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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書坊到書齋:明清通俗小說的雅化研究 版權信息
- ISBN：9787313255860
- 條形碼：9787313255860 ; 978-7-313-25586-0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從書坊到書齋:明清通俗小說的雅化研究 本書特色
1、古典小說是怎樣登堂入室的？經史子集，小說靠后。在古代讀書人眼里，小說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而四大奇書的出現，尤其是《紅樓夢》的橫空出世，讓小說身價倍增。古代通俗小說是怎樣完成從下里巴人到陽春白雪的進階的？ 2、落魄文人如何實現人生價值？中舉難，難于上青天。落第文人何處去？不如回家寫小說。落魄文人從無奈地為書坊“打工”，短平快地炮制通俗讀本，到靜守書齋，精心構思“滿載一船星輝”的傳世佳作，他們果真找到出路了？ 3、才子佳人小說里有男女平權的思想嗎？才子佳人小說寫的就是春濃花艷佳人膽，這背后究竟寄托了怎樣的訴求？ 研究小說亦能興觀群怨。在這本書里，人性的千姿百態展露無遺。
從書坊到書齋:明清通俗小說的雅化研究 內容簡介
本著以通俗小說觀念的變化為線, 梳理了明清時期通俗小說的雅化歷程, 研究了社會政治文化經濟等因素對通俗小說雅化的影響, 特別是文人心態轉變在通俗小說雅化進程中的作用, 探討了通俗小說文人化的文化根源和深層機制, 論述了明清時期通俗小說的文人化敘事特點及其形成原因。從書坊編刊到書齋中獨立創作的轉變, 使傳統文學的抒情言志因素滲入通俗小說, 促進了通俗小說的文人化轉型。通俗小說的文人化體現為關注焦點、敘事方式及整體風格的變化, 關注焦點從外在現實轉向內在精神世界, 個人化的創作使通俗小說具有鮮明的情感基調和整體風格。生存困境、價值困惑和個性意識促使小說作家注重個人情懷的抒寫, 文人以嚴肅的態度進行通俗小說創作, 使通俗小說與傳統詩文取得了精神上的一致。雅化和文人化推動了通俗小說的經典化, 使通俗小說達到了古典文學的巔峰, 也促進了近代小說意識的產生。
從書坊到書齋:明清通俗小說的雅化研究 目錄
章通俗小說的興起與兩種小說觀念
節文人主導下通俗小說兩個系列的分野
第二節通俗小說的期待讀者群與讀者的文人化
第三節“發憤說”與兩種小說觀念的形成與融合
第四節作為文人精神載體的通俗小說的體制的確立
第二章通俗小說的雅化歷程
節萬歷后期通俗小說的成熟定型與品位的提升
第二節晚明通俗小說的創新與文人化
第三節明清之際通俗小說的文人化與個性化
第四節清前期通俗小說的文人化特征
第三章通俗小說雅化的高峰
節清中期通俗小說文人化的時代文化背景
第二節清中期通俗小說的衍變
第三節清中期通俗小說的文人化特征
第四章通俗小說中的自我抒寫與內在精神
節早期通俗小說中的文人心態
第二節明代中后期通俗小說中的主體意識
第三節明末清初通俗小說中的文人情懷
第四節清中期通俗小說中的“補天”
第五節清中期通俗小說中的文人英雄與濟世隋懷
第五章以情為寄與通俗小說中的女性形象
節歷史演義和英雄傳奇中女性的符號化
第二節市井風情描寫中女性形象的性別意蘊、
第三節才女形象描寫中的男性本位意識和文人自憐心態
第四節巾幗英雄形象描寫中的情懷寄托
第六章通俗小說中的文人情懷與感傷情調
節歷史演義中的幻滅與感傷
第二節世情小說中的人性悲劇與人生感悟
第三節通俗小說中的文人情懷與盛世衰音
第四節清中期文人小說中的激情與感傷
第七章通俗小說的時間敘事及其象征意蘊
節通俗小說中的時間控制與藝術空間的擴展
第二節通俗小說中季節敘事的循環結構及其文化意蘊
第三節通俗小說中的節日敘事與人生寓言
第四節通俗小說中的時間倒錯與敘事控制
第八章通俗小說的空間敘事及其文化隱喻
節早期通俗小說的游歷模式和空間轉移
第二節世情小說中的空間結構功能和文化意蘊
第三節清中期文人小說中的空間結構隱喻和象征意義
第四節清中期文人小說的漫游模式和空間敘事
第九章明清通俗小說的意象敘事與詩化特征
節通俗小說中物象的結構功能和象喻意義
第二節世情小說中日常物象的敘事功能
第三節清中期通俗小說中意象的主旨表達功能
第四節清中期文人小說中意象敘事的詩化特點
……
展開全部
從書坊到書齋:明清通俗小說的雅化研究 節選
巾幗英雄形象描寫中的情懷寄托 明末清初的許多才子佳人小說將“欲”升華為“情”，塑造了才、德、貌、情兼具的佳人形象。小說《章臺柳》強調情，寫柳姬與韓翊真心相愛而結合，柳姬忠于情，為了表示守節的決心，削發為尼。在小說后，有情人終成眷屬。《山水情傳》中，旭霞為了愛情拒絕了鄉宦的逼婚，而素瓊在旭霞生死未卜的情況下，堅守愛情盟約。才子佳人小說中的女性追求愛情，不僅有貌有才，而且有膽有識。通俗小說對女性的關注、對愛情主題的表現值得注意。對女性的不同態度、對愛情的不同理解和表現也可看出通俗小說的雅俗之別。明清時期文人化的通俗小說尊重個體，重視個人的情感，對女性表示尊重和同情，這被現代研究者認為具有近代意義，特別是從明末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說到清代中葉的《紅樓夢》，被認為蘊含著現代情愛意識的 萌芽。 明末士人的尚情之風對才子佳人小說的興盛也有重要影響。不少士人以情之所鐘作為人生的寄托和生活的意義，一旦遇到中意的女子，就全身心投入，追求愛情。冒辟疆與董小宛的愛情故事在當時傳為佳話，據說他們次見面，沒有多少交流，憑直覺就一見而訂終身。明末士人在詩文中表達了對兩情相得的愛情的珍惜。董小宛在與冒辟疆結婚九年后病死，冒辟疆哭之曰：“吾不知姬死而吾死也。”余懷在《板橋雜記》中記載了他們的愛情故事和董小宛死后冒辟疆的哀痛。 明末士人的愛情多與妓女有關，一些妓女不僅相貌美麗，而且有才華，在情趣上與士人相投，在情感和文學上可以同士人交流，一旦結婚，在婚姻生活中能同士人平等相處。錢謙益和柳如是的婚姻就比較典型。明末士人與妓女的愛情、婚姻中，有不少是妓女的自主選擇。柳如是就是因為“獨心許虞山”，才主動相就。據說董小宛次見到冒辟疆，覺得冒辟疆有“神趣”，是自己喜歡的類型，所以決定“委心塌地”于冒辟疆。她用婚愛標準去衡量冒辟疆。明末一些才貌雙全的妓女有更為自覺的擇偶意識。明末的話本小說中有不少篇目寫女性自主擇偶，主動向自己喜歡的男子示好，如根據《戒指兒記》改寫的《閑云庵阮三償冤債》，《二刻拍案驚奇》卷三《權學士權認遠鄉姑 白孺人白嫁親生女》，但集中表現男女情愛、寫女性自主擇偶的小說還是明清之際的才子佳人小說。小說中的佳人按照自己的標準，通過考詩等形式挑選意中人，有的佳人男扮女裝外出尋情，這樣的描寫實際上是明代后期妓女與士人愛情故事的反映。 明清之際的才子佳人小說，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明清時期江南的女性文化，這種女性文化甚至影響了《紅樓夢》的創作。受社會思潮的影響，明代后期開始，對女性的評價標準發生了變化。葉紹袁提出了與傳統“婦德、婦言、婦容、婦功”不同的評價標準：“丈夫有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而婦人亦有三焉，德也，才與色也。幾昭昭乎鼎千古矣。”這個標準特別強調了“才”。即使是“美”的標準，也強調了形神兼備、內外兼修、獨具個性，而神采氣質來自讀書吟詠，仍與“才”有關。鴛湖煙水散人說：“不讀書、不諳吟詠，則無溫雅之致。”“必也豐神流動，韻致飄揚，備此數者而后謂之美人。”之所以強調女性之才，是因為明清時期，特別是江南地區，女性受教育的機會大增，在一些文學世家中，女性的教育受到重視，才女群體得以產生。當時的文人對女性才華的肯定和欣賞，更鼓勵很多受過教育的女性從事文學創作。明清時期女性文學作品數量大增，出現了徐燦、賀雙卿、沈宜修、葉小鸞等成就較高的女詩人，出現了不少女性詩社。 明代后期，由于社會環境和社會思潮的變化，女性的生活空間有所拓展，女性意識日漸覺醒。明清之際的才子佳人小說反映了這種變化，這種變化一直影響到清代中期的《紅樓夢》等通俗小說。《紅樓夢》中的女子不僅美麗，而且有才華，有才干，這些女子被稱為“脂粉英雄”。她們的才華首先是詩才。林黛玉詩才冠群，薛寶釵有驚艷之作，史湘云才思敏捷。小說中的女子多次結詩社或集會作詩，先結海棠社，后在螃蟹宴共吟菊花詩，再后來林黛玉重建桃花社，同填柳絮詞，另有蘆雪庵聯句、中秋聯句等。這些女子不僅有文才，還有識見，有經世之才，小說用很多篇幅表現了王熙鳳和賈探春的理家才干。探春表示，如果她是男子，一定能走出去干一番事業。 《紅樓夢》表現了女性的不幸，小說中的女性多才高而命薄。在太虛幻境中，記錄預言這些女子命運的金陵十二釵冊子保存在薄命司中，警幻仙姑招待賈寶玉，飲“千紅一窟”之茶、“萬艷同杯”之酒。林黛玉葬花，吟唱“冷月葬花魂”，都暗寓了女性的悲劇命運。有才華的女性，命運大都是悲劇。“紅顏薄命”是傳統文學特別是詩詞吟詠的重要主題，而明清時期，不少才女才高而命蹇。陳同、談則均、葉紈紈、葉小鸞等江南才女不幸早夭。林黛玉生于江南、容貌出眾、富有才華、追求愛情、不幸早逝，有“江南才女”的特征。她對人生價值的自覺追求，反映了明清時期才女的女性意識的覺醒。她的愛情追求和人生觀念，體現了叛逆精神。林黛玉的愛情悲劇讓人嘆惋，她的薄命更有悲劇意味。 《紅樓夢》之前的世情小說《林蘭香》就表達了對女性的同情。《林蘭香》刻畫了才女燕夢卿。燕夢卿是理想的化身，她德、才、貌兼備，而且有膽有識。她為了救父親，甘愿解除婚約；父親被赦后，她又遵守婚約，甘為側室。她默默奉獻，無怨無悔。她經常規勸丈夫耿朗，希望他回歸正路，成就一番事業。耿朗沉迷酒色，所交非類，燕夢卿直言相勸。燕夢卿對任香兒很好，教她讀書，但任香兒卻與平彩云一起以讒言誣陷燕夢卿，對此燕夢卿甚為忍耐。她暗中斷指為生病的耿朗和藥，帶病剪發為出征的耿朗編制護身軟甲。燕夢卿身上寄寓了作者才華受到壓抑的郁憤。耿朗生性多疑，加上任香兒的讒言，燕夢卿逐漸被耿朗疏遠。第十五回寫燕夢卿治家，第十六、十七、十九回中，燕夢卿勸耿朗謹慎擇友，使耿朗免去一場災禍。耿朗對燕夢卿欽佩之余，又心生悵然，有一種危機感，感慨“婦人忌有才有名”，他對燕夢卿由嫉妒而猜疑，加上任香兒等人的詆毀中傷，終于與燕夢卿反目，燕夢卿失去了實現人生理想的平臺。燕夢卿身上有明清之際士人的影子，明清易代的動蕩背景下，士人懷才不遇的失意、人生空幻的感悟，融匯為一種失落、迷惘和傷感。 《紅樓夢》中的女性大多具有主體意識和反思精神，但是身處大觀園之中的她們，仍然沒辦法擺脫命運的捉弄。而《紅樓夢》之后的《鏡花緣》則超越了才子佳人模式，將女性置于廣闊的社會生活中加以觀照，她們努力擺脫男性附庸地位，獲得與男性同樣的實現自我價值的權利。清代嘉慶、道光年間，《紅樓夢》在社會上廣為傳播，李汝珍創作的《鏡花緣》受《紅樓夢》的影響非常明顯。“鏡花緣”取“水月鏡花”之意，蘊意理想幻滅，與《紅樓夢》中“紅樓一夢”之嘆相通。《紅樓夢》中，太虛幻境中的眾女子下凡歷劫，《鏡花緣》中，小蓬萊百花仙子也歷劫下凡。《紅樓夢》中，賈寶玉在太虛幻境中看到了預言眾女子命運的冊子； 《鏡花緣》中，唐小山和陰若花在鏡花嶺泣紅亭中的白玉碑上看到了眾才女的名字。《紅樓夢》中眾女子在大觀園中結社賦詩、猜謎行令、展示才情； 《鏡花緣》中，殿試高中的才女在卞園中游賞娛樂，展示了各種才學技藝。 不過《鏡花緣》中塑造的女性形象與《紅樓夢》有所不同。《紅樓夢》主要寫貴族小姐，她們和才子佳人小說中的佳人一樣，才華主要體現在自我消遣、陶冶情操的詩詞寫作上，沒有實用的技藝和能力，這也是她們依附于家庭、無力應對環境、對命運更顯脆弱無力的原因。面對社會、家庭對她們的人生命運的安排，即使不愿接受，也無力反抗，后只能以悲劇收場。元春貴為皇妃，實則失去自由，郁郁寡歡，病死宮中。迎春出嫁后被“中山狼”孫紹祖折磨而死。探春被迫離開父母、家園，遠嫁他鄉。惜春出家為尼，獨伴青燈古佛。黛玉淚盡而逝。寶釵接受家長安排的婚姻，金玉良緣成為一場春夢。千紅一哭，萬艷同悲。 《鏡花緣》中的女子精通經史，長于詩賦，她們參加專門為女子而開設的科舉考試，百位才女全被錄取，皇帝為她們設紅文宴。她們以才學改變了自己的地位。《鏡花緣》中的女子還多才多藝，精通有實用價值的專門性學問。黎紅薇、盧紫萱、唐小山、陰若花博通經史，米蘭芬精通數學、物理學等。林書香、謝文錦擅長書法，蘇亞蘭射藝出眾，孟云芝通六壬之術。《紅樓夢》中的女性有貌有才，有強烈的人格意識和自我尊嚴，但她們的命運仍然是悲劇。《鏡花緣》中的女性形象則有所不同。作者在小說中表達了對女性的關注，倡導女性解放，強調女性的平等權利，具體來說就是禁止纏足、廢除納妾制度等，更重要的是女性的受教育權。受教育的女性可以參加科舉考試，可以進入仕途，參政議政。小說寫黑齒國普及女子教育，十年舉行一次女試。武則天也創設女試制度，女性中式者可以免除徭役，入宮擔任女官，享受俸祿，父母和夫家都得到賞賜。女性得以自立，也就不會有《紅樓夢》中女性那樣的悲劇，她們受到尊敬，社會地位得以提高。小說甚至涉及女子的參政問題。在京城參加女科考試之后，陰若花回到女兒國，成為太子，黎紅薇、盧紫萱、枝蘭音三人表示，待陰若花登基后，她們要輔佐她，制定禮樂，興利除弊，舉賢才，去奸佞，使陰若花成為一代賢君，而她們也將成為女名臣，史冊流芳。這是女子參政的宣言。但是，作者仍受傳統倫理的影響，強調女德女教，宣揚女子的節孝。 相比之下，與《鏡花緣》同一時期的章回小說《嶺南逸史》中的女性形象更有特色。《嶺南逸史》中的女子集佳人與英雄于一身。《嶺南逸史》分為上下兩部分，分別以黃逢玉訪親和張貴兒尋夫為線，串聯起一系列人物和故事。上半部分由黃逢玉引出張貴兒、李小環、梅映雪；下半部分由張貴兒引出謝金蓮。小說用很多筆墨描寫張貴兒。張貴兒由父母做主許配給黃家，與黃逢玉訂了婚。強盜夜襲，在混亂中張貴兒與父母失散，她扮成男子逃亡，暫住黃家，圖謀復仇。張貴兒非常明禮。第十八回中，與雙親失散、寄住在黃家的張貴兒，對公婆非常孝敬，為了不讓公婆擔心，只在夜晚偷偷哭泣。后來張貴兒女扮男裝，外出尋找黃逢玉。她在尋夫途中陷入賊窟，鎮定自若，侃侃而談，顯示了淵博的學識，賊寇首領藍能對張貴兒非常佩服，將張貴兒招為女婿。張貴兒又用計謀幫助藍能除掉了對手，贏得了藍能的信任。張貴兒慫恿藍能稱王，目的是引起朝廷注意，朝廷會派兵圍剿。張貴兒又使用計策令盜賊自相殘殺。黃逢玉率軍征剿，被藍能封為軍師、總督兵馬的張貴兒與黃逢玉里應外合，藍能等賊寇后被剿滅。 李小環是瑤王之女，她不僅容貌秀美，而且才學出眾，精通韜略，武藝高強。她曾率三百女兵殺入二十萬敵軍之中，如入無人之境。她在戰場上槍挑敵軍大將，大敗敵軍。父親死后她被推舉為瑤王，治軍有方，為政有術。她歸順朝廷后被封為金花公主，嫁給了黃逢玉，非常賢淑。她對丈夫充滿深情，忠于婚姻，得知丈夫被困，率領大軍前去營救，誤認為丈夫被害，因為思念而形銷骨立。梅映雪前來請罪，李小環得知丈夫未死，與梅映雪冰釋前嫌，一起率軍營救黃逢玉；救出黃逢玉后，她又助他建功立業。 梅映雪為天馬山瑤王梅英之姊，她武功超絕，敢愛敢恨。她聽軍師說自己與黃逢玉有姻緣，便傾心于黃逢玉。得知黃逢玉牽掛舊情人，心生妒忌，為了使黃逢玉死心塌地住下，施用計謀要除掉李小環，與李小環在東山大戰。黃逢玉聽說李小環戰死，決意跳崖自殺，梅映雪大驚，趕到山后抱住黃逢玉認罪。黃逢玉逃跑后，梅映雪痛苦不已。梅英勸梅映雪不要為此煩惱痛苦，可以另擇佳婿，梅映雪勃然大怒，表示黃逢玉如果不回來，她就終身不嫁，對愛情異常堅貞。她立誓尋找愛人，尋找機會下山，不畏危險困難，千里尋愛，她得知黃逢玉被陷害的消息后，立馬返回山寨，帶兵攻打省城。 謝金蓮是強盜藍能的養女，她長于賊窩之中卻能潔身自好，富有同情心，她想盡辦法減少強盜對百姓的禍害。縮巡撫率軍進攻藍能，大敗而逃，謝金蓮擔心追兵流毒百姓，讓張貴兒火速召回軍隊。謝金蓮的母親鄧氏在她十四歲時告訴了她真相，原來藍能殺死了謝家全家，霸占了鄧氏。鄧氏囑咐謝金蓮為謝家報仇，自己絕食而死。謝金蓮在賊窩里隱忍了兩年，等張貴兒上山之后，與張貴兒聯手，制定復仇大計，除掉了藍能。 《嶺南逸史》中的四位女主人公都貌比天仙，令男主人公黃逢玉心旌搖蕩。更主要的是，她們都有才，張貴兒、李小環、謝金蓮詩才出眾，梅映雪一開始不識字，后來很快學會了識字和寫詩，第二十八回記了她寫的《唐王巖》《棋盤石》兩首詩。石禪師對張貴兒、梅映雪幾個女子的詩才大為欣賞，稱贊她們的詩可與唐代柳宗元的詩媲美，并準備將她們的詩刻在石上，為名山增光。她們不僅有文才，還有武功和韜略，李小環、謝金蓮更能統帥軍隊。她們都重感情，深愛黃逢玉。 《嶺南逸史》中的四位女主人公張貴兒、李小環、梅映雪和謝金蓮與以前小說中的女性形象完全不同。明末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說贊美女性，《紅樓夢》中的女性多為貴族家庭的小姐，不會武功不懂韜略，無力把握自己的命運。《嶺南逸史》中的女主人公不僅貌美、有才、重情，還有英雄豪杰的本領，她們武藝高強，有俠義情懷，是佳人和英雄的結合。西園老人在《嶺南逸史》序中稱這部小說中的女性形象“抑亦新之至”。《嶺南逸史》塑造的女性形象在清代中期文人創作的通俗小說中具有代表性。 清代中期文人獨立創作的通俗小說中，女性形象和文人主人公相互輝映。呂熊的《女仙外史》中描寫了以唐賽兒為領袖的女性群體。唐賽兒文武雙全，她招兵買馬，以褒忠殛叛、恢復正統為己任。以她為中心匯聚了眾多女性。小說描寫了這些女子的才干。小說還虛構了一個以女性為主的魔教，魔教教主剎魔公主蔑視優柔寡斷、依附男人的女子，不喜歡表現男女纏綿悱惻情愛的傳奇劇《牡丹亭》。這部小說以神怪形式，營造了一個女性世界，表達了對女性的崇敬。小說中的軍師呂律認為唐賽兒的志向和識見遠勝男子，他甘愿為之驅馳。這種對女性的尊崇，在文人創作的各種類型的通俗小說中都有表現。《紅樓夢》開篇即說明小說寫作目的是“使閨閣昭傳”。作者認為女子的行止見識都超過他。小說中的賈寶玉稱“女人是水做的骨肉”。大觀園中的女子都很純潔，有著青春美，不受世俗污染，而且富有才華。模仿《紅樓夢》的《鏡花緣》極力贊美女性的才華，小說中泣紅亭主人窮探野史而有所見，擔心所見所聞湮沒無聞，特別是“哀群芳之不傳”，于是作百花碑記以志之。作者借泣紅亭主人點明小說創作目的。 受文人小說影響，清代中后期，即使是在以男性為主角的歷史演義中，也出現了一些巾幗英雄，女性形象也更為豐富。清代出現了一系列演繹隋唐歷史的長篇小說，可稱為“說唐”系列小說，其中，成書于乾隆年間的《說唐演義全傳》較有代表性。這部小說主要寫薛丁山之子薛剛與眾英雄反對武則天的故事，塑造了眾多人物形象，其中的女性形象尤值得注意。這些女性形象可大致分為三類：紀鸞英等武藝高強的巾幗英雄；胡鳳嬌等忠于愛情婚姻的女性；武則天等淫亂女性。前兩類女性形象有新的特點，體現了作者宣揚的道德觀念和價值標準，肯定女性的能力，強調對愛情的忠誠專一。 文人小說對女性的贊美，與當時的社會思潮有關。明代很多學者對傳統的性別觀念提出質疑，如歸有光指責貞婦觀念，王文祿反對男尊女卑，李贄宣稱：“有好女子便立家，何必男兒。”張履祥認為女子值得同情和尊重。孔尚任在《桃花扇》中借李香君表達了男子不如女子的思想。對女性才華的強調，還與明末至清中葉的才女現象有關，如前所述，當時出現了很多女詩人，為女子出版詩文集成為一時風尚。明末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說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這種社會風氣，但才子佳人小說中所描寫的才女形象有較多的虛構成分。清代中期文人小說中的女英雄和女才子更傾向于一種理念的表達。 清中葉文人創作的通俗小說中，與女性形象變化相連的是愛情描寫的變化。這些小說特別強調愛情婚姻。小說中的文人主人公將尋找佳偶作為人生重要目標。《蝴蝶緣》中的蔣青巖、張澄江、顧躍仙為了尋找佳偶遠游東浙。《終須夢》中的康夢鶴發誓，即使走遍天下，也要找到合意的佳人。《夢中緣》中的吳瑞生為了尋找佳麗，離家遠游。 《飛花艷想》中的柳友梅將尋找佳偶置于求取功名之上，認為佳偶比功名重要，也比功名更難得到，君臣、朋友遇合可以隨緣，佳偶必須主動尋找，如找不到，他“便死也不甘心”。與明末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說不同，清代中葉文人創作的小說將愛情置于功名之上，小說中的士子即使參加了科舉考試，也是為了姻緣。《鳳凰池》中，云劍勸水伊人參加科舉考試，獲取功名，因為“功名乃婚姻關頭”。正因為本無意于功名，小說中的男主人公大都選擇了功成身退。《夢中緣》中的吳瑞生急流勇退。《飛花艷想》中的柳友梅表示，他讀書的目的不是為了功名，所以他雖獲得了功名，在找到佳偶之后就對仕途失去了興趣。《水石緣》中，男主人公石蓮峰的朋友松濤、云影認為，讀書人不應執著于功名，人生得志就“為棟為梁”，否則就去“尋丘問壑”，只要不負所學也就可以了。石蓮峰參與平亂而立功，但他拒絕了薦舉，后來考中了狀元，卻不愿為官，毅然退隱江湖。3這種對情愛的重視和對功名的淡泊實際上反映了清代中期文人的人生境遇。清代普通讀書人獲取功名的機會渺茫。這些小說中所描寫的對功名的淡漠，實際上是面對科場嚴酷現實的無奈心酸和自我排遣，輕視功名，渲染愛情，實際上轉移情感，在功名難得、功業難成的情況下，需要尋找精神寄托，這體現了士人的矛盾心態，正是這種矛盾使小說中的愛情描寫有文人色彩，與現實中的情愛婚姻有很大不同。在這些小說中，男主人公以才華自矜，才華被認為是愛情婚姻中為重要的因素，被反復強調。小說中的佳人也有出眾的才華和能力，所以才能賞識潦倒落魄的才子的才華。 在不少小說中，女才子或女英雄幫助文人主人公建立了不世功業。在清代中期文人創作的通俗小說中，文人主人公對自己的才華和能力充滿了自信，也正是這種自信，支持文人主人公經受了各種考驗，實現了自己的人生理想。 清代中期的文人小說家的人生境遇遠沒有他們筆下主人公那么理想。《女仙外史》的作者呂熊才華橫溢，而卒無所遇。《野叟曝言》的作者夏敬渠博學多才，胸懷遠大，卻“郁郁不得志”。《綠野仙蹤》的作者李百川為生活奔波，“風塵南北”。《嶺南逸史》的作者黃耐庵科場失意，半生潦倒。《雪月梅傳》的作者陳朗淪落不偶，游幕為生。在文人失志的時代，小說家將目光轉向女性，從女性中尋找知己；他們對愛情、婚姻和家庭表示前所未有的關注，愛情可以成為精神寄托，家庭和田園一樣，是身和心的退隱之所。清代中期的文人小說中，男主人公后選擇了退隱田園。很多小說寫園林，園林是家園的轉化，如《紅樓夢》中的大觀園就是作者的心靈憩園。向情愛中尋找精神寄托，也與明清時期的思想解放潮流有關。清中葉的文人小說中分辨情與欲，對縱欲提出告誡。丁秉仁在《瑤華傳》的自序中說，他寫這部小說是為喚醒沉淪欲海不能自拔的子弟。在《紅樓夢》中，情被警幻仙子稱為“意淫”，而與意淫相對的是皮膚濫淫，也就是肉欲。文人小說辨別情和欲，渲染男女主人公之間的真情、純情，是為了強調知己，強調慧眼識英雄的知遇之感。比較典型的是常被歸為艷情小說的《姑妄言》，這部小說用很多筆墨寫情欲的放縱，甚至寫了各種變態的欲望，但在淫欲橫流的小說世界中，作者特意描寫了書生鐘情和瞽妓錢貴的愛情，他們的愛情建立在相知的基礎上，對愛情的忠貞與知遇之感緊密相連。鐘情和錢貴的愛情描寫中蘊含的文人理念和情懷，使這部小說與其他艷情小說有很大差別。以情為寄、以情為隱是清中葉通俗小說中文人化愛情的鮮明特點。對女子的頌揚、對情愛的關注中，蘊涵著文人的自憐、自戀，小說中的愛情實際上是自我的寄托。在女性和愛情的慰藉中，文人才有足夠的勇氣走過遭受厄運的時代。但紙上事業終是夢幻，小說中女性的結局令人嘆惋： 《女仙外史》中唐賽兒因無力回天而離世，《瑤華傳》中瑤華離棄紅塵而修道，《紅樓夢》中眾女子風流云散，《鏡花緣》中的才女死于兵難。所謂“千紅一窟”“萬艷同杯”，所謂“泣紅亭”，都表達了作者對女子命運的深沉哀挽，而就在這哀挽中蘊含了士人對自我命運的體認。 通俗小說重在講故事，與抒情文學有所不同，不過即使在市井說話，對人物故事的評價中也帶有某種情感傾向性。有較高文學修養的文人參與通俗小說寫作，逐漸融入個人情感，給通俗小說帶來了新的東西—抒情。詩歌與小說在本質上是相通的，詩歌在中國古代文學中長期占有正統地位，對其他文體產生了滲透和影響。文人將詩騷傳統引入通俗小說，借用比興等手法，突出情志，使通俗小說有了強烈的表現意味和感情色彩。像《紅樓夢》這樣強調抒情性的小說被稱為詩化小說或抒情小說。由于作者強烈感情的介入，《紅樓夢》才會感染讀者。早在明清之際，通俗小說即已出現抒情或詩化傾向。清代中期，通俗小說創作發生了明顯變化，很多文人參與通俗小說創作，通俗小說成為文人個性抒發的工具。文人創作的通俗小說多有或濃或淡的感傷色彩，越到后來，這種感傷色彩越突出，感傷的性質也有所變化，由早期的歷史感悟、人性悲劇，轉變為后期的理想主義的幻滅、壯志難酬的悲慨。小說情感由激情到幻滅的轉變，展現了文人作家的心路歷程。
從書坊到書齋:明清通俗小說的雅化研究 作者簡介
李明軍，北京師范大學文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學博士后，現為臨沂大學教授，省級精品課主講人，中國聊齋學會（籌）常務理事、山東省古典文學學會理事、山東省水滸研究會理事、山東省王漁洋研究會理事，國家社科、交由人文社科、省社科、市社科等各級專家庫專家，山東社科名家。主要研究方向是元明清文學、中國古代小說和傳統文化。著《明清時期通俗小說的情感敘事研究》 《中國十八世紀文人小說研究》 《禁忌與放縱 明清艷情小說文化研究》《天人合一與中國文化精神》《莊子解讀》 等，主編《古典小說名著解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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