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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典小說西譯文選讀 版權信息
- ISBN：9787534895739
- 條形碼：9787534895739 ; 978-7-5348-9573-9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中國古典小說西譯文選讀 內容簡介
文化的交流與傳播總是雙向的。明清時期，與“西學東漸”相呼應，以介紹和傳播中國傳統文化為旨歸的“中學西傳”成為一種文化現象。其中，中國古典小說的西譯構成了“中學西傳”的重要組成部分。1735年至1911年近兩百年間，百余種中國古典小說被譯介，不僅成為西方人了解中國及中國人*生動有效的媒介，而且給西方社會帶去了回味雋永的中國風尚，成為構建西方人眼中“中國形象”的重要鏡像。“中學西傳”與“西學東漸”是一種雙向的互動的文化交流，共同推動了人類文明的共同進步。 《中國古典小說西譯文選讀》一書共選取了10種具有代表性的小說譯文，如：殷弘緒翻譯的《莊子休鼓盆成大道》，是*早翻譯成西文并正式出版的小說之一；帕西《好逑傳》英譯本在十八世紀的歐洲流布廣泛，促使《好逑傳》成為十八世紀歐洲聲名*著的中國小說；喬治·亞歷山大的《貂蟬》則將《三國演義》中與貂蟬相關的情節編譯成一部五幕的英國戲劇，成為跨文體、跨文化的一次成功實驗；喬利《紅樓夢》英譯本則是《紅樓夢》**個較為系統的西文譯本；師多馬的《中國小說中的中國人》不僅*早將《俗話傾談》翻譯成西文，亦是較早將中國方言小說納入西方人翻譯和研究范疇的有益嘗試，等……這些中國古典小說的早期翻譯，旨在為讀者提供中國古典小說西譯文本的**手研究資料，便于讀者進行文本細讀和中西文學文化關系研究。
中國古典小說西譯文選讀 目錄
殷弘緒《莊子休鼓盆成大道》（1736）
帕西《好逑傳》（**回）（1761）
馬禮遜《三教源流·釋氏源流》（1812）
湯姆斯《著名丞相董卓之死》（1820—1821）
德庇時《三與樓》（1822）
喬治·加德納·亞歷山大《貂蟬》（第三幕）（1869）
奧古斯塔·韋伯斯特《俞伯牙摔琴謝知音》（1874）
喬利《紅樓夢》（**回）（1892—1893）
道格斯《續玄怪錄·薛偉》（1893）
師多馬《俗話傾談·橫紋柴》（1895）
后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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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典小說西譯文選讀 節選
西方人眼中“中國形象”的歷史演變 中國古典小說的早期翻譯也從一個側面折射了西方人眼中“中國形象”的歷史演變，這里所謂“中國形象”是指西方對中國的一種認識和想象，是在中西交流的過程中，伴隨著中西文化自身發展的步伐，在特定的歷史時段和文化語境下，由不同類型的文本構筑而成的具有歷史延續性和社會集體性的話語譜系。 西人對中國及其文化的關注可以追溯到紀元前后，在早期的描述中，中國以“絲人國”的形象出現在西人對中國*初的想象之中，但由于記錄的零散，并不能構成真正意義上的“中國形象”。直至 13 世紀中后期，隨著《柏朗嘉賓蒙古行紀》《魯布魯克東行紀》和《馬可·波羅游記》等游記的流行，才將遙遠神秘、富庶強大的中國構想引入西方的文化視野，成為西方“中國形象”的起點。此后，隨著西方和中國交流的密切，西人關于中國的著述日益增多，從而構筑起西人眼中紛繁多樣的“中國形象”。簡言之，構筑西人“中國形象”的文本在形態上主要有旅行家的游記、傳教士的書信、外交使節的報告、西人關于中國的專門著述、西人創作的“中國主題”的文學作品、西人翻譯的中國儒家經典、西人創辦的以中國和遠東地區為主題的外文報刊和西人翻譯的中國古典小說等。 自 1735 年法國杜赫德編撰的《中華帝國全志》上刊登了三篇中國小說的譯文肇始，中國古典小說的譯文亦成為西人構筑“中國形象”的重要文本支持。在這方面，中國古典小說譯本具有天然的有利條件。首先，中國古典小說是由中國人自己創作的，作者憑借小說這種敘事文學體裁，通過復雜巧妙的結構、持續發展的情節、綿延拓展的時空、豐富詳致的細節，賦予小說表現社會的內涵和功用，從而使小說成為中國及中國人真實生活和風俗世態的“自我投影”。因此，中國古典小說往往被西人視為了解中國和中國人*有效生動的媒介，*直接的窗口。其次，中國古典小說早期的譯者大都是西方人，受譯者自身思維范式、知識結構、學術素養與文化積淀的影響，在翻譯的過程中難免帶有偏見，以“他者審視”的態度有選擇地翻譯中國小說，自覺不自覺地以西人的標準添加或改寫其中的某些情節，并注重中西文化之間的比較和差異。正是在“自我投影”與“他者審視”的雙重作用下，中國古典小說的翻譯成為構筑西方人眼中“中國形象”的重要文本依據。 中國古典小說翻譯構筑西人“中國形象”具體有四種方式：（1）西人對中國古典小說的選擇。西人翻譯中國古典小說的選擇標準和價值取向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西人對“中國形象”的構想。（2）西人在翻譯過程中對中國小說的改寫。通過對中文小說的增益或刪節，展示和凸現西方眼中的“中國形象”的某個側面。（3）譯本中前言和注釋的添加。譯者為譯本添加的前言或注釋往往包含大量的信息，或為譯者對所譯小說的介紹，或是對小說中出現的典章制度的解釋，或將中西文化進行比較，或對小說本身的內容、人物做出批評，成為西人構筑“中國形象”的重要憑借。（4）中國小說譯本在西方的刊印和流傳。中國古典小說通過在西方的傳播，將關于中國社會生活、思想文化等各個方面的知識帶入西方世界，成為西方讀者理解和認識中國的依據，從而在更廣的范圍內構筑起西方人眼中的“中國形象”。 與中國古典小說西譯的進程相一致，西方通過小說翻譯構筑的“中國形象”，先后出現了三種類型：“道德理性之鄉”“中國情調”與“多面的中國”。這三種“中國形象”的話語譜系大抵與西方啟蒙主義運動、浪漫主義思潮與現代性的歷史進程相一致。首先，“中國形象”在啟蒙主義思潮的背景下進入西方的文化視野，中華帝國作為“道德理性之鄉”被西人定格和放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人在啟蒙主義影響下對理性的推崇。進入 19 世紀初期，隨著浪漫主義的蔓延，西方發出了一種對人的感情自由抒發的呼喚，形成了對人為理性的反彈，在這樣的文化語境下，中國“道德理性之鄉”的形象逐漸隱退，取而代之的是一種作為異國風尚而出現的“中國情調”。進入 19 世紀中葉，隨著中西交流的頻繁和一些重大歷史事件的發生，特別是伴隨著中西力量對比的悄然變化和西方現代主義的推進，西方中心主義思想開始形成，因而其對中國的評價也逐漸帶有負面的成分，形成了西人眼中“多面的中國”。
中國古典小說西譯文選讀 作者簡介
宋麗娟，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教授，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訪問學者。曾在《中國社會科學》《文學評論》《文學遺產》等刊物發表學術論文多篇，出版著作《“中學西傳”與中國古典小說的早期翻譯（1735-1911）》，主要從事中國古典小說的早期西譯及中西文學文化關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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