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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世界的經濟學 版權信息
- ISBN：9787521732290
- 條形碼：9787521732290 ; 978-7-5217-3229-0
- 裝幀：簡裝本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真實世界的經濟學 本書特色
北大國發院教授、經濟學家周其仁經典作品新版，增加新章節。
真實世界里的經濟學，是可以向真實世界里的普通人訴說的。
本書立足真實世界，揭示“公認”會發生的事沒有發生、不會發生的事反而發生這類“與常理不合”的真實現象背后的邏輯。
無論是教育質量如何考核、人力資本的價值判斷，還是企業如何改制，本書聚焦能力定價、產權、壟斷、人力資本等眾多與真實世界相關聯的話題，從經濟學的角度闡述事實和包含在事實中的邏輯。
真實世界的經濟學 內容簡介
經濟學大家、北大國發院教授周其仁代表作。
經濟學基于“理性人”假設，但它應當用來解釋處處“不理性”的真實世界。
真實故事之所以引人入勝，是因為它們往往與“大家認可”的邏輯相抵觸。“認可”會發生的沒有發生，而“認可”絕不會發生的事卻偏偏來。
這本書所要揭示的，就是這類“與常理不合”的真實。
作者說，“在村莊田野和象牙塔之間來來回回，調查、訪問、整理、匯報，不經意之間就走進了一個書本上沒有的學問天地”。
這是一個真實的世界。本書收錄了作者關于產權、壟斷、人力資產產權、企業家地位、企業改制等方面的文章，從經濟學的角度，闡述事實和包含在事實中的邏輯。
如作者所言，本書將經濟學置于真實世界，使得理論不凌空蹈虛，而是從問題出發，每一句話都是有的放矢，切中肯綮。不管是經濟改革還是教育問題，抑或企業的人力資源，每一個實例都不止是這個領域的案例，而是可以觸類旁通，用來解開其他領域的難題，并經受時間的考驗。
真實世界的經濟學 目錄
自 序 V
引言
**章 產權的界定
產權界定 // 003
產權改革 // 012
第二章 人力資本的產權
人力資本的產權特征 // 025
刮目相看人力資本 // 035
能力定價和高科技產業 // 042
學生質量考核的困難 // 051
教育專家系統的可靠性 // 056
第三章 企業家研究
景氣低迷中的企業家行為 // 067
新經濟與企業家精神 // 076
家族經營與非家族經營是一樣的 // 084
信譽與運氣 // 089
企業家是錢財不夠用之輩 // 094
駕馭不確定性 // 099
企業家能力競爭的舞臺 // 104
普通人投資的世紀 // 114
三種私人資本和中國經濟 // 121
入世與中國企業價值的重估 // 131
不承認企業家人力資本價值會怎樣 // 141
第四章 公有制的改革
便宜的企業家和昂貴的企業制度 // 151
自然人持股：繞不開的話題 // 167
企業改制，何謂成功 // 172
國有企業：不能不談“方丈”只說“廟” // 175
“廟”里的“好方丈”為何那么少 // 181
攫取與公有制企業改革 // 195
第五章 競爭、壟斷與管制
選一個角度看“壟斷” // 215
哪一種壟斷扼殺市場競爭？ // 219
擴展管制的動力與效果 // 225
“管制資本主義”的教訓 // 232
新管制經濟學點評 // 240
重視中國自己的經驗 // 247
第六章 另眼看壟斷
境外上市賣點的教訓 // 261
手心手背都是肉 // 266
“看得見的手”定價，“看不見的手”定量 // 271
高科技永遠都很“高” // 276
理性的局限 // 285
郵政專營的三個理由 // 289
自發的梧桐樹 // 294
要反對的不是重復建設 // 301
第七章 市場的守夜人
守夜人的經濟學說 // 309
另一條印度道路 // 314
啟動經濟和政府退出 // 321
為中小企業融資服務的資本市場 // 334
轉型期城市就業也需“軟著陸” // 342
展開全部
真實世界的經濟學 節選
學生質量考核的困難報紙報道，時下學生考試作弊、假文憑泛濫愈演愈烈，有成為潮流之勢。怎樣解釋這些“有辱斯文”的現象呢？想來想去，這件事情不簡單，因此我選擇“考核學生質量的困難”作為尋找合理解釋的入手之處。特別困難的考核大體而言，知識是可以分類的。學校里傳授的知識是所謂“一般性知識”，這種知識不同于那些特殊的知識或技能。特殊知識可以通過“專利”或“商業秘密”來界定其權利，并加以保護，以利于交易。那么，一般性知識靠什么來保護呢？張五常為此提出過一個理論，要點是一般性知識可以自我保護，因為想要獲得一般性知識的人，必須花功夫“學習”。學習的各種直接成本和機會成本，就構成獲取一般性知識的“代價”。比如中學的語文、數學、物理、化學和外文，教科書可以用版權來保護，但是課堂講授和基礎訓練并沒有專利保護，正如大學教授在課堂上教的各門專業知識也不設專利保護一樣。但是，古今中外的經驗表明，掌握一般性知識的便捷之道，不是買本教科書自學成才，而是經過學校教育。有趣的是，學校里的知識既不可能直接買到手，也不可能立馬“偷”到手。無論是誰，真正要得到這些知識都必須下功夫“學習”。除了支付學習的經濟代價之外，學生還必須花費“求知的努力”。讀書人都知道“十年寒窗苦”的意思，可不單單指節衣縮食。但是，學生經過學校教育項目之后，究竟掌握了多少一般性知識，非常難以識別和鑒定。一個原因是，一般性知識是所有“直接有用”的專門知識和技能的基礎，而這個基礎對其“上層”的“有用性”和貢獻程度，難以確認。我們不妨隨便問一位“成功人士”，當年讀沒讀過“唧唧復唧唧，木蘭當戶織”，或者有沒有用方程式算過“雞兔同籠”？要是得到肯定的回答，我們不妨再深究一個問題：當年熟讀《木蘭辭》或算得出同籠雞兔腳丫子的總數，與日后的“成功”究竟有什么關系？我們也不妨捫心自問。拿我自己為例，當年高聲誦讀的“金戈鐵馬入夢來”，對于今天在大學教書領薪水，究竟有多大的用處和貢獻呢？答案是沒有直接的用處和貢獻。但是，從間接意義上看，一般性知識的用處和貢獻又無所不在。古典詩文對于文字操縱能力的培養，應該無人否認的吧？而文字操縱能力，差不多又是其他一切知識的基礎。至于韻律之中的美感及其對于性情的陶冶之功，那就是無論你從事什么行當，都可以受用無窮的。“大人”也許一輩子不再計算雞兔同籠，但是由此培養而得的計算能力和邏輯思維能力，卻讓他們終身受益。難題在于，直接有用的專門知識和技能比較容易檢驗和識別，而直接“沒有用”的一般性知識，其有用性就難以檢驗和識別。由此，掌握一般性知識的程度，也就難以評判，本文所謂考核學生質量的困難，就是這樣來的。考核出錯的學問其實，考核任何物品的品質都有困難。“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親口嘗一嘗。”這當然管用，但差不多只能對付*簡單的品質考核。復雜的呢？彩電的質量如何，當然你可以親眼看一看，但是你看到的“那一片刻”的質量，究竟可以維持多久？更復雜一點，考核鉆石首飾的真偽，莫非“你就得親手砸一砸”？巴澤爾分析過市場里考核不同產品品質的方法，他的結論是，考核品質總是要破費的，而“考核費用”在不同商品市場里有極其不同的分攤模式。賣西瓜的可以讓你嘗一嘗，“不甜不要”。那一點考核費用，其實攤入西瓜賣價，由全體買瓜者支付。要是西瓜的滋味實在太差，人們屢嘗而不買，那個倒霉的賣家只好兜底了。也因為如此，賣瓜者多少總要為提高他自己識別西瓜品質的能力而投點資，保證進貨的品質，降低兜底的風險，減少考核成本。但是，西瓜交易中考核成本的分攤模式，卻不能適用于所有商品。你要知道龍蝦的滋味，就要先付費才能“親口嘗一嘗龍蝦的滋味”。作為耐用消費品的家電，其考核費用在賣方市場上主要由買方支付，而在買方市場上就更多地由賣家承擔。張瑞敏砸冰箱以及這個“故事”被天下都知道，可不是免費的事情。市場競爭迫使生產商“實行三包”并對品牌投資，其實是在“一種產品的品質需要長期考核”的行業里分攤考核費用的具體模式而已。名牌瓜子并不能比非名牌瓜子多賣幾個錢，那是因為考核瓜子品質的費用比較低。但是名牌珠寶就全然是另外一個故事了。名牌珠寶商的信譽要長期“投資”，直到市場相信，品牌珠寶商不但聘得起一流的珠寶專家幫助顧客考核珠寶的品質，而且其專家系統絕不會因為短期的利益而賤賣名聲、指鹿為馬。巴澤爾的工作，告訴我們以下幾點。**，產品的品質越難以直接檢驗和識別，分攤考核費用的模式就越復雜。第二，為了有效地考核品質并降低考核成本，需要各種各樣的（考核）專家系統。第三，考核是容易出錯的，為了減少考核出錯，包括專家考核的出錯，社會還需要投資于一些特別的組織、機制和制度。讓我再補充一點：如果不能有效地減少考核出錯，產品品質的生產過程就一定要受到連帶影響。根據以上“預備知識”，我們可以來討論學生考試作弊、真文憑貶值、假文憑泛濫等現象了。在我看來，所有這些現象都與“學生質量考核”有關。問題的重點，不是學生為什么想作弊，以及為什么有人居然敢用假文憑。這是人性中固有的一面，不可能從中產生合理的解釋。問題的重點是，那些防止考核學生質量出錯的機制，為什么大面積失靈？讓我們直指“教育專家系統”本身，研究考核成本的分攤模式，然后發現每個環節考核出錯的原因。教育專家系統的可靠性國有教育體制的“虧損”不是反映在財務賬面上，而是集中反映在教育質量上，反映在學校品牌、教職員工和文憑的貶值上。無論如何，沒有可靠的教師和學校，要指望由“學官”來解決考核學生質量的難題，是靠不住的。教育考核靠專家我們曾經談到，由于學校“產出”掌握基礎知識的學生，可是學生擁有基礎知識的質量又難以考核，因此，教育專家系統不可或缺。孔子在兩千多年前就專門“游教”辦學，應該是教育分工能夠很早完成的一個經驗證明。不過，傳統教育家一面“生產”可以教學生的知識，一面又“評價”學生掌握知識的質量，這樣一個“自產自評”的專家系統，靠什么保證可靠性呢？孔子是被尊為“圣人”的。我們有理由相信，他一定非常愛惜自己的名聲，能夠自律，決不會將考核學生的評價權廉價地出售，也不會因為控制了“評價標準”就輕而易舉地減少教育努力的付出。但是，靠圣人辦學的規模總是非常小的。等到教育成為普遍的“行業”，就需要教育專家系統發生更復雜的分工，演化出種種機制來分擔考核學生質量的費用，減少考核出錯。一個教育專家系統，其實是蠻復雜的。我們先來看一看，有多少“有關方面”參與考核學生質量之事：教師、學校、政府教育行政機構、社會輿論，以及聘用學生的個人和機構。我們很快就會知道，即便這樣一個“多環節”的專家系統仍然遠遠不足以應付局面，還需要許多其他“看不見”的組織和機制來支援。**環節是教師。教師的功能可不是單單教書，而且要負責考核學生。教育的一項有趣的性質，就是“教的”與“學到的”不是一回事。自古以來，同級同科的學生，不會因為繳納了同樣的學費，用了同樣的課本，上同一位老師的課，就學到了同樣的知識。學生個人的努力、勤奮、悟性和靈氣，對于知識資本的積累從來就有著重要的甚至決定性的作用。所以，自孔子以來，老師光“教書”是不行的，還要負責為學生究竟掌握了多少知識或技能“打分”。老師因此成為考核學生質量的**顆“定盤星”。不過，老師的考核是可能“出錯”的。專業水平不夠，自己肚子里的那桿秤就是錯的，拿來量學生，怎么能不出錯？另外一種情況，親近的學生，錯了也算對；不親近的，再對也算錯。那就是職業道德方面的錯了。為了防止老師的考核出錯，有許多傳統的機制。比如，“老師資格”的獲得，要通過競爭性的考試；各種專業教師協會，一方面組織教師的知識更新，另一方面提供“同行評議”；同學、家長和社會各界對于老師的操守有非正式的“口碑”和正式的評價機制；等等。但是，這些都是輔助性的措施。當年北大校長蔡元培，要是完全靠“評議”來選北大教授，怕無緣取得“兼容并包”、廣招天下怪才的成就吧？靠學生或輿論來評價老師，也不一定靠得住。要是多數人偏偏“欣賞”那些要求不嚴、“分數放箭”的好好先生，如何是好？慧眼不識英雄的事情，是可能發生的。像1991年香港大學的學生們把張五常“選”為“*劣教授”的事情，難道不是一個教訓？另外，一位教師是不是很好地履行考核責任，也是很難加以識別的。但是，教師手握“打分數”“下評語”的大權，有什么激勵機制和制衡機制防止老師考核出錯？這一套問題，絲毫不亞于政治體制改革的難度。比較“經濟性”的問題是，要有較高的老師考核質量，首先要有較高的教師質量。為此至少要給教師的質量定一個合適的價吧？謝泳在他那篇《過去的教授》的出色文章里引證：梅貽琦時代的清華教授，月收入300~400元，*高500元還加一幢新住宅，講師120~200元，助教80~140元，一般職員30~100元，工人9~25元。我想當年的梅貽琦不會沒有預算的壓力，他開出來這個價，總是覺得非如此不能聘到一流人才來清華任教。有了這個價碼，當清華教授的競爭才能達到一定的激烈程度：沒有當上教授的，爭而當之的經濟意義明了；當上教授的，一旦被發現出錯的經濟代價也一目了然。我的看法，無論幾百元，給教授的薪水里都應該包含了教授考核學生質量這樣非常難以監督的工作努力的市值。基礎是什么呢？就是教師個人的人力資本（包括名聲）的產權得到充分承認，而教師人力資本的產權是學校聘請教師合約的一個基礎。要是教師人力資本的產權殘缺嚴重，知識不值錢，名聲不值錢，那么這位教師履行考核學生質量的職責就只好憑“良心”了。但是，當一個社會形成這樣的風氣，寧愿把資源花費在賄賂考官上，而不愿用來提高教師所得的時候，教師要維持“良心”的代價是不是也太大了一點？這種情形下，考核學生質量的教師環節，從制度來分析就靠不住了。有關報道中講到一位監考先生眼看大量考場作弊不聞不問，甚至參與策劃并提供方便和保護。人們當然應該譴責這位監考先生的失責和敗德，但是還有一個問題也應該問一問：我們這個社會有沒有為監考先生們的不失責、不敗德付出一份相應的費用？防止教師考核出錯的“企業”教師環節“失守”，考核學生質量的責任就向學校轉移。學校，應該是防止教師考核出錯的*重要的制度安排。我想過學校制普行天下，而“教師個體戶”在古今中外都沒有經得住“生存檢驗”的原因。我的理解，除了其他方面的規模效應之外，“防止個別教師考核出錯”應該是學校制度勝出的主要原因。這里的學校，就相當于市場里的企業。聘任什么樣的教師、怎樣組織教學、如何激勵并監督教師行為、校正教師可能的考核出錯，都是學校的責任。自古以來，學校講究牌子可不是沒有道理的。學校品牌的主要價值，是保證對學生的考核出錯*小，從而節約社會挑選學生的信息成本。悖論在于，學校發出不實文憑和假成績，在短期內可以提高高考升學率、就業率甚至“出售文憑和成績單的所得”。只有從長期看，才可能對學校的名聲產生壞的影響。這里所謂的長期，就是不實文憑和假成績被發現的期限。由于基礎知識的質量識別非常困難，學校培養的人才究竟是不是實至名歸，那要經過多少年才能被市場“看”明白。“百年樹人”是有道理的，否則天下名校中*負盛名者，為什么不足百年的幾乎沒有？這就是說，教育品牌的形成比起一般商品的品牌，需要更長的時間。因此，學校必須有足夠的動力關心其長期聲譽，才能頂住增發不實文憑和假成績等短期獲利的誘惑。但是，學校為什么要關心長期聲譽？想來想去，“學校本位”是一個基礎。也就是說，好學校像一家好公司，必須是一個長期的合約，通過長期行為才能積累聲譽、培養傳統。如果學校本位體制被打破，成為行政機關的附屬物，學校代理人的產生不是基于學校本位和學校傳統，而是變成通常的行政官僚的任命，誰有足夠的動力來對“學校”的長期行為負責？相反，學校代理人通過自己手中的廉價投票權，“崽賣爺田不心疼”（在這里可能是“爺賣崽田”），謀取當期收益，不是更為順理成章嗎？要解決這個問題，根本問題是重建學校本位。我的記憶里，上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就有人大代表提出“學校本位”問題，如同20年前經濟學家蔣一韋呼吁“企業本位”一樣。問題是，有誰在聽嗎？學校“失守”，那就由“管學校”的政府教育行政機構來負責考核學生質量吧。事實上，現在各地報道的考場作弊和其他環節的作弊案件，恰恰多發生在教育行政機關直接管轄的范圍內（考場一般設在學校，但由教育行政機構直接管理）。這提醒我們研究，教育行政機關是否適合充當學生質量的考核者。我是到了北大任教，才知道連北京大學的學生文憑也要蓋了國家教委的官印才算“正式”這回事的。可是，國家教委怎么可能考核北大的學生呢？教委的公務員們就是全心全意，也不懂那么多專業；就是懂全部專業，也忙活不過來。現在的實際情況是“事權分離”：所有教育事務的審批權力集中在教育行政部門，但“具體事情”還是要學校和教師來做。這基本上就是*傳統的國有企業體制了。所不同的是，國有教育體制的“虧損”不是反映在財務賬面上，而是集中反映在教育質量上，反映在學校品牌、教職員工和文憑的貶值上。無論如何，沒有可靠的教師和學校，要指望由“學官”來解決考核學生質量的難題，是靠不住的。用人方的考核現在，考核學生質量的重任就全部落到用人單位一方的肩上。用人單位對于所要用的專門人力資本，應該具有更多的專家經驗。但是，對于支撐應用專門知識的一般性知識或全面性的素質，用人單位的專家經驗就不一定夠用。因此，在一個成熟的知識市場里，學校教師的專家經驗和用人單位的專家經驗，在識別學生質量時是分工合作的。IBM到名校去挑尖子生，這些尖子生再通過公司的培訓和考核。到了我們這里，由于“上游生產過程”在考核學生質量方面節節敗退，“用人單位”就十分吃緊。學校“文憑”和成績單不能提供可靠的識別功能，要挑選能力更強的學生，就只好由用人單位來支付幾乎全部的信息費用了。現在辦學機構要籌經費，希望公司商號解囊協助，不能如意，以為問題在于中國缺乏對于教育捐款的免稅制度。我的看法，問題沒有如此簡單。哈佛大學每年得到的巨額贈款，其中一部分就是用來保持哈佛名聲的。你要問哈佛的名聲對捐款者有何用，我想至少有一個用途：“用人單位”可以節省挑選學生的成本。“未來的競爭是人才的競爭”，可不是用來說說的。當然，“用人單位”究竟是不是真正要挑能力更強的人？我的看法，大量“公家的”地方并不真正在意選用人的本事。比較聽話一點，報上“好看”一點，是不是關系戶以及能不能搞關系，可能占據更大的權重。這等劣質需求，日復一日刺激劣質供給。面對“濫用文憑”潮流，公家“用人單位”的人事政策恐怕要負相當責任。據報載，江西省前副省長、因為貪污被槍斃的那位胡長清，生前雇人購買了偽造的文憑，不知道那張“文憑”對于他走上高位起過什么作用。胡某就地正法已經多日，到現在也沒有看到誰對這樣的臭事負責。相比之下，學生考場作弊應該還算好一點吧，只是虧了那些真正下苦功夫讀書的考生了。作弊可以“中舉”，假文憑可以謀職，苦讀寒窗的豈不都成了傻瓜？兩木難撐天下好了。考核學生質量的專家系統的可靠性，現在差不多就剩下兩個支撐點。其一，那些迫于市場競爭壓力要對挑選人才承擔*后責任的用人單位，希望挑選到真正能力強的學生，并為此承擔考核費用。其二，殘存的好的學校傳統和教師的“良心”（心理上的傳統）。但是，靠這兩點是否敵得過假文憑泛濫之潮流？看來蠻困難的。特別的困難是：用人單位面對的是畢業的研究生或大學生，而大量中間環節的學生質量考核，特別是中考、大考這樣被視為“一考定終身”的環節，用人單位就鞭長莫及了。因此，高考考場里發生的問題，不是“嚴加監管”就可以解決的。好比把樹砍了，把草皮也挖光了，水土流失一旦發生，只靠修壩就不一定管用了。治本之策，是政府退出直接的學生考核過程，把精力集中到界定學校本位和教師產權上，同時開放辦學的市場競爭。無論如何，考試作弊、真文憑貶值而假文憑泛濫的地方，就是GNP（國民生產總值）每年翻番也不好自稱現代化的。
真實世界的經濟學 作者簡介
周其仁，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孫冶方經濟學獎獲得者，中國改革開放30年30名經濟人物之一。 早年在黑龍江下鄉，其中在完達山狩獵七年半。 1978年從農村考入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系。畢業后工作于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研究所和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發展研究所，在杜潤生先生指導下從事農村改革發展的調查研究。 1989年5月后在英國牛津大學、美國科羅拉多大學和芝加哥大學訪問學習。1991年秋進入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獲碩士和博士學位。1996年春季起，回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現為國家發展研究院）任教，并應邀為中歐國際工商管理學院、浙江大學經濟學院、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和長江商學院等院校開設課程。 研究范圍主要包括產權與合約、經濟史、經濟制度變遷理論、企業與市場組織、壟斷、管制與管制改革等等。自1996年以來，相繼開設了有關經濟組織和經濟制度、發展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等課程。 著作有《改革的邏輯》、《競爭與繁榮》、《貨幣的教訓》、《中國做對了什么》、《病有所醫當問誰》、《世事勝棋局》、《真實世界的經濟學》、《挑燈看劍》、《產權與制度變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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