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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問題”與巴爾干化的歷史根源 版權信息
- ISBN：9787511739001
- 條形碼：9787511739001 ; 978-7-5117-3900-1
- 裝幀：一般純質紙
- 冊數(shù)：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東方問題”與巴爾干化的歷史根源 內容簡介
本書以帝國、霸權與區(qū)域三個概念來概述與分析東方問題演進的階段, 以期能夠客觀準確地把握東方問題發(fā)展的歷史進程與演進邏輯。該書主要內容包括: 導論 ; 東方問題的內涵與分期 ; 帝國、戰(zhàn)爭與邊緣的形成等。
“東方問題”與巴爾干化的歷史根源 目錄
目錄
**章 導論1
**節(jié) 選題的意義1
第二節(jié) 研究現(xiàn)狀2
第三節(jié) 研究方法與思路12
第四節(jié) 創(chuàng)新之處16
第二章 東方問題的內涵與分期18
**節(jié) 帝國、霸權與戰(zhàn)爭18
一、霸權與帝國：兩種形態(tài)與邏輯18
二、國家能力的理論框架30
三、帝國戰(zhàn)爭與霸權戰(zhàn)爭47
四、帝國之后：區(qū)域的興起55
第二節(jié) “東方問題”的幾種解讀范式59
一、馬克思恩格斯解讀“東方問題”59
二、文明沖突的范式68
三、地緣政治范式76
第三節(jié) “東方問題”的內涵與分期框架82
一、東方問題：內涵與本質82
二、東方問題的分期框架89
第三章 帝國、戰(zhàn)爭與邊緣的形成95
**節(jié) 三大帝國國家能力的變遷概述95
一、奧斯曼帝國國家能力的演變95
二、哈布斯堡帝國國家能力的演變106
三、俄國國家能力的演變119
第二節(jié) 三大帝國之間的戰(zhàn)爭131
一、戰(zhàn)爭與（去）邊疆化132
二、文明的接觸與對抗：奧斯曼VS哈布斯堡138
三、自然邊界的分割與土俄戰(zhàn)爭148
四、若即若離的俄奧聯(lián)盟158
第三節(jié) 帝國邊緣：形成與特征162
一、帝國擴張與邊緣的形成162
二、邊緣的內涵與特征173
第四章 霸權體系下的東方問題181
**節(jié) 從帝國體系向霸權體系的轉型181
一、歐洲現(xiàn)代國際體系的形成與擴張182
二、面向霸權：奧斯曼帝國的初次改革195
第二節(jié) 帝國戰(zhàn)爭與霸權戰(zhàn)爭：奧斯曼帝國的內外挑戰(zhàn)202
一、來自邊緣地區(qū)的沖擊：希臘革命及阿里203
二、克里米亞戰(zhàn)爭與維也納體系的重組215
第三節(jié) 歐洲霸權體系與東方問題的互動230
一、東方問題的“歐洲化”231
二、歐洲變局與近東危機244
第五章 區(qū)域崛起與東方問題的終結259
**節(jié) 巴爾干民族國家的構建259
一、民族主義與國家能力結構的重塑260
二、巴爾干的民族主義與國家：類型與歷程269
第二節(jié) 巴爾干區(qū)域的構建290
一、巴爾干區(qū)域的初步構建與嘗試290
二、戰(zhàn)爭與巴爾干區(qū)域的確立302
第三節(jié) 東方問題的終結315
一、南斯拉夫：次區(qū)域秩序的構建316
二、希土戰(zhàn)爭324
第六章 后帝國空間與巴爾干化的邏輯330
**節(jié) 人類組織演化的動力與邏輯331
第二節(jié) 邁向后帝國時代的動力337
第三節(jié) 后帝國空間的特征345
第四節(jié)巴爾干化的邏輯349
結語359
參考文獻362
展開全部
“東方問題”與巴爾干化的歷史根源 節(jié)選
第三章 帝國、戰(zhàn)爭與邊緣的形成 奧斯曼帝國軍隊進入歐洲標志著一個時代的開啟，在此后的幾百年間，奧斯曼帝國、俄國與哈布斯堡帝國之間的戰(zhàn)爭與角逐塑造了巴爾干地區(qū)。巴爾干地區(qū)從奧斯曼帝國的邊緣地帶進而演變?yōu)槿蟮蹏倪吘壍貛，各種權力的邊界交疊于一體，造就了巴爾干獨特的政治地理生態(tài)。三大帝國的國家能力變動引發(fā)了帝國邊界的移動，總體而言，在東方問題的前半段，奧斯曼帝國具有優(yōu)勢地位，帝國邊界深入中歐、黑海北岸，隨后哈布斯堡帝國興起，將邊界推向多瑙河一線；俄國后來居上，將黑海沿岸收入囊中，并對君士坦丁堡虎視眈眈。巴爾干作為三大帝國爭奪的邊緣地帶，成為日后東方問題的焦點與核心。 **節(jié) 三大帝國國家能力的變遷概述 國家能力的變化是引起國際關系變動的根源，帝國擴張是帝國國家能力的投影。東方問題首先是一個帝國的問題，奧斯曼帝國、哈布斯堡帝國與俄國先后成為東方問題的主導者，并由帝國國家能力決定三大帝國在東方問題中的地位。東方問題不是三個帝國的國家史，也不是帝國外交史，但是對三個帝國國家能力演變的線索進行概述還是非常有必要的。 一、奧斯曼帝國國家能力的演變 奧斯曼帝國國家能力的形成與發(fā)展經歷了漫長的過程，而國家能力的因素則是通過學習、模仿、繼承或者創(chuàng)新等各種手段逐漸累積起來的，本節(jié)將討論這些國家能力因素及其結構變遷，粗線條地認知奧斯曼帝國的崛起與轉型。奧斯曼帝國興起于一個小公國，其首領是具有魅力的領袖，周圍是一些與之共同征戰(zhàn)的武士，這種具有游牧特征的軍事組織是奧斯曼的力量源泉。“伊斯蘭國家通常出自游牧部落的世系”，“它們建立在征服之上，其原理和結構都是軍事性的”！败娛律系慕┗、意識形態(tài)的狂熱以及對商業(yè)的冷漠因此就成為土耳其、波斯和印度征服的一般準則”。這種變化來源于奧斯曼帝國內涵的變化，隨著征服區(qū)域的擴大，奧斯曼帝國從突厥人的國家變成了一個伊斯蘭教國家，其基礎發(fā)生了重要的變化，“這個王朝通過與不同種族之間的通婚很快失去了‘突厥’特性，其國家權力基礎源于各種民族的混合，將各種能量融入國家內部，很快其根基從中亞來的游牧移民轉向中東”，經過這一變化，“土耳其”失去了其種族特性，而變成了穆斯林的代名詞。 有學者認為，奧斯曼帝國的擴張與崛起主要源于以下幾個原因：王朝政治，通過聯(lián)姻與周邊的政治勢力結成姻親關系；行之有效的征服手段，在不同的地區(qū)實行不同的統(tǒng)治政策，從盟友、附庸到直接統(tǒng)轄等不同的統(tǒng)治方式；輕徭薄賦的政策，在新近征服的地區(qū)減輕租稅，緩解被征服臣民的反抗行動；建立提馬爾等賦稅體制，有效地征收賦稅；采用先進的火器，提高了軍隊的戰(zhàn)斗力；以征募（devirme）制度“*大化地動員了男性臣民，使有才能的農家子弟可以登上帝國軍事、行政管理的高位，帝國從中吸收了大量的青年才俊為帝國服務”。 “為了建立一個復雜精巧的國家機構，奧斯曼人從其征服的社會中學習了許多有用的制度。塞爾柱突厥人接受了伊斯蘭教、教育與法律制度，其結果是，如奧斯曼社會繼承了塞爾柱突厥人的清真寺、學校與法律制度。奧斯曼也從拜占庭帝國那里采用了一套完整的官僚制度：稅收、宮廷制度、分封實踐以及土地占有制度等都被奧斯曼人所吸收。這些制度成為支撐奧斯曼帝國的強大工具！ 因此，“奧斯曼帝國可以被視為是從拜占庭、突厥游牧部落、巴爾干國家和伊斯蘭世界各種各樣的因素形成的一個高效的混合體”！皧W斯曼帝國崛起為一個世界性力量是東南歐、中東、北非甚至世界歷史上*重要的事件。”從國家能力的角度而言，奧斯曼帝國的國家能力經歷了幾次轉型，例如從時間性帝國向空間性帝國的轉變以及從空間性帝國向現(xiàn)代國家的轉變，真正令人驚奇的不是奧斯曼帝國的迅速崛起與擴張，而是奧斯曼帝國能夠順利完成國家能力結構的轉型，并且將一個創(chuàng)建于13世紀末的國家延續(xù)至20世紀初。 為解開奧斯曼崛起之謎，首先需要了解奧斯曼從一個小小的公國邁向帝國的轉折，因為在這個過程中奧斯曼初步形成了國家能力。奧斯曼帝國的蘇丹及其大臣多數(shù)都是實用主義者，他們能夠靈活地將各種制度與自己的游牧習俗融合起來，并服務于政治、經濟需要！半S著帝國的擴張，蘇丹日益意識到需要建立一套制度收取賦稅以滿足宮廷和軍事需要”，此時，奧斯曼初具時間性帝國的雛形，奧斯曼土耳其人在本質上是“好戰(zhàn)分子、牧人游牧者”。這種游牧的習性并不適合建立有效持久的政治秩序，奧斯曼人的高明之處在于，很快他們便繼承了拜占庭帝國的衣缽，實施稅收、宮廷制度、分封實踐以及土地占有制度。作為征服者，他們迅速調整了與希臘教會之間的關系，蘇丹穆罕默德在三天之內便重建了教會秩序，東正教主教需要通過選舉產生，同時按照既往的儀式賦予其足夠的神圣性。主教從蘇丹那里不僅獲得了個人的尊嚴，而且還得了蘇丹對教會的保護，尤其是完全的宗教信仰自由。穆罕默德在君士坦丁堡宣傳“伊斯蘭教優(yōu)于羅馬教皇”，因此，“希臘教會將蘇丹視為對抗羅馬教廷的保護者”。蘇丹多次造訪東正教的*高首腦，并且與其討論宗教信仰問題，這種宗教舉措不僅是一種宗教寬容的政策，更是一種高明的治國之術，通過滿足被征服者的宗教需求，蘇丹得以在基督教世界的東西兩部分制造紛爭。 隨著帝國的擴張，奧斯曼帝國的統(tǒng)治階級發(fā)生著變化。1453年是奧斯曼帝國的起點，標志著一個地跨歐亞，融合東西方思想的帝國進入世界歷史舞臺！罢鞣吣潞蹦陆y(tǒng)治時期是一個轉折點，即開始創(chuàng)建一個新的帝國政體，同時毀滅另一個帝國——拜占庭。”“奧斯曼蘇丹穆罕默德開始著手為這個新的國家設計一個國家結構！苯y(tǒng)治階級由好幾個階層構成：**個是土庫曼家族，他們是構成帝國的核心力量，他們協(xié)同**代奧斯曼蘇丹作戰(zhàn)，為帝國的建立立下汗馬功勞；第二個是早期被征服并且融入奧斯曼帝國的民族；第三個是德邁希，即進入奧斯曼帝國統(tǒng)治階層的基督教臣民，年輕的基督徒入選之后被送往首都接受教育和培訓，然后被派往各地擔任職務；第四個是烏里瑪，即伊斯蘭教的神職人員。 值得注意的是奧斯曼帝國王位的繼承方式。1402—1413年的內戰(zhàn)為奧斯曼確立了王位繼承制度，如果想獲得蘇丹的大位就必須殺掉所有的競爭者。內戰(zhàn)的獲勝者穆罕默德認為這種制度是合理的，他認為：“殺掉所有的兄弟而獲得神圣的支持并且成為蘇丹，有利于世界秩序的穩(wěn)定！币晃惶K丹即位后，必須將自己的兄弟及其侄子處死，以免對王位造成威脅。這種王位繼承的風俗，源于游牧習俗，“與土庫曼—蒙古政體極為相似，即沒有一個事先制定好的繼承程序，以選擇在治國和戰(zhàn)爭中顯示出才能的王室成員為重點”。也許這種繼承方式在局外人看來顯得十分殘忍，但是從政治權力交接與發(fā)展的角度而言，利弊參半：一方面保證了統(tǒng)治者的素質，蘇丹的兒子們將被派往各地擔任封疆大吏，研習治國之術，當蘇丹駕崩之后，王子們通過這種比較殘酷的角逐，只有權謀與意志兼具者才能勝出，“只有獲得軍隊、宮廷官僚的支持的王子才能獲得王位，這種繼承方式被認為是獲得了神圣的支持”；另一方面，造成政局動蕩。沒有完整有序的繼承制度，每次王位更迭意味著一次政治動亂，只有獲得禁衛(wèi)軍支持的候選者才有可能登上王位，因此，軍隊在政治生活中成為至關重要的因素。巴耶濟德二世的同父異母的兄弟杰姆試圖將帝國瓜分，巴耶濟德統(tǒng)治帝國的歐洲部分，杰姆占有亞洲部分。*后巴耶濟德獲得勝利，但是杰姆逃到法國避難，一直是巴耶濟德的一塊心病。在此期間（1481—1495年），基督教強國試圖利用巴耶濟德王位不穩(wěn)的隱憂對其進行敲詐，除了付出了大量的金錢之外，巴耶濟德也難以再次調集兵力進行擴張。只有當杰姆在歐洲去世之后，巴耶濟德二世才敢放手一搏，與威尼斯展開了對東地中海霸權的爭奪。 毫無疑問，奧斯曼帝國以宗教與軍事立國，其經濟制度完全適應于這種軍事征服體制的需要。在農業(yè)社會，土地是*重要的財產，土地制度及其相關的財稅制度極大地影響了一個國家的走向。在奧斯曼帝國中，有四種土地制度：**種被稱為“米爾”（Miri），所有可用耕地和牧場都歸上帝所有，或者上帝的代理人蘇丹所有；國家還擁有大量的公共用地，如森林、大山、道路、市場用地等；沒有繼承人的土地要收歸國有。第二種是提馬爾（Timar），這是一種半公共的土地，是蘇丹將“米爾”的土地賜予行政官員或者軍官的土地，但是受封人只有用益權，沒有所有權。這種權利既不能私吞也不能繼承，當然，或多或少會通過合法或者不合法的手段，土地逐漸走向私有化。合法的手段是“無限期租賃”，不合法的手段是“通過行賄”獲得這種權利。提馬爾制度的起源存在諸多爭論，有人認為起源于游牧部落的習俗，有人認為源自拜占庭帝國的制度。提馬爾制度從安納托利亞傳播到其他地區(qū)，一些勇猛、體格健壯的農民被招募為提馬爾的所有人，這是提馬爾制度的擴大，“持有土地的人必須向國家提供軍事服務”。第三種被稱為瓦克福（Vakf），這種土地主要用于宗教目的或者公共福利，土地是免稅的，正因為如此，很多地主便想方設法將自己的土地置于瓦克福的保護之下，這樣便可以偷稅，并且將土地傳給自己的子女。第四種，被稱為“穆勒克”（Mulk），這是一種真正的私有土地，主要包括臣民的住宅、菜園、果園之類的。這種土地免于國家控制，國家既不會向這種土地征稅，也不會征發(fā)兵役，因此很多提馬爾的土地會轉變?yōu)槟吕湛，這種土地制度的變化，造成了私人財富的增加，因此，“極大地損害了蘇丹、中央政府以及軍事權力”。 時間性帝國的構建為奧斯曼帝國的快速擴張奠定了基礎，這種國家能力結構以征服作為中心目標，與布匿戰(zhàn)爭之后的羅馬帝國一樣，經過一百年，奧斯曼帝國從安納托利亞的小國成為地跨歐亞非三大洲的龐大帝國。當然，奧斯曼帝國快速擴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從外部來看，奧斯曼帝國的外部環(huán)境比較優(yōu)越，歐洲的教會處于分裂狀態(tài)，東正教會與天主教會互相對立，歐洲處于分裂狀態(tài)，絕對主義國家的建設剛剛處于起步階段，“利維坦”還在孕育之中。此外，拜占庭帝國處于長期衰落狀態(tài)，巴爾干地區(qū)經濟社會發(fā)展落后，而且處于相互敵視狀態(tài)。凡此種種都為奧斯曼帝國的擴張?zhí)峁┝吮容^寬松的空間。從內部而言，奧斯曼帝國建立了一個適合擴張的國家能力結構。在蘇萊曼大帝期間，奧斯曼帝國占領了北非、阿拉伯半島，向東征討薩法維王朝，向北深入中歐。蘇萊曼大帝之后，奧斯曼帝國大規(guī)模擴張的進程基本結束，如同羅馬帝國在愷撒遠征高盧之后。 諸多論者都認為，蘇萊曼大帝之后，奧斯曼帝國急劇衰敗。“奧斯曼帝國東征西討的昌盛時期持續(xù)了將近3個世紀之后，到了1560—1617年間，在亞洲，特別是在歐洲，實際上已經結束了。”在“戰(zhàn)場的勝利之于奧斯曼帝國猶如呼吸之于生命一樣，軍事勝利本質上是國內有效管理的表現(xiàn)”。另一位《劍橋史》的編纂者認為，蘇萊曼大帝將奧斯曼帝國推向了權勢的巔峰，“那時候它擁有良好有效的制度支撐其政治的偉大”。斯塔夫里阿諾斯也認為：“蘇萊曼大帝是奧斯曼帝國歷史上巨大的分水嶺。在他之前奧斯曼的歷史充滿勝利與擴張；在他之后則是收縮與防御！敝T多論者認為，奧斯曼帝國從蘇萊曼大帝之后其發(fā)展軌跡便是一路下行，直到**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崩潰為止！*近的研究結果表明，直到17世紀末，從整體而言，奧斯曼帝國及其社會依然是一個高效的戰(zhàn)爭組織！边@種國家能力來源于蘇丹無可置疑的權威、完整有效的中央機構，以及在廣大的領土范圍內調度資源的能力。以國家能力的視角來分析，蘇萊曼大帝處于帝國轉型的關口，他既是一名偉大的征服者，也是一位立法者。奧斯曼帝國從快速擴張趨于穩(wěn)定，是時間性帝國向空間性帝國轉變的開始，從國家能力的要素來分析，帝國的轉型表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 **，蘇萊曼大帝之下的奧斯曼帝國領土擴張已經接近古代世界的極限，奧斯曼帝國重現(xiàn)了伊斯蘭教帝國初期的輝煌，其擴張邊界已經遇到各種外部勢力的強力抵制。在東方是波斯帝國的后裔，在西方是哈布斯堡帝國，在南方是沙漠的自然阻隔。被西方史學家大書特書的勒班陀海戰(zhàn)并沒有扭轉西歐對抗奧斯曼帝國的頹勢，時隔兩年，奧斯曼帝國重建了一支更為強大的艦隊，威尼斯在此臣服于奧斯曼帝國之下，土耳其重新奪取海上控制權。勒班陀海戰(zhàn)并沒有撼動奧斯曼帝國在東地中海的統(tǒng)治，而在西地中海，奧斯曼帝國未能打敗腓力二世的西班牙。奧斯曼帝國基本達到其*大的擴張邊界。 第二，軍隊轉型，曾經為奧斯曼帝國擴張立下汗馬功勞的近衛(wèi)軍發(fā)生蛻變，奧斯曼帝國的軍事權力大打折扣。與東方的波斯、西方的哈布斯堡帝國長期戰(zhàn)爭造成了帝國軍隊的大量的傷亡，同時，戰(zhàn)爭方式的轉變、火器的使用、堡壘要塞防御等要求軍隊功能相應發(fā)生轉變。奧斯曼帝國的軍隊以往主要由兩部分組成。一部分是非穆斯林或非土耳其出身的“基爾曼”（意思是蘇丹的侍從），這些人組成近衛(wèi)軍團，*著名的當屬“德伍希爾邁”，主要從巴爾干地區(qū)征召的基督教幼童，他們被征召之后便改信伊斯蘭教，同時接受嚴格治國之學訓練，包括軍事技術、治國經驗、行政管理等各方面的教育與培訓。近衛(wèi)軍是蘇丹手下的擴張銳器，紀律嚴明、能征善戰(zhàn)，這支軍隊之所以能夠一直保持戰(zhàn)斗力，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基爾曼的資格不能世襲，近衛(wèi)軍軍官不可以結婚，因此，保證了這支軍隊一直有新鮮血液注入，避免了近親裙帶關系的侵蝕；另一方面，近衛(wèi)軍不能參與經濟活動，他們接受國家俸祿，沒有封地，更不用說要參與商業(yè)活動了。從某種程度上講，“龐大的穆斯林帝國是以基督徒的肌肉與大腦為基礎的，從1453年到1623年奧斯曼帝國處于鼎盛時期的年代中，47位大維齊爾只有5位有突厥血統(tǒng)”。除此之外，蘇丹手下還有一批封建騎兵，即“西帕希”，這些騎兵擁有一塊國家封地，依靠封地收入來購買作戰(zhàn)裝備，西帕希的身份是可以世襲的。這種軍制到了17世紀發(fā)生了變化，對職業(yè)軍隊的需求使得大量穆斯林進入基爾曼的隊伍，使基爾曼講求高招戰(zhàn)術技能和紀律嚴明的傳統(tǒng)受到沖擊，同時傳統(tǒng)的封建騎兵已經難以擔當邊境防御的重任，而步兵、工程兵、炮兵等技術兵種更能夠勝任。這支禁衛(wèi)軍只是蘇丹的私人工具而已，但是隨著征戰(zhàn)的結束，禁衛(wèi)軍成為兵變的導火索。1566年，禁衛(wèi)軍允許結婚，又允許其子弟繼承軍職與財產，此后，越來越多的禁衛(wèi)軍軍官投身于商業(yè)，軍隊紀律日漸松弛，從16世紀末開始，這支曾經能征善戰(zhàn)的軍隊在國內成為飛揚跋扈的特權階層。曾經的軍事精英集團開始蛻化，紀律嚴明的禁衛(wèi)軍逐漸成為威脅政權穩(wěn)定與社會秩序的動亂之源。禁衛(wèi)軍的來源多樣化，訓練松懈、紀律弛廢，在首都的禁衛(wèi)軍“成為受烏里瑪集團的偏執(zhí)或宮廷陰謀所操縱的狂熱群氓”。 第三，政治權力的轉變。從統(tǒng)治權力由蘇丹一人之手向集體統(tǒng)治權力過渡。1453年之后，統(tǒng)治階層出現(xiàn)變化，蘇丹開始逐漸清理昔日的統(tǒng)治精英，因為這些來自中亞草原的游牧家族桀驁不馴，通過削奪他們的財富與權力，蘇丹強化了個人統(tǒng)治，直到19世紀，蘇丹在理論上成為絕對的統(tǒng)治者。帝國擴張開始停頓之后，“無論男性還是女性，行政管理技巧的作用超過了武士，立法的蘇丹超過了戰(zhàn)斗的蘇丹”。蘇丹宮廷成為統(tǒng)治中心，同時各省的長官及其家族成為新的統(tǒng)治精英，尤其是大維齊爾更是如此。1617年起，奧斯曼帝國蘇丹的繼承制度發(fā)生了變化，獲勝的繼承者不會血腥地將所有的男性繼承人殺死，而是將男性的王位競爭者關在宮廷的高墻之內，王儲們失去了政治歷練的機會，從此，奧斯曼帝國再也沒有可以與蘇萊曼大帝比肩的梟雄君主，蘇丹的政治能力衰落，使得政治權力開始流散，政治中樞的調控與調度能力大打折扣，“蘇丹成為統(tǒng)而不治的領袖，他們賦予官僚權力，但是很少參與政策制定”。維齊爾代替了蘇丹成為奧斯曼帝國的實際統(tǒng)治者，在幾代維齊爾的治理下，奧斯曼帝國又重振雄風。1638—1644年，大維齊爾穆斯塔法帕夏采取一系列增強國家能力的舉措，削減和控制近衛(wèi)軍數(shù)量、建立一個統(tǒng)一的國庫、推行貨幣改革等，此后的科普盧家族掌握奧斯曼帝國大權，當然一個賢明有能的首相對于國家興衰至關重要，但是如果沒有相應的制度的建設，比如官僚制度、財稅制度，一個人是難以撐持一個龐大的帝國的。1656年，科普盧就任維齊爾之后，奧斯曼帝國的宮廷陰謀與婦女干政才被終止，“政府的權威才慢慢重建”。 …………
“東方問題”與巴爾干化的歷史根源 作者簡介
孫興杰，歷史學博士。吉林大學公共外交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吉林大學國際關系研究所副所長。主要研究領域為國際關系史、地緣政治、中國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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