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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的修辭:文藝復興以降意中文學人物描寫研究 版權信息
- ISBN:9787511553430
- 條形碼:9787511553430 ; 978-7-5115-5343-0
- 裝幀:一般輕型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精神的修辭:文藝復興以降意中文學人物描寫研究 本書特色
遠古文化中充斥著如是觀念:外貌以各種方式不同程度地映射著人之秉性與品質的相關側面。可以說,內在美德可由外在形象表征,反之亦然。這一觀念深深地根植于西方與中國的思想傳統中。 本書旨在以相學入手探究中國與意大利的史書傳記中對帝王的描繪,從而管窺兩種文化里人物外貌描寫的一些特征,有助于解讀專制時期的文學書寫。
精神的修辭:文藝復興以降意中文學人物描寫研究 內容簡介
本書對文藝復興以降的意大利文學作品和中國文學作品中人物外貌描寫的歷史流變, 進行了哲學基礎和文學功能方面的比較研究, 并以統治者的外貌描寫為例, 展示出兩種文化語境的異同。
精神的修辭:文藝復興以降意中文學人物描寫研究 目錄
**章?意大利相學與文學 ...15
**節?相學的歷史及其在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發展 ...17
第二節?意大利相學的哲學理據 ...25
第三節?文學中外貌描寫的功能 ...37
第二章?中國相學與文學 ...47
**節?中國相學發展的歷程 ...50
第二節?哲學理據 ...57
第三節 外貌描寫的功能 ...69
第三章? 統治者的身體:形象構建的模板 ...77
**節?面相品質 ...79
第二節?統治者形象創造標準譜系 ...97
第三節 以神為范 ...101
第四章? 統治者的理想面相 ...113
**節?虛構的理想形象 ...115
第二節?統治者的合法性理論中的高貴概念 ...119
第三節?統治者與作家之間的關系 ...125
結語 ...135
參考文獻 ...139
拓展閱讀?作品輯選 ...169
精神的修辭:文藝復興以降意中文學人物描寫研究 節選
引言 遠古文化中充斥著如是觀念:外貌以各種方式不同程度地映射著人之秉性與品質的相關側面。可以說,內在美德可由外在形象表征,反之亦然。這一觀念深深地根植于西方與中國的思想傳統中。政府往往精心建構或美化帝王的形象,同時公眾也會將自身的期望與憂慮投射到這些顯赫人物的身上,因而王者之像也是他們的創造物。作為肉體與內在品質抑或命運的關聯機制,相學可謂檢視個人與世界關聯的*具象的手段之一。本書旨在以相學入手探究中國與意大利的史書傳記中對帝王的描繪,從而管窺兩種文化里人物外貌描寫的一些特征。通過大量文本考察,尤其是研讀傳記與史書中的統治者肖像,我們不難發現肖像傳統古已有之,且為“再造”或“創造”的產物。 目前,已有大量關于西方古典與意大利相學的研究。伊麗莎白·C.埃文斯(E.C.Evans)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她于1969年發表《公元2世紀的相學研究一文》,其中追溯了古代相學的發源與歷史流變,廣泛關注人的外貌與其內在品質的關系。她還介紹了相學領域頗具影響力的專著以及相學方方面面的影響。較埃文斯更早些的是日內瓦·密申納(G.Misner),闡釋了路卡西(Loxus)及其面相研究b 。其他關于相學具體撰寫人或者說相士的研究還包括埃文斯的《相士兼外科醫生蓋倫》、費邊·歐派克(F.Opeku)的《〈阿普列烏斯的蛻變〉中的相學研究》。偽亞里士多德的專著被認為是眾多相學著述的源頭,這本書囊括了大量基于個人經驗的例證,且對人種問題關注有加,可謂意義重大。它從希臘冗雜的經典中幸存下來,后被翻譯為阿拉伯語,也成為阿拉伯語經典之作。有研究還發現了更近一些的一部典籍與另一注解本,這兩本都是用阿拉伯語書寫的。與此同時,在巴 - 赫布魯斯(Bar-Hebraeus)編輯的維基百科詞條里,遺失的敘利亞譯本片段得以重拾d 。大約與阿德曼提斯同時代,還有一本后來被安德烈(J.André)重新印刷的無名氏拉丁語專著。該專著長期以來被認為是阿普列烏斯(Apuleius)所作,不僅涉及波列蒙(Polemo)還涉及偽亞里士多德和相士路卡西。該文本馬克·弗羅斯特(Marc R.Foerster)于1893年所編輯的選集里仍可看到,其中還有非常有價值的引言,以及埃文斯對該主題廣泛的整體研究。但也有許多其他學者已經就該話題做過研究,比如魯道夫·阿斯穆斯(R.Asmus)、A·麥克·阿姆斯特朗(A.M.Armstrong)、魯道夫·米戈(R. Megow)、曼弗雷德·班姆班科(M. Bambeck)、吉爾伯特·達日隆(G.Dagron)和瑪利亞·海倫·瑪格內(M.H.Marganne)。 從研究方法來看,杰弗里·E.R.勞埃德(G.E.R.Lloyd)的《科學、民俗與意識形態:古希臘生命科學研究》和塔姆辛·S.巴頓(T.S.Barton)的《政權與學識:羅馬帝國下的占星術、相學與方術研究》值得關注。此外,M.M.薩西(M.M.Sassi)的《古希臘人學》是從偽亞里士多德理論出發論證了相學。從意大利相學的發展來看,主要聚焦于文藝復興時期。譬如,露西亞·羅烈德(L.Rolder)的著作《模仿沉默的臉》,就16—17世紀的相學傳統展開了哲學思考。就相士研究而言,作為16世紀聲名卓著的相士,德拉·波爾塔(G.B.Della Porta)受到了比其同時代相士更多的青睞。科西莫·卡普托(G.Caputo)在其《人相結構:焦萬·巴蒂斯塔·德拉·波爾塔與16世紀文化世界》中指出了偽亞里士多德衍生出的德拉·波爾塔相貌的重要性。其他出色的著作還包括路易莎·穆拉羅(L.Muraro)的《焦萬·巴蒂斯塔·德拉·波爾塔:巫師與科學家》、保羅·皮卡瑞(P.Piccari)的《焦萬·巴蒂斯塔·德拉·波爾塔:哲學家、修辭學家與科學家》和毛里西奧·托里尼(M.Torrini)編輯的《焦萬·巴蒂斯塔·德拉·波爾塔的歐洲時光》。 相學在古中國流傳甚廣,也為老百姓所知,但將其作為研究主體的學術研究并不多。在當代,中國相學通常是考古學研究的對象。譬如,在李零的《中國方術考》和《中國方術續考》中,相學被認為是方術的分支。基于敦煌相學的手稿,譬如《唐宋相書的著錄與種類》《敦煌所出相痣圖 CH.00209,S.5976校理釋錄》《敦煌相書殘卷》《隋唐五代的相士群體》《敦煌寫本P.2752(B)相法殘卷研究》以及《敦煌相學與佛教占相內容異同論》,王晶波研究了唐代(618—907年)和五代時期(907—979 年)的相學。黃正健的《敦煌文書中相書殘卷與唐代的相面》總結了當代的相學。 盡管古中國涉及相學的歷史文本與哲學文本頗豐,但相學依舊未能引發中西方學者的研究興趣,從事古中國相學研究的英語學者更是寥寥無幾。譬如,約瑟夫·尼達姆(J.Needham)的多卷本《中國科學與文明》只用了不足4頁的篇幅來粗淺地介紹中國相學。其他一些相學評論還包括肯尼斯·杜志豪(K.De Woskin)的《古中國的醫生、相士與巫師》、杰克·達爾(J.Dull)的《漢代梵文的歷史介紹》和伯恩哈德·卡爾格倫(B.Karlgren)的《古中國的傳奇與邪教》。還有兩位西方學者對中國相學做過研究,其中一位是中國宗教研究專家利維亞·科恩(L.Kohn),她在《相學書》中介紹了學識廣博的相學書籍《神相全編》,清晰地圖示了相學文本從唐代到帝國晚期的發展史。 不過,科恩關注的是中古及其后期的文本,事實上,漢代讖緯文本中就已經存在大量相學研究詞匯以及后期相士們沿襲的一些理論知識。乍看上去相學像是即興評論與普遍原則、民間信仰與理性判斷、明察秋毫與一概而論混合而成的大雜燴。讀者*先被一種恐懼真空震懾到,種類繁多的個體外貌數據幾乎被施了魔法般聚攏起來。亞里士多德提出眼見為先,“正如我們所見,我們之所以熱衷看相貌,是因為我們每次學習與推斷事物都是‘就是那樣’。如果我們從未見過原型,那么我們就不那么喜歡看表相了,而更關注技巧或顏色或其他方面的原因” a 。從形象表征來看,連接身體內在與外在的面相學無疑可視為一種視覺與文本創造的有效工具。 許多學者闡釋了藝術中的相學表征,譬如摩西·巴拉斯克(M.Barasch)的《性格與相學:波契·昂·多納泰羅的〈圣喬治〉》、皮爾斯·布里頓(P. Britton)的《面部符號:萊昂納多的相學及〈人之四重普遍心境〉》與阿維格多爾·博斯科(A. Pose?q)的《貝爾尼尼的面相交流論》。通過研究帝王面相,蓋伊·迪金斯(G.Dickins)在《希臘時期肖像》中基于當時的理想主義理論描繪了一些硬幣上經典的希臘帝王半身像。他認為描述帝王時,類型比個體特征更重要。布蘭奇·R.布朗(B.R. Brown)的《皇家塑像與硬幣頭像:皮洛士與亞歷山大一世繼承者們》以*初的皮洛士為原型將肖像的生成以及帝王肖像表征王權及其附屬權的功能進行分組,從而投射出更勇敢的形象,展示出與其官職相稱的視野與領導才能。D.R.E.懷特(D.R.E. Wright)的《本尼迪克特·帕尼(Benedict Pagni)在薩拉索塔(Sarasota)的“美第奇夫人”(MediciMadonna):美第奇贊助與肖像畫研究》記述了帕尼在梅蒂奇·科西莫一世公爵法庭的事業構想的來龍去脈。彼得·梅勒(Peter Mailer)受研究偉人肖像的相學影響而撰寫了《文藝復興時期英雄肖像的相學理論研究》。邁克爾·可瓦克斯坦因(M. Kwakkelstein)的《相士萊昂納多·達·芬奇:繪畫理論與實踐》闡述了相學對萊昂納多的影響。相學是中國古典肖像繪制的重要原則,這在于建華的《中國畫論類編》、曾佳的《畫中觀相,相中評畫》、小川陽一的《明清肖像畫與相學的關系》、霍弘彥和王飛的《相學與中國傳統人物畫理論研究及其應用》以及楊新的《肖像畫與相學》中均有所論證。至于藝術中帝王將相的描繪,溫·C.方(Wen C Fong)的《宋元明時期的帝王肖像畫研究》對此頗有見解。 那些文本記述融合了社會習俗與人文主義論斷,它們通過引經據典來重構事實上已知曉的事物。然而,我們強調某一代表物的定性時并不意味著貶低它的認知輸入功效。在文學與歷史領域中,外貌描寫確保了讀者即時性的熟悉感,而它多多少少都受相學影響。莉娜·博爾佐尼(L.Bolzoni)的《焦萬·巴蒂斯塔·德拉·波爾塔記憶術中的戲劇、繪畫與相學》闡釋了相學對修辭學的影響a 。相貌通常呈現的是普遍的經驗與可觀察到的現象,而不是某些特殊的或是私密性的現象。為了全面呈現個體,即兼顧道德描繪與身體肖像,早期作家傾向于運用外貌或者一般相貌證據來使之“有血有肉”,或推斷出一般的性格。古典文學表征中就存在許多關于相學的研究。福斯特對埃及的紙莎草(papyri)和希臘羅馬文學直到基督教時期的人相學素材進行了深入研究,追溯了紙莎草時期的有關描述。他還在基督教的肖像中發現了一些土著文學傳統的證據。他認為,具象描述是一種土著埃及官員的識別方式,被希臘征服者*先采用a 。密申納似乎與他持不同觀點,她的《圖像畫》追溯了圖像描述的起源,認為紙莎草時期的圖像描述是一種鑒別方法,并且堅持認為圖像描述源于希臘,否定了約瑟夫侯爵提出的埃及起源說。就其文學傳統而言,圖像描述源于荷馬,后來的人相學則見證了荷馬人物素描的真實存在。密申納描述圖像畫在希臘羅馬文學中的發展時,不可避免地要追述相學理論史。 伊麗莎白·埃文斯對希臘羅馬文學中的外貌描寫所做的研究可圈可點,譬如《禁欲主義視角下的塞涅卡(Seneca)戲劇:肖像畫》《普魯塔克(Plutarch)與蘇維托尼烏斯(Suetonius)的外貌描寫:以雕像為例》《古代史詩中的文學肖像畫:關于古典史詩中外貌描寫的研究》。凱瑟琳·麥克唐納(Katherine MacDonald)在《德拉·波爾塔的〈人相學〉中的人文主義自現:淵源與創新》指出,德拉·波爾塔的面相觀并非一味沿襲中世紀與古代,她選取了一組同時代的名人,并運用自我推銷的人文主義方法加以分析,由此展現了人相描寫的社會功效。 我們在對人物的描述中建立了一些原則,因而人物類型是由其相應的原則確立的,這些類型在后期以慣用語的形式留存下來。眾所周知的強有力的文學價值體系則確保了人物類型的延續,即使為其發展創造條件的政治結構解體了,這些依然保持原樣。換句話說,文學造就了現實。萬晴川的《中國古代小說與方術文化》認為,傳統方術影響著中國古代小說的方方面面,而相學作為方術的一種形式也包括在內。依萬晴川之見,相貌是塑造性格的主要因素。無獨有偶,格雷姆·泰特勒(G.Tytler)在其《歐洲小說中的相學 : 面相與命運》中從類似的視角研究了小說。 借助外貌建構形象以便于小說讀者辨識與接受人物角色,這要比史書和傳記中的肖像描繪晚些。考慮到歷史上人們對統治者的關注度,學者專門對他們的相貌做了研究。霍華德·坎特爾(H. V. Canter)、庫贊(J. Couissin)和艾倫·沃德曼(A.E.Wardman)、密申納,尤其是約瑟夫·福斯特(J.Fürst)從普魯塔克、蘇維托尼烏斯和阿米阿努斯(Ammianus)的希臘傳記殘篇與《羅馬皇帝傳》以及啟示錄文本和基督教文本中零散的文學肖像中發現了大量的人相素材。此外,W.杰弗里·塔特姆(W.J.Tatum)在《普魯塔克時期的帝王像》中呈現了普魯塔克繪制的帝王像,并且從王室意識形態角度分析了作者的意圖。卡拉·朗杰迪克(K.Langedijk)提出,普魯塔克和蘇維托尼烏斯的作品重新激起了人們對肖像畫“外觀”的興趣:“自喬維奧(P.Giovio)起中心轉移至對某一人物面部特征的辨識,相比之下,中世紀時期則重在類型描述而非個體。人們也想要將傳記、文學描寫中的道德例證完完全全呈現在人眼前。”他的發現再次證明了古典權威或書面文字的力量。托馬索·卡西尼(T.Casini)對16世紀名人肖像和傳記中的相學做過扼要研究,并認為名人的性格重塑與確立受到了相學意識的影響,他的興趣在于文字與形象的關系。
精神的修辭:文藝復興以降意中文學人物描寫研究 作者簡介
陳綺 西南大學外國語學院學士,文學院碩士,意大利比薩高等師范學院(Scuola Normale Superiore di Pisa, Italy)文學博士。現任職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碩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歐洲語言文學,意大利文學,比較文學,文藝復興及文化哲學等,在國內外核心期刊發表學術論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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