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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顧所來徑 版權信息
- ISBN：9787108063533
- 條形碼：9787108063533 ; 978-7-108-06353-3
- 裝幀：簡裝本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卻顧所來徑 本書特色
近現代以來的傳統文史研究不斷趨新求變，一大批學術背景各異、研究旨趣不同的中外學人在各個領域篳路藍縷，其嘉言懿行和燭幽照微固然值得后人涵泳借鑒，而其魯莽滅裂和疏忽錯謬也同樣能夠發人深省。本書鉤沉索隱，披沙瀝金，旨在呈現近現代學術在遞嬗演進中的多重性和復雜性。
卻顧所來徑 內容簡介
靠前輯“學林漫識”以記人為主，著重考察近現代學人在治學、交游、處世中的軼事瑣聞，由此展現他們卓然挺立而又相互砥礪的風范。第二輯“舊籍散議”以論書為主，集中研討各類文史著述的編纂、傳播及接受情況，借以探究新舊學人異彩紛呈的治學宗旨和學術貢獻。第三輯“史案新勘”以議事為主，擇取近現代文史研究中聚訟紛紜的數則個案，細致梳理考辨其淵源始末，力求還原歷史的原貌。
卻顧所來徑 目錄
**輯 學林漫識
口頭與案頭之間
胡適的“來而不往”
胡適的“閉門造車”
洪業的“愚不可及”
閑中著色的意味
陳毓賢著《洪業傳》三題
從《*后一課》到“*前一課”
瞿蛻園“謀稻粱”
七十老翁何所求
詩人轉業
第二輯 舊籍散議
作為演說家的章太炎
“不可卒讀”的演講記錄稿
重讀黃節《讀詩三札記》
不出版，就出局？
《石語》內外的葉長青
兩本書的命運
誤解與正解
黨同伐異與郢書燕說
小品豈可小視
胡懷琛《中國文學史略》點滴
書目背后的學問
文章背后的學緣
第三輯 史案新勘
屈原與伍子胥： 愛國者與叛國者的對峙？
重審“屈賦”案
《七步詩》溯源
杜甫生日考
杜甫“賣藥”考
宋代人究竟如何“說話”？
近代學界的“李清照改嫁”之爭
時思誤書
誤讀中的隱秘
文學史中的學術史
口頭與案頭之間
胡適的“來而不往”
胡適的“閉門造車”
洪業的“愚不可及”
閑中著色的意味
陳毓賢著《洪業傳》三題
從《*后一課》到“*前一課”
瞿蛻園“謀稻粱”
七十老翁何所求
詩人轉業
第二輯 舊籍散議
作為演說家的章太炎
“不可卒讀”的演講記錄稿
重讀黃節《讀詩三札記》
不出版，就出局？
《石語》內外的葉長青
兩本書的命運
誤解與正解
黨同伐異與郢書燕說
小品豈可小視
胡懷琛《中國文學史略》點滴
書目背后的學問
文章背后的學緣
第三輯 史案新勘
屈原與伍子胥： 愛國者與叛國者的對峙？
重審“屈賦”案
《七步詩》溯源
杜甫生日考
杜甫“賣藥”考
宋代人究竟如何“說話”？
近代學界的“李清照改嫁”之爭
時思誤書
誤讀中的隱秘
文學史中的學術史
展開全部
卻顧所來徑 節選
屈原與伍子胥： 愛國者與叛國者的對峙？ 司馬遷的《史記·屈原列傳》主要關心傳主的政治生涯，只零星地提到《離騷》《懷沙》《天問》《招魂》《哀郢》等作品。班固在《漢書·藝文志》里雖然著錄了“屈原賦二十五篇”，可具體包括哪些篇目卻語焉不詳。現存題名為屈原的賦作均見于漢代結集成書的《楚辭》，然而其中一些是否確為屈原所撰，歷來都存在很大的爭議。尤其是《九章》中收錄的作品，很可能出自后人輯錄，更是聚訟紛紜。南宋魏了翁的《鶴山渠陽經外雜鈔》，晚明許學夷的《詩源辯體》，清末曾國藩的《求闕齋日記》和《經史百家雜鈔》、吳汝綸的《古文辭類纂評點》，等等，就先后從典故、辭章、思想等不同角度，指出其中《惜往日》《悲回風》等都出自他人偽托。 近代以來疑古風氣日益熾盛，不少學者對這幾篇也常持懷疑否定的態度。胡適在《讀〈楚辭〉》（載1922年9月3日《讀書雜志》**期，收入《胡適文存》二集，亞東圖書館，1924年）中說，“《九章》中，也許有稍古的，也許有晚出的偽作”，“至多只能有一部分是屈原作的”，還有些含糊其詞，并沒有指明具體的篇目。聞一多的《論〈九章〉》（收入《聞一多全集》第五卷《楚辭編·樂府詩編》，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以為《涉江》等“雖無法證明其必為屈原作品，然亦無具體的反證”，但是“如《惜往日》《悲回風》等，可疑之處甚多”，矛頭所向已經非常明顯了。陸侃如、馮沅君合著的《中國詩史》（大江書鋪，1931年）也強調，“我們認為只有《離騷》《天問》，及《九章》之半是真的，其余都是偽托”，隨即將《九章》中的作品分成不同類型，逐一予以甄別，*后判定《惜往日》《悲回風》等均為偽作，“希望研究屈平的人不要誤信這幾篇”。劉永濟的《屈賦通箋》（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年）更是斬釘截鐵地指出，《惜往日》《悲回風》等“非屈子所作，殆已可信”，甚至在后來撰著《屈賦音注詳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時索性將這些篇章直接剔除在外。 在漫長而繁復的考辨過程中提出過各種證據，*容易讓人信從的莫過于辨偽者們發現了“重要的內證”，即在這些作品中竟然都出現了伍子胥，如《涉江》中哀嘆“忠不必用兮，賢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惜往日》里痛斥“吳信讒而弗味兮，子胥死而后憂”，《悲回風》中更是希望自己能夠“浮江淮而入海兮，從子胥而自適”。先秦文獻中凡是提及伍子胥，都會不約而同地表彰他能夠恪守忠君之道，甚至將他與因直言勸諫而被商紂王殺害的比干相提并論，如《戰國策秦策一》云：“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為臣。”《荀子·臣道》篇說：“有能進言于君，用則可，不用則死，謂之爭。……比干、子胥可謂爭矣。”又《大略》篇感嘆：“子胥忠而君不用。”《莊子盜跖》篇也同樣提到：“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屈原在行吟澤畔、憂讒畏譏的時候以伍子胥來自況，不但情有可原，而且順理成章，似乎并無可疑之處。然而，辨偽者們卻堅稱其中大有蹊蹺，因為依照伍子胥的生平行事，屈原絕不可能對他如此推崇景仰，《惜往日》數篇中所流露出的哀憫同情，恰恰證明它們并非出自屈原之手。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關于伍子胥的身世遭遇，完整的記載*早見于《左傳》，《史記》《越絕書》《吳越春秋》等后世文獻都源出于此。據《左傳》所述，伍子胥本名伍員，原先是楚國人，因為父親伍奢和兄長伍尚被楚平王殺害，才輾轉流亡至吳國。隨后竭力輔佐闔閭奪取王位，使國勢日漸強盛，于是借助吳國兵力攻破楚國。盡管楚平王此時早已去世，但他為了發泄內心的憤恨，竟然做出掘墓鞭尸的驚人舉動。在吳王夫差即位之后，他力主率先消滅越國以去除心腹之患，卻未料遭讒被疏，*終被逼自殺。顯而易見，大量先秦文獻之所以屢屢稱道伍子胥忠貞不貳，并惋嘆其悲慘結局，都是根據他在吳國的經歷來加以評判的。可是站在楚國的立場來看，伍子胥作為楚人卻率領吳國軍隊入侵，幾乎使楚國遭受滅頂之災，并引發吳、楚兩國此后曠日持久的拉鋸戰，毫無疑問已經徹底淪為叛國投敵、背主求榮的逆臣。身為楚國貴族的屈原怎么會對這個歷史上的國家公敵懷有絲毫憐憫，又怎么會去追慕效法他的所作所為。辨偽者們對此言之鑿鑿，正如劉永濟所說的那樣，“子胥于吳誠忠矣”，然而“貽害楚國甚大，實乃楚之逆臣，屈子決無以忠許之之理”；盡管游士階層在當時早已興起，如果在本國郁郁不得志，完全可以出仕他國而毫無顧忌，可是“屈子則寧死勿去，與當時風氣相反，其不輕去就，蓋由忠義之厚，寧肯許叛國之人為忠？”（《屈賦通箋》卷五《九章》）所提出的理由堅確可信，似乎確實能夠讀書得間，闡幽抉微。受此影響，趙逵夫在《〈楚辭〉中提到的幾個人物與班固、劉勰對屈原的批評》（收入《屈原與他的時代》，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中專設一節考辨“伍子胥與伍子”，同樣認為“屈原是楚宗臣，對楚國有著深厚的愛戀之情。他雖屢受打擊而不愿離開自己的祖國，直至一死。試想： 以屈原的這種思想，他能以伍子胥自喻、奉伍子胥為楷模嗎？”可是，自漢代以來的其他學者難道就如此魯莽滅裂，沒能發現這個明顯不合情理的破綻嗎？ 《惜往日》《悲回風》數篇并非沒有可供討論的余地，可是以其中提及伍子胥作為重要內證來進行辨偽，雖然看似無可辯駁，恐怕卻經不起仔細推敲。自從朱熹在《楚辭集注》中明確標舉“忠君愛國之誠心”以后，屈原就逐漸成為愛國詩人的典范。辨偽者們大概都受此潛移默化的影響，難免有些以今度古，想當然耳。蘇雪林在《楚騷新詁》（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1978年）中曾針對辨偽者的意見逐條駁斥，特別指出：“子胥于平王有殺父兄之仇，屠戮全家之憾，他的報復，是基于人類天然的情感。……以后代興起的國家觀念來批評他，并斥之為‘逆臣’，不知這種國家觀念乃是現代西洋產物，中國從前是沒有的。”身處禮崩樂壞、王綱解紐的時代，游士們頻繁往來于不同諸侯國之間，楚才晉用的現象早就屢見不鮮。出生于魯國的孔子便率領眾多弟子，在十余年間周游列國干求諸侯，甚至愿意投奔反叛魯國的公山弗擾，公然宣稱“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論語·陽貨》）顯而易見絕沒有在后世才日漸明晰的國家觀念。即便是屈原本人，盡管*終并沒有去國遠游，但在無端遭受讒譖放逐時，也曾屢屢悲嘆“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舊宇”“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離騷》），對去留之際應該如何抉擇同樣充滿著矛盾焦慮。不考慮特殊的時代背景，而對古人過分苛求，顯然不足為訓。不過，伍子胥出仕吳國的目的居然是為了對付父母之邦，而且*終采取的報復手段也非常極端，實在有些駭人聽聞。蘇雪林嘗試用“人類天然的情感”來加以詮說，仍然讓人感覺未愜于心。 不妨再重新檢核《左傳》中提到的一個細節，伍子胥在逃離楚國前，特意去和好友申包胥道別，發誓有朝一日必定會報仇雪恨，顛覆楚國。申包胥聽完立刻回應道：“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在日后伍子胥率領吳軍攻打楚國時，申包胥確實履行了此前的誓約，趕往秦國請求援兵，挽救了瀕臨覆亡的楚國。可令人費解的是，他當初為什么要用“勉之”來勖勉鼓勵伍子胥呢？實際上這并不是為了顧念友情而隨口敷衍其事，而恰反映出當時社會對血親復仇行為的普遍認同。湯炳正的《屈學答問·屈賦以伍子胥自喻的歷史背景》（收入《淵研樓屈學存稿》，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華齡出版社，2004年）就由此著手加以闡發：“當時伍子胥的出走及其報仇伐楚，乃是氏族社會‘血族復仇’遺風的表現。因‘血族復仇’，是氏族社會壓倒一切的、義不容辭的神圣義務；是人們共同認定的道德準則。”為了證實自己的推斷，他還引錄了摩爾根在《古代社會》中所述印第安部落替親屬報仇的習俗、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所述易洛魁人為血族復仇的義務等作為旁證，用來說明“楚國當時也有類似的道德觀念”。其實在先秦文獻中就有大量資料可資參證，并不需要如此迂曲旁求。如《禮記·曲禮》說：“父之仇弗與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強調復仇行為乃是為人子弟必須遵循的孝悌之道。《禮記·檀弓》中記載子夏詢問應該如何對待殺害父母的仇人，孔子在回答時毫不遲疑：“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斗。”要求人子下定決心不與仇人共存于世，并且要隨身攜帶武器，隨時準備手刃對方。《孟子·盡心下》也提到：“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足見當時私人之間血債血償的風氣極為興盛。伍子胥的父兄無端蒙冤遭受殘害，為他們報仇雪恨正是自己不容推卸的職責。申包胥一方面充分肯定他試圖顛覆楚國的計劃，另一方面又竭盡全力捍衛楚國的安危，看似自相矛盾，實則兩者各得其宜，均無可指摘。司馬遷在《史記·伍子胥列傳》中評述伍子胥在父兄遇難之后隱忍茍活，*終得以完成復仇大業的行為，也有“棄小義，雪大恥，名垂于后世”的贊語，可見他對這種風俗也相當熟悉。只是在采摭《左傳》的記載時，他在不經意間刪去了申包胥所言“勉之”一語，難免會導致后世讀者忽略其中所蘊含的深意。 需要稍事補充的是，湯炳正在文章中認為血親復仇的現象只是“南方古老的氏族制度與氏族意識的殘余”，“漢人似乎已不甚了然”，“漢代對古人‘血族復仇’這一極其嚴肅的社會義務，已不完全理解”，恐怕并非實情而有待商榷。有不少法律史專家已經對此做過極為細致縝密的考察，如日本學者穗積陳重的《復仇與法律》（曾玉婷、魏磊杰譯，中國法制出版社，2013年）、中國學者瞿同祖的《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中華書局，1981年）等，都指出血親復仇現象普遍存在于不同文明傳統之中，并被視作維護社會公平秩序的美德，而且存續的時間也相當長久。以中國為例，雖然從漢代開始就嚴令禁止私人復仇，但這種風氣直至明清兩代依然非常興盛，人們對復仇行為充滿著同情和贊美，法律在處置復仇者時也會給予特殊考慮。以此來重新審視《涉江》各篇對伍子胥的稱道和追慕，也許就能具備一份了解之同情，而不至于產生疑惑甚至誤解。 當然，伍子胥的復仇行為還另有特殊之處，他報復的對象畢竟是一國之君，在私人恩怨和國族大義之間到底應該如何取舍，又構成了激烈的沖突。依照后世的觀念，在忠孝不能兩全之際當然應以大局為重而犧牲親情。可是先秦時期的倫理觀念卻并非如此。王元化在《因伍子胥想起的》（收入《王元化集》卷六《思想》，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一文中就談道：“倘據后來某種觀念來評判，子胥不但不可謂忠，甚至可說是大逆不道。春秋時代把他視為忠的表率，是以他對吳王夫差來說的。這同樣和后來對忠這個概念的理解大相徑庭。為什么會出現這類問題呢？我想主要是對早期儒家的道德規范并不理解。后人多以為孔孟倡導的是愚忠愚孝，這乃是一種誤解。以君主為本位，倡導君主專制主義的不是儒家，而是法家。孔孟的君臣之道是建立在雙向關系上的。”用先秦儒家文獻來加以印證，便可知其所言非虛。如《論語·八佾》載魯定公問君臣之事，孔子用“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來作答，即可見一斑。尤其是《孟子·離婁下》說道：“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又提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反復強調君臣關系是相互對應的，如果君不守君道，則臣自然也不必盡臣道。這些在后世看來不免有些驚世駭俗的議論，在當時卻幾乎是大家一致認可的觀念。即便是被王元化激烈抨擊的“倡導君主專制主義”的法家有時也不能例外，《韓非子·安危》就曾以伍子胥為例，批評“人主不自刻以堯而責人臣以子胥”，嘲諷那些不嚴于律己卻對臣子求全責備的君主。楚國雖然偏處南鄙，歷來被視為蠻夷之邦，但和儒家文化并未隔絕。《孟子·滕文公上》就提到過，來自楚國的陳良“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于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擔任過三閭大夫、左徒等官職的屈原，其職責包括“接遇賓客，應對諸侯”（《史記·屈原列傳》）在內，當然更容易接觸到源自中原的儒家文化，并受其濡染沾溉。而近年來整理披露的郭店楚簡更進一步說明，在戰國時期的楚地確實存在著類似的君臣觀念。例如其中有一組《語叢三》，提到臣子和君主之間，“不相戴也，則可已；不悅，可去也；不義而加諸己，弗受也”（釋文據劉釗《郭店楚簡校釋》，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并不需要逆來順受地絕對服從。另一篇《六德》更是要求“為父絕君，不為君絕父。為昆弟絕妻，不為妻絕昆弟。為宗族殺朋友，不為朋友殺宗族”，將建立在血緣基礎上的父子、兄弟、宗族關系置于君臣、夫妻和朋友關系之上。父子兄弟代表親緣而別無選擇，君臣上下象征義務而可以取舍，兩者一旦發生沖突，毋庸置疑當以親情為重。由此可見，《涉江》《惜往日》《悲回風》等篇對伍子胥大加稱許并沒有違背先秦時期的風俗習慣和君臣觀念，屈原與伍子胥之間并不構成愛國者與叛國者的對峙，沒有必要就此提出任何質疑。經典在后世得以流傳，不但仰賴作者的銳思精研，與此同時也在不斷考驗著讀者的細致耐心，唯有沉潛往復，從容含玩，努力探求本源，廓清各種迷障，才能使偉大的作品呈現出真實的面貌，雖歷久而彌新。 ……
卻顧所來徑 作者簡介
楊焄，文學博士，現任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兼任中國《文心雕龍》學會副秘書長。主要研究領域為魏晉南北朝文學、清代文學、域外漢文學及近現代學術史。出版專著《明人編選漢魏六朝詩歌總集研究》《域外漢籍傳播與中韓詞學交流》，整理編校《畢沅詩集》《清詩話三編》《鐘嶸詩品講義四種》等，另有學術論文、書評、隨筆散見于各類報刊。
商品評論(7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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