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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新原點叢書:中國社會史論(精裝) 版權信息
- ISBN：9787545819502
- 條形碼：9787545819502 ; 978-7-5458-1950-2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新書--新原點叢書:中國社會史論(精裝) 本書特色
適讀人群 ：廣大文史愛好者、研究者﹡歷史學家、社會史學家熊得山先生遺著，中國社會史研究的經典著作。 ﹡ 該書對中國原始社會形態的描述、對中國歷史分期的論述、對中國社會長期遲滯原因的探討，多具新義。 ﹡該書關于中華民族和中華文明多元結構的剖解；關于海岱民族、江漢民族和河洛民族的分析，至今仍閃爍著理論的鮮活。
新書--新原點叢書:中國社會史論(精裝) 內容簡介
《中國社會史論》為歷史學家、社會史學家熊得山先生遺著，曾經作者摯友胡鄂公、李達、錢納水等傳閱，識者譽為該作者心血之結晶，李達為之作長篇序言，該書存緒論及正文四編共九章。作者堅持以科學史觀為理論指導；以經濟和社會的發展解釋中華文明的起源與發展，并以充分利用考古學資料為論證特色，其對中國原始社會形態的描述、對中國歷史分期的論述、對中國社會長期遲滯原因的探討，多具新義。其關于中華民族和中華文明多元結構的剖解；關于海岱民族、江漢民族和河洛民族的分析，至今仍閃爍著理論的鮮活。對于治中國史、社會史、史學史的研究者；對于廣大文史愛好者，皆備重要的參考和啟示意義。
新書--新原點叢書:中國社會史論(精裝) 目錄
緒論
一、 歷史學的意義與吾人研究歷史的任務 / 1
二、 歷史的方法論 / 2
三、 中國史的階段 / 3
四、 中國社會史上的論戰問題 / 6
——封建社會、商業資本、地租等
五、 中國社會的停滯性 / 12
**編 中國史前階段
**章原始時代 / 21
第二章父家長制社會 / 57
第三章史前社會的意識形態 / 68
第二編 奴隸制社會
第四章殷代社會 / 83
第五章殷代精神文化概觀 / 97
第三編 初期的封建社會
第六章西周 / 113
第七章春秋及戰國 / 137
第四編 發展期的封建社會
第八章序說 / 177
第九章秦漢 / 201
診斷國脈追溯遠古 / 271
——整理熊得山先生遺著感言張家清
紀念熊得山先生南湖 / 283
悼熊得山先生胡曲園 / 289
展開全部
新書--新原點叢書:中國社會史論(精裝) 節選
診斷國脈 追溯遠古——整理熊得山先生遺著感言 熊得山先生辭世已經六十七年了。半個多世紀以來，他的名字差不多已被人遺忘。由于人們有選擇的記憶，遭遇熊得山這樣被人遺忘命運的人應是不少的。這種情形在學術界，應視為一種莫大的遺憾。 熊得山先生是同盟會成員，辛亥革命參加者，中國*早的馬克思主義研究者之一，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組織“中國馬克斯主義研究會”重要創建者和《今日》雜志主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他與李達等人創辦的昆侖書店，以出版左翼社會科學理論著作著稱，影響深遠，是當年中國左翼社會科學出版重鎮。作為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的*早中文譯者，他一生著述甚豐，特別是對中國歷史有其獨到的見解。他的譯著與著述，對中國近代歷史進程的作用和影響，應是不可低估的。就是這樣一個人物，在半個多世紀的中國學界，早已是音塵斷絕。只有熊先生的家鄉湖北省江陵縣以及郝穴鎮，為搜求先賢遺蹤，才開始其生平的考訂，并分別在《江陵縣志》及《郝穴鎮志》上立傳。但上述工作，影響甚微，不足以改變學術界的寂寞與冷淡。 晚清以降，中國社會經歷了巨大的變化與震蕩，國家民族的存亡，牽動著廣大熱血青年的心。于是人們亟思變革，渴望革命，一心要創建一個自由平等的新中國。早年的熊得山，參加同盟會，參加由胡鄂公領導的共和會，參加辛亥北方革命，甚至潛入北京，策動清軍毅軍暴動。后又主持天津《大中華日報》，鼓吹民主與共和。對袁世凱竊取革命果實，他心懷悲憤，于是力求另辟蹊徑，尋求新的革命道路。 二十世紀初葉，是社會主義潮流在世界涌進的時代。熊得山在留日期間和之后，從日本的師友中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學說，1920年他與胡鄂公一道建立中國馬克斯主義研究會，1922年創辦《今日》雜志，此后直到病逝，他一直堅持其馬克思主義信仰，以共產主義為人類社會的理想境地。三十年代，熊得山赴廣西任教職。當時，正值日寇侵華，中華民族處于生死危難之際。當此情景，他進一步思索中國貧弱的根源，中國社會長期遲滯的原因，以在廣西大學執教中國史之機，開始了《中國社會史論》的寫作。司馬遷說：“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左丘失明，厥有《國語》”。熊得山先生的這部史稿，也是在集國難家愁貧病于一身的境況下寫出的。字里行間，充滿著作者對中國國家民族命運的深深思考。 中國是一個史的國度，有的學者甚至以中國傳統文化為“史官文化”。從大的方面看，此說基本是正確的。中國古人對史的執著，顯示出一種窮究事件底蘊的求實精神。以“實事求是”為出發點和歸宿的中國文化，缺乏西方的邏輯分析與論證，而其追求的“史德”，則是如實反映事情的原委，記錄史實真相，所以“實錄”是對中國史的*高獎賞。“董狐筆”、“太史簡”，體現了中國史家對歷史的基本訴求。雖然司馬遷也曾說要“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但中國史家并不以發現歷史規律為其職志，而只是想給后人留下可資借鑒的東西。 西學東漸，特別是馬克思主義的傳入使中國學人獲得了新的思想方法和治學手段。按照馬克思主義歷史觀，人們認識到經濟的發展是歷史演化的依據。而且它還邏輯地斷定，人類歷史遵循著一條必然的規律，即從原始共產主義社會，經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然后發展到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這是任何一個國度或民族都概莫能外的。馬克思主義關于人類社會的進化模式給當時不少求新求變的中國人以巨大的鼓舞，因為他們從中看到了中國的前途和希望。我們相信，熊得山先生正是這批深受鼓舞的人中的一個，他投身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的動力和熱情是來源于此的。 《中國社會史論》正是在上述的時代背景和思想背景下開始寫作的，時間當在1935至1938年之間。當時作者在廣西大學教授中國史，其身體狀況已到十分嚴重的程度。寫作此書的目的，一方面在于力圖用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重新解析中國歷史；更重要的，是作者面對危急的國家民族形勢，試圖從歷史中尋找出中國貧弱的根源以及解救的辦法。所以書稿中提到的很多問題，都是與當時現實相應對。“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而熊得山先生是懷著對當時局勢的強烈關注來研究歷史的。 遺憾的是，如今擺在整理者面前的是一部不完整的稿本，這是費人索解的。因為據知該稿曾在作者不少摯友中傳閱過，其中包括胡鄂公、錢納水、李達、熊子民等，而且不像是作者死后才流傳出去的。李達為本書所寫的代序《中國社會發展遲滯原因》(刊于民國三十年(1941)九月《文化雜志》**卷第2號)雖然在附志中將書名誤為《中國社會經濟史》，但從文章內容來看卻是為本書而寫的。因此我斷定，李達所看到的稿本是全書而非殘稿。而且我們也無法想象，作者會將一部未完成稿交給友人傳閱。我們只能猜測，可能是文稿在各種原因中散失了。或者，經過從1940年以后的半個多世紀，又由于各種原因，致使稿件丟失。人們無法探尋散失稿件的下落，以致到今日成為永久的遺憾。 現存的《中國社會史論》存緒論及正文四編共九章，到第九章秦漢截止。雖然是殘稿，但緒論及有關序說的行文已敘述到唐及以后，因此，不僅中國史的軸心時期已經敘及，而且作者對中國歷史的基本看法已展露無遺。其學術價值是顯而易見的。其中不少觀點，雖在今日已成為學界共識，然而就作者成書時間而言，很多觀點具有明顯的先見性和前瞻性。而有一些觀點，則為后人的繼續研究提供了起點和依據。更重要的，本書的出版將為全面深入研究熊得山學術思想提供了新的材料。不忘歷史，人們更應不忘記那些曾為探索歷史作出過貢獻的人們。 熊得山先生是真正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他在廣西執教時，像范文瀾等以馬克思主義歷史觀點編著的史學著作尚未出現，而在國民黨控制下的其他學校，無論是北大還是清華，均沒有旗幟鮮明地講授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熊先生敢為人先，毫無曲折隱諱地講述這種與當時正統史學迥異的新歷史觀，講述由原始共產主義社會，經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終達到共產主義社會的歷史規律，并且堅決認定當時所處的時代屬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 《中國社會史論》對原始社會的描述，是以恩格斯以及摩爾根等經典作家的論著為依據的。特別是將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作為研究和理解中國古代社會的理論依據。但同時，熊先生作為一個有著深厚國學功底的中國學者，他不是簡單地摘引馬、恩等的論著，教條地羅列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對古代社會的描述。而是從中國的古文獻出發，旁征博引。從中國古代經典到當代學人的論著，以大量史實、史料、傳說、神話以及學人們的看法，來論證中國歷史也曾經歷了類似的社會階段。關于中國歷史上也曾有母系社會一說，他下大功夫反復論證，得出的結論是可以服人的。書稿中用對偶婚制來解釋殷代帝王繼承的兄終弟及制更是極具說服力的。整個書稿，共引證書目一百四十余種(不包括書中的篇目以及序、注疏等)，還有不少不標書目的。其用力之深，令人感佩。我們不能說熊著《中國社會史論》對中國歷史的闡述已經完美無缺，甚至對馬、恩等經典作家也不必搞什么“凡是”，但我以為熊著《中國社會史論》是一個嚴肅學者的心血結晶，是一個可以繼續研究探討的起點。即如對母系社會，我以為在古代，由于性關系的混亂，人們無法確知誰是父親，但母親是可以確知的。人們要了解血統，只能從母姓。至于是否由女性主導社會，則雖有更加有力的證據，至少在中國古書中這樣的證據是不足的。但作者對達爾文、弗羅依德觀點的否定，用語似乎稍嫌武斷。人類是從猿發展而來的，為什么人在從猿群中走出之后，會立即拋棄猿猴的雄性為中心的社會形態而改變為以女性為中心？這是需要認真研究來加以證明的。直到如今，這樣的證明尚未出現。遠古人類所面臨的是一個極其惡劣的自然環境，僅為抵御天敵——猛獸的攻擊和逃離自然險境，就需要身強力壯的男性為領頭人，像猴群中的猴王和狼群中的頭狼一樣。人，作為高等動物何以會與所來源的物種有如此之大的變異呢？此外，關于原始共產主義社會的描繪也是令人生疑的。書稿中關于原始社會關系的描述，基本以西方史家的著作為依據，同時也與中國儒家典籍不謀而合。固然，遠古人類質樸是勿庸置疑的，但必然缺乏理性，因此遠古時代的選舉有著大量后人理想化的成分。韓非子說：“上古競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謀，當今爭于氣力。”正是中國人對古人理想化的典型論述。其實人類在蒙昧時期，正是爭氣力的時代。只有具有超人的體力，才能率領群體驅逐蟲獸，保護種群平安。所以古代的選舉，應如猴王的產生一樣，是力量較量的結果，現代意義的選舉，在當時是不可想象的。 關于財產，應是后起之義。在古代，呈現于人面前的，只能是自然資源。而對食物的分配，不應與猴群的分配有太多的差異，身強體壯的應首先得到滿足，因為他們付出的體能也較其他人多些，這應是不成問題的。而“饑則求食，飽則棄余”也是后人的想象。要知道，鼠兔等動物都有貯藏食物以備過冬的本能，何以進化到人類反而變得如此渾噩了呢。如果真是這樣，人類將早已在自然災害中滅亡了。可以肯定的是，上古人類沒有財產的概念，但生存的本能應是具備的。上述這些，都是筆者在整理書稿時一些遐想，而絕不是本書的瑕疵。筆者只是覺得，科學應是無止境的，人們對過去的了解，尚不能說已完滿無缺。對于人類的幼年期，應該有更進一步的研究，并得出更為科學可信的結論來。 熊得山先生有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有現代科學知識，通中、東、西文化。所以在他的書稿里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經濟史觀，以經濟的發展來解釋歷史的變化。同時他充分利用考古學資料，對上世紀初才在中國發端的田野考古異常關注，并充分利用考古得出結論來論證歷史。特別是他對北京人頭骨考古發現的詳細敘述，對殷墟甲骨文考古的重視，都表明他對中國歷史起源的深刻關懷。他在總結前人及當代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提出了不少到目前已成史家共識的觀點和看法，雖然由于種種原因，他的這些觀點一直未能與世人見面。 比如，他極力主張中華民族和文化多元說。他關于海岱民族、江漢民族、河洛民族的論述，至今日仍不失其理論的鮮活。他關于殷人為夷人說，周人為戎人說的觀點，也進一步證明了這種民族和文化多元的理論。他以華夏民族對周邊民族的同化為例，反復論證了中華民族及其文化的包容性。他關于周邊游牧民族對中原的不斷侵擾，反而有助于中國國家統一的觀點是包含深刻的辯證思維的。孟子說“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應該是普遍真理。 關于中國歷史時期劃分的問題，一直是學術界爭論的熱點。熊先生的《中國社會史論》主張西周為封建社會，后來范文瀾亦主是說。但也有不少人主張西周為奴隸社會，有的將奴隸社會延至戰國，甚至有認為漢末魏晉才進入封建社會的。他們的理由是直到漢朝都存在蓄奴制度。而熊先生的理由則是以西周的井田制為依據的。所謂井田制，我想不一定都是方方正正的井字形的土地劃分，而是給勞動者分配私田，作為供給其家庭生活資料的來源，而公田收入則是供公共開支的，在當時就是統治者及其下屬的俸祿之來源。簡言之，井田制就是勞役地租的實現形式。對方方正正的井田的構想，包含有讀書人迂闊的想象，因為自然的地形地貌是難以大面積地作如此整齊的規劃的。歷史上是否曾經有過井田制，不少學者表示質疑，我想主要是對這種分地形式的理解而引起的，而對于古代曾以勞役地租為主要賦稅形式，我想人們是不會懷疑的。中國自古就是一個以農業經濟為主的國家。 據何炳棣教授的研究，早在公元前五千年至一千年，中國黃土高原一帶出現的就是村落定居的耕作制度(2005年9月16日《文匯讀書周報》載王仲翰： 《讀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而這比西周至少早了四千年。與定居的村落耕作制度相伴產生的，必然有一定形態的社會組織及其管理機構，這無論是稱為氏族還是部落都無所謂，或者還會是部落的聯合，即國家的雛形。這種社會管理層的出現，首先需要解決的就是管理者的開支，而收取賦稅，則成了**要務。在原始社會到實現建立公共財政的目的，實行公田制，即采用勞役地租形式是*簡便易行的辦法。 由于農業勞動是原野勞動，特別是在古代，地廣人稀，實行集中管理的奴隸勞動是很不適宜的。其管理的難度即使在現代也難以解決，因為人們很難確知奴隸是在勞動還是在偷懶。而對于處于開化不久的古人，則更是無法想象的。再者，奴隸勞動只能是集中食宿，這與分散的村落定居是矛盾的。所以，處于村落定居耕作制度下的農業經濟不可能是奴隸制。即使當時領主們設有監督農民耕種的田畯，但也只是后世農官的雛形，與西方歷史上的奴隸總管還是不一樣的。奴隸制只能產生在希臘那樣的手工業作坊里，因為只有在那樣狹小的范圍才能有效地監視每一個勞動的人。中國秦漢時期的工業生產也曾使用僮奴，其身份也類似于奴隸。但工業在當時社會經濟中始終只占很小的份額，個別奴隸使用無法改變整個社會的屬性。要知道，實行一種什么樣的社會制度是以其經濟利益為考量的，由于巨大的管理成本，可以設想古代統治者不會在農業生產上采用這種笨辦法。 由于定居，積以時日，必然形成以相同血緣為區分的村落(此無論父系還是母系)。而這又勢必形成以后宗法制的濫觴。即以血緣為紐帶，以輩分為等級的自然概念。因而宗法制不是統治者或至圣先賢發明出來強加于人的，而是在農業社會逐步發展并自然形成的。至于以后的一些具體規范，即以后的禮制，則有人為的成分，即對原來的自然狀態加以整齊、規范、強化而已。在中國，封建制是宗法制的必然結果。無論是貴族制、領主制還是地主制，只要其聚族而居的農村村落形態不變，其社會形態就只能是封建制。 寫作《中國社會史論》的年代，正是日軍侵華、中華民族面臨生死存亡的時候。面對中國百年以來積貧積弱，處處受列強欺侮侵略的情景，熊先生考慮得*多的問題是中國社會的長期遲滯，也就是中國何以落后的原因。在探究上述問題時，他率先提出了中國歷史的周期率問題(黃炎培在四十年代延安著名的“窯洞對”中曾提出此問題)。中國歷史的周期： 即天下大亂，群雄逐鹿，其中*強有力者削平群雄，統一天下，并逐步消滅一切可能的、潛在的競爭對手(屠戮功臣、翦除同姓諸侯中的強悍者，翦除思想異端)，然后輕徭薄賦，天下大治。*后則由于后繼庸懦，或外戚專政，或宦官把持，政綱陵替，朝政日壞，統治者窮奢極欲，乃至民不堪命，后又導致天下大亂。于是人口銳減，社會物質財富掃蕩一空，群雄割據。整個歷史又需從頭開始。中國號稱數千年文明，但往往是經二三百年，又從零點起步。以中國歷史之悠久，而其物質財富和文化財富的積累則是相當有限的。 歷史上每一個新王朝都是憑借殺伐在血雨腥風中建立的。戰爭勝敗是政權合法性的唯一依據。所以歷代開國之君都被尊為武皇帝，因為他們是戰爭的勝利者。由于皇位是靠武力登上的，江山是靠打出來的，所以中國的王朝不存在所謂合法性問題。因而也不存在對*高統治者監督的問題。自從秦實行督責術以來，所謂監察，只是上對下的監察，是皇上對臣下的監督與監視。而當皇上自身昏庸，胡亂施為，或者臣下欺蒙，把持政柄的時候，所謂朝綱也就亂了。在如此政治格局下，周期率是無法超越的。 與天下治亂和改朝換代相關聯的問題，就是國家的統一與分裂。在《中國社會史論》第四編，作者就秦漢至宋初間的割據與分裂作了詳細的敘述。與此相連帶的另一大問題，就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甚至是入主中原，稱王稱帝。據書稿，從秦統一中國至宋太平興國四年(公元前221—公元979年)，這一千二百年間，統一時期只占四百余年，而割據(分裂)卻占到七百多年。如再看自宋以后的九百三十年(979—1911)。除北宋一百五十余年、明朝約二百七十年是由漢族建立的統一王朝，其余元、清兩朝，均為少數民族入主。如果再把南北朝和五代算上，北方游牧民族統治華夏民族的時間幾達五百余年。對于國家分裂與外族入侵的恐懼，熊先生極力頌揚了漢唐攘外拓邊的功業。他以歷史為鑒，告誡國人，只有國家民族內部團結，才能形成強大的國力，有效地抵御外族擴張勢力的侵犯。 反儒揚法是二十世紀的一個重要思想動向。自晚清始，人們對中國的貧弱，積怨于長期作為官方意識形態的儒家學說，這是有道理的。明清以來，以四書五經為學者全部課程，八股文為選拔人才的唯一門徑。一切制度謹守陳規、不思革新。學者士人對世界大勢全然不知，面對以現代科技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為動力而迅猛發展的西方列強，被動挨打將是必然的。但是這些，孔孟并不能任其咎。要知道，儒學所具有的缺點，并不是儒家一派所獨有的，而是中國傳統思維方式的共性。春秋時期，百家爭鳴，特別為近代學人所艷稱。其實這所謂百家，說到底只是一家。除道家中的莊子外，他們的著眼點，無不集中在得君治民這一點上。即使是以清靜無為相標榜的老子，也是在為君王謀。他們關注的只是政治，而非抽象的哲理和自然科學，而對自然科學研究的缺失，對世界本體以及邏輯等抽象思維的不感興趣，導致了后來使人難以擺脫的中國病。當然這又是中國所特有的自然及政治環境所決定的。這是之所以科學不發達，蒸汽機無從發明的重要原因。 中國古代學問的中心是政治。而這種政治又是以君(國王皇帝)為核心的。在對待君的問題上，儒家首先是尊奉，將其置于至高無上的地位。所以忠君是儒學的重要命題。然后是理想化，希望其以堯舜為楷模。由于有極高的企望，因而就欲對其有所規范。儒家所崇尚的禮，是封建等級制度的憲法，它規定了君的權力地位，也規范了它的義務和為君之道。所謂“君君”，就是要求君必須像君的樣子，符合“禮”對君的要求。儒家又是以圣人自居的。他們相信他們有匡正君王的職責，并且有這樣的能力。他們以王者師自居。因此他們要諍諫，要對君加以約束。到了孟軻，甚至認為對桀紂那樣的君，臣下可以造反，認為殺桀紂不是弒君，而是殺一獨夫。儒家企圖按自己的標準和理想改造君王，這使“君”們很不高興，所以儒家在當時四處碰壁，很不得意。其他學派則不同。墨家主張“尚同”，即無條件地服從君王，與其保持一致性。所以熊得山先生說墨家是主張獨裁專制的，雖然他們主張的是賢人政治，但實質與專政集權并無二致。法家就更不用說了。所謂“法后王”，就是一切以時君的言行意愿為準則，主張君王行督責之術而“恣睢”。所謂恣睢，就是君王應當肆情任意，想怎么辦就怎么辦。這種情況在儒家看來是不可想象的。秦始皇坑儒，正是針對儒家的橫議，即對他任意施為的阻撓。由法家理論武裝起來的秦王朝，建立起君王獨斷的政治構架，根除了對君王一切可能的監督。由于百代都行秦政法，這種歷史的路徑依賴，是中國長期封建專制主義制度存在的原因。由于漢朝對儒家的改造利用，使得儒家中的民本主義也大打折扣。以后這種陽儒陰法的政治體制，使中國通向民主的道路變得幾乎不可能。 必須指出的是，法家所主張的政治制度絕非“法治”，而只是刑治。是“赭衣塞路，囹圄成市”，是“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成積于市”。法家的法，決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憲法和法律，它只是君王的意志。正如漢朝杜周所說的，“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后主所是疏為令，當今為是，何古之法乎”！而且，法、術、勢三者是不可分的。法是君王鎮壓人民的武器，術是駕御臣下的權術，勢就是君的地位和權勢。三者交相為用，成為獨裁專制的法寶。所以有人說，中國的封建專制，并不是階級的統治，而是皇帝一個人的統治。他們是真正意義上的獨夫。此外，關于秦朝的新興地主階級也大有問題。秦是兵農分離的，他們以六國之民為農，這是一支龐大的產業大軍，他們是農業生產和力役的承擔者。秦的力役三十倍于古，而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于古，可想象當年農民負擔的沉重。而秦民，也即主民，則是以從軍為職業。“五甲首則隸五家”，那么獲十甲首，百甲首呢？可以想見，大量有戰功的秦民都成了六國之民的領主，由他們對其監管，實行連坐，并強迫告奸。這些人是一批軍功奴隸主，這與地主同佃戶的關系是不一樣的。秦是以其西戎的落后社會形式來統治文明發達的東部中國，是以占領軍的形式來統治六國人民。秦的短命，實與這種暴烈的統治所導致的反抗有關。 漢以后的儒學被閹割，被工具化，但儒家理論特別是其仁愛和以民為本的思想仍然為后來的封建社會起到了穩定劑和緩沖器的作用，延長了各封建王朝的壽命，使其由秦朝的二三十年延長到二三百年。延緩了暴亂的發生。否則，中國歷史早已在頻發的內亂中完結了。 儒學的“存、養、省、察”培養了士大夫的道德人格。每當國破之際，就會有像文天祥、譚嗣同這樣的讀圣賢書的士人挺身而出，引頸受死。他們所表達的是中華民族的正氣。儒家也有事功，歷史上的名臣儒將絕不少見。而更重要的，由于游牧民族集戰爭、生產以及生活為一體的生存方式，形成對于農業民族的天然優勢，使華夏民族多次且歷時數百年置于其統治之下。但因為有作為中華文化主體的儒家文化的巨大影響力，在少數民族成為統治民族的時候，仍然是“以夏變夷”而非“以夷變夏”。 如上所述，并非說儒家學說完滿無缺，并且可以主導當今的世界。它缺乏人權、民主、平等的觀念，也缺乏科學的思維方式。時至今日，人類進入全球化時代的時候，人們應該學習借鑒世界上一切先進文化。但對于曾對中華民族的生存、發展起到過巨大作用的儒家文化，也絕不能全盤否定，一腳踢倒了事。而是認真研究它，取其精華，棄其糟粕。 阻礙中國社會前進的另一大根源，就是封建統治者長期奉行的重農抑商政策。所謂重農，除了統治者關心國家糧食安全外，更重要的是“農則樸”，樸則易使。這是維護他們統治的需要。他們對流動的商人心懷疑慮。抑商，則不止是貶低其人格身份，更厲害的是中國從春秋以來就實行官商、官工政策，它妨礙了商貿的流通，阻礙了市場的形成與運行，也阻斷了技術的交流和發展。我以為蒸汽機之所以不能產生，這是*大的原因。至于桑弘羊、孔僅之類的，他們只是典型的官商罷了，他們是封建官僚的工具。他們的貴盛絲毫也不反映商人的地位。 上世紀前半葉是中國歷史上*為困頓迷茫的時期，由于前途無望，于是有些人將中國歷史看成一片黑暗。其實反觀世界歷史，除少數自然歷史條件得天獨厚的國家和民族外，其黑暗與不幸甚于中國者也不在少數。且中國歷史自有其光明偉大的一面，無數彪炳史冊的人物和燦爛的文化就是*好的證明。如今，中國社會長期遲滯的問題應該說是已經解決了。中國還將向民主、自由、繁榮的道路邁進。但是，歷史不會有終結，不會止于至善。未來的發展當靠國人如何把好輪舵，使歷史的航船不再卷入深淵。 張家清2006年元月10日凌晨草定
新書--新原點叢書:中國社會史論(精裝) 作者簡介
熊得山（1889-1939），湖北人，同盟會會員，辛亥革命參加者，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研究者之一。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組織“中國馬克斯主義研究會”重要創建者和《今日》雜志主編。20世紀二三十年代，他曾與李達等創辦昆侖書店，以出版左翼社會科學理論著作著稱，影響深遠。著有《中國社會史研究》《社會問題》等，譯有《社會思想解說》《物觀經濟學史》《西方美術東漸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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