳遞。因此，區域經濟差距的出現不可避免。 二、區域經濟發展中的政府行為 （一）公共用地悲劇 公共事物悲劇*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臘哲人亞里士多德的斷言:“凡是屬于*多數人的公共事物，常常是*少受人照顧的事物。人們關懷著自己的所有，而忽視公共的事物；對于公共的一切，他至多只留心到其中對他個人多少有些相關的事物。”具體分析這一斷言并使之成為公共選擇分析模型的，是加雷特·哈丁。他于1968年在美國著名的《科學》雜志上發表了《公共用地的悲劇》一文，提出了著名的“公共用地悲劇”理論。在此理論中，他設想了一個向一切人開放的牧場，其中每個牧羊人的直接利益的大小取決于他所畜牧的牲畜數量的多少。當存在過度放牧問題時，每個牧羊人只承擔公共用地退化成本的一部分，這時就會出現所有人都追求各自的*大利益的現象。這就是悲劇所在。在信奉公共事物自由的社會中，每個人均追求自己的*大利益，公共事物中的自由給所有人帶來毀滅性的災難。哈丁的理論蘊含的合作思想在于:在公共管理領域，區域政府是區域利益主體，為避免“公共用地悲劇”的發生，必須加強區域政府間的合作。 （二）集體行動的邏輯 1965年，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曼庫爾·奧爾森在《集體行動的邏輯》一書中，對流行的“集團利益的存在會促使集團成員為了追求共同利益而行動”的觀點提出質疑，指出“實際上，除非一個集團中人數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強制或其他特殊手段以使個人按照他們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尋求自我利益的個人不會采取行動以實現他們的共同或集體利益”。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呢?奧爾森認為，關鍵在于具有公共物品特性的集團利益所引起的個體“搭便車”行為。公共物品消費的非排他性使得集團成員認為即使不為公共物品的生產和供應承擔任何成本也照樣可以享用。在經濟發展中，不同地區之間有時會共享一種或幾種資源，如水資源、森林資源、礦產資源、生物資源等。當某一地區對共享資源實施保護時，由于它不能阻止其他地區享受該資源保護帶來的效益，極易產生“搭便車”問題，從而使集體行動失效。集體行動的可能性只有在特定的條件下才存在，即組成集團的人數足夠少，并且集團內存在迫使或誘使集體利益的選擇性刺激機制，在這種條件下，“搭便車”傾向會得到遏制。例如，在人數較少的社區中，某一成員雖然因為“搭便車”享受了短期利益，但他會失去社區成員的信任而有損于自己的長期利益。出于這一考慮，社區成員“搭便車”的動機就會大大減弱。集體行動的邏輯為構建區域政府間合作組織，形成區域政府間合作的激勵機制和約束機制提供了有益的啟示。 三、小結 通過對區域經濟發展理論中的平衡發展理論和不平衡發展理論所包含的幾種理論進行的上述考察，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即區域經濟的平衡發展離不開高層級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適當干預。加雷特·哈丁提出的“公共用地悲劇”理論表明，為了實現區域整體利益，避免“公共用地悲劇”的發生，必須加強區域政府間合作。但這一理論并沒有探討區域政府間能否進行自愿合作。集體行動的邏輯理論認為，在組成集團的人數足夠少，并且集團內存在迫使或誘使集體利益的選擇性刺激機制時，集體行動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在通過政府干預實現區域經濟平衡發展的過程中，就財政政策而言，中央政府主要應該通過完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促進各地區公共產品供給的均等化，從而促進區域經濟平衡發展。同時，應該出臺有利于各地區進行財政合作的法律法規。對于地方政府而言，在區域內成員數量很少的情況下，地方政府之間的自愿合作很可能能夠實現。其中，探索實施橫向財政轉移支付制度，應該成為地方政府之間進行財政合作的一個重要方面。 第三節研究述評 一、關于京津冀協同發展的研究 （一）如何進行產業轉移、升級的研究 李玉濤（2015）從城際軌道交通、通勤交通、港口、疏港通道、高速鐵路等交通運輸基礎設施的角度，指出實現京津冀一體化，先要實現交通運輸基礎設施一體化。王曼怡等（2015）通過分析金融支持京津冀產業結構調整機制，從理論上明確了京津冀地區金融協同對推進地區產業轉移、升級的必要性。張峰等（2015）指出，充足有效的資金支持、完善的金融組織體系、便捷高效的金融服務和科學合理的金融監管，是支持產業轉移和承接的有力保障。鄔曉霞等（2015）和谷瑞等（2015）進一步測度了京津冀金融協同發展程度，總結出采取自上而下方式推進京津冀金融協同發展的結論和具體措施。除了產業轉移、升級的保障研究，臧秀清（2015）從功能區分的角度規劃三地進行產業轉移的定位與特色。馬俊炯（2015）從定量指標分析出發，提出了京津冀三地需依靠工業內部結構差別，繼而通過測算潛力值，結合地理位置，將京津冀區域13個主要城市分為核心區、緊密協作區、聯動支撐區三個等級圈域，各圈域需以不同定位在京津冀產業轉移、升級中發揮各自的作用。孫久文、姚鵬（2015）利用地區相對專業化指數、地區間專業化指數、制造業平均集中率指數、sp指數測算了京津冀區域經濟一體化對制造業空間布局的影響，并得出結論：在產業發展過程中，北京應該充分發揮其人才、技術、信息齊備的首都優勢，發展知識密集型產業；天津應該發展成為創新產品的實驗和制造基地；河北省應該成為協同創新共同體的產業化基地。孫芳等（2015）通過應用區位商、生產規模、產量、產值的比較分析，表明河北省是京津冀地區的重要農副產品主產區，其農產品供給京津兩大城市人口消費具有優勢條件，從而提出在京津冀區域協同發展中，構建農業生產、流通、加工、銷售、服務和消費區域新型農業產業經營一體化體系。劉雪芹、張貴（2015）通過比較分析京津冀三地產業創新要素和創新環境，繼而用數據包絡分析法對產業協同創新能力進行評價，結果顯示，北京產業協同創新整體能力強，天津產業升級方面能力較強，河北省總體效果較差。因此，三地應走“強點、集群、組鏈、結網成系統”的產業協同創新路徑。石林（2015）設想了京津冀產業協作發展應以技術“進鏈”、企業“進群”、產業“進帶”、園區“進圈”為主線，以“缺鏈補鏈、短鏈拉鏈、弱鏈強鏈、同鏈錯鏈”為思路，形成“項目帶動、企業拉動、集群驅動、產城互動、區域聯動”的新格局。聶巧平等（2015）從區域環境治理創新機制出發，尋找京津冀產業升級、轉移的路徑。吳康（2015）利用人口數據，從城市群職能分工角度指出，京津的產業升級、轉移相對明確。河北省大部分城市職能分工尚不明顯，是京津冀協同發展面臨的重大問題。姚峰等（2015）強調，在產業承接中，河北省應遵循堅守生態底線的原則，構建低碳發展的現代產業體系，明確去重型、再加工化的發展路徑，繞過同構競爭。薄文廣、陳飛（2015）提出，在京津冀區域進行產業轉移、升級是一個長期的宏偉目標，主要原因在于，京津冀產業的相互依賴性和上下游關聯性較少，很難形成產業互動，也無法通過產業關聯、產業協作、產業融合而達到利益互惠。 （二）極化效應與擴散效應的研究 賈琦、運迎霞（2015）從人口、經濟、社會和空間四個層面，運用熵值法和多目標線性加權法，得出2000年以來京津冀區域呈現出京津冀的梯度排列，從經濟城鎮化入手實現擴散效應大于極化效應，是可行的措施。王少劍、方創琳、王洋（2015）構建了耦合協調度測算模型，在城市化與生態環境客觀復雜動態關系的基礎上，通過交互脅迫關系和動態耦合應用，預測京津冀地區的城市化與生態環境的耦合協調度變化趨勢的兩種類型，從而為京津冀區域極化效應的改變提供理論支持。魯金萍、楊振武、孫久文（2015）借助中心職能強度模型對京津冀城市群進行中心城市等級劃分，對城市群內部各等級中心城市間的經濟聯系強度進行綜合分析和測度，發現城市間經濟聯系多集中在北京、天津、廊坊、唐山幾個點之間，石家莊對省內城市的擴散作用弱，河北省內城市之間聯系松散，京津冀城市群聯系存在明顯極化效應。在大量實證證據面前，楊崇勇（2015）指出，造成河北省與京津巨大差距的主要原因是政策差距大，京津冀的協同發展要實現擴散效應，應該把拉平京津冀的政策差距作為協同發展的重要目標。臧維等（2015）提出，要實現京津冀協同發展，解決好要素單向流動的極化難題，要從高技術產業協同創新探索入手，其中政府的政策制定和資金支持是引導高技術產業協同創新方向的關鍵資源；高技術產業和科研機構的創新活動是推動協同創新的核心資源。陸大道（2015）在深入了解實際情況后指出，三地資源流向更多受政府政策干預，很難通過市場優化資源配置。他認為，將北京定位為以高端服務業為主體的國家經濟中心城市，是實現環境治理、要素重新配置的有力措施；將天津定位為華北地區經濟中心城市，將河北省定位為以資源為基礎的中高制造業和農業基地，有助于改變同構競爭、資源單向流動的現狀。程恩富（2015）認為，要在實現京津冀協同發展的內在機制中消除北京市的極化現象，需要極其傾斜的政策，讓河北地區盡快享受到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王輝等（2015）認為，京津冀交通一體化是一項系統工程，有利于實現中心城市資源的擴散，從而有利于消除京津貧困帶，促進京津冀有效融合。 （三）如何促進區域合作的研究 臧秀清（2015）認為，建立區域合作的體制與協調機制，使之作為多方利益共享及分配機制的組織保障，是政府協調的關鍵，即形成有決策層、協調層、執行層的，由上至下、由中央至地方的多層合作機制。楊開忠（2015）提出，將北京城市功能疏解作為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的優先領域，強調對北京市全面取消地區生產總值考核，填入“四個服務”考核，從而改變京津冀政府間利益競爭的局面。肖金成（2015）總結了“一軸兩帶三城四區五群”京津冀區域發展格局，為京津冀政府間的競爭合作關系提供了理論基礎。祝爾娟（2015）指出，城鎮布局、產業布局、生態布局、交通體系以及重大跨區域項目等規劃，應在中央層面做好京津冀區域規劃的頂層設計，避免無序競爭。匡貞勝等（2015）從邊界效應轉化的視角，提出摒棄地方政府干預，建立市場、中央政府、次區域合作組織聯動的傳導機制。張瑞平（2015）認為，破除囚徒困境的體制與制度障礙，需要建立由國家發改委牽頭，各行政區行政長官參加的京津冀區域協調發展聯席會。陳蘭杰（2015）從推進政府信息資源共享機制的角度，提出區域政府信息資源共享是走出政府博弈困境，實現京津冀協同發展的關鍵。 二、關于促進京津冀協同發展的財政政策的研究 高洪顯、陳渝（2015）對京津冀地方政府財政政策協同提出如下建議：建立并完善京津冀地區區域利益協調機制，進一步規范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優化財政支出結構，提升政府行政績效。趙國欽、寧靜（2015）認為，京津冀財政合作的操作框架建構可從如下幾方面展開：一是融合剛性制度框架和柔性協商機制；二是探索建立區域預算協同機制；三是平衡橫向資源配置和成本收益關系；四是理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以及財政投融資機制。高雪蓮（2015）以財政公平和效率為基準原則，建立了財政標準橫向分配模型，測算京津冀各區縣和各城市2012年標準財力和均衡分配額度，建議在整個京津冀區域內，通過橫向財政平衡，促進公共服務一體化。張波（2016）認為，運用財政政策促進京津冀協同發展，應該進一步深化財政收入、支出和轉移支付改革,進一步探索產業轉移利益分享、京津橫向生態補償、交通建設多元融資、公共服務成本共擔等機制。 總體上看，關于京津冀協同發展的研究很多，而關于促進京津冀協同發展的財政政策的研究非常有限。已有的促進京津冀協同發展的財政政策的研究在廣度上為進一步研究提供了重要參考，但對于某些重點問題，研究深度還明顯不夠。進一步還需注重研究如何完善相關制度，使提出的促進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政策建議能夠有效實施。
促進京津冀協同發展的財政政策研究 作者簡介
姚東旭，教授，博士，博士生導師，首都經濟貿易大學科研處處長。先后獲得北京大學理學學士學位，首都經濟貿易大學經濟學碩士學位和管理學博士學位。研究領域為財政理論與政策、開放經濟問題，主講課程有財政學、國際經濟學、宏觀調控研究，現任教育部高等學校財政學類專業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全國高校財政學教學研究會常務理事，北京財政學會理事，北京國際貿易學會理事，北京市社科聯第七屆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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