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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憶錄四部曲之四:文學江湖 版權信息
- ISBN：9787108042194
- 條形碼：9787108042194 ; 978-7-108-04219-4
- 裝幀：暫無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回憶錄四部曲之四:文學江湖 本書特色
多少人都寫自傳，因為人*關心他自己；可是大部分讀者并不愛看別人的自傳，因為讀者*關心的也是他自己。王鼎鈞先生的回憶錄不是寫自己，而是借自己的受想行識，反映一代眾生的存在。他希望讀者由此能了解、能關心那個時代，因為那是中國人*重要的集體經驗。 用等待一輩子的自由 寫盡20世紀中國人的因果糾結、生死流轉 齊邦媛、朱西寧、楊照、高華、王奇生推薦
回憶錄四部曲之四:文學江湖 內容簡介
“我寫回憶錄不是寫我自己，我是借著自己寫出當年的能見度，我的寫法是以自己為圓心，延伸半徑，畫一圓周，人在江湖，時移勢易，一個”圓“畫完，接著再畫一個，全部回憶錄是用許多‘圓’串成的。”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第四部《回憶錄四部曲之4：文學江湖》，描述了1950-1970年代在臺灣由文學、政治和特務交織組構的奇妙江湖。作者的獨特經歷，使他可以在局內觀察理解當年文藝政策執行者的真實關懷與具體困擾，也可以從局外洞悉各方勢力交錯產生的矛盾緊張，使得這段詭異卻現實的文藝歷史，在書中明白彰顯。作者所親歷的這個“文學江湖”同時也是臺灣風云變幻三十年的縮影：從五十年代初期的困窘和茫然，到白色恐怖中的屈辱和驚慌，再到冷戰時期的“心理疲憊”，及臺灣經濟起飛、“反攻大陸”的宏愿成為笑柄之時無奈地選擇落地生根……
回憶錄四部曲之四:文學江湖 目錄
代自序
有關《文學江湖》的問答
十年燈
用筆桿急叩臺灣之門
匪諜是怎樣做成的
我從瞭望哨看見什么
投身廣播見證一頁古早史
張道藩創辦小說研究組
小說組的講座們
胡適從我心頭走過
廣播文學先行一步
反共文學觀潮記
特務的顯性騷擾
我與《公論報》的一段因緣
難追難摹的張道藩
走進廣播事業的鼎盛繁榮
十年亂花
我從胡適面前走過
魏景蒙一半是名士一半是斗士
方塊文章畫地為牢
藝術洗禮現代文學的潮流
霓虹燈下的讀者
我能為文藝青年做什么
特務的隱性困擾
省籍情結拆不完的籬笆
張道藩的生前身后是是非非
冷戰時期的心理疲倦
在這交會時互放的亮光
十年一線天
你死我活辦電視
鄉土文學的旋渦
與特務共舞
我和軍營的再生緣
我與學校的已了緣
我與文學的未了緣（上）
我與文學的未了緣（下）
明日隔山岳世事兩茫茫
王鼎鈞臺灣時期文學生活大事記
有關《文學江湖》的問答
十年燈
用筆桿急叩臺灣之門
匪諜是怎樣做成的
我從瞭望哨看見什么
投身廣播見證一頁古早史
張道藩創辦小說研究組
小說組的講座們
胡適從我心頭走過
廣播文學先行一步
反共文學觀潮記
特務的顯性騷擾
我與《公論報》的一段因緣
難追難摹的張道藩
走進廣播事業的鼎盛繁榮
十年亂花
我從胡適面前走過
魏景蒙一半是名士一半是斗士
方塊文章畫地為牢
藝術洗禮現代文學的潮流
霓虹燈下的讀者
我能為文藝青年做什么
特務的隱性困擾
省籍情結拆不完的籬笆
張道藩的生前身后是是非非
冷戰時期的心理疲倦
在這交會時互放的亮光
十年一線天
你死我活辦電視
鄉土文學的旋渦
與特務共舞
我和軍營的再生緣
我與學校的已了緣
我與文學的未了緣（上）
我與文學的未了緣（下）
明日隔山岳世事兩茫茫
王鼎鈞臺灣時期文學生活大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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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憶錄四部曲之四:文學江湖 節選
匪諜是怎樣做成的一九四九年五月踏上臺灣寶島，七月，澎湖即發生“山東流亡學校煙臺聯合中學匪諜組織”冤案，那是對我的當頭棒喝，也是對所有外省人一個下馬威。當年中共席卷大陸，人心浮動，蔣介石自稱“我無死所”，國民政府能在臺灣立定腳跟，靠兩件大案殺開一條血路，一件“二二八”事件懾服了本省人，另一件煙臺聯合中學冤案懾服了外省人。就這個意義來說，兩案可以相提并論。煙臺聯中冤案尤其使山東人痛苦，歷經五十年代、六十年代進入七十年代，山東人一律“失語”，和本省人之于“二二八”相同。我的弟弟和妹妹都是那“八千子弟”中的一分子，我們也從不忍拿這段歷史做談話的材料。有一位山東籍的小說家對我說過，他幾次想把冤案經過寫成小說，只是念及“身家性命”無法落筆，“每一次想起來就覺得自己很無恥。”他的心情也是我的心情。編劇家趙琦彬曾是澎湖上岸的流亡學生，他去世后，編劇家張永祥寫文章悼念，談到當年在澎湖被迫入伍，常有同學半夜失蹤，“早晨起床時只見鞋子”，那些強迫入伍后不甘心認命的學生，班長半夜把他裝進麻袋丟進大海。這是我*早讀到的記述。小說家張放也是澎湖留下的活口，他的長篇小說《海兮》以山東流亡學生在澎湖的遭遇為背景，奔放沉痛，“除了人名地名以外都是真的”，意到筆到，我很佩服。然后我讀到周紹賢《澎湖冤案始末》，傅維寧《一樁待雪的冤案》，李春序《傅文沉冤待雪讀后》，直到《煙臺聯中師生罹難紀要》，張敏之夫人回憶錄《十字架上的校長》，連人名地名都齊備了。可憐往事從頭說：內戰開打，山東成為戰場，國軍共軍進行“拉鋸戰”，山東流亡學生兩萬多人逃出故鄉。國軍節節潰敗，大局土崩瓦解，山東學生一萬多人奔到廣州。山東省政府主席秦德純出面交涉，把這些青年交給澎湖防衛司令李振清收容，雙方約定，讓十六歲以下的孩子繼續讀書，十七歲以上的孩子受文武合一的教育，天下有事投入戰場，天下無事升班升學。當時，國民政府教育部和在臺灣澎湖當家做主的陳誠都批準這樣安排。一九四九年六月，學生分兩批運往澎湖，八所中學師生近八千人登輪，八校合推煙臺聯中校長張敏之為總代表。七月十三日，澎湖防衛司令部違反約定，把年滿十六歲的學生連同年齡未滿十六歲但身高合乎“標準”的學生，一律編入步兵團。學生舉手呼喊“要讀書不要當兵”，士兵上前舉起刺刀刺傷了兩人，司令臺前一片鮮血；另有士兵開槍射擊，幾個學生當場中彈。三十年后，我讀到當年一位流亡學生的追述，他說槍聲響起時，廣場中幾千學生對著國旗跪下來。這位作者使用“汴橋”作筆名，使我想起“汴水流，泗水流，……恨到歸時方始休！”可憐的孩子，他們舍死忘生追趕這面國旗，國旗只是身不由己的一塊布。編兵一幕，澎湖防守司令李振清站在司令臺上監督進行。流亡學校的總代表張敏之當面抗爭，李振清怒斥他要鼓動學生造反。李振清雖然是個大老粗，到底行軍打仗升到將軍，總學會了幾手兵不厭詐，他居然對學生說：“你們都是我花錢買來當兵的！一個兵三塊銀元！”他這句話本來想分化學生和校長的關系，殊不知把張敏之校長逼上十字架，當時學生六神無主，容易輕信謠言，這就是群眾的弱點，英雄的悲哀。自來操縱群眾玩弄群眾的人，才可以得到現實利益！為他們真誠服務卻要憂讒畏譏。張敏之是個烈士，“烈士殉名”，他為了證明人格清白，粉身碎骨都不顧，只有與李振清公開決裂，決裂到底。張敏之身陷澎湖，托人帶信給臺北的秦德純，揭發澎湖防衛司令部違反約定。咳，張校長雖然與中共斗爭多年，竟不知道如何隱藏夾帶一封密函，帶信使者在澎湖碼頭上船的時候，衛兵從他口袋里搜出信來，沒收了。張敏之又派煙臺聯合中學的另一位校長鄒鑒到臺北求救，鄒校長雖然也有與中共斗爭的經驗，沿途竟沒有和“假想敵”捉迷藏，車到臺中就被捕了。*后，張敏之以他驚人的毅力，促使山東省政府派大員視察流亡學生安置的情形，教育廳長徐軼千是個好樣的，他“膽敢”會同教育部人士來到澎湖。李振清矢口否認強迫未成年的學生入伍，徐廳長請李振清集合編入軍伍的學生見面，李無法拒絕，但是他的部下把大部分幼年兵帶到海邊拾貝殼。徐軼千告訴參加大集合的學生，“凡是年齡未滿十六歲的學生站出來，回到學校去讀書！”隊伍中雖然還有幼年兵，誰也不敢出頭亂動。張敏之動了感情，他問學生：你們不是哭著喊著要讀書嗎？現在為什么不站出來？徐廳長在這里，教育部的長官也在這里，你們怕什么？這是你們*后的機會，你們錯過了這個機會，再也沒有下一次了！行列中有十幾個孩子受到鼓勵，這才冒險出列。李振清的謊言拆穿了。后來辦案人員對張敏之羅織罪名，把這件事說成煽動學生意圖制造暴亂，張校長有一把折扇，他在扇上親筆題字，寫的是“窮則獨扇其身，達則兼扇天下”，這兩句題詞也成了“煽動”的證據。徐軼千對張敏之說：“救出來一個算一個，事已至此，我們也沒有別的辦法了！”澎湖防衛司令部認為此事難以善了，于是著手“做案”，這個“做”字是肅諜專家的內部術語，他們常說某一個案子“做”得漂亮，某一個案子沒有“做”好。做案如做文章，先要立意，那就是煙臺聯中有一個龐大的匪諜組織，鼓動山東流亡學生破壞建軍。立意之后搜集材料，搜集材料由下層著手，下層人員容易屈服。那時候辦“匪諜”大案都是自下而上，一層一層株連。做案如作文，有了材料便要布局。辦案人員逮捕了一百多個學生（有數字說涉案師生共一百零五人），疲勞審問，從中選出可用的訊息，使這些訊息發酵、變質、走樣，成為情節。辦案人員鎖定其中五個學生，按照各人的才能、儀表、性格，強迫他們分擔角色，那作文成績優良的，負責為中共作文字宣傳；那強壯率直的，參與中共指揮的暴動；那文弱的，首先覺悟悔改自動招供，于是這五個學生都成了煙臺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的分團長，他們的供詞就成了其他學生成為匪諜的證明。每一個分團當然都有團員，五個分團長自己思量誰可以做他的團員，如果實在想不出來，辦案人員手中有“情報資料”，可以提供名單，證據呢，那時辦“匪諜”，只要有人在辦案人員寫好的供詞上蓋下指紋，就是鐵證如山。這么大的一個組織，單憑五個中學生當然玩不轉，他們必然有領導，于是張敏之成了中共膠東區執行委員，鄒鑒成了中共煙臺區市黨部委員兼煙臺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主任。辦案人員何以能夠心想事成呢？惟一的法術是酷刑，所以審判“匪諜”一定要用軍事法庭秘密進行。澎湖軍方辦案人員花了四十天工夫，使用九種酷刑，像神創造天地一樣，他說要有什么就有了什么。*后全案移送臺北保安司令部，判定兩位校長（張敏之、鄒鑒）五名學生（劉永祥、張世能、譚茂基、明同樂、王光耀）共同意圖以非法方式顛覆政府，各處死刑及褫奪公權終身。時為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張敏之四十三歲，鄒鑒三十八歲。同案還有六十多名學生押回澎湖，當局以“新生隊”名義管訓，這些學生每人拿著一張油印的誓詞照本宣讀，聲明脫離他從未加入過的中共組織，宣誓儀式拍成新聞片，全省各大戲院放映，一生在矮檐下低頭。當時保安司令是陳誠，副司令是彭孟緝。那時候，軍營是一個特殊的社會，五千多名入伍的學生從此與世隔絕。還有兩千四百多名學生（女生和十六歲以下的孩子），李振清總算為他們成立了一所子弟學校，繼續施教，我的弟弟和妹妹幸在其中。下一步，教育部在臺中員林成立實驗中學，使這些學生離開澎湖。我是后知后覺，六十年代才零零碎碎拼湊出整個案情。我也曾是流亡學生，高堂老母壽終時不知我流落何處，我常常思念澎湖這一群流亡學生的生死禍福，如同親身感受。有一天我忽然觸類旁通，“煙臺聯中匪諜案”不是司法產品，它是藝術產品，所有的材料都是“真”的，這些材料結構而成的東西卻是“假”的，因為“假”，所以能達到邪惡的目的，因為“真”，所以“讀者”墜入其中不覺得假。獄成三年之后，江蘇籍的“國大代表”談明華先生有機會面見蔣介石總統，他義薄云天，代替他所了解、所佩服的張敏之申冤，蔣派張公度調查，張公度調閱案卷，結論是一切合法，沒有破綻！酷刑之下，人人甘愿配合辦案人員的構想，給自己捏造一個身份，這些人再互相證明對方的身份，有了身份自然有行為，各人再捏造行為，并互相證明別人的行為，彼此交錯纏繞形成緊密的結構，這個結構有內在的邏輯，互補互依，自給自足。今天談論當年的“白色恐怖”應該分成兩個層次：有人真的觸犯了當時的禁令和法律，雖然那禁令法律是不民主不正當的，當時執法者和他們的上司還可以采取“純法律觀點”原諒自己；另外一個層次，像張敏之和鄒鑒，他們并未觸法（即使是惡法！），他們是教育家，為國家教育保護下一代，他們是國民黨黨員，盡力實現黨的理想，那些國民政府的大員、國民黨的權要，居然把這樣的人殺了！雖有家屬的申訴狀，山東大老裴鳴宇的辨冤書，監察委員崔唯吾的保證書，一概置之不顧，他對自己的良心和子孫如何交代？我一直不能理解。難道他們是把這樣的案子當做藝術品來欣賞？藝術欣賞的態度是不求甚解，別有會心，批準死刑猶如在節目單上圈選一個戲碼，完全沒有“繞室彷徨、擲筆三嘆”的必要。多年以后，我偶然結識一個從火燒島放出來的受難者，從他手中看見軍法機關發給他的文書，他的姓名性別年齡位置之下，赫然有一個項目是“罪名”，并不是“罪行”！罪名罪名，他犯的罪僅是一個名詞而已！實在太“幽默”了。可憐往事從頭說：那時逃到臺灣的“外省人”，多半因追隨國民黨，與中共有長年對抗的經驗，多半反對國共合作、國共和談，多半對國民黨的黨務和政績有一肚子批評責難，他們甚至懷疑“領袖”是否英明。這些人來到臺灣以忠貞自命，以反共先知自傲，煙臺聯中冤案重挫這些外省人的氣焰，他們從此知道自己幾斤幾兩俯首貼耳。流亡學校的校長和教師受審時，也曾慷慨陳述自己對“黨國”的貢獻表明心跡，辦案人員反問：像程潛和張治中那樣的黨國元老都投共了，你這一點前程算什么？據說，辦案人員指著被告站立的地方告訴他們，全國只有一個人不會站在這里。（除了“*高領袖”以外，人人都可能因叛黨叛國受審。）那時土崩瓦解，眾叛親離，他們已完全失去信心。如果他們當時以殺人為策略，真相大白、局勢大好時應該接著以平反為策略，他們又沒有這般魄力智慧，堅決拒絕還受害人清白。說到平反，冤案發生時，山東省主席秦德純貴為“國防部次長”，鄒鑒的親戚張厲生是國民黨中樞大老，都不敢出面過問，保安司令部“*后審判”時，同意兩位山東籍的“立法委員”聽審觀察，兩“立委”不敢出席。人人都怕那個“自下而上”的辦案方式，軍法當局可以運用這個方式“禍延”任何跟他作對的人。獨有一位老先生裴鳴宇，他是山東籍“國大代表”，曾經是山東省參議會的議長，他老人家始終奔走陳情，提出二十六項對被告有利的證據，指出判決書十四項錯誤，雖然案子還是這樣判定了，還是執行了，還是多虧裴老的努力留下重要的文獻，使天下后世知道冤案之所以為冤，也給*后遲來作平反創造了必要的條件。裴老是山東的好父老，孫中山先生的好信徒。本案“平反”，已是四十七年以后，多蒙新一代“立委”高惠宇、葛雨琴接過正義火炬，更難得民進黨“立委”謝聰敏、范巽綠慷慨參與，謝委員以致力為“二二八”受害人爭公道受人景仰，胸襟廣闊，推己及人。在這幾位“立委”以前，也曾有俠肝義膽多次努力，得到的答復是：“為國家留些顏面！”這句話表示他們承認當年暗無天日，仍然沒有勇氣面對光明。只為國家留顏面，不為國家留心肝，所謂國家顏面成了無情的面具，如果用這塊面具做擋箭牌，一任其傷痕累累，正好應了什么人說的一句話：愛國是政治無賴漢*后的堡壘。反共文學觀潮記五十年代，臺灣興起“反共文學”，那時我拿不動這樣大的題材，沒有作品，只有心情。一九四九年五月，國軍失上海，我隨軍撤到臺北。六月失青島，八月失福州，美國發表白皮書，聲明放棄臺灣。九月失平潭島，十月失廣州，失廈門，逼近臺灣門戶。共軍乘勝攻金門，國軍大捷，仍然震撼臺灣人心。就在這幾個月，小諸葛白崇禧、反共長城胡宗南節節敗退，華中、西北、西南盡失。十二月，國民政府遷臺北，雙方中間僅隔一道大約九十英里寬的海峽。中共反復宣告將革命進行到底，文宣用詞竟使用血洗臺灣。逃難來臺的人喘息未定，頓覺呼吸急促。民國以來，直系、奉系、皖系、什么系輪流收稅，人民社會組織不變，生活方式不變，價值標準不變，老百姓容易適應。共產黨的革命別有大志，他們要“天翻地覆”，解放不是尋常改朝換代，中國人從未有過那樣徹底的境況。可是外面的人對里面的情況一無所知，仍然當做“城頭變幻大王旗”看待，一九四九年的臺灣正是如此，八百萬居民面臨巨變，他們心理上毫無準備。這年年底，臺北《民族報》聘請孫陵主編副刊，“孫大炮”出語驚人，他以痛快淋漓的口吻痛斥當時的文風，共軍咄咄逼近，臺灣已成前線，作家委靡不振，副刊只知消閑。那時女作家的情感小品一枝獨秀，抒寫一門之內的身邊瑣事，小喜小悲，溫柔婉轉，小花小草，怡然自得。孫指責她們的作品脫離現實，比擬為歌曲中的靡靡之音。當時文壇傳言，一位著名的女作家讀了孫陵的文章，很受刺激，孫陵曾當面道歉，但是道歉之后，炮聲依然隆隆不絕。馮放民（鳳兮）也在此時接編《新生報》副刊，他開門見山要求作家寫戰斗性的作品，他的主張比蔣介石總統的“戰斗文學”早了好幾年。當時副刊注重趣味，鳳兮強調戰斗，如果魚熊不能兼得，為了戰斗寧可犧牲趣味。許多“外省流亡作家”對他的說法翕然同意，存亡是火燒眉毛，“趣味”又算什么！多年后鳳兮談起此事，他說他跟孫陵并沒有事先商量過，他們各行其是，不謀而合。他說那時中央政府癱瘓，中央黨部空轉，達官貴人哪里顧得了文學？再說《新生報》由省政府經營，《民族報》由報人自己經營，中央若要發動什么，怎會他們出頭叫喊、黨營的媒體反而沉默觀望？鳳兮說，當時副刊稿源枯竭，沒有生氣，他看準大陸流亡來臺的作家都有強烈的動機寫作，可以使副刊活起來。從事文藝批評文藝創作的人應該知道“心的傷害”，知道“無沙不成珠”、“鮮血變墨水”，知道“骨鯁在喉”、“行其所不得不行”，那些由國共內戰的炮火下逃出來的作家，并不需要高壓逼迫才勉強表現他們的親身經驗。有些文化人逃到臺灣，謹守本業，深居簡出，遠避政治氣味，以備中共解放臺灣以后給一線生存空間，國民黨對這些人聽其自然。也有人認為逃到臺灣來就是大罪，索性破罐子破摔，即使絕望亦不可束手待斃，國民黨百事俱廢，對這些人也無暇一顧。惟一的安慰鼓勵是這些作家促膝長談。劉珍說：“就算是殺一只雞，它也要掙命。”那時王聿均還沒進“中央研究院”做學者，他是文學評論家，主編《公論報》副刊，主動支持反共文學，他說：“我現在的心情是正在服兵役。”小說家楊念慈說，臺灣人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我們一定要把外面的情況告訴他們，如果不寫不說，太對不起臺灣人。小說家田原說，我們在經歷浩劫巨變之后，發現中共的“宣傳如此迷人而事實如此駭人”，來臺后卻不肯向臺灣人一一道破，將來臺灣人會怎樣批評我們？流亡作家渴望訴說，他們以為本土生民應該聆聽。那是斯大林時代，西伯利亞海濱有一個勞動營，萬名在政治上不可靠的人流放來此，用簡陋的工具開發森林，食物不足，醫藥缺乏，工作十分勞苦，每天有許多人死亡，也不斷有大批新人補充。在那樣的環境之中，有人趁著伐樹的機會剝掉樹皮，在樹干上寫字，寫他們原是什么樣的人，現在有什么樣的遭遇，沒有筆墨，大家捐出鮮血。寫好之后，他們把樹干丟進大海，讓海浪帶走，希望外面的人能看到他們的控訴，能知道斯大林究竟在做什么。當時有些大陸流亡作家的心情仿佛如此。一九五○年三月，蔣公于“引退”一年零一個月之后宣布復職，“國王的人馬”各就各位，動用一切力量鞏固臺灣，抗拒中共擴張，文藝成為其中一個項目。且從我自己切身的事說起吧。有一天，我接到《中央日報》以“副刊編者作者聯誼會”的名義發來的信，約我到中山堂參加聯誼，今考其時為一九五○年三月二十四日。我那時未改下級軍官的生活習慣，提前十分鐘到場，場中只有一個接待人員站在門內，西裝整齊，和藹可親，后來知道他就是中央副刊的耿修業主編。他引我入內，平伸手掌，示意我就座，我那時毫無社會經驗，完全不知道會場的席次怎樣排列，也不知道耿老編很客氣，他指的是上座，結果我坐在張道藩旁邊，中間只隔一個人。他們真是寬宏大量，后來沒有因此怪罪我。聯誼會并無輕松的聯誼活動，反而很嚴肅地通過成立全國性的文藝團體，那天出席的編者作者都是發起人。可想而知，當時文壇大人物該到的都到了，我一個也不認得，只在報上見過張道藩的照片。我對別人留下的印象也很少，只記得坐在我和道公中間的人是個麻臉胖子，他用寒暄的語氣輕聲問我：“你是哪個單位的？”后來知道他是陳紀瀅。只記得有個大漢起立發言，個子大聲音也大，他談文藝運動的領導，主張“我們還是自己領導自己吧！”惹得張道公立刻聲明，他不在未來的全國性文藝團體中接受任何名義，但保證全力支持。后來知道大漢是小說作家穆中南，他后來創辦《文壇》月刊。緊接著出現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和中國文藝協會，張道藩是兩會的主持人，一連串工作展開，征求反共文學、反共歌曲、反共劇本，補助這些作品的出版、演唱和演出。后來了解，國民黨的文藝運動者*重視戲劇，劇場集中觀眾，有組織作用。其次是長篇小說，作家一面發展故事，一面大量描述現實細節，有記錄功能。長篇寫作費時，短篇先行登場，愛聽故事是人類天性。當時反共文藝活動，對戲劇的投資多，對小說少，今天對反共文藝的檢討責難，卻是對戲劇少，對小說多。鼓勵作家寫小說，你得有園地供他發表，文獎會特地創辦了一個月刊。那時已有好幾家文學期刊，作家辦雜志，長于編輯，拙于發行，內容很好，可是如何送到讀者手中？主持反共文藝運動的人看上了報紙副刊這輛順風車，報紙的銷數超過文學期刊幾十倍，反共文學上副刊，真叫做不脛而走。早期反共文學的質量都不高，給人的感覺卻是聲勢浩大，可以說是副刊的功勞。以后現代文學除舊布新，鄉土文學拉風造勢，也都多虧了副刊加持。報紙副刊對臺灣文學的發展，影響難以估計。事后了解，當時倡導反共文學，用“千金市骨”之計，國王愛馬，以千金買千里馬的遺骨，于是四方爭獻寶駒上駟。提倡反共的文學作品（或者說，按照黨部的規格提倡反共的文學作品），先求“有”，再求“好”。推出反共的文學作品，用“集體暗示法”。副刊文章本以短小為宜，現在打破慣例，整個版面刊登一篇長文，搶眼注目，然后一連幾天刊出文學評論或讀后感來稱贊它，類似和聲回音。這樣做，預期給讀者大眾這樣的感覺：排場聲勢如此，作品豈能等閑？國民黨對于拒絕響應反共文學的作家并沒有包圍勸說，沒有打壓排斥，他只是不予獎勵，任憑生滅。那年代，只有作家因“寫出反共作品”受到調查（因為他反共的“規格”與官方的制定不合，或分寸火候拿捏不準），并無作家因“沒有反共作品”而遭約談。那時“中國廣播公司”刻意發展廣播劇，姚加凌寫了一個反共的劇本，演出中共公審大會的“虛偽殘酷”，惹了一陣子麻煩。自此以后，“中廣”的廣播劇盡量避免再用這樣的題材，趙之誠專寫市井小民貪嗔愛癡，二十年天相吉人。國民黨畢竟“封建”，“仕”還是“隱”？廟堂還是江湖？你的進退出處可以自由選擇，當然，除了“造反”。后來的人有一個印象，反共文學壟斷了所有的發表園地。其實以張道公之尊，挾黨中央之命，各方面的配合仍然有限。《中央日報》號稱國民黨的機關報，它的副刊“正正經經的文章，簡簡單單的線條，干干凈凈的版面”，數十年后，小說家孟絲還形容它“清新可人”。它冷靜矜持，從未參與“集體暗示”。陳紀瀅是“立法委員”，《中央日報》董事，中國文協實際負責人，他推介一篇書評給中央副刊，耿老編照樣退回。蕭鐵先編《掃蕩報》副刊，后編《公論報》副刊，完全置身事外。一九五三年《聯合報》發刊，正值文獎會作業高潮，聯合副刊登過張道藩、王集叢的論文，取精而不用宏，姿態甚高。一九五五年《征信新聞》（《中國時報》的前身）增加文學副刊，聘徐蔚忱主編，余社長指示“不涉及政治”，等因奉此，徐老編避免反共文學，和他在中華副刊主編任內判若兩人。尤其是一九五四年，張道藩完成《三民主義文藝論》長稿，發表之前連開兩天座談會，征求意見。他是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立法院長”，“中國廣播公司”前任董事長，現任常務董事，座談地點借用“中國廣播公司”新公園大發音室，論文發表后，“中廣”也沒制作一個節目踵事增華。據我回憶，當時對反共文學積極捧場的副刊有三家：民族，新生，中華。文獎會也只能每月選出一兩篇樣板展示一下，三家副刊大部分時間保持常態，文章可能與反共有關，也可能與反共無關。女作家的“身邊瑣事”依然熱門，撤退來臺的“六十萬大軍”，戍守外島海岸山地農村，大部分沒有家庭生活，愛看她們的小孩小狗小貓，編織白日夢。美國雜志《真實羅曼史》和《讀者文摘》的故事，大家搶譯搶登。不久，《民族報》副刊主編孫陵與報社當局意見不合辭職，“孫大炮”未能轟垮敵壘，他自己先彈盡援絕了！《民族報》副刊的編輯方針與反共文學運動脫鉤。再看那幾部主要的“反共小說”：陳紀瀅的《荻村傳》在《自由中國》半月刊發表，《華夏八年》在《香港時報》發表，楊念慈的《廢園舊事》在《文壇》月刊發表，王藍的《藍與黑》在《婦女雜志》發表，司馬桑敦的《野馬傳》在香港發表，姜貴的《旋風》（原名《今梼杌傳》）由作者直接自費出版。至于張愛玲的《秧歌》和《赤地之戀》，更是由美國新聞處一手安排。這些小說都沒有“占用”臺北各報副刊的篇幅。若論文學期刊，那時政治部創辦的《軍中文藝》，中國青年寫作協會創辦的《幼獅文藝》，張道藩不能影響。師范等人主編的《野風》，崇尚純文學；平鑫濤主編的《皇冠》，初期偏重綜合性商業性；藩壘主編的《寶島文藝》，程大城主編的《半月文藝》，都有自己的理念。孫陵主編《火炬》，高舉反共文學的大旗，奈何壽命太短。想來想去，穆中南在一九五二年創辦的《文壇》投入*多，時間也*長久。一九五○年三月，國民黨成立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簡稱文獎會），張道藩主持，可以算是“五十年代反共文學”時期之始，可是“反共文學時期”并沒有許多人想象的那么漫長。一九五五年發生了一件事。這年五月，舞蹈團體得到文獎會贊助，舉辦民族舞蹈競賽，場地借用臺北市三軍球場，位置正對“總統府”大門。有人檢舉，得獎的表演節目中有蘇聯作品，不得了！那時正值所謂“白色恐怖”的盛年，你在文章里引用馬克思一句話都是大罪，怎有文藝運動的領導人，大模大樣在“總統府”門前，眼睜睜看他演出蘇聯舞蹈，而且還出力出錢支持！張道藩立刻向中央黨部提出辭呈，并推舉陳雪屏接手，陳雪屏也立刻表示不干。據說所謂蘇聯作品，實際上是新疆少數民族的舞蹈。新疆和蘇俄接壤，文化交流頻繁，也許受了些影響，可是這種事哪里說得清楚！張道公只有辭職表示負責。他是向蔣公辭職次數*多的人，他效忠領袖，但是不能厚結領袖左右以自固，他只有不斷辭職測驗領袖對他的信任，測驗他可以工作到何種程度。依慣例，辭職就是辭職，等上面要你推薦繼任人選，你才可以多說兩句。張道藩迫不及待提出陳雪屏，據說是防范有人見縫插針，他心中有假想敵。蔣氏對他的辭呈既沒有批準，也沒有召見慰留。事不可為，但是也不能撒手，“文獎會”這輛車進入牛步前行尋找車位的狀態。拖到第二年七月，“文獎會”停辦，十二月正式結束，象征“黨部掛帥”的時代逝去，政治意義上的“五十年代反共文學”，事實上恐怕是到此為止。一九五五年一月，老總統金口玉言交下“戰斗文學”，文壇的響應只有理論和方案，沒有樣板作品。再過幾年，沈昌煥擔任中央黨部第四組主任，曾經提倡“愛國文學”，文藝界并無回聲。現在有人認為國民黨對文藝“由明白的操控轉為暗中操控”，我總覺得國民黨放棄了推動反共文學成為主流的野心，反共文學失去政治專寵，成為“一般”文學作品的一個門類。鳳兮說，社會變了，戰斗文學是緣木求魚。黨部掛帥的反共文學究竟有沒有成就？應該有。遙想五十年代，因為內戰，中國大陸的文學創作停頓了，因為廢止日語，臺灣的文學創作中斷了。從文學史的角度看，反共文學延續創作行為，填補空隙，承先啟后。往遠處看，它替后世作家保存了許多特殊的素材。王藍的《藍與黑》、楊念慈的《黑牛與白蛇》、田原的《古道斜陽》《松花江畔》，能夠拍電影，拍電視劇，能夠在三十年后“市場掛帥”的時代依然上市；潘人木的《蓮漪表妹》也重新發行，一九九六年，香港《亞洲周刊》邀請兩岸三地的專家學者評選“二十世紀中文小說一百強”，王藍的《藍與黑》上榜，反共文學也有它的生命。我沒有忘記，反共文學傳達的訊息，臺灣作家并不喜歡，但是文學的學習觀摩者應該可以把內容和形式分別對待。那時中國三十年代的新文學作品列為禁書，本省作家無可取法，反共也許討厭，文學技巧尤其是語言，那是天下公器。那時臺灣的同行們正在勤奮鍛煉中文，吳若的舞臺劇本，鐘雷的朗誦詩，鳳兮的雜文，田原、陳紀瀅的小說，反共成色十足，語言的成色也十足，虛心學習的人可以各取所需，王藍、楊念慈、朱西寧、司馬中原的敘述方式，也足以開擴視野，助長文章氣勢。今天史家和文評家檢視當年的反共文學，肯定了一些作品，這些創作大都和“文獎會”的運作無關。后來了解，國民黨中央察覺反共文學將如海潮洶涌，惟恐泛濫為患，特地以獎勵的方式導入河道，否則反共文學可能演變成對國民黨失去大陸的檢討批判。試看陳紀瀅在他的《賈云兒前傳》里，暴露了特務機構羅織無辜，王藍在他的《藍與黑》里，記述了抗戰勝利國民政府接收淪陷區的惡行，反共報人龔德柏演講，痛陳蔣介石在內戰中犯了戰略錯誤，稍后王健民出版《中國共產黨史稿》，分析中共何以能取得政權，指出國民黨失國的種種原因，毫不留情。《野馬傳》更是借著女主角絕望中的悲憤作出這樣的結論：共產黨，國民黨，都是壞蛋，沒一個好東西！國民黨的防堵確有“先見之明”。另一個可能是，文學作品的多義和曖昧反而有助于“為匪宣傳”，反共文學發生的效果應該符合預期，沒有偏差。口號是*不容易誤解的東西，所以有些反共文學不惜流為口號化。這就是為什么臺灣對喬治奧威爾《一九八四》、匈牙利小說家凱斯特勒的《正午的黑暗》（也有人譯作《獄中記》）、張愛玲的《秧歌》都不喜歡，無奈那是美國新聞處推廣的冷戰文宣，黨部無可奈何。臺灣域內的作家冷暖自知。姜貴告訴我，他在臺灣的坎坷，大半因為他寫了《旋風》。陳紀瀅的《賈云兒前傳》，王藍的《藍與黑》，也都有憂讒畏譏的經驗。司馬桑敦的《野馬傳》在香港發表出版，黨部鞭長莫及。一九六七年，臺灣已是百家爭鳴，《野馬傳》修正了，臺灣出版，還是遭到查禁。即使到了七十年代，《中國時報》發表陳若曦的《尹縣長》，仍然引起一片驚惶。“文獎會”看重長篇小說，那時小說以創造人物為首要，反共小說里的中共干部是什么樣的角色？事關對中共的認識和研究。那時黨內黨外都跟研究中共問題叫“總裁心理學”，研究者要揣摩他老先生的想法找材料下結論，反共小說（還有戲劇）也成了“總裁心理學”的一個章節。中國共產黨興起，并非因為中華民國的政治和經濟制度有重大缺陷，而是因為“西風東漸，俄式邪說輸入，國民道德墮落，無賴無恥的人受煽動蠱惑成為暴民”。這就大大窄化了題材也降低了境界。那年代半個世界（也許該說大半個世界）都在反共，東西對抗，稱為“冷戰”。反共并非國民黨一家之言，但是臺灣早期的反共文學卻是國民黨閉門造車。當年“文獎會”的真正任務，乃是對反共文學寓禁制于獎勵，這就難怪“反共文學”總是感情太多、才情太少，紀實太多、暗喻太少，素材太多、形式美太少。中國大陸的文學理論家黎湘萍指出，那些反共文學“把小說當做歷史寫”，說得含蓄，也說得中肯。“國家不幸詩家幸”，時代對作家甚厚，作家對時代的回報甚薄，“百樣飄零只助才”，無奈“一代正宗才力薄”！他們“我志未酬人亦苦”，他們盡了力。我那時不懂事。有一天接到中國文藝協會的通知，約我去參加座談會，座談的主題是反共文學。那時文協在水源路，我如時前往，座上只有陳紀瀅、王藍兩位常務理事，穆中南和梁又銘兩位理事，再無其他會眾，我心中納悶，這怎么能算是座談會？坐定之后，陳紀老客客氣氣請我發言。我那時不懂事，居然以為有了一吐為快的機會。我說我認為*好的反共小說有三部，姜貴的《旋風》，司馬桑敦的《野馬傳》，張愛玲的《秧歌》，可是這三部小說都沒有受到文壇注意，我很懷疑臺灣究竟是不是一個提倡反共文學的地方。舉座默然無聲，良久，我自己覺得沒趣，告辭回家。后來知道，他們本想找我主導一個寫作小組，為他們寫的反共小說作些宣傳，他們預料可以聽到我稱贊他們的作品，順勢把工作計劃提出來，奈何我那時不懂事，話不投機，計劃只好胎死腹中。反共文學對我的學習有幫助嗎？有，那時他們任何人都寫得比我好，我有什么理由藐視他們？看過反共文學的大潮，我體會到藝術和宣傳的分別，上了必修的一課。辛克萊說“一切藝術都是宣傳”，我以前信服這句話，因反共文學而了解這句話，能夠準確地解釋它。黨部掛帥也教我知道如何掌握主題，予以放大、延伸和變奏。反共文學完了嗎？九十年代我在紐約，一位觀察家告訴我，反共的人共有五類：有仇的，有病的，有理想的，有野心的，和莫名其妙的。這是真知灼見。我想反共是這五種人的組合互動，可能一個有病的排斥一個有理想的，可能一個有仇的指揮一個有病的，也可能一個有野心的出賣一個莫名其妙的。高踞他們之上，有一位總指揮，他可能有仇、有病、有理想，也有野心，即使姜貴和張愛玲也都未能寫全寫透。……
回憶錄四部曲之四:文學江湖 作者簡介
王鼎鈞，1925年出生于山東蘭陵；抗日戰爭爆發，他在山東老家跟著父親打游擊；1942年，他穿過日占區，到達安徽阜陽就讀國立二十二中學；抗戰末期，他成為國民黨憲兵，歷經徐州、南京、上海、葫蘆島、沈陽，洞悉國民黨真實面目；1949年，他在天津被解放軍俘虜，穿著解放軍服跋山涉水，逃到臺灣，亂中景象盡收眼底；1950年代，他進入（臺灣）中國廣播公司做編審組長、節目制作組長、專門委員，先后主編臺北《掃蕩報》副刊，臺北《公論報》副刊，擔任《中國時報》主筆和“人間”副刊主編，幼獅公司期刊部總編輯，閱盡臺灣文化界內幕和各色人物的苦辛與沉浮。 王鼎鈞的創作生涯長達大半個世紀，長期出入于散文、小說和戲劇之間，著作近40種，以散文產量最豐，成就z大。在臺灣，他被譽為“一代中國人的眼睛”和當代散文“崛起的山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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