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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溯新文學精神之源:中國新文學建構中的晚清思想學術因素 版權信息
- ISBN：9787208165243
- 條形碼：9787208165243 ; 978-7-208-16524-3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重溯新文學精神之源:中國新文學建構中的晚清思想學術因素 本書特色
適讀人群 ：中國現代文學、歷史研究者，高校文史專業學生，以及對晚晴思想和新文學感興趣的讀者晚清以降，中國知識者承受著巨大的時代危機的壓力，他們在積極應對危機的責任感、使命感的驅策下，以一種蕞新獲得的世界性眼光，對本土思想文化傳統作出新的詮釋、梳理和評價，視野的開闊和所涉及問題的錯綜復雜，為中國思想文化開辟出千年未遇之新局面。中國新文學*基本的精神品格即肇始于此。 中國新文學的基本精神品格，即在于它對中國社會嚴峻艱難的現代轉型所伴隨的巨大危機，始終保持前所未有的清醒意識和深刻敏感；在于其承受轉型的痛苦，承受內心困惑、焦慮乃至分裂時的堅韌；在于其掙脫陳舊僵化的社會和文化體制，應對時代危機時所迸發出的強烈責任感和主動擔當的意志；在于其激情飛逸的批判理性、充滿本真的理想、世界性的眼光……
重溯新文學精神之源:中國新文學建構中的晚清思想學術因素 內容簡介
本書突破以往對新文學的研究，對新文學史做出了不同理解。上溯其源，下沿其流，將中國新文學的精神源頭重新追溯至晚清新思想學術運動，梳理闡述了晚清新思想學術運動如何為后來新文學基本精神品格的生成，提供了重要思想資源，將中國新文學，尤其是其精神建構，重新納入晚清以來*能代表中國思想學術水準的空間和視野，視其為晚清以來中國精神整體構架中的組成部分，打通其與晚清以來思想、學術之間彼此息息相關的關聯。 重溯中國新文學由以生成的思想精神之源，也暗含了對什么是新文學精神內核和品格的重新思考，乃至對中國社會、思想、文化發展的重新認識。與以往拘囿在文學的范圍里談論文學，談到新文學的承傳，只是去晚清文學那里去作搜討的研究思路相比，更為切近新文學真實內在的精神源頭。且同時從源頭上提醒了當代中國文學，彌合其自1990年代以來出現的與思想學術之間的裂隙，恢復其應有的思想敏銳程度、深度與高度。
重溯新文學精神之源:中國新文學建構中的晚清思想學術因素 目錄
緒論
一、 緣起1
二、 思路3
三、 困難與對策9
附錄 必要的思想史參照：20世紀80年代中外思想、知識有關中國近代轉型動力的一次交集11
**章 晚期桐城“文”的“舊”中之“新”——吳汝綸、嚴復對“文”的突破性理解
一、 錢基博的提示29
二、 嚴譯《天演論》吳序再解讀32
三、 “文”的釋義與“文化整體觀”38
四、 嚴復的自辯43
五、 “身份的焦慮”？——晚期桐城“文”與新文學緊張關系的背后50
第二章 晚清政治想象圖式與新文學的政治情懷——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中心
上 康有為篇53
一、 圍繞《新學偽經考》，幾個新文學家的態度57
二、 “世界主義”的視野72
三、 “悲天憫人”或“感時憂國”的情懷82
四、 對“原理”的熱衷93
下 梁啟超篇99
一、 今文經學路數的延展99
二、 致思特點：優長與限制106
三、 梁啟超小說論與新文學中的梁啟超因素116
四、 余論：文學觀的前后期差異131
第三章 作為新文學思想資源的章太炎
一、 思想學術與生命實感135
二、 “文學復古”與“文學革命”143
三、 “不齊而齊” 154
四、 “依自不依他”166
五、 鐘情魏晉176
附錄 中國新文學建構中的章太炎因素181
第四章 王國維：一份隱性的遺產
一、 精神個性與學術次第193
二、 對個體性主體的質疑201
三、 思辨功夫，何謂“影響”？205
四、 康德、叔本華、尼采，并非王國維非功利文藝觀唯一思想來源212
五、 王國維之于新文學的意義219
六、 余論228
第五章 外來思想與本土資源如何轉化為中國現代語境——以劉師培《中國民約精義》為例
一、 學術定位233
二、 問題的提出236
三、 對一個反差現象的解釋239
四、 劉師培所能讀到的《民約論》譯本243
五、 自西徂東的思想旅行：譯本參讀比較249
六、 若干余論275
附錄 劉師培與章太炎的文質之爭（狄霞晨）280
第六章 錢玄同參與《劉申叔先生遺書》編纂始末發微
一、 《遺書》版本分疏296
二、 劉師培與南桂馨298
三、 《遺書》編者301
四、 傾力編纂《遺書》的內在動機310
五、 另一種學術史觀317
主要參考書目325
后記331
展開全部
重溯新文學精神之源:中國新文學建構中的晚清思想學術因素 節選
后 記 書稿的完成，前前后后，斷斷續續，差不多用去了我十幾年的時間，如此“曠日持久”，不免會覺得感慨。 促成這部書稿的*初動機，本于20世紀90年代后期，王德威先生提出的“被壓抑的現代性：沒有晚清，何來五四？”一說（先是長篇論文，后來擴展成專書），當時受其激發，便有了些想法，于是陸續寫出，暫時積攢在手里，后來湊成書稿，算是對這一在學界廣有影響的說法的一份側面回應。德威先生惋惜“五四”新文學未能對晚清文學的“通俗性”持以必要的尊重，心浮氣躁地看漏了它實際所包含的豐富的“現代”因素，而有意無意對之造成的“壓抑”，致使自身本應達成的豐富和深刻，或者說廣度和高度，都不免因此而有所受制。這一“后見之明”，雖確有所“見”，但可能在帶來新“見”的同時，也帶來些新的“不見”和“未明”之處。 我當時其實頗憂心于20世紀90年代以來蔚為大觀的“通俗”“世俗”或者“物質主義”的文學寫作，有可能降低中國文學所應有的思想及精神水準，并將其與上述鄭重致敬晚清“通俗文學”的“現代性”，惋惜“五四”新文學有意無意對其造成“壓抑”的“沒有晚清，何來五四？”說去掛鉤，認為后者對前者雖然未必有直接“責任關系”，但至少起有推波助瀾作用，間接責任還是有的，所謂“我雖不殺伯仁，伯仁因我而死”者是也。現在看來，也許有些責之過苛。至于“壓抑”云云，那也要看怎么說了。思想、學術，文化、文學，其發生、發展與生命元氣的保存，都離不開自由多元的生存環境。“五四”新文化、新文學誕生于北洋時期，屬于周作人說過的“王綱解紐”時代，軍閥紛爭，自顧不暇，根本顧不上意識形態上的定于一尊，政局的糟糕自不待言，但思想、學術與文化、文學的環境，卻是民國時期再也不曾有過的寬松，故而新文學之與晚清通俗文學一脈，應該是處在某種相對寬松、自由的競爭關系之中，之間并無太多外在的政治權力的介入和干預，新文學不甘于承續晚清通俗文學的余緒，或者按“壓抑”說，對晚清通俗文學一脈持以“壓抑”的態度，并非是借助于外部某種“定于一尊”的政治力量的施壓，不過是思想學術、文化文學之間，彼此相對公平的競爭、選擇的結果。 而我隨后也似乎越來越清楚，我當時的疑惑，可能更多的是源于參照視野上的差異，我可能多少嫌德威先生在視野上還拓得不夠開，盡管他博覽了數以千百種計的晚清小說，可討論問題的視野，似乎始終未能越出晚清文學雷池的半步。 我何以要對“被壓抑的現代性”說從一開始就會信疑參半呢？上面已說過，德威先生此說，事關如何恢復中國新文學所本應具有的豐富和包容，他認為新文學對晚清文學的“通俗性”的有意無意的壓抑，實源于其對于晚清文學“通俗性”中所蘊含的豐富“現代性”的視而不見與無從理解，倘若這一面能為新文學所充分認可和接納，并發憤踔厲，大而廣之，則中國新文學的成就或許未可限量，至少要比后來它所形成的格局和氣度大出許多，他因此而替已成定局的中國新文學覺得可惜。我覺得他說得沒錯，但又有不滿意。不滿意在哪里呢？不滿意在他始終是在拿文學說事，始終拘囿在文學的范圍里談論文學，談到新文學的承傳，便只是去晚清文學那里搜討，可問題是，晚清文學從精神氣脈上講，其實很孱弱，實在不足以支撐得起可以與后來的新文學相對應的精神視野與氣度。 我覺得在討論文學承傳的問題上，我們不妨聽從章太炎的建議，把邊框徹底打開。作為一種精神活動，應當把文學放置在一個時代的總體的精神空間中去考量才是。精神自有精神的運作邏輯，其所遵循的規則，套用當今股票市場的說法，應該是“逢高吸納”，也就是說，在精神的空間或平臺上，惟有更好、更有高度、深度與寬度的精神，才有競爭力，才有可能對別人施展影響力，為人所接納。但在晚清的精神空間里，足以擁有此番能量的精神活動，似乎并不在通俗文學。晚清民初，有高度、深度和寬度的精神活動，主要多由思想學術所承擔，而非通俗文學。精神空間的邏輯與資本的邏輯有所不同：資本（邏輯）是逢低吸納，高位拋出，以從中賺取差價為滿足；精神則注定是往上走的；一個向上，一個向下。雖然T.S艾略特的《四個四重奏》里對此有過很辯證甚至很詭辯的說法，“向上的路與向下的路，是同一條路。”可我還是覺得不一樣，它們畢竟是兩條路。 既然書稿旨在將中國新文學，尤其是其精神建構，重新納入晚清以來，*足以代表中國思想學術水準的空間和視野，視其為晚清以來中國思想精神整體構架中的組成部分，打通其與晚清以來思想、學術之間彼此息息相關的聯系，而此一思路現時期尚少見有人采納與嘗試，因而所面臨的問題和所將遭遇的困難，自然遠比預想的繁多，關涉的學科層面與需要重新研讀的資料，毫不夸張地說，增長之勢幾乎呈幾何級數，當初的起意、構想，隨視野與研讀的拓展及延伸，也會在相應的遷延中改變一些方向，甚至推倒重來，以致一而再、再而三地延誤了預定的結項日期，在此謹向該資助項目的有關部門及專家，對我的“拖延”始終報以“容忍”的雅量而深表感激。同時也覺得問心無愧，因為這些年，我確實是在不計時間和功效，做著自己想做的這件事，不想草草了了應付了事。 書稿中有關章太炎及錢玄同編纂《劉申叔先生遺書》部分，*初成稿于2000—2005年，我在位于日本長野松本的信州大學人文學部任教期間。與我誼兼師友的新穎教授，大概是*早看過它們的抽印本或電子文稿的，當即就得到了他的認可和鼓勵。當時他也正好有一段時間在韓國釜山大學教書，本來說好會有一個赴東京一橋大學開會的機會，我準備前去看他，后來不知何故未能成行。早些年，我曾有幸擔任他們這個班的班主任的時候，新穎就曾以他出眾的悟性令我暗自驚喜過。承他有心，把他在釜山那一段跟我有過幾次往還的電子書信留存了下來。他當時憑**印象，對我剛上手的工作所說的一些話，再一次讓我感到驚喜。我覺得他對這項研究的理解，甚至超過了我自己對它的理解。另外讓我覺得驚喜的則是，他把一些時過境遷，后來幾乎都已經讓我忘干凈了的，即當時起意、發凡的一些心理動機，也都在他的日記里替我一一留存了下來。我將它們引錄在這里，一來是想借重新穎的話，替自己壯壯陣勢（如果真有這樣的陣勢的話），二來呢，也是想借重這樣的機會，多少向這本書的讀者（我真心地謝謝你們！）交代一下當初我打算寫作這本書的時候那點幽微的心路歷程： 日記是2002年5月10日寫的，當時我在韓國釜山大學，而李老師在日本信州大學已經好幾年了。 反復讀了幾遍李振聲老師的Email。 前些日子，我請李老師把他寫的長文《錢玄同參與〈劉申叔先生遺書〉編纂始末發微》發來，讀后我寫信給他談我的感受，同時也談了我自己在學術上的困惑，向他求教。好幾天沒有回音。現在讀到他的信：“這段時間日本過‘黃金周’，一直沒上研究室，你的郵件還是剛剛看到的。謝謝你有耐心去讀我那篇讀起來肯定不會有什么快感的文章。年紀大了，文章寫起來，連自己也覺得只是一味地在枯瘦下去，讀你們的文字，可以是那樣地腴潤自如，心里非常羨慕，但也無可如何，只好這樣了。你問我的那個問題實在太難了，我只能老實說，我也答不出。誰都有個或多或少受此類困擾糾纏的時候。我自己這么多年，便是稀里糊涂捱過來的，我在這方面一向比較糊涂，同時還有點固執，信服別人指點不如信服自己。人文這一行，說到底無非還是王國維、傅斯年他們早已說過不知道多少遍了的那老話，一是看你能不能找到新的材料，再就是你有沒有新的看法。一種東西或環境太熟悉了，就有撤離的必要，除非你有了新看法，讓原先熟悉的東西一下子變得陌生起來，又能讓你像打量一件陌生的東西那樣重新打量它，這需要理論。” 我讀振聲老師的這篇長文，與去年讀他的另一篇長文《作為新文學思想資源的章太炎》，感受略有不同。關于章太炎的文章，題目意思顯豁；這篇談錢玄同參與編纂《劉申叔先生遺書》始末的諸多繁雜事情，我一開始讀就很緊張，因為我不知道閱讀會被引向哪里。我就是一直懷著緊張的心情，看李老師非常耐心地考證和講述種種細故。為什么錢玄同晚年會忍受著極大的病痛，以遠遠超出身心所能夠承受的限度編校劉師培的遺著？讀到這一問題提出，不禁怦然心動。“正是這樣的一份工作，攪動了他對青年時代的記憶，使得那些早已成為他一生中*彌足珍貴的材料，那些昔日往事，都紛紛回到了他的心里……這件工作對他來說，實有特殊的意義。他似乎是在藉此確保自己可以自由地并富有尊嚴地選擇自己的生活，并藉以尋求、清理和保持住自己真實的身份、感情和價值觀有所歸屬。”文章后面的部分援引本雅明《歷史哲學論綱》里的看法，論述錢玄同對劉師培的學術評價與對歷史危機時刻的刻骨銘心記憶息息相關。錢推重非純粹學者時代的劉早年著述的學術價值，卻看輕其后期執教國學院及北大時期的著述，與魯迅臨終對章太炎的評價可謂異曲同工。這是因為，他們所認同的，是在歷史特定危機時刻展開的思想和學術，此時此刻的思想和學術或不“純粹”，但因深深介入現實的危機情境中，使得原本被限制在經院和書面上的著述活動，綻放出與危機撞擊下顯得特別真實有力的生命活動直接相通的種種可能，從而透出其特有的精神光澤。劉師培遺著的整理和編纂，使晚年錢玄同再次重溫并確認了自己之于危機時刻的思想學術精神的認同關系，并藉以重新理解和提出撰寫一種有別于純粹學究性模式的學術史的可能性。文章恰好結束于這高潮處。 日記里說到的兩篇長文，是李振聲老師這些年來所做的一項工作的部分成果，這項工作是，對中國新文學的精神源頭和思想資源作一個清理，把章太炎、劉師培等人的思想著述納入新文學思想資源的框架里加以審視和諦聽，力求對新文學的來龍去脈作更有歷史根底的理解和闡釋。同時還牽涉，置身社會文化急驟轉型時期，學問家何以對時代做出反應，何以自處，何以接洽已有的學術體系與完全不同的新的知識體系，等等。這一系列的問題無法避免地會指向更根本的追問，學問究竟是什么？什么才是真正有價值的學問？如此等等。李老師跟我說，他要寫的這些文字，一方面是在反芻歷史，重新體驗和追尋先人的內心經驗，同時也想寬釋自己心里的困惑和疑難。 章太炎那篇隨即便由與我同樣誼兼師友的業松教授“自告奮勇”地拿去薦發于湖南的《書屋》。記得當時《書屋》正待被“整頓”，兩期合并為一冊，正好可以一次刊完這篇不短的文稿，得以讓它就此結識了不少當時的年少新銳。康有為、梁啟超部分的文字，曾刊發在陳思和、王德威先生擔綱主編，金理教授負責編務的近年的《文學》季刊；王國維部分刊于復旦古籍所刊行的《薪火學刊》；還有一些初稿雛形，則曾相繼刊發于《復旦學報》、南京大學“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中心”主持的《中國現代文學論叢》和《杭州師大學報》等；在此謹向師友們的慨允版面深致謝忱。 結稿之際，披覽全文，抱憾之心遠多于喜悅之情。這些文字與其說是對我這些年研讀的一個了結，毋寧說是一個個新的開始，它們正在引發出諸多尚未來得及寫進眼前這部書稿之中、卻又是亟待解決的問題。就寫出的篇幅來看，劉師培的文論對于五四新文學家一代的影響尚未來得及好好涉及（而這種影響在魯迅、周作人等人身上是真切地存在著的），就不能不說是個明顯的缺憾。幸好我這些年指導過的狄霞晨博士，對中國文論近現代轉型中劉師培所作的貢獻頗有精到研究，我也便借了“近水樓臺先得月”的方便，商請得她同意，附錄了她尚未出版的博士論文中的一節，以稍稍彌補這方面的缺憾。另外，書稿第五章第五節，倘若沒有她的襄助，這部分很可能至今還會以未成稿的方式繼續擱置。我還記得，里邊需要用到盧梭《社會契約論》的日本原田潛譯述本《民約論覆義》及晚清留日學生楊廷棟據原田本所轉譯的《民約論》，我曾通過我在復旦圖書館的一位學生，商請北京的國家圖書館能勻得一份照相電子版，終因需要費用數千元而不得不咋舌斂手，后來也是她去想了其他辦法，相對“便宜”地找來借我的。這些都是我要特別感銘她的。還有更多的比我年輕了整整一代或兩代的同行友人，他們的關注和勉勵，也是促成書稿*終沒有因為我的遲鈍以及時不時純粹出于任性的怠惰而被耽誤的重要原因，謹在此默默表達我的感謝。 還有其他諸多缺憾，都只能期待在日后的后續研究中去彌補了。 著者，記于2017年4月，2020年5月改
重溯新文學精神之源:中國新文學建構中的晚清思想學術因素 作者簡介
李振聲，1957年8月出生，江蘇無錫人。武漢大學歷史學學士（1982），復旦大學文學碩士（1985）、文學博士（1991）。1985年起執教于復旦大學中文系。一度任教于日本國立信州大學等。現為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已出版的學術論著主要有《季節輪換》《書架上的歷史》《詩心不會老去》等；譯著主要有《夢十夜及其他》《虞美人草》《江戶藝術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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