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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小書:(聊齋志異)面面觀(精裝) 版權信息
- ISBN：9787200144888
- 條形碼：9787200144888 ; 978-7-200-14488-8
- 裝幀：簡裝本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大家小書:(聊齋志異)面面觀(精裝) 內容簡介
《聊齋志異》收錄志怪小說近500篇，內容或譏刺官貪吏虐，抨擊科場積弊、考官暗昧，嘲諷惡劣世風，或歌贊青年男女愛情，頌揚英烈豪杰、巾幗奇人以及清慎廉明的良吏，雖在藝術手法上談狐說鬼，時涉荒誕，然其鋒芒所向和為文之旨唯在諷世與救世，全書廣泛、深刻地反映了那一時代的真實風貌與世態，堪稱我國古體小說發展史上的一座豐碑。本書圍繞《聊齋》產生的時代背景、蒲松齡一生所歷仕宦、坐館以及與官僚士紳各色人等的交往，在充分汲取前代和當代學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全面這部奇書在思想和藝術上所取得的非凡成就，可以說是一本面向大眾的淺近的研讀《聊齋》的入門書。
大家小書:(聊齋志異)面面觀(精裝) 目錄
目 錄
**章滿懷孤憤著奇書
第二章神怪、現實相映生輝
第三章刺貪刺虐入骨三分
第四章抨擊科舉痛快淋漓
第五章諷喻世情奇趣橫生
第六章謳歌愛情美不勝收
第七章為巾幗奇人立傳
第八章仁者破案三折肱
第九章偶述瑣聞一目傳神
第十章“異史氏曰”富于魅力
后記
**章滿懷孤憤著奇書
第二章神怪、現實相映生輝
第三章刺貪刺虐入骨三分
第四章抨擊科舉痛快淋漓
第五章諷喻世情奇趣橫生
第六章謳歌愛情美不勝收
第七章為巾幗奇人立傳
第八章仁者破案三折肱
第九章偶述瑣聞一目傳神
第十章“異史氏曰”富于魅力
后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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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小書:(聊齋志異)面面觀(精裝) 節選
**章滿懷孤憤著奇書 清代康熙年間，我國文學史上產生一部出類拔萃的古體小說奇書《聊齋志異》。“聊齋”是作者蒲松齡的書齋名。全書近五百篇，大都寫鬼寫妖，“搜奇抉怪”，摹繪人生，寓意言情，內容繁復，多姿多彩，文筆精美，膾炙人口，是一部雅俗共賞、歷三個半世紀而傳誦不衰的經典之作，也是我國古體小說的藝術豐碑。 一 作者蒲松齡，字留仙，一字劍臣，號柳泉居士，山東淄川（今淄博市淄川區）蒲家莊人，生于明崇禎十三年（1640），四年后明即滅亡；卒于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他的一生主要生活在清代前期。他出身于書香繼世之家，遠祖蒲魯渾和蒲居仁曾為元代般陽路總管，官位相當于知府。后遭“傾覆”之禍，“只遺邈孤”，明代始興。高祖蒲世廣和曾祖蒲繼芳都是庠生（未能補廩的秀才），祖父蒲生汭未能進學，倒是他的兩個從祖父蒲生池和蒲生汶做過知縣。前者以貢元補無極知縣，其祖父蒲世廣乃得“贗贈文林郎”；后者進士出身，任玉田知縣，就是《聊齋志異·夢別》所寫的那位玉田公，不幸早亡。蒲松齡之父蒲槃，字敏吾，“少力學而家苦貧”，二十多歲還進不了學，“遂去而學賈”，創起一個不小的家業，居然“鄉中稱為素封”。后來回家做處士公，坐吃山空，“周貧建寺”，又逐漸敗落，四個兒子“不能延師”，都由他親自教讀，竟有三人得以“游泮”，成為秀才。蒲松齡是其第三子，自幼聰慧好學，*得蒲槃喜愛。十九歲應童試，考得“縣、府、道三**”，大受山東學使施閏章的稱賞。施閏章字尚白，號愚山，富于學識，頗有文名，而作為學使，尤其可貴的是愛惜人才，“以振起文教為己任”。據王培荀《鄉園憶舊錄》（卷二）載，順治十四年（1657）春，他在東萊主持考試，忽然“雷雨大作，平地水深尺余”，考生云集堂上，不能作文。他當即興致勃勃地賦詩二首，一則鼓勵考生：“敢言化雨隨車至，應有蛟龍出水來”；二則表示選拔人才的決心和信心：“從教滄海添春漲，會取珊瑚百丈枝”。了解這位學使的上述情況，就會明白，應考大半生不得志的蒲松齡唯獨這次童試中大得賞識，名震一時，絕非偶然，而是這位未來大作手自幼才華出眾的突出表現。 受此鼓舞，蒲松齡博取功名信心十足。隨即與好友李堯臣（字希梅）、張篤慶（字歷友）等結郢中詩社，吟詩作賦，切磋文業，“相期矯首躍龍津”。康熙三年（1664），李希梅又邀蒲氏住其家中，“朝分明窗，夜分燈火”，一起“共筆硯”的還有蒲氏族甥趙晉石。不久，蒲家兄弟“析箸”。蒲松齡分田二十畝，“時歲歉，荍五斗，粟三斗”“兄弟皆得夏屋，爨舍閑房皆具”，不長于爭競的他與劉氏“獨異，居惟農場老屋三間，曠無四壁，小樹叢叢，蓬蒿滿之”。這種家境使他潛心攻讀、求取功名已不可能，大約到了康熙四年（*多五年），就去邑西五十里王村的王永印（字八垓）家坐館授徒。這除了袁世碩先生在《蒲松齡早年“歲歲游學”考》中所做的考辨，還有日本慶應大學圖書館聊齋文庫所存蒲松齡所作《新婚宴曲》末附“特志事略”為證：“康熙六年，仲春之月，適在王村，課蒙為業。”說得十分清楚明白。 蒲松齡從順治十五年（1658）成為秀才，其后十年中有可能多次參加應舉的鄉試。生員赴鄉試前，還要經過學政主持的科試，科試一、二等及三等前十名（大省）或前五名（小省，如山東）才有資格應舉。蒲松齡這十年間參加科試、鄉試的情況均無明確記載。但從他稍后寫的詩中可以窺見他這一階段科場失意的心境，所謂“十年塵土夢，百事與心違”（《旅思》），“十年心事計全非”（《堤上作》）。值得注意的是，《聊齋志異》的寫作很有可能是在這個時期開始的。蒲松齡于康熙九年（1670）秋天南游之際，其詩已有“途中寂寞姑言鬼”句（《途中》），這與《蓮香》篇末所記“余庚戌南游至沂”，得讀“王子章所撰《桑生傳》”，“此其崖略”云云恰好相符。第二年正月寫的一首詩又有“新聞總入鬼狐史”句。不過，我們很難想象，這部“志異”小說的寫作是在南游途中突然開始的，時間大約還要早些。像《地震》那樣對作者自己在康熙七年（1668）一次非常感受的記述，大概距地震發生的時間不會太久。總之，蒲松齡對民間鬼狐故事的興趣、寫作志怪小說的熱情，不是在功名無望、滿懷“孤憤”的情況下才萌發的；而是在南游之前的某個時候，在潛心舉業的青年時代就“雅愛搜神”“喜人談鬼”，并且熱心地記錄、加工，從事創作。這是興趣和才華的頑強表現，也是成就《聊齋志異》這部杰作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蒲松齡后來為什么將一腔“孤憤”寄托于神異幻想小說，而不是別的文學形式，是與他早年對民間異聞傳說的特別興趣、對幻想小說形式的特別愛好密切相關的。 二 康熙八年（1669），蒲松齡三十歲。蒲槃去世，三年丁父憂，不得應舉。適逢同邑進士孫蕙做了寶應知縣，由于他的恩師、蒲氏族甥趙金人的舉薦，第二年就邀請蒲松齡為他做幕賓。蒲松齡由于科場失意和家境所迫，便接受了邀請，決心進官場闖蕩一番，乃于康熙九年（1670）秋，出青石關，南下江淮，開始一生中唯一的遠游。他于次年初寫出詩句：“漫向風塵試壯游”，即是南下心境的寫照。做幕賓生涯只有一年，這位小說大家卻受益匪淺。 **，大開眼界飽覽風光，開闊了視野。還在南行途中就寫出贊美南國景色的詩：“青草白沙*可憐，始知南北各風煙……一聲欸乃江村暮，秋色平湖綠接天”（《途中》）。到寶應數月，又隨孫蕙去高郵、揚州等地同一些進士、名流“登北固、涉大江、游廣陵、泛少白”（王洪謀《柳泉居士行略》），寫了許多游覽登眺、紀勝感懷之作，后被編為《南游草》。一年間，他對南方的生活狀況、風俗習慣也有所了解，這對他創作以南方為背景的那些作品，如《五通》《青蛙神》《白秋練》《晚霞》《王桂庵》等，顯然是不可缺少的生活經驗，對整個《聊齋志異》的寫作也大有裨益。 第二，幕賓生涯使他有機會接觸封建官府和縣衙門的各色人物，不僅對知縣孫蕙十分熟悉，還能了解其上下左右。這從他代孫蕙寫的幾十篇呈文書啟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來。寶應、高郵是南北交通要沖，京官、地方官經常過往，大肆騷擾，單是驛站馬匹一項就弄得孫蕙焦頭爛額。孫蕙在上司面前備受凌辱，他自己的生活又很奢華：“瑯玕酒色郁金香，錦曲瑤笙繞畫梁。五斗淋浪公子醉，雛姬扶上鏤金床。”蒲松齡這一年可以說深入到封建官府的心臟，熟悉了其中種種內情，掌握了它的方方面面，為他在《聊齋志異》中描繪、揭露官場的弊害生出各種新巧的構思打下了厚實的生活基礎。 第三，由于孫蕙“喜聲伎，金粉羅綺列屋而居”，蒲松齡得以接觸南方一些能歌善舞的青年女性，并為她們寫了多首詩詞。*突出的是顧青霞。其《聽青霞吟詩》云：“曼聲發嬌吟，入耳沁心脾，如披三月柳，斗酒聽黃鸝。”他還特選百首唐人絕句，供顧吟詠。《連瑣》中的女主人公“自選宮詞百首，錄誦之”，兩者情形十分相似，分明是移花接木的藝術造作。這個歌女隨后成了孫蕙的妾。孫蕙入京做官，將她留在淄川家中多年，孫蕙死時，她還年輕，其后不幸早逝，蒲又寫了《傷顧青霞》：“吟音仿佛耳中存，無復笙歌望墓門。燕子樓中遺剩粉，牡丹亭下吊芳魂。”詩中飽含對早夭歌女的悼惜懷念之情。這與《聊齋志異》多篇對年輕鬼女的描寫在精神上是相通的。南游詩中還有一首《客齋》，開頭四句是：“高齋燈火客思清，旅況蕭條華發生。自有酒人來擊筑，欲召小婦坐鳴箏。”由此也可想見，蒲松齡與歌女不僅相識，有時還會招請她們，排遣旅況的苦悶。我們知道，南方的封建倫理觀念相對來說比北方薄弱，歌妓的思想觀念更較開放，接觸和了解這些女性，為創造那些在愛情方面大膽追求的女主人公準備了條件。 第四，蒲松齡一年之間為《聊齋志異》搜集不少題材，并加緊寫作。前面提及的那首詩寫道：“漫向風塵試壯游，天涯浪跡一孤舟。新聞總入鬼狐史，斗酒難消壘塊愁。”“總入”一詞不僅表明寫作時間較長，同時也表明搜集的數量比較多，肯定不止《蓮香》一篇。《巧娘》篇末注明是“高郵翁紫霞”提供的材料，應該也是在高郵的時候聽到的。再者，詩中把“鬼狐史”與“壘塊愁”聯系起來，說明這時作者已有明確的創作意圖，是作為“孤憤之書”來寫作了。 盡管在我們看來，此次南游收獲很大，和孫蕙的關系也處得很融洽。蒲松齡自己可是愈來愈苦悶，因為這種筆耕墨耘的幕賓生涯離他登第出仕的理想愈來愈遠。做幕賓第二年寫的《漫興》云：“年年蹤跡如萍梗，回首相看心事違。”這年秋天，南來將近一年之際，他就懷著“消磨未盡”的雄心毅然辭幕，經過長途跋涉，回到故鄉，進入下一生活階段。 三 總的說來，蒲松齡的身世是比較清楚的。不甚明了的，除去前已述及的早年坐館王永印家，便是三十二歲南游回來以后到四十歲去畢際有家坐館之前的七八年間。1984年王枝忠先生發表《關于蒲松齡生平經歷的幾點考訂》一文，明確論述了蒲松齡南游回來后有幾年是在淄川的豐泉鄉王家坐館，將此項研究推到一個新的階段。2006年蘇家慶先生又在《蒲松齡研究》第1、2期發表《蒲松齡設帳淄川縣仙人鄉馬家莊考證》，證明蒲松齡那幾年坐館的王家不住淄川東北的豐泉鄉，而住城東的仙人鄉馬家莊，教授的學生“主要是王氏家族的第十一世孫，即王體正、王一正、王秉正的子侄們”。從而使此項研究于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在南游歸來后的七八年中，蒲松齡的游學生涯應不止王氏一家。康熙十一年（1672）四月先生曾隨高珩、唐夢賚等游過嶗山，作《嶗山觀海市作歌》；十二年（1673）春，又因“寂寞無聊，與高念東徒步而游”蓮花庵，作《尼姑思俗曲》；是年七月又曾登游泰山，作《登岱行》。這兩年如此閑暇，可能并未設帳教書，也可能被歸里家居的高少宰珩邀去“從杖履”，即為高珩做西賓。筆者于此做一點補充。在此期間，蒲松齡還可能教過高家的孩子們學八股文。日本慶應大學圖書館的聊齋文庫存有署名為“蒲留仙”的《作文管見》舊抄本，其文非獨立為篇，而是被高珩之兄高瑋的曾孫高傳緒于嘉慶七年（1802）以后寫的一份有關教子的多項材料的一部分，前后均有別文，筆體如一，連續抄寫，標題只另起行，不另起頁。所以不可能是后人為應付某種需要而偽造的聊齋之文，應是蒲松齡教授八股文用的教材或供生徒閱讀之文稿。大約是在高家做西賓時寫的或用過的，傳到高傳緒（也是個授徒夫子）手里，編入這份教子資料。而后這材料落入蒲家后人之手，平井雅尾從蒲松齡第九世孫蒲文英家獲得。其文**段云： 文章之法，開合、流水、順逆、虛實、淺深、橫豎、離合而已。開謂前股揚開，合謂次股籠合到題。多半前用正筆，后用反筆。流水謂二股如一股。順是前二股從題首做到題尾，逆是次二股從題尾卷到題首。虛實是前二股虛寫題意，后二股實發題理。淺深俱是實做，特后二股更精進一層。橫豎如天地間、古今來即是，余意可以類推。離合乃虛籠起全題，忽就題中字孤講一段或二股（段），然后拍合到題位。凡譬喻題多用此法。嘗見“出門如見大賓”文，先言出門為時雖暫，亦不敢因其暫而忽之，即用“今夫”二字陡出“見大賓”孤講：不敢不敬，且不自覺即自然而敬，然后落到出門亦是如此。正所謂離合法也。 這顯然是講的八股文作法。除了王、高兩家之外，還有沈家，袁先生曾在《蒲松齡早年歲歲游學考》中提出蒲氏早年曾與沈天祥“共燈火”的線索，后經鄒宗良先生對此再做考索，證明蒲松齡在沈家坐館是在“康熙十七年（1678）”。這樣看來，在坐館畢家之前的七八年中蒲松齡應先后在高、王、沈三家設帳或做西賓。 由于子女多而且小，天時又“連歲降奇荒”（《憂荒》），這七八年是蒲松齡坎坷一生中*艱難困苦的時期。盡管“歲歲游學”，也未能改變貧困的家境。“十年貧病出無驢”（《草廬》其二）；“家無四壁婦愁貧”（《撥悶》）；“貧因荒益累，愁與病相循”（《四十》）；“大者爭食小叫饑”（《寄弟》）；“午時無米煮麥粥”（《日中飯》）……都是這個時期寫下的詩句。到他老母亡故時，以致無錢治具，告貸無門，“兄弟相癡對，枯目以倉皇”，不得不接受王如水的慷慨相助。這位小說大家的窮困至此達于極點，而其時已到畢家坐館，進入下一階段了。 這七八年，蒲松齡在承受貧困壓迫的同時，還要承受另一種壓迫——考場繼續失意的精神壓迫。他從寶應回鄉，帶來孫蕙的一封薦書，可第二年壬子的鄉試仍不得意。他秋后寫給孫蕙的詩有“我困遭逢數亦慳”“葉公元不愛真龍”“痛哭遙追阮嗣宗”等句（《寄孫樹百》）。孫蕙來信謂“不意蕪椷無靈，致誤云翼”“抱歉，抱歉！”此后數年蒲氏還寫有多首為舉業無成憤懣之詩。可喜的是在此艱難困苦時期，他依然堅持《聊齋志異》的寫作。先生參加且有文字可證的下次鄉試是康熙十七年（1678）戊午科，他于是年寫的七律《同安丘李文貽泛大明湖》云：“北極臺臨北斗懸，兩人把手意愴然……揮髯共灑陵陽淚，此日相看*可憐！”這分明顯示兩人都在這年的秋闈中落榜。本年主持山東鄉試的是刑部尚書翁寶林。據王培荀《鄉園憶舊錄》記載，此公選才十分認真，包括解元畢世持在內的諸多山左名士“皆從落卷搜得，非遇寶林先生俱落孫山”；另一名士孫勷的試卷也從落卷找出，由于“房官涂抹太甚，不可中，翁氏深為惋惜，將他引見諸當事，為刻其文”，使孫名滿天下，下科即被錄取。此科在山東一時傳為美談，蒲松齡未能得中，或深受刺激，所以在上題七律的第二首中寫出“鬼狐事業屬他輩，屈宋文章自我曹”之句，似乎要摒棄《聊齋》的寫作，大力研習四書和八股文了。實則只是一時情急、憤激之言，第二年，《聊齋志異》就初具規模，編輯成冊，并寫了那篇有名的《聊齋自志》，以冠其首。文中寫道：“門庭之凄寂，則冷淡如僧；筆墨之耕耘，則蕭條似缽。”“獨是子夜熒熒，燈昏欲蕊，蕭齋瑟瑟，案冷疑冰”。這些話正是作者這一時期家境與心境的真實寫照。但又自謂：“遄飛逸興，狂固難辭；永托曠懷，癡且不諱。”看來，這位滿懷抑郁的小說家大寫“孤憤之書”的狂熱和癡情既不能自我抑制，也沒有外力可以阻擋得了。 四 康熙十八年（1679），先生四十歲。就在這一年，他應淄川望族畢家之邀，到位于縣之西鄙的西鋪坐館。館東畢際有是明末戶部尚書畢自巖之子，清初拔貢，曾做過江南通州知州。家有園林石隱園、藏書甚富的萬卷樓，以及效樊堂、綽然堂等建筑。其子畢盛鉅（字韋仲）無意仕進，有八個兒子。蒲松齡就在綽然堂設館，教畢盛鉅之子。其間，他在這里還結識一批文人、名士，交游更廣了。當時頗負文名的王士禛是畢際有妻子的從侄，就是通過畢家，蒲氏結識了這位刑部尚書。他是*早閱讀《聊齋志異》的名家，也是評點《聊齋志異》的**人，對這部小說名著的流傳有一定的影響。 在畢家坐館既有許多優越之處，也有艱難、凄苦的一面。蒲家莊離西鋪約六十里，常年不能與家人團聚，無法照料生活相當貧困的妻兒，偶爾回家一次，情同客人，乃至“驚吠狺狺家犬”（《賀新涼》）。更使他難過的是，終年教授別人子弟，自己的兒子卻無人教讀。這在他的詩文中多次提及：“賣文為活，廢學從兒；納稅傾囊，愁貧任婦。”“我為糊口耘人田，任爾嬌惰實堪憐。幾時能儲十石粟，與爾共讀蓬窗前。”這些話都是很動感情的。如果遇上天災病況，心情更不好，甚至竟夜難眠。看他五十二歲寫的《五月十二日抱病歸齋》： 抱病歸齋意暗傷，頻呻短榻倍凄涼。家貧況值珠為粟，兒懶何堪婦臥床。夢里紅塵隨路遠，鏡中白發與愁長。終朝輾轉聞殘漏，月下空庭雪滿廊。 這種為人作嫁的坐館生涯使他常常陷于愁苦，無法解脫。到了老年，兒子大了，“各謀一館，以自糊其口”（《柳泉公行述》），生活境況好起來，但年邁奔波，十分辛苦。蒲箬充滿感情地寫道：“六十余歲，猶往返百余里，時則沖風冒雨于奐山道中”（《行述》）。蒲氏五十八歲寫的《十月五日西行二首》也充分反映了這種苦況。“破硯飄零白發修”，正是暮年坐館生涯的剪影。不過，由于與畢際有父子關系和諧，亦賓亦友，及前述諸多優越之處，他竟在畢家坐館長達三十年之久，直到七十一歲才回家終老。在此三十年中，他在教授生徒并為畢氏父子及鄉里書寫各種應酬文字而外，繼續參加多次鄉試。 這里先說說他于四十四歲得補廩膳生的情況。清代生員三年要進行一次歲試，成績分為六等，一等得補廩膳生，簡稱“補廩”，每月可領廩餼銀四兩，又稱食餼。蒲松齡十九歲“弁冕童科”，可至四十多歲非但沒能中舉，也未得補廩。康熙十八年（1679），汪如龍（字健川）來宰淄川，連續六年，頗多政績，口碑甚佳。《縣志》說他“天性慈祥，一介不取”“服御儉素”，是“古遺愛”。蒲松齡有《上健川汪邑侯啟》，謂“六十里里人，人人加額；百千戶戶口，口口成碑”，雖是溢美之詞，也可見出汪在先生心中的地位，故而有上書之舉。上書的目的是在述說自己懷才不遇的寒酸遭際，并“略錄舊篇”“附呈小品”，求其“冰鑒”與“游揚”，為其仕進功名助一臂之力。汪令看了，應很欣賞其文才，同情其遭遇，故而“見招”，很可能留他在署中逗留一段時間，使蒲銘感溢于言表：“偃蹇自拚人不伍，忽逢青眼淚沾巾！”不過，縣令的“游揚”，只限于學政主持的歲、科兩試，至鄉試就無能為力。下科歲試之后，蒲松齡即得補廩，或與汪令的這番交往不無關系。 ……
大家小書:(聊齋志異)面面觀(精裝) 作者簡介
馬振方（1933—），遼寧省凌海市人，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1962年畢業于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專業，留校任教，1998年退休。其間，1992—1994年應邀赴日本九州大學中國文學部任教兩年。曾任第五屆茅盾文學獎評委和第一屆姚雪垠文學獎評委。 主要從事小說理論和中國古體小說的教學與研究。發表論文、評文百數十篇，著有《聊齋藝術論》（1986，上海文藝出版社）《小說藝術論稿》（1991）《在歷史與虛構之間》（2006）《中國早期小說考辨》（2014，以上北京大學出版社），《中國古代小說散論》（2016）《馬振方論著自選集》（2016，以上人民日報出版社）等；主編《聊齋志異評賞大成》（1992，漓江出版社；1996，中國臺北建安出版社）；與人共同主編“大學生傳世經典隨身讀”叢書，自注《聊齋志異》（精選本，2008，高等教育出版社）；輯校《聊齋遺文七種》（1998，北京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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