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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力量 版權信息
- ISBN:9787515362458
- 條形碼:9787515362458 ; 978-7-5153-6245-8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制度的力量 本書特色
本書從制度優勢視角全面總結2020年中國抗疫偉大勝利,是廣大青少年學習領會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貢獻青春力量的生動教材。
制度的力量 內容簡介
本書結合歷史和現實, 從政治領導力、政治整合力、政治組織力、政治向心力、政治監督力和國際影響力等六個維度科學總結, 簡明扼要闡述中國共產黨領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巨大優越性。
制度的力量 目錄
制度的力量 節選
密涅瓦的貓頭鷹 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性往往在歷史過程中表現為無數的偶然事件,并通過偶然性為其開辟道路。必然性是社會發展不斷進步的合理性和必定如此的確定性,而偶然性則表現為在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面對的挑戰和經受的考驗,在經受了考驗、克服了障礙后,歷史常常是跳躍式的和曲折地前進的。偶然性能夠為必然性開辟道路的條件是,人類不僅要敘述、書寫和說明歷史事件、歷史活動,更要反思歷史,即對人的歷史活動和思維、觀念進行反思。如黑格爾所說,哲學*后表現為密涅瓦的貓頭鷹,在黃昏到來時悄然起飛。哲學的這一功能往往在歷史過程快要結束的時候才能表現出來。 2020年新春爆發的新冠疫情是一次影響全球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是世界歷史發展過程中的偶然事件、曲折形式,是對人類生存和發展的挑戰。我們相信,人類*終能戰勝病毒,但將會付出巨大的代價,有人的生命的代價,也有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代價。如果疫情結束之后,人們沒有吸取任何教訓,人們對自己的生活方式、社會關系和思想觀念沒有任何反思,那么,代價只是付出和傷害;如果人們能夠在這一慘痛的事件中吸取教訓,認真反思自身的行為和意識,那么,代價就能轉化為人類社會發展的理性動力。 從這次抗擊疫情的歷史性事件中,我們可以總結如下經驗教訓: **,要提高人的自然免疫力,包括人的身體免疫力和科技對抗力。馬克思說,“全部人類歷史的**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因此,**個需要確認的事實就是這些個人的肉體組織以及由此產生的個人對其他自然的關系。” 人首先是一個生命存在物,出于他的生存和發展的本能,必須提高兩種力量,一是自身發展,創造美好生活的主動性的力量;二是自身存在,對抗外敵侵害的防御性的力量。如果說在人類的力量比較弱小的時候,自然界是人類生存必須面對的對抗性的另一方,那么,隨著科技發展和文明進步,我們的力量越來越強大,我們越來越陶醉于對自然界的勝利,越來越享受美好生活,越來越憧憬美好前景,但我們卻常常忘記自然界對我們生存和發展的重要性,忘記保持生命安全、身體健康的前提性、基礎性意義,忘記在自然界中仍然有很多不安全的因素在一定條件下會激發出來,威脅著人類的生存和安全。 在從人類與病毒的這次歷史性的戰爭中,我們知道,實際上,各種各樣的病毒等危險人類身體和生存的因素一直都在,并且在將來也會長期存在,我們必須對此保持足夠的警惕性。正像對我們個人來說,我們身體很健康的時候,常常忘記生病的痛苦;我們活得很愜意的時候,不會想象死亡的無奈和絕望,但病痛、死亡的威脅一直都在。所以,我們在創造美好生活的同時,也要提高我們自身的免疫力,改善我們生活的自然狀況,增強抵御各種病毒侵害我們身體的力量。一方面是研究自然現象及其規律,發展科學技術,提高人類抵抗病毒的能力;另一方面,是提高人體的免疫力,包括鍛煉身體、增強體質和文明的生活習慣、交往習慣,以便使人體在與病毒的對抗中占據優勢地位。 第二,增強社會機體的免疫力,主要指建構良性的社會秩序,以形成更強大的社會合力。如果說,增強人的自然免疫力是指涉人和自然的關系的話,那么增強人的社會機體免疫力就關乎人和人之間的社會關系了。人對自然力量的強弱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人們之間的社會關系的狀況。馬克思認為,“只有在社會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合乎人性的存在的基礎,才是人的現實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會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對他來說才是人的合乎人性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對他來說才成為人。” 要提高人應對自然界的病毒和各種災害的能力,必須建構良性社會秩序、提高整個社會的力量,抵御各種其他危害的侵襲。在遭到病毒攻擊的時候,實際上形成的是人類對病毒的戰爭。面對傳染性、侵蝕性極強的病毒,人們必須結成一個目標一致、行動有序的共同體,才能凝聚力量,取得戰爭的勝利。每個人、每個環節構成抵御病毒的鏈條,任何一個薄弱環節都可能成為千里長堤的蟻穴,被病毒攻破,而使整個戰爭遭到失敗。 人們形成社會合力,增強社會機體的免疫力,就要建構良性的社會秩序。**,樹立國家權威和整體意識。一個民族、一個集體,必須有一個代表人民整體利益的國家、組織,作為凝聚共識和力量的核心。特別是病毒疫情的發生往往是突如其來,這個時候更顯示權威的重要性和力量。在當代中國,中國共產黨代表國家意志和人民利益,是統領各種力量的核心,中國抗擊疫情的重大勝利,顯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黨的集中統一領導的制度優勢。我們黨堅定的政治立場、強大組織力、廣泛的社會凝聚力、自我革命的監督力和人類命運共同體框架下的國際責任感和使命感,是其能夠充分發揮這一制度優勢的根本特性。第二,形成結構合理的社會關系。事物的功能既取決于單個要素的力量,也取決于各要素之間的構成關系。社會運行是各要素、各環節構成的整體,結構合理的社會關系是提高社會合力的重要因素。如在病毒突然攻擊面前,按戰時狀態各種力量能充分發揮作用,黨和政府部門研判形勢、做出決策;科研人員分析病毒、查找病源、尋找防控對策;醫護人員救治病人,防止擴大和傳播;宣傳部門發布準確有效信息,提高行動的科學性;后勤保障人員提高醫療和生活物資的供應能力;每個人都提高集體意識和責任感。第三,建構靈活應對、合理變化的社會秩序。秩序服從于行動目標和形勢的變化。社會秩序不是僵化的社會結構系統,而應是靈活變化的社會關系。社會機體保持較高的免疫力,社會發展保持較高的活力,必須根據疫情的變化,不斷調整主要任務、工作重心和社會要素構成,及時轉變活動方式,從而始終保持良好的社會運行狀態和運行方式。 第三,增強人的思想的免疫力,即保持科學理性思維,接受正確信息的能力。病毒疫情的爆發,既檢驗了人的身體免疫力、社會機體免疫力,也檢驗了人的思想免疫力,在疫情面前,人的理性思維能力、信息判斷能力、感性控制能力、思想約束能力,非常現實地表現出來。馬克思說,“人們是自己的觀念、思想等等的生產者”, 人的意識能夠進行主觀地想象,“不用想象某種現實的東西就能現實地想象某種東西”,它能夠“擺脫世界而去構造‘純粹的’理論、神學、哲學、道德等等”。 在當代中國改革發展過程中,既有馬克思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等思想,也有西方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等觀念,還有各種各樣虛構的判斷、觀念。而在突發疫情面前,更是產生了各種各樣虛假信息、錯誤判斷和虛構的理論。而各種錯誤的思潮、觀念由于很符合個人利益、個人主義價值觀、自由主義行為追求和貶低英雄的心理動機,反而更得到很多人的追捧和呼應,很多人在信息狂歡中失去了理性思辨能力和信息分辨能力,自己的思想觀念受到嚴重侵蝕,從而失去了正常人的思維和理智。 人的行為的合理性取決于思想的合理性和思維的分辨力,保持科學合理的行為方式和交往方式,應該建構合理的思維方式,提高信息選擇、分辨、建構的能力,提高思想的免疫力和合理性。這要求,一方面提高馬克思主義理論素養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理解能力和認同程度,以堅定的馬克思主義信仰、科學的理論塑造積極健康的思想體系,提高抵御各種錯誤思想、知識、信息的能力;另一方面,確立科學的批判精神、獨立的思想意識和理性分辨信息自覺性。從而,以高度的思想免疫力,提高人體免疫力和社會機體免疫力。 習近平總書記站在政治、歷史和未來的高度,對中國人民抗擊疫情的精神進行了全面而深刻總結。他《在全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在這場同嚴重疫情的殊死較量中,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以敢于斗爭、敢于勝利的大無畏氣概,鑄就了生命至上、舉國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學、命運與共的偉大抗疫精神。抗疫精神既是我們戰勝病毒、取得抗疫斗爭勝利的偉大力量,也是我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持久動力。 偉大的抗疫精神內涵豐富,催人奮進。概而言之,一是抗疫斗爭的直接目標是消滅病毒,保護人民生命。失去生命,討論任何權利都沒有意義,人民生命至上是抗疫精神*根本的、*終目的性表現。二是抗疫精神還表現在舉國同心的堅定行動上。在人民與病毒的戰爭中,人民是整體,抗疫是系統,任何一個環節出現問題都會損害防疫體系的穩固,舉國同心是抗疫精神實踐性表現。三是舍生忘死是精神品格。科技人員攻克病毒難關,醫護人員逆行救治患者,后勤保障運送物資,基層工作人員組織群眾形成防御體系,他們都冒著極大生命危險,舍生忘死是抗疫精神品質性表現。四是尊重科學是抗疫斗爭的理性態度。抗疫需要熱血沸騰,更需要理性科學的方法,尊重科學是抗疫精神方法性表現。五是命運與共是抗疫的共同體精神。病毒感染不分國家種族,在肆虐疫情面前,人類處于同樣命運,中國抗疫也為全球防疫作出了貢獻,命運與共是抗擊疫情世界性表現。生命至上、舉國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學、命運與共等抗疫精神的五個方面互相聯系、互相補充,表現在抗疫斗爭的目的、行動、精神、方法和天下情懷之中,充分彰顯了中國人民的偉大力量和中華民族堅強不屈、敢于勝利的品格。
制度的力量 作者簡介
徐斌,北京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制度理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宣部核心價值觀百場講壇宣講專家,國家社科基金評審專家,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中國改革問題研究專家。兼任全國應用哲學學會副秘書長,中國辯證唯物主義學會理事,加拿大麥吉爾大學訪問學者,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主要成員,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與建設工程主要成員。曾獲國家高等教育教學成果獎二等獎、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學成果一等獎,北京師范大學優秀博士論文指導教師獎稱號。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項目三項,在《哲學研究》《馬克思主義研究》《新華文摘》等學術期刊發表論文七十多篇,出版《中國改革為什么能夠成功》等專著十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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