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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文獻外譯研究 版權信息
- ISBN：9787512428232
- 條形碼：9787512428232 ; 978-7-5124-2823-2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中央文獻外譯研究 內容簡介
本書在外交部、中共中央編譯局和中國外文局等單位的鼎力支持下完成，收錄了中央文獻對外翻譯研究的重要學術論文28篇，從理論與實踐兩個層面梳理了中央文獻對外翻譯研究的z新成果。“理論篇”部分共收錄了15篇學術論文，分別論述了中央文獻對外翻譯研究中宏觀方面的理論建構、范式探究和路徑探索，并以中央文獻外譯的實踐為研究對象，從理論層面提供了新的啟示，體現出中央文獻對外翻譯研究理論的創新性探索。“實踐篇”部分共收錄了13篇學術論文，從政治文本的英譯、日譯、俄譯三個不同語種的翻譯實踐中，追本溯源，舉一反三，厘清了研究工作中的重點與難點，探究了中央文獻對外翻譯研究中的機遇與挑戰。該書作者中既有長期工作在中央文獻對外翻譯領域的資深專家，也有高等學校從事這方面研究的師生，他們不僅為中央文獻對外翻譯研究提供了quan威和前沿的學術參考，也提供了有價值的實際指導，體現了目前中央文獻翻譯研究的z高水平，值得從事這方面理論和實踐研究的學者關注。
中央文獻外譯研究 目錄
序言一
序言二
代序
前言
理論篇 1
中央文獻英譯的話語研究范式——超學科視角 田海龍 3
在黨政文件翻譯中構建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 陳明明 16
漢英翻譯中的政治考量 王平興 21
對融通中外話語體系建設的幾點考慮——《求是》英譯體會 賈毓玲 34
論對外政治話語體系的創建與翻譯——再談《求是》英譯 賈毓玲 42
翻譯的主體意識——2014年政府工作報告翻譯心得 童孝華 56
重視黨政文獻對外翻譯，加強對外話語體系建設 黃友義 黃長奇 丁潔 73
如何提高中國時政話語對外傳譯效果——基于認知心理學角度 竇衛霖 79
政治文件翻譯的幾點思考和建議 王剛毅 90
從“中國關鍵詞”看中國特色政治話語的對外傳播
——專訪美國明德大學蒙特雷國際研究學院鮑川運教授 楊平 93
《政府工作報告》英譯之語氣弱化研究 汪洋 103
黨政文獻漢英翻譯中搭配沖突的調查 唐義均 115
對外傳播話語翻譯抉擇的“關鍵之處”：批評翻譯學的實證路徑探索 王斌華 129
從“爭議島嶼”來看外宣翻譯工作中的政治意識 朱義華 142
政治術語跨文化傳播中的語境依賴性——以“中國夢”英譯為例 劉宏偉 150
實踐篇 165
中日政治文獻“同形詞”的翻譯——以2015年《政府工作報告》日譯為例
修剛 米原千秋 167
詞頻分析與中俄政治文獻翻譯——以2013—2014年中國政府工作報告俄文版與俄羅斯
國情咨文對比為個案 王銘玉 劉子夜 185
中央文獻俄譯文本語句結構特征探析——以政府工作報告俄譯本為例
姜雅明 李夢雅 198
中央文獻重要概念在日本的傳播 張曉希 朱雯瑛 213
我國黨政文獻對日翻譯活動研究——以建國后65年日譯單行本為例 鮑同 蔣芳婧 229
基于“功能加忠誠”原則對2016年《政府工作報告》日譯的考察 蔣芳婧 段東海243
政治文獻翻譯中“融通中外的新表述”之“表”
——以《習近平關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論述摘編》日譯為例 李鈺婧 252
中央文獻俄譯中的顯化現象研究 劉甜甜 264
習式話語中俗諺語的俄譯問題 肖德強 282
陌生化視閾下政治文獻術語翻譯中的顯異研究
——基于近年來政府工作報告俄譯本的實證分析 王曄 290
《2016年政府工作報告解讀》英譯中表達型文本功能的實現 石蕊 310
解讀、商討與建構——外宣翻譯過程中譯者的能動作用 尹佳 324
再情景化與政府工作報告英譯研究 陳勇 337
后記 352
展開全部
中央文獻外譯研究 節選
一、引言：幾個相關概念的界定 首先需要界定的一個概念是中央文獻。依據賈毓玲的定義，中央文獻是指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著作和講話，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的主要文件，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政治協商會議的主要文件以及黨和國家其他重要政策文件。由此引出第二個概念，即中央文獻對外翻譯。不言而喻，中央文獻對外翻譯是指將這些黨和國家的重要文獻翻譯成外國語言的工作。中央文獻對外翻譯不僅是一個實踐性很強的工作，而且對它的研究也很有傳統，形成了許多有價值的理論，不僅對中央文獻對外翻譯實踐具有指導意義，而且也豐富著一般的翻譯理論研究。我們將對中央文獻翻譯的理論思考稱為中央文獻對外翻譯研究。這是我們需要明確的第三個概念。 中央文獻對外翻譯可以幫助世界了解中國，也可以向世界各國傳播中國治國理政方面的有效方式和經驗，為世界做出中國的貢獻。在中國與世界各國之間的政治、經濟、文化、外事等方面的交往更加密切，中國近年來的發展令世界矚目這樣新的歷史背景下，外國政要、媒體和民眾更加渴望了解中國的發展，中央文獻對外翻譯也更顯重要和不可或缺。與此相關聯，中央文獻對外翻譯研究也日益深入和豐富，產生出許多值得借鑒的觀點。例如，有觀點認為，中央文獻對外翻譯首要的原則是要忠實原文；同時也有觀點認為，在中國文化走出去和建立融通中外的話語體系新形勢下用外國受眾聽得懂的方式講好中國故事也非常重要，因而在中央文獻對外翻譯中需要采用靈活的翻譯策略。這樣中央文獻對外翻譯研究似乎集中在對忠實與靈活的孰優孰劣以及為何優為何劣等問題的討論上，使研究的視野局限于“忠實—靈活”之間，因而容易陷入一個無休止的討論循環。 本文從話語研究的理論思想出發，從超學科的視角討論話語研究與中央文獻對外翻譯（主要是英譯）研究之間展開對話的可行性，探索通過彼此將對方的邏輯和原理內化于自身而發展出新的中央文獻英譯研究范式的可能性。 我們看到，在致力于建立融通中外的話語體系過程中，學者對話語這個概念的理解和解讀更為關注，這也對形成有價值的學術思想尤為重要。而建立融通中外的話語體系這一新形勢也對中央文獻翻譯英譯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這樣，話語研究與中央文獻英譯研究便在建立融通中外的話語體系以及中國文化走出去的背景下形成了許多共同關注的研究課題，為我們在話語研究的基礎上探討中央文獻英譯研究的新范式提供了基礎。我們將從討論話語及話語研究開始探討這一新的研究范式。 二、話語研究：后現代視閾下的語言學研究 作為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領域的一個術語，“話語”的使用頻率在當下遠遠超過了“語言”這個術語。“話語”之所以成為學界的熱詞，一方面是由于當下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產生出許多前所未有的新問題，另一方面也是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者對這些新問題的思考所致。就前者而言，當下世界政治經濟全球化日益深入，互聯網技術日益發達，而科技創新與全球化飛速發展帶給社會的不僅是生活的便捷，還有調節社會契約的那些傳統手段的失靈且無從翻新。這些新的社會問題促使學者的思考不再關心研究對象是由什么構成的這樣的問題，甚至不關心我們如何認識研究對象這樣的問題，而是關心我們如何表述研究對象，語言如何呈現研究對象這樣的問題。這些思考對試圖用自然科學的標準衡量一切事物，普遍認為一切有意義的問題都可以通過科學手段得到實驗檢驗并獲得確定答案的現代主義進行質疑，并且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語言在社會生活中的建構作用，形成從本體論到認識論再到語言論的轉變。 然而，“語言”這個術語脫離不開它現代主義的思想根基。在已經過去的20世紀，現代語言學將語言作為研究的對象，為現代主義的發展立下了汗馬功勞。語言學將語言作為客體進行研究，觀察它的各個層面，發展出音系學、句法學、形態學、語義學等。在20世紀主流語言學的研究中，語言是與語言使用者分離的一個系統，也是與研究者無關的一個客體，這樣的語言學研究為現代主義思想和科學實證主義的研究方法提供了有力的支撐。在學者更加關注社會生活中的人如何表述社會事實這樣的問題時，語言作為人們傳情達意的交流工具，其與使用者分離的特性已不能體現后現代主義的思想。因此，后現代主義的思想家（如福柯、德里達、布迪厄、哈貝馬斯）把研究的對象轉向話語，并提出一套關于話語的概念和理論。他們把話語提升到建構知識的首要位置，認為知識是由話語生成的，同時話語又通過對知識的運用來控制社會實踐。在后現代主義的思想中，話語對社會實踐的控制體現出權力在知識話語建構中的重要性。 受后現代主義思潮的影響，一些接受過現代語言學訓練的語言學家（如范代克、沃達克）也把研究的重點轉向話語，并發展出話語研究的語言學范式，如批評話語分析。在批評話語分析者看來，話語首先是語言運用，是人們在社會生活中實際運用的語言，但更重要的是與語言運用相關聯的社會因素，是人們運用語言的方式和制約人們運用這些語言方式的社會規約。觀察社會生活可以看到人們依據自己的社會地位和交流目的，依托不同的機構，選擇使用不同的詞匯、句式、體裁、模式來傳遞信息、參與實踐、構建身份、再現事實。這些社會實踐構成了批評話語分析中的話語概念。話語與權力及意識形態等概念不可分割地糾纏在一起，使得話語與語言的概念產生了本質的區別。如果說語言是語言使用者用來交流思想的工具，因而與使用者可以分開，那么，話語和語言使用者就緊緊地捆綁在一起，話語即是語言使用者，而語言使用者（身份、價值取向、意圖、與交流者的關系等）便鑲嵌在他使用的話語之中。換言之，語言使用者的意識形態、價值取向、他所依托的機構屬性以及與其他交流者的關系全部體現在他的話語之中。 廣義上的福柯式話語研究以及狹義的作為話語研究語言學范式的批評話語分析在對話語概念的解讀上體現出后現代主義思想。這包括話語是一個動態變化的意義形成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某個意義的形成是相對的，受到各種因素的制約，而且形成后也并非不可變化；話語是一個權力斗爭的場所，不同利益集團通過所掌握的話語資源和話語手段參與建構意義的社會實踐，處于主導地位的一方會利用話語維持現狀，處于非主導地位的一方也會利用話語爭取主導地位。話語的這些后現代主義思想特征對翻譯研究是有借鑒和啟發意義的。 三、話語研究對翻譯研究的啟示 翻譯研究的許多理論，如奈·達的功能對等理論、格特的關聯翻譯理論對認識翻譯的內在規律都有所幫助。也有一些理論，如以勒菲弗爾為代表的翻譯研究文化學派的理論考察意識形態、經濟狀況、贊助機構及其社會地位等多種來自翻譯本身之外因素對翻譯的影響，提出“翻譯即是改寫”的命題，認為任何改寫無論動機如何都源自某種意識形態并且用某種方式操縱翻譯在某個社會中發揮作用。沿著這一思路從話語研究的視角看翻譯研究，可以發現以上討論的一些話語研究的思想特征亦體現在對譯文、譯者和翻譯過程的認識上面。 首先，從話語研究的理論思想出發，譯文被認為是一部譯者再創作的作品，它可以趨于完美，但并非絕對忠實反映原作者的創作意圖。這一方面是因為譯者對原作者概念在理解上存在不確定的因素，另一方面也是因為譯者在翻譯過程中體現出自己的意圖。就前者而言，譯者源語和目標語的水平、語言風格、所受當時歷史環境的影響甚至是受教育的背景都可能使譯者對原文中的一些概念在理解上產生偏頗。就后者而言，譯者的價值取向以及對翻譯目的的強調都可以影響翻譯。極端的情況是譯者操縱譯本為一定的社會政治目的服務。因此，翻譯研究中對譯文的評判不再產生簡單和客觀的結果，相反因為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的主體作用被突顯出來，對譯文的評判也充滿了話語層面的斗爭，體現出各種意識形態力量的角逐。 其次，從話語研究的理論思想出發，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的主觀能動作用被進一步認識。譯者不再被認為是一個介于兩種語言之間的一個中立的、科學客觀的轉碼器，而是一個有思想、有自身價值取向和翻譯意圖的社會人。隨著后現代主義關于話語的認識日益為學者所接受，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發揮的主觀能動作用也越來越受到翻譯研究學者的關注。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的選擇性、知識上的創造性以及他的社會參與性越來越得到認可。正如提莫志克和根茨勒所指出的，對于源文中哪些部分需要在譯文中進行調換，哪些部分必須強調，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必須不斷地做出選擇，而這些選擇對源文本來說是一種有傾向的再現。這種有傾向的再現不應被認為是缺陷和不足，或被認為不應存在于翻譯之中。這是翻譯本身所無法回避和擺脫的問題，無論是否明顯，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的主觀能動作用已清楚地將翻譯從中立的地位解放出來，賦予了它有立場、有目的的特征。 *后，從話語研究的理論思想出發，翻譯過程可以被認為具有動態性和不確定性的特征，是譯者參與的社會實踐。作為一個過程，翻譯“涉及語篇的產出者與語篇的接受者之間意義的協調”，是“譯者做出決定的各種程序”。從后現代主義闡釋學派來看，翻譯始終是解釋的過程，一切翻譯皆為解釋。不論是從譯者選擇的角度定義翻譯過程還是從翻譯皆為解釋的角度定義翻譯，都表明翻譯過程不是一個靜止和確定的過程，而是一個動態和充滿不確定因素的過程。基于此認識，田海龍將翻譯過程看作是譯者參與社會生活的一個社會實踐，是譯者通過自己的翻譯活動將某些結構性的可能因素變成具體的社會事件活動。譯者的身份就如同社會活動的參與者。社會活動的參與者（如政治家）通過自己的政治話語（如演講）來參與社會實踐，或建構自己的身份，或再現已發生的事件。譯者也是通過自己的翻譯話語（如譯文）來參與社會實踐，在譯文中通過選擇的特定文體構建自己的身份，通過選擇的特定詞匯表達自己的價值取向并體現話語的意識形態意義。 基于話語研究的理論思想重新認識譯文、譯者和翻譯過程，對于豐富中央文獻英譯研究的理論和實踐十分必要。這不僅可以使研究者擺脫忠實和靈活二元對立的困境，還可以使中央文獻英譯研究在理論上尋求一種新的研究范式，在實踐上更加推崇取決于語境的、具有個性化的翻譯策略。 四、中央文獻英譯研究的新范式 中央文獻英譯的重要不僅表明它是一項實踐性很強的工作，如可以向西方介紹中國改革和發展的成果，“增強外界對中國發展的理解，提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國際認同，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同時也表明這是一個值得深入研究的學術領域。就中央文獻翻譯研究而言，有兩種觀點受到關注。一種觀點認為，中央文獻翻譯應該首先遵循忠實和準確的原則。例如，王弄笙曾強調中央文獻中的“每一句話、每一個詞均有準確的定義，譯文必須確切無誤地反映原文。不能偏離原意，更不能曲解原意。”甚至有學者強調“政治文章涉及國家大政方針、基本政策等，稍一疏忽，后果嚴重”。與這種觀點不同，另一種觀點認為，中央文獻翻譯在忠實原文的同時要盡可能采用譯入語的習慣用法靈活翻譯文獻的內容。例如，孟威提倡“用世界的語言講中國的故事……要把‘講故事’和‘講道理’結合起來……要善用生動地表述，而不是照本宣科、僵化地宣教”。趙祥云更是明確地表明要在正確理解原文的前提下采取靈活的翻譯方法及受眾喜聞樂見的表達方式講好中國故事。 在中央文獻英譯研究實踐中，對于忠實與靈活這兩個翻譯原則而言，并非是以舍棄其中任何一個作為代價來堅持另一個。而更趨于一致的觀點是將中央文獻英譯的準確性與靈活性有機地結合在一起，但這種結合是一種有側重的結合。參考程鎮球和王弄笙的觀點，或許可以認為20世紀初的中央文獻翻譯研究更注重對原文的忠實，而近年的中央文獻翻譯研究則更多地傾向于在翻譯中采取一些靈活的翻譯策略。例如，趙祥云通過考察《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的英譯，發現翻譯策略上體現出“盡量用目的語讀者愿意聽、聽得進的表達形式來講好中國故事”的特征。作者還通過引用習近平關于“要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精心構建對外話語體系，發揮好新興媒體作用，增強對外話語的創造力、感召力、公信力，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闡釋好中國特色”的論述，說明總書記的講話對中央文獻翻譯的啟迪意義在于“為了更好地向世界傳播中國聲音，翻譯工作者在正確理解原文的前提下采取靈活的翻譯方法，采用受眾喜聞樂見的表達方式講好中國故事”。 ……
中央文獻外譯研究 作者簡介
修剛，天津外國語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央編譯局博士后導師，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長期從事日語語言學、日語教育和中日翻譯研究工作。原任天津外國語大學校長，現任中國翻譯協會副會長，教育部高等學校外語專業教學指導委員會副主任、日語專業教學指導委員會主任、天津外國語大學外國文學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在相關研究領域主持多項國家立項、省部級立項。 田海龍，天津外國語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現任《天津外國語大學學報》常務副主編，中國社會語言學會會長、中國英漢語比較研究會話語研究專業委員會副會長兼秘書長。研究領域包括社會語言學、話語研究、翻譯研究。主持兩項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和多個省部級研究課題，在國內外發表的論文和著作被廣泛引用，成果兩次獲天津市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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