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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大革命思想史:從《人的權利》到羅伯斯庇爾的革命觀念 版權信息
- ISBN：9787513931854
- 條形碼：9787513931854 ; 978-7-5139-3185-4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法國大革命思想史:從《人的權利》到羅伯斯庇爾的革命觀念 本書特色
◎以時間為脈絡，深入探討了法國大革命時期沖突不斷的各種政治思想和派別，并由此詳細分析了它們對法國和其他歐洲國家造成的諸多影響； ◎內容扎實又富有du創性，論述大膽而精辟，勾勒出了法國大革命波瀾壯闊的歷史圖景； ◎出色地總結了前人對于法國大革命的學術成果，提供了革命主要領導人物鮮為人知的歷史細節，又啟發推動了新的關于這個主題的論辯； ◎本書作者喬納森·伊斯雷爾長期深耕政治思想史，在歐美多所高校和研究機構任職，學術影響力和地位不言而喻，著作等身； ◎2015年美國專業與學術杰出出版獎/歐洲和世界歷史類獲得者
法國大革命思想史:從《人的權利》到羅伯斯庇爾的革命觀念 內容簡介
在人類的思想史上，或許沒有哪段時期比法國大革命時期更加炫目。然而，*近幾十年來，研究法國大革命的歷史學家認為法國大革命是政治、經濟、文化和各種社會力量激發和塑造的，忽視了自由、平等這些抽象概念。在本書中，作為研究啟蒙運動重要歷史學家的喬納森·伊斯雷爾，以革命思想為立足點，將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各種思想和流派作為解釋和探討法國大革命起源、發展及終結的基礎，為讀者展示了革命思想如何從18世紀的激進思潮中生發而出，又如何將革命的領導者分化成激烈沖突的陣營，喬納森·伊斯雷爾對秉持不同革命思想的法國政治精英之間的分歧進行了深入的分析。人類思想的交融、碰撞，共同勾勒出了法國大革命波瀾壯闊的歷史圖景。
法國大革命思想史:從《人的權利》到羅伯斯庇爾的革命觀念 目錄
致 謝 i
前 言 1
第1章 導論 6
第2章 報業革命 29
第3章 從三級會議到國民議會 52
第4章 “人的權利” 71
第5章 大革命的民主化 101
第6章 僵局 139
第7章 對教會的戰爭 177
第8章 斐揚派的革命 201
第9章 “總革命”的開始 228
第10章 革命之夏 243
第11章 分崩離析的共和派 274
第12章 “總革命”：從瓦爾密戰役到美因茨陷落 312
第13章 世界上**部民主憲法 340
第14章 教育：保衛大革命 368
第15章 黑人的解放 389
第16章 羅伯斯庇爾的政變 412
第17章 顛覆大革命核心價值 441
第18章 去基督教化運動 470
第19章 “恐怖統治” 493
第20章 恐怖統治的*后歲月 534
第21章 熱月政變 563
第22章 后熱月政變時期 582
第23章 “總革命”在荷蘭、意大利與黎凡特 623
第24章 失敗的大革命 657
第25章 總結：作為激進啟蒙運動產物的大革命 681
人物群像 694
注 釋 724
參考書目 784
出版后記 809
展開全部
法國大革命思想史:從《人的權利》到羅伯斯庇爾的革命觀念 節選
第20章 恐怖統治的*后歲月 1794年3月至7月 消滅埃貝爾派 恐怖統治掃蕩了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勒德雷爾后來回憶道：“這是場真正的疾病，在道德上和生理上持續發生作用；這是個放棄使用理性的極端案例，幾乎稱得上理性的失常。它讓所有人變得只關心自己，讓他們有所保留，與一切隔絕，不再關心*重要的事務、*私密的感情與*神圣的職責，它讓身體與靈魂同時癱瘓了！1恐怖統治非理性與罪惡的屬性看上去如此明顯，以至于讓很多身在法國的觀望者大為驚駭，比如波爾多的日記作者布羅雄便傾向于這樣的假設：雅各賓派的密謀者故意力求用屠殺和罪行“敗壞大革命的聲譽”，2但他沒有意識到，恐怖統治的目的并非為了使王權與反動勢力獲益而中傷大革命，而是以一種完全不同乃至敵對的意識形態去否定1788年至1793年間大革命的必要原則。 數據本身就能證明，恐怖統治影響了法國的所有階層，而不僅僅是知識分子、貴族、軍官、教士。官方數據表明，在法國，政府的革命法庭在恐怖統治期間一共判處16594人死刑，這還不包括山岳派軍隊在里昂、土倫、南特、巴斯克和旺代未經審判就槍決的數千人。將近1.7萬名經由司法程序處死的人，再加上一定存在的未經授權的殺戮，遇害總人數可能有2.3萬人左右。有人估計，入獄與被殺的總人數超過了30萬人。然而，任何針對非官方處決人數的統計數字都非常模糊。有人估計，在鎮壓旺代行動中慘遭屠戮的人數高達總人口的4%——即19萬人——而這還僅限于旺代地區。3在被官方處決的約1.7萬人中，約有31%是手工業者（既有民主派，也有保王派），28%是農民（往往都是保王派）。與之形成反差的是，只有超過8%的死者是貴族，包括“佩劍貴族”與“穿袍貴族”（地方高等法院法官），一共1158人，還有約2%是神父，相比其他群體在人數上要少很多。在巴黎，從1792年8月至1794年7月，共有9249人因政治原因入獄，其中有766人是男女貴族，不到總數的十分之一。4 恐怖統治造成的心理影響廣泛且難以估量。截至1793年1月，大約2.9萬名流亡者離開法國，這是個大數目，但并不驚人。然而在恐怖統治期間，流亡的步伐大大加快了。到了1794年7月，約有14.5萬名貴族、神父和平民逃離了這個國家。可以肯定地說，1793年至1794年的恐怖統治是大革命期間人們離開法國的首要原因，這段時間的流亡人數占到流亡總人數的五分之四。流亡國外的法國貴族人數上升至16431人，*后比法國貴族總人數的12%還要多。而流亡的法國教士的人數是貴族的兩倍，占據法國流亡者總人數的四分之一。5若從流亡者的比例來看，我們確實可以認為，這些特權階層是尤其受到迫害的對象。 羅伯斯庇爾的精神疾病，以及他在如何控制構成山岳派獨裁統治支柱的敵對派系問題上表現出的搖擺不定，引發了1793年12月到1794年3月中旬法國政治癱瘓的危機。兩個派系都嚴重威脅著他本人的地位。在2月10日到3月13日這段危機四伏的日子里，他正經受著嚴重的精神崩潰，因此缺席了雅各賓俱樂部和國民公會的活動。就連丹東、埃貝爾、巴雷爾和其他政府內部重要的知情人士，都看不出羅伯斯庇爾究竟何時牢牢掌控著權力的杠桿，何時又將手松開。他神經緊張，強迫性多疑，越來越遠離自己的同事，遠離人民！叭嗣瘛睂λ麃碚f永遠是個抽象概念，并不是讓他有過多少親身經歷或理解的東西。他是**個現代民粹主義的大獨裁者，卻從未獲得過像馬拉那樣的群眾崇拜，反而*終變得愈發疏遠并漠視群眾。直到1794年2月，他始終保持著距離，實際上卻并未封閉自己，斷絕一切聯系。他經常在巴黎各地現身，衣冠考究，穿著由優雅的絲質刺繡布料制成的服飾，發型整潔，一絲不茍。他始終在觀察，在培養聯系人，不間斷地與其他重要人物交談，細心地記筆記。6如今他擁有的權力更多，更加專斷，但在與日俱增的壓力之下，他也變得越來越孤僻（就像丹東一樣）。 羅伯斯庇爾的缺席擴大了他的直接下屬與活躍代理人如圣茹斯特、巴雷爾和昂里奧的權力，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與此同時，他的缺席也激勵著其他恐怖統治的擁護者去擴張并鞏固自身的勢力范圍。能干的官員與軍事委員圣茹斯特也在1793年12月和1794年1月的大部分時間里缺席，他當時身處前線，和其他國民公會代表一起在現場督戰。這個毫不妥協的美德教條主義者靈活地適應了羅伯斯庇爾的每一次立場轉變，對他的每一次動向均附議并執行，迅速而有效。在阿爾薩斯，圣茹斯特并未對那里的去基督教化運動表示反對。然而一旦羅伯斯庇爾開始攻擊去基督教化運動分子，說他們是志在刺激民眾對山岳派進行反撲的“密謀者”，圣茹斯特便馬上站到同一陣線上來，抨擊去基督教化運動分子是偽裝起來的反革命。圣茹斯特和羅伯斯庇爾一樣，要求對批評者和異見者毫不留情，殘酷到底，認為這才是保障山岳派目標*安全的方式。他對批評恐怖統治的人極為敏感，認為他們正在竭力破壞山岳派的統治。 就在公眾只看到恐怖統治的穩步擴張，只看到1794年整個春夏不斷高漲的逮捕潮和處決潮的時候，國家領導層卻處在致命的自相殘殺之中，這一點大多數人并未意識到。羅伯斯庇爾時不時放松個人權力的做法不過是加劇了山岳派統治集團之間備受壓抑卻不斷積累的緊張關系，進一步分化了獨裁統治極不穩定的政治基礎。*后，羅伯斯庇爾不得不對盤踞在科德利埃俱樂部內部的煽動分子采取決定性行動，他們是一伙團結在埃貝爾、莫莫羅、樊尚和南特“屠夫”卡里耶周圍的暴徒。自從2月被羅伯斯庇爾召回巴黎，卡里耶就成了其心照不宣的反對者。1794年3月4日，在科德利埃俱樂部某次擠滿了人的會議上，他們儀式性地罩住了《人權宣言》的牌匾，樊尚和卡里耶則大呼小叫，批判那些假裝留在山岳派陣營的重要人物，在他們兩個人看來，這些人正在破壞“自由”—他們是德穆蘭、法布爾、菲利波和沙博（11月17日，沙博和他的朋友巴齊爾因腐敗罪名而一起被捕）。上述人物據信是布里索派原則的新旗手，他們奉行危害法國的溫和主義。在科德利埃俱樂部，樊尚和埃貝爾向人們呼吁，要將關押中的“布里索派”殘余盡快鏟除，同時也要消滅其余兇險的溫和派（即丹東派）。7埃貝爾派受到群眾喝彩聲的鼓舞，開始公開談論發動新一輪無套褲漢起義的必要性。 科洛·德布瓦對這些聲嘶力竭的會議表示遺憾，3月6日，他在雅各賓俱樂部發表講話，要求姐妹俱樂部清洗那些不負責任煽動無套褲漢的成員。莫莫羅和卡里耶回應道，眼下并無發生新起義的危險，但他們堅持認為，愛國者和真正的革命美德才面臨著極端的危險。迫在眉睫的問題并不是無套褲漢或任何引發他們怒火的人，而是溫和主義、不負責任的疏忽和反革命陰謀。3月7日，科洛·德布瓦帶領一個雅各賓俱樂部代表團來到科德利埃俱樂部，呼喚這兩個元老俱樂部維持團結與和平。埃貝爾和莫莫羅認同維持團結的必要性。他們做了一番保證，重新揭開被蓋住的《人權宣言》；在場的許多人高聲歡呼。然而俱樂部里一些失望并有所不滿的無套褲漢鋌而走險，開始公開否定羅伯斯庇爾的做法，說他對待“布里索派”和溫和主義過于手軟。樊尚甚至在總結陳詞中公然批判羅伯斯庇爾，盡管措辭隱晦，卻還是指出（羅伯斯庇爾）使用“極端革命者”（ultrarévolutionnaires）一詞是種陰險的策略，旨在打擊革命先鋒，縱容溫和派打壓忠心耿耿的愛國者。8僵局直到3月中旬還未解決。隨著局勢日趨緊張，雅各賓俱樂部中多數人站到了羅伯斯庇爾和行政委員會一邊，而埃貝爾-樊尚陣營則轉向無套褲漢，加入他們從街頭推翻羅伯斯庇爾地位的努力中去。9 危機的嚴重性再也無法掩蓋了。即便在國外，眼光敏銳的觀察家也發現了一場新的大規模沖突正在醞釀之中。流亡的保王派記者馬萊·杜龐在伯爾尼觀察法國局勢，他充滿信心地預計巴黎會發生新的“革命”。山岳派內部公開分裂的消息散布開來，流亡者為此士氣高漲。3月13日，羅伯斯庇爾親自回來掌舵，只有這樣，獨裁統治才有可能全面配合，集中力量面對埃貝爾派-丹東派的雙重挑戰。無論羅伯斯庇爾和圣茹斯特是否已經意識到，他們采取的戰略是壓倒兩派敵對力量的*佳方法，它事實上的確有效得可怕。圣茹斯特在羅伯斯庇爾回歸前幾天已經發起了新一輪攻勢，強烈譴責溫和主義，但暫時沒有理會被羅伯斯庇爾稱為極端革命者的威脅。除了羅伯斯庇爾本人，圣茹斯特就是民主共和左派在大革命中*堅決的對手，他不是個街頭煽動家，而是民粹主義官員與理論家，宣揚深受馬拉喜愛的那種過分簡化的盧梭主義概念。他熱情贊頌馬拉，而且與（私下總是對別人心懷嫉妒的）羅伯斯庇爾不同，圣茹斯特一直孜孜不倦地狂熱踐行著對馬拉的崇拜。 正如堅信斯巴達式苦行主義的羅伯斯庇爾和肖梅特所做的那樣，圣茹斯特也為將對革命美德的癡迷推至巔峰貢獻了自己的力量，把雅各賓式的不寬容與旨在緩和經濟困難、實現價格控制的新法律綁在一起。他在國民公會宣布審判溫和派的進程必須盡快跟上的同時，還引入了一系列被稱為“風月法令”（2月26日至3月3日）的舉措，它們看上去帶有嚴厲的懲罰性質，而且符合埃貝爾派的要求。這些法令啟動了針對如今超過10萬名流亡者的大規模財產沒收行動，要求法國所有社區草擬貧困者的清單，以便將這些充公財產的變賣所得分配給他們。10用將密謀者財產充公所得的公共財富向窮人發放年金的可行性，是巴黎相對貧窮的街區討論了好幾個月的話題。因此圣茹斯特的提案看起來似乎正將政策轉向無套褲漢與埃貝爾那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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