掃一掃
關注中圖網
官方微博
本類五星書更多>
-
>
清通鑒(全四冊)(精裝)
-
>
明通鑒(全三冊)(精裝)
-
>
跨太平洋的華人改良與革命 1898-1918
-
>
天有二日（簽名鈐印特裝本）
-
>
歐洲至暗時刻（1878-1923）：一戰為何爆發及戰后如何重建
-
>
(精裝)奧托·馮· 俾斯麥與德意志帝國建立
-
>
華文全球史:中國文脈
帝國的失敗:為什么會有美國 版權信息
- ISBN：9787559842848
- 條形碼：9787559842848 ; 978-7-5598-4284-8
- 裝幀：簡裝本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帝國的失敗:為什么會有美國 本書特色
※美國革命不是民族解放戰爭，逆轉對美國獨立的陳舊認知
美國革命是一次奇怪的革命。“在其他的革命中，人們拔劍出鞘是為了捍衛受到侵犯的自由，反抗那正在威脅著社會核心的壓迫。”但很難說美國革命是由于這個爆發的。
對北美在英國治理下的生活的優劣，無論是從人均稅負、居民身高、生活水平、收入水平，以及英國貿易法規給北美施加的直接間接經濟負擔來衡量，英國在北美的統治說不上嚴酷。正相反，可以說是善治的典范。當時的北美人民普遍都有英國認同。
那么，為什么北美還會獨立出去，就是一個值得回答的問題。要回答這個問題，需要我們轉變兩個舊觀念：不要把北美的獨立看作是殖民地對帝國的反抗，而應該看出，美國革命其實是一場英國內戰。北美獨立不是戰爭的起因和目的，而只是內戰的結果；應該從英帝國的整體環境來考慮美國革命問題。
※帝國統治離心離德，邊緣跳船，挑戰中心
與其說美洲革命是一場反抗暴政的起義，不如說這是一次“跳船”行動。從根源上來看，使北美人離心離德的原因，在于他們對英國統治的不放心。
英國國內政治的弊陋和腐敗導致統治合法性的喪失。十八世紀英國正在經歷政治轉型和社會轉型，君主立憲制與議會制的爭斗、大眾社會與大眾政治的興起、政治改革呼聲與社會運動都在摧毀殖民地人民對英國政治的信心。直到1775年，殖民地人士都確定自己在處于一場由政治和社會腐敗引發的憲法危機之中，這種危機心態極大影響了他們對英國諸項殖民地政策的判斷。
※帝國結構不穩，應對失當，矛盾沖突一觸即發
英帝國的政治結構有嚴重缺陷，這種缺陷激發了北美與英國之間的矛盾。英美雙方一直在尋找一條帝國框架下滿足彼此需要的合法出路，他們思考了若干種方案，但是這些方案都遇到了嚴重的困難而無法實行。由于憲法結構上的缺陷，北美和不列顛兩方的妥協空間減少，敏感性與脆弱性增高。
不列顛人的應對實在不當。盡管從國王到大臣未必存心為惡，但是他們的反應卻不好，一是回避真正的政治問題，把美洲問題簡單歸結為一小撮人野心作祟，把政治沖突庸俗化；二，在沖突顯性化之后，卻又實施“邊緣政策”，又把政治斗爭“零和”化。這些行動策略極嚴重地惡化了局勢。
帝國的失敗:為什么會有美國 內容簡介
美國革命是一次奇怪的革命。它沒有直接的壓迫原因，其爆發的緣由是復雜卻又理性的。為什么英國當時的執政者不能保住自己的國家？為什么各殖民地很終會選擇獨立？《帝國的失敗》描寫了美國獨立戰爭前英美雙方的政治斟酌，指出美國獨立戰爭其實是英帝國的一次內戰，而內戰的結果是英帝國的分裂。《帝國的失敗》通過對北美殖民地的治理結構、大英帝國在七年戰爭之后的帝國改革運動所造成的危機的分析，多方面向讀者展示了美國革命的獨特性。
帝國的失敗:為什么會有美國 目錄
導言 / 001
引子 / 047
**章帝國政治結構 / 051
一 不列顛“善意的疏忽” / 051
二 缺乏經驗的帝國 / 073
三 沒有憲法的多元帝國 / 085
第二章 帝國危機 / 097
一 北美殖民地的**次危機 / 097
二 戰爭爆發前的精神革命 / 114
三 自由之光漸漸熄滅 / 138
四 錯誤的人事政策 / 147
五 一切為時已晚 / 155
第三章 波士頓“大屠殺”始末 / 163
一 波士頓社會沖突的眾生相 / 171
二 血案的禍根 / 196
三 “自由之子”的嫌疑 / 204
四 慘案發生之后 / 215
第四章 挽救帝國 / 241
一 行不通的方案 / 241
二 得過且過的帝國 / 255
三 失去耐心的喬治三世 / 275
四 灰心喪氣的富蘭克林 / 288
五 無能為力的美洲之友 / 308
第五章 帝國的解體 / 325
一 **次大陸會議 / 329
二 挽救帝國的*后努力 / 337
三 大英**帝國落幕 / 345
結語 / 367
參考文獻 / 379
展開全部
帝國的失敗:為什么會有美國 節選
第三章 波士頓“大屠殺”始末
1770年3月5日，是一個寒冷的新英格蘭冬日，對坐落在馬薩諸塞灣上的殖民地城市波士頓來說尤其如此。那天夜里，波士頓街道被厚達30厘米深的積雪所覆蓋。如果不戴帽子走在室外，在短短幾分鐘之內，行人的耳朵就會因為嚴寒刺痛起來。
那天晚上，約翰·亞當斯正好在波士頓南方的一個朋友家中和一幫老朋友聚會。時間剛過晚上9點，突然從屋外傳來一陣鐘聲。于是這幫紳士抓起帽子和外套沖出屋外，準備幫忙救火。在以往，這種鐘聲就是召喚救火的信號。當時的波士頓還只是個小城，人口為1.6萬，差不多人人相識，守望相助自是本分。
當時的波士頓三面環海，只有一條狹路通向大陸，海岸線不怎么規則，城里還有三座小山，所以波士頓的街道也不怎么周正，像羊腸小道一樣延伸開來。在這些狹窄道路兩旁，矗立著紅色、整齊、挨得緊緊實實的磚房。
當亞當斯一幫人沖到街道上取水的時候，想必周遭聲音嘈雜至極，街道上混亂不堪，不停有人跑來跑去。過了一會，有人過來告訴他們一個令人吃驚的消息，在國王大街上的鎮議會大樓前，英國士兵朝波士頓居民開了槍，殺傷了其中的一些人。亞當斯隨即趕往事發地， 但是沒有發現什么，街上仍然到處都是擁擠的人群，以及荷槍實彈趕來的成連士兵。
由于擔心自己正在懷孕中的太太，約翰·亞當斯急急忙忙回到家中。那天晚上，鎮上還算寧靜，但亞當斯想必思慮萬千。在他日后的回憶錄中，他是這么說他當晚的思慮的：“在過去的許多個月中，有些人一直想辦法在波士頓的下層民眾與士兵之間挑起爭吵與格斗，點燃彼此的憎恨。我懷疑今天的事情是有人刻意挑起的。……波士頓人團結起來，要求國王撤走軍隊，比起煽動起目前這種激烈情緒要好得多，后者只會帶來持續不斷的民事或刑事訴訟，使得整個鎮子紛擾不定。不列顛政府的意圖還沒有完全顯露，我們不知道（這樣搞），城市是否能得到鄉村的支持，本省能否得到新英格蘭其他殖民地的支持，更不用說新英格蘭是否能得到其他地區的支持。”
第二天早上，當他坐在鎮議會旁邊自己的律師事務所內的時候，一名身形矮胖、面色紅潤的人滿面淚痕地走進他的辦公室，這個人名叫詹姆斯·福瑞斯特，是一個愛爾蘭裔的商人，他懇求道：“我到這來，是為一個非常不幸的人尋求幫助，這個人就是普瑞斯頓上尉，他被關起來了。”普瑞斯頓上尉是槍擊事件中英軍小隊的指揮官，事發的當天午夜，他被帶到鎮議會，在法官面前經受了一個小時的審訊，然后被立即關押起來。“普瑞斯頓上尉想找一個辯護律師，卻沒有人肯幫他。約書亞·昆西先生答應出庭，但只有在您愿意出面協助的情況下才行。”
約翰·亞當斯當時是一名事業有成的律師，他是一個有百年家世的農場子弟，哈佛學院的畢業生，也是4個孩子的父親。那一年（1770），他34歲。在新英格蘭人中間，約翰·亞當斯算是中等個子，大約1.70米到1.73米高，身材可以稱得上肥胖，有著粗壯的肩膀和一張圓臉，有禿頂的跡象。他相貌普通，穿著樸素，內心狂熱，眼神活躍。他很愛說話，人們也都知道他很能說。很多人，包括一些欣賞他的人，都希望他能少說點。他這么能說，一方面是由于他生性活潑，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他閱讀廣泛，能和人們討論任何話題，“就像一艘能夠駛向任何方向的帆船”。他熱愛知識，出外旅行的時候，他總會帶上一卷書，他會告訴自己的兒子，“只要包里有詩，你永遠都不會感到寂寞”。
上帝賦予了亞當斯一副平平無奇的外貌，讓他自豪又敏感，他追求榮譽，固執，容易沖動，思想銳利，為人熱忱。日后，本杰明·富蘭克林有一次描述亞當斯時說：“總是很誠實，有時很聰明的人，但是有時在一些事情上，他又總是完全沒有常識。”他的另外一個朋友本杰明·納什是這么形容他的：“他大膽表達自己的觀點，毫不畏懼其他人的看法和自己這樣做的后果。……他根本不懂得掩飾自己。”
約翰·亞當斯對公共生活很感興趣，有一次他寫信給自己的妻子：“我胸中有著對祖國和她的朋友的一腔熱情，無法隱藏、難以抑制。” 1765年，當時的波士頓正為印花稅法案鬧得沸沸揚揚，群眾運動蜂起。他動筆寫下一篇文章，題目叫作“論宗教法規和封建法律”。在那篇文章中，他堅決認為，美洲的自由是美洲移民們通過其勇氣和犧牲早已確立的一項權利。那個時候，他還為自己的故鄉布倫特里起草了致馬薩諸塞殖民地議會代表的文件，要求“無代表不納稅”，拒絕接受海事法庭的無陪審團裁決。
到了1768年，他在別人眼中已經是一位誠實能干的律師，生意興隆，財源滾滾。他有一個非常好的朋友，名字叫作喬納森·休厄爾（Jonathan Sewall），當時是馬薩諸塞殖民地的檢察官，應總督弗朗西斯·伯納德的要求，聘請亞當斯出任海事法庭的法律官員。這是一份美差，也是通向高官厚祿的途徑，但亞當斯拒絕了。休厄爾詢問原因，他回答道：“［伯納德］對我的政治原則、思想體系、我的交往和我的朋友都很了解，他也知道國王、大臣、國會以及大部分的英國民眾所堅持的體制同我的權利觀、正義觀和政策理念毫不相符。”
這樣一個在波士頓地區土生土長的聰明人，對當時的各種事件都有親身經歷，怎么會不清楚福瑞斯特這個請求背后所蘊含著的復雜局勢以及相應的危險。
那天晚上，約翰·亞當斯所目睹到的平靜，就像風暴驟發之后人們暫時的寧靜，是震驚的、手足無措的反應。這是數十年來軍隊士兵**次朝平民開槍。槍擊事件發生時，馬薩諸塞殖民地的代理總督托馬斯·哈欽森正在城市北面自己的家里，得知消息后，他立即趕到國王大街的議會大樓（Old State House）。在那里，他發現一大群憤怒的波士頓市民聚集在一起。他們要求撤走軍隊，嚴懲兇手。哈欽森總督首先在樓下見到了普瑞斯頓上尉，他訓斥道：“先生，除非你得到了地方治安官的許可，你怎么能向公眾開槍呢。”2鎮議會的樓上，許多殖民地參事會的成員也已經趕到，在安撫了他們之后，哈欽森總督走到二樓的外陽臺上，俯視著大批的憤怒民眾，請求他們鎮靜下來，用司法解決問題：“讓法律行其道吧，我會至死不渝地堅守法律。”
人群暫時撤走，但這并不是事件的完結。第二天中午，一大群市民聚集在法納爾大廳（Faneuil Hall），推選了一個15人委員會，委托他們向哈欽森提出要求—軍隊必須立即從波士頓撤離。領導這個委員會的，是47歲的塞繆爾·亞當斯。
塞繆爾·亞當斯是約翰·亞當斯的堂兄。馬薩諸塞殖民地的亞當斯家族有兩支，一支在鄉下做農夫，一支在波士頓城里經商和從政。同他的鄉下堂弟一樣，他也是哈佛大學的畢業生，成績優異。對于家族的傳統，他繼承得不是很好，他是糟糕的商人，但卻是一位很優秀的政治家。在哈欽森眼中，這個人是一個出了名的煽動家和危險分子。
1770年3月6日這一天中午，委員會在鎮議會大樓與官員會面。哈欽森坐在當中，右手邊坐著達爾瑞普上校（Colonel Dalrymple，駐波士頓英軍的指揮官），周圍是28名戴著假發、身著猩紅長袍、面色嚴肅的參事會（council）成員。
塞繆爾·亞當斯向哈欽森陳述了和平時期在城市駐扎一支常備軍將會帶來的災難，要求立即從波士頓撤走所有不列顛軍隊。哈欽森回答說自己并無此職權，只有同母國政府磋商之后才能做出決斷，眼下只能將犯事的那個團撤到城外。塞繆爾·亞當斯極具威嚴地站起來，伸出手臂，說道：“如果代理總督或達爾瑞普上校能單獨下令，又或他們兩位一起下令，能撤走一個團，他們就有權撤走兩個。除非部隊全部撤走，否則公眾不會滿意，本省也不會有和平。”
根據塞繆爾日后的描述，此時哈欽森面色發白，膝蓋開始顫抖，“我享受了這一時刻”。達爾瑞普上校手頭只有400人，根本不足以維持局面。哈欽森終于退讓，答應盡快將軍隊撤出城市。
塞繆爾·亞當斯的威脅并不是一句空言，據說當時在整個馬薩諸塞有4萬人已經自發武裝起來，準備援助波士頓人。
這樣一句話足以概括局勢—3月6日那一天，整個波士頓處于武裝沖突的邊緣。約翰·亞當斯面對的就是這樣一個場面。如果他同意為普瑞斯頓上尉辯護，在極端情況下，憤怒的民眾有可能威脅到他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我們已經不可能知道那天早上在約翰·亞當斯的心中掠過了哪些念頭，我們只知道他的回答是這樣的：“在一個自由的國家中，辯護律師是一個被指控的人*想要的東西，依我的意見，吃律師這碗飯的人在任何時間、任何情況下都應該做到獨立與公正，處于生命危險之中的人應該能夠得到律師的服務。”他相信，任何人都不能被剝奪請辯護律師和得到公平審判的權利。考慮到這件事的嚴重性，他同時也鄭重地告訴福瑞斯特，請他明白“本案同過去在任何一個法庭或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審判過的（重大）案子相比，至少同等重要。（由于）每一個律師都不僅必須對自己的家鄉負責，而且也必須對*高的、絕對正確的裁判負責”，也就是說，要對正義負責。所以，在辯護中，他“不會有詭辯，不會有搪塞推諉，只會提供事實、證據和法律能夠開釋的東西” 。
福瑞斯特回答說，（除了得到公平的審判）普瑞斯頓上尉也沒有祈求更多，上尉樂于將自己的生命寄托在亞當斯身上，寄托在上述原則之上。“萬能的上帝做主，我相信他（普瑞斯頓上尉）是無辜的。”
“如果沒有我的協助，（普瑞斯頓上尉）認為自己就不能得到公平審判，那么沒有任何好猶豫的，他會得到我的法律幫助。”這是亞當斯*后的答復。
當他著手整理辯護文件的時候，想必思緒萬千：事件怎么會發展到這步田地—兄弟鬩于墻，自相殘殺？為什么自己親愛的母邦，會把槍口對準自己的子女？為什么波士頓人，會對法律和秩序不屑一顧，對自己的政府亮出牙齒？
一、波士頓社會沖突的眾生相
要講述波士頓“大屠殺”的來龍去脈，就必須先說說塞繆爾·亞當斯和托馬斯·哈欽森這對冤家，也順便說說波士頓這次軍民沖突背后的眾生相。
塞繆爾·亞當斯同托馬斯·哈欽森是有私怨的，這種私怨是從上一輩傳下來的，可以看作波士頓社會沖突的一個縮影。
塞繆爾·亞當斯出生在一個中等家庭，塞繆爾·亞當斯的父親迪肯·亞當斯是馬薩諸塞殖民地的公眾人物之一，以批評不列顛及殖民政府、維護殖民地權利聞名。在當時的波士頓，商人、小店主、技師，以及波士頓北端的碼頭工人們有一個政治組織Caucus club，老亞當斯是這一組織的資深會員，他的政治影響力由此而來。現在回顧起來，這一組織可以說是某種政黨組織的雛形，老亞當斯通過掌控這個組織可以影響波士頓市政會議，決定其日程。
當時城市上層與下層經濟和政治斗爭激烈，老亞當斯因此樹立了許多敵人。
18世紀三四十年代，馬薩諸塞硬通貨短缺，農夫和工匠手頭拮據，金銀貨幣掌握在波士頓的外貿商人手中。下層民眾對這些城市上層很不滿，一方面是因為他們使用金銀硬通貨向不列顛支付貨款（還債），從而導致殖民地貨幣不足，另一方面是由于這些人囤積貨幣。這些城市上層人士同時還是農夫和工匠的債主，他們拒絕下層大眾用紙幣來清償債務，因為通貨緊縮對他們有利（如果沒有紙幣貸款，農民和工匠往往不得不以較低的價格出售產品，以滿足繳稅和償債的需要）。
1739年，老亞當斯牽頭創建了一家土地銀行，以地產為抵押，發行紙幣。這個舉措很受市民與大眾的歡迎，卻不受上層人士的歡迎。總督害怕這是大眾全面接管殖民地政府的先兆，富商們憎恨這個打破他們對貨幣壟斷的措施。*著名的反對者就是富有的托馬斯·哈欽森。總督首先用開除老亞當斯的公職作為回應，接著他和托馬斯·哈欽森一起游說了不列顛議會，讓議會通過決議，宣布土地銀行非法。
老亞當斯負債累累，官司纏身，此后的20年內塞繆爾和他的父親不得不咬緊牙關，拼命抵制殖民地政府剝奪他們剩余財產的行動。這些法律訴訟時時刻刻提醒著塞繆爾“不列顛對殖民地的統治權可能是專斷的、毀滅性的” 。
塞繆爾·亞當斯身高約1.67米，頭很大，有一張方臉，眼睛炯炯有神，這給每一個見到他的人都留下印象，讓人忍不住對之評頭論足一番。他善于傾聽，語言優美，長于辯論。他生來并非循規蹈矩之輩，對自己的外表渾不在意。在哈佛大學讀書的時候，他就喜歡坐在酒館里面，同一幫水手和碼頭工人談天論地。波士頓的窮人很喜歡這個拋開精英身份同自己混在一起的紳士。此外，他的慷慨大方、樂于助人，也給他贏得了很多朋友。
1743年，塞繆爾·亞當斯從哈佛大學畢業，經商不成，屢屢失敗。父親老亞當斯借給他1,000英鎊作資本，讓他開創自己的生意。在當時，1,000英鎊可是一大筆錢，他轉手將500英鎊借給自己的一個朋友，血本無歸。
1748年，老亞當斯過世，從他那里，塞繆爾不僅繼承了家族產業，也繼承了在Caucus組織中的政治影響力，他出版文章，發表演講，宣揚維護殖民地權利的觀點。他在哈佛的碩士畢業論文的題目就是“論殖民地人民是否可以合法地抵制英國法律”。日后他掌控了波士頓的報紙，以攻擊政府為能事。即使他的敵人也承認，他的宣傳技藝極為高超，足以蠱惑人心。21756年，波士頓市政會議任命他為收稅員。他在收稅的時候并不盡責盡力，這使他受到了許多欠稅人的歡迎，但是為自己留下了8,000英鎊的巨大虧空。托馬斯·哈欽森指責他盜用公款。3后來，他的政治對手抓住這個把柄，罰了他一筆巨款，是他的朋友替他付清了賬單。可以說，塞繆爾·亞當斯幾乎是北美**個職業政治家（當時的紳士以政治為消遣、副業或責任，沒一個像塞繆爾這么投入）。他不認為民眾是沒有頭腦的畜群，他認為民眾有能力做出有效的政治判斷。
當糖蜜法出臺之后，塞繆爾·亞當斯立即表示反對不列顛的這一粗暴行徑。當時正值馬薩諸塞殖民地下議院選舉，按照慣例，每個市鎮在送出自己的代表之時，要委托某人寫下一些書面指示，規范代表在下議院中的行為。塞繆爾·亞當斯正好被選來充當這個角色，于是他利用這個特權，提出“無代表不納稅”的主張。1764年5月24日，波士頓市政會議批準了這個指示書。在北美大陸諸政治實體中，波士頓人是**個站出來宣揚這個觀點的。
1765年，印花稅法出臺，整個北美殖民地開始回響起一片抱怨之聲。當時在波士頓有個組織，名叫“忠誠九人”（Loyal Nine），由一批商人和技工組成，開始組織對印花稅法的抗議活動。塞繆爾·亞當斯并非這個組織的成員，但是他同這個組織走得相當近。
那一年的8月發生了很多事情。8月24日，憤怒的群眾把安德魯·奧利弗的模擬像掛到一棵榆樹（后來被稱作“自由之樹”）上執行虛擬的絞刑，又搗毀了他的住宅，只因他是富有的商人、副總督托馬斯·哈欽森的妹夫、馬薩諸塞殖民地當局指定的印花稅票代銷人。12天后，一群暴徒又沖進托馬斯·哈欽森的家里，搗毀了他家中的一切物品。當時馬薩諸塞殖民地的總督弗朗西斯·伯納德寫道：“暴動如此普遍并受到廣泛支持，以至于政府的一切權力瞬間化為烏有。”他認為這一切活動背后都有人煽風點火，這個煽動者—他覺得—就是塞繆爾·亞當斯。
伯納德搞錯了，波士頓的社會底層對社會現狀早有不滿。
英法七年戰爭征召了不少殖民地青年男子從軍，達到參軍年齡的新英格蘭男人中，大約有一半的人都參戰了，可能有3/4的人年齡在17—24歲之間。波士頓在這場戰爭中的人員損失可能是這個城市歷史上*多的一次。
這些青年戰士回到家鄉，目睹的卻是經濟蕭條、生活不易、城市貧富差距的日益擴大，能無憤懣之心？
原來的新英格蘭殖民地城鎮社會結構相對平緩，貧富差距不大，手工業者和商人各擅勝場。但是在1690—1765年間，人口增長、經濟發展以及戰爭改變了城市的社會結構，許多人靠搞城市土地開發（而不是辛勤勞動）發了大財。18世紀早期，一個商人有2,000英鎊的財產已經很可觀，兩代人以后，北美*大的富豪們積累的財產已經達到20,000英鎊。但是，城市貧困伴隨著城市財富一起滋長。貧窮開始影響到越來越多的城市居民的生活。18世紀的城市稅收清單記錄了不斷擴大的貧富差距。1690年至1770年間，繳稅*多的前5%的納稅人在城市應納稅資產中所占的比例從大約30%上升到50%，后一半納稅人則眼見他們的財產份額從大約10%跌落到4%。
更要命的是，新教意識形態凸顯了“為富不仁”的現象。新教徒來到美洲是為了建設一個理想社會，滿懷對宗教、家庭和集體的責任感。在這種意識形態下，社會和經濟生活的運轉應該遵循公平原則，而不是利益原則。“當各殖民地港口躋身于大西洋商業圈之后，商人們開始按照新型的商業倫理做出決定……如果小麥在西印度群島的售價是一蒲式耳八先令，而在本地只賣五先令的話，谷物商認為把從當地農場主手中所能收購的小麥全部運給更遠處的買主無可厚非。新的跨大西洋市場只響應看不見的供求規律，對個人和本地社會的需求則漠然處之。”1而且，隨著財富的聚斂，少數權貴階層開始包攬殖民地的高層行政職位，下層人民對城市的機會和公正都開始失去信心。
歷史往往證明，手持武器為國而戰的武士回到家鄉，為自己爭取權利，旁人是很難抵制的。
帝國的失敗:為什么會有美國 作者簡介
鄭非
畢業于復旦大學，現任教于上海政法學院，從事比較政治研究，對族群政治、帝國政治與后發展國家政黨政治感興趣。著有《帝國的技藝》《帝國的失敗》《帝國的分裂》等多部作品。
商品評論(8條)
書友推薦
- >
中國人在烏蘇里邊疆區:歷史與人類學概述
- >
我與地壇
- >
企鵝口袋書系列·偉大的思想20:論自然選擇(英漢雙語)
- >
山海經
- >
伯納黛特,你要去哪(2021新版)
- >
名家帶你讀魯迅:故事新編
- >
羅曼·羅蘭讀書隨筆-精裝
- >
二體千字文
本類暢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