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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陸王發展史 版權信息
- ISBN：9787100157742
- 條形碼：9787100157742 ; 978-7-100-15774-2
- 裝幀：70g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清代陸王發展史 本書特色
適讀人群 ：儒學史、中國古代思想史、清代學術史專業研究人員及師生 清代陸王心學經諸多心學家的修正后，以自己的內在邏輯一步步向前邁進。相對于宋明時期而言，清代心學重視主觀意志，注重氣節品德，講求以理統情，自我節制，奮發圖強，強調人的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在清代學術史上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對塑造中華民族優秀道德品性發揮了積極作用，對后世的影響極為深遠。
清代陸王發展史 內容簡介
陸王**由陸九淵創立，至王守仁集大成，中經南宋等重要人物的發展，形成一個中國哲學特有的、以儒家倫理道德學說為核心的、龐大的、嚴密的主觀唯心主義哲學體系。明朝末葉，陸王**盛極而衰。經歷了清初百余年的低落期之后，陸王**又在清朝晚期有了新的發展，出現了中興的局面，重新發揮作用。由此，也使得陸九淵、王守仁的**成為中國儒學發展目前的一朵奇葩。
清代陸王發展史 目錄
引言
**節 陸王心學在宋代的產生
第二節 明代中后期的王陽明心學
第三節 清代陸王心學研究之回顧
**章 清初陸王心學的歷史命運
**節 晚明以降學術之演進
第二節 清廷文化政策的調整
第三節 清初學界之價值取向
第四節 陸王學術著作的刊印
第二章 清初陸王心學之修正
**節 清初的陸王學術
第二節 北學重鎮孫奇逢
第三節 “悔過自新”的李颙
第四節 浙東學者黃宗羲
第五節 浙東余姚邵氏王學
第三章 陸王心學的再修正
**節 陸王學*后一重鎮李紱
第二節 崇名教正人心的全祖望
第四章 清中期陸王心學的曲折發展
**節 清中期的文化政策
第二節 乾嘉漢學下的陸王心學
第三節 堯祖韶與《江西理學編》
第四節 戴震《孟子字義疏證》新探
第五節 江藩學術思想再審視
第五章 今文經學下的陸王心學
**節 道咸之際的社會思潮
第二節 陸王學術著作的刊印
第三節 陸王心學的再度復興
第四節 康有為的陸王心學思想
第五節 梁啟超心學思想之特點
余論 關于清代陸王心學的幾點思考
參考文獻
后記
展開全部
清代陸王發展史 節選
陸王心學，即指以南宋陸九淵（象山）心學與明代王守仁（陽明）心學為代表的學術流派。“它是宋明理學中由程顥發其端而與后來被定為官方哲學的程（頤）、朱（熹）理學相對立的學派，也是中國哲學史、儒學史上，繼先秦孟子‘盡心、知性、知天’和‘萬物皆備于我’的思想之后，經長期思想流變而形成的以心為本體的哲學派別。陸王心學由陸九淵創立，至王守仁集大成，中經南宋楊簡，明代陳獻章、湛若水等重要代表人物的發展，形成一個中國哲學特有的、以儒家倫理道德學說為核心的、龐大、嚴密的主觀唯心主義哲學體系。”此說一語中的，簡明扼要地道出了陸王心學產生及其發展脈絡和特點。 到了明朝末葉，陸王心學盛極而衰，走向下坡道。入清之后，王陽明心學“空談誤國”成為學者一時輿論的主流，于學術界遭到猛烈的批判、指責與抨擊。清朝初期，清朝*高統治者采取“崇儒重道”的基本國策，尊崇朱熹，把朱子之學確立為官方哲學，由此，導致了清代陸王心學思想中理性思維的暗淡無光。盡管這樣，清代的陸王心學并沒有成為絕學，在清初政策的夾縫中，在清初諸大儒們的努力之下，依然按照其內在邏輯規律向前曲折發展，“經歷了由隱蔽走向公開、并再度演進為高潮的流變過程”。經歷了清初百余年的低落期之后，陸王心學又在清朝晚期被人們所重視而煥發青春，再次出現了“中興”的局面并重新發揮作用。由此，也使得陸九淵、王守仁的心學成為中國儒學發展史上的一朵奇葩。 中國封建社會演進到宋代之時，已進入中后期，到了此時，隨著封建時代社會政治、經濟的發展，以及自然科學成就的不斷積累和進步，與之相對應的思想文化領域內也發生著巨大的變化，出現了諸多不同于此前思想文化的現象和特點，共同推動著中華民族大家庭向前堅實地邁進，締造了輝煌的中華民族發展史。唐朝末年，由于封建帝王統治的嚴重腐朽，全國各地爆發了大規模的農民起義，盡管這些起義都以失敗而告終，但其作用和影響卻是巨大的。農民起義不僅沉重地打擊了唐王朝封建統治階級的腐朽勢力，而且為當時封建生產關系的進一步發展掃除了障礙。于農業生產領域內，新的先進生產工具的大量出現，農業耕作技術的普遍提高，為當時經濟的迅速發展提供了物質前提；而當時的統治階級亦清楚意識到社會下層階級力量的巨大，采取了“不抑兼并”的土地經濟政策。由此，使得許多個體農民和一般地主的土地私有制得到進一步發展。到了北宋之時，體現較為明顯的是當時的造船業，造船技藝亦是相當先進和發達，宋神宗時所造“萬石船”，能夠裝載錢二十萬貫，米一萬二千石之多，載重量約達六百六十噸；還有江西景德鎮成為當時著名的瓷都；江南紡織業進一步超邁前代，使得海上絲綢之路更加繁盛。隨著經濟的發展，科學技術也取得了巨大進步；與之相適應，在北宋之后，手工業和商業也較前代有所前進。如礦冶業，有的銅礦、鉛礦則“常募集十余萬人，晝夜采鑿，得銅、鉛數千萬斤”。大體而言，中國在明朝中期以前，許多領域內科學技術當時都處于世界領先的地位，如火藥、指南針、活字印刷術三大發明，還有如與之相適應而出現的宋應星的《天工開物》，徐光啟的《農政全書》，以及李時珍的《本草綱目》等科學巨著，皆反映了當時中國科學技術發展的高度遠超前代。 面對這樣一種新的形勢，統治階級卻并不能夠真正為社會、為民族、為國家的發展去著想，其所做的一切只是為了一己之私利。因此，各種社會矛盾沒有隨著經濟與科學技術的發展與進步而消除或者弱化，相反，各種社會矛盾相互交織在一起，且大有進一步惡化之趨勢。誠然，其根本原因是這一統治制度的痼疾，此時的統治階級也根本意識不到真正的緣由。所以，隨著土地兼并的日益加劇，貧富分化迅猛，封建制度固有的矛盾便隨之逐漸暴露出來。而與之相適應的思想文化領域內，自“北宋以來，程朱理學家雖然不乏獨立思考的精神，而且踐履也相當篤實，可是仍然有支離煩瑣、皓首窮經的毛病。士子們以往循著程朱理學的路徑，仍然有沉迷于經書的義理、重內圣修養而輕外王事功的弊端。針對這種情況，陸九淵提出‘收拾精神，自作主宰’的口號，號召士子們率性而行，擺脫六經傳注和仕宦利祿的束縛，簡易直接地去行那圣人之事，做堂堂正正的大丈夫”。針對程朱理學的種種弊端，大思想家陸九淵挺身而出，提倡自作主宰，強調主觀精神之作用，開創了一個超邁傳統的嶄新學術思想體系。 我們知道，自漢唐以來，由于歷代統治階級大力提倡和神化孔子與六經，且常常使用行政手段或者高壓政策硬性規定六經傳注的標準答案，于是，六經及其相關的儒家典籍便成了只能信從而不能有任何懷疑的“述而不作”的封建信條。其*終結果，一方面禁錮了其他各種文化學術的發展，而另一方面則導致了儒家學者哲學思辨的禁錮，扼殺了儒生們的主體性，士子們仿佛成了一種被動接受的機器，使得士子們只是迷信六經的言辭，盲從先儒們的傳注，不能也不敢開動腦筋和獨立思考去逾越藩籬一步。還有更為重要的一點，就是在當時的社會大背景之下，有相當一部分士子們“頭懸梁，錐刺股”，十年寒窗苦讀圣賢書，只是為了博取功名利祿，并非真心實意地想學習圣人和做圣人，成為一個道德高尚的人。因此，到了北宋之時，正統的學術思想走向了一條歧路。在這一情形之下，北宋初期，盡管有如“宋初三先生（即胡瑗、孫復、石介。—引者）”和“北宋五子（即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邵雍。—引者）”等一大批有識之士，再加之其后一些志士仁人，尤其是到了南宋之時，出現了著名的理學集大成者朱熹及其他一大批著名學者，在他們先后相繼的不斷努力之下，卻依然沒有找尋到一種解決這一矛盾的*佳方案和辦法。于是，改變這一局面的任務便歷史性地留給了心學大家陸九淵。 陸九淵（1139—1192），字子靜，自號存齋，撫州金溪（今江西撫州臨川縣）人。他生活在南宋中葉，與理學大家朱熹同時而且齊名，晚年曾講學于貴溪象山。象山原名應天山，因其形似巨象，陸九淵便改其名曰“象山”，且自稱“象山居士”，故學者習稱“象山先生”，是宋明理學中陸王心學一派的創始人。據史料記載，金溪陸氏家道整肅，以詩書傳家，州里聞名，宗法倫理十分嚴格。其八世祖陸希聲曾為唐昭宗之相，五代末，避亂遷居金溪，于此“解囊中資裝，買田治生，貲高閭里”a，遂成為當地著名的豪門大族。陸九淵出生之時，陸家已經是一個九世同居、闔門百口的封建大家庭。其父陸賀能夠“究心典籍，見于躬行”，且用先儒之禮“行之家”，使得“家道之整，著聞州里”。就連宋孝宗也十分欽佩陸家，稱贊陸氏“滿門孝悌”，陸賀則被贈“宣教郎”。這種優良傳統及和諧美好環境的熏陶，對陸九淵的成長和學術思想的形成起到了較大的作用。 陸九淵自幼穎悟，性若天成。三四歲時，就曾問父親“天地何所窮際”，以至于“深思至忘寢食”，極善于發問。七八歲時，他便開始讀《論語》、《孟子》等儒家典籍。一次，當聽到有人誦讀程頤語錄時，便問：“伊川之言，奚為與孔孟之言不類？”b 從此，對程頤的理學思想產生懷疑。到他十一歲時，更是常常在秉燭夜讀，他讀書從不茍簡，且能勤于思考。到了十三歲再讀《論語》時，就曾經發出這樣的議論：“夫子之言簡易，有子之言支離。”二十歲時，陸九淵便能夠完全理解傳統經典的深刻含義，且對其融會貫通了。有一天，當他讀到古人對“宇宙”二字的注解：“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時，恍然大悟道：“原來無窮！人與天地萬物，皆在無窮中者也。”二十四歲時，以《周禮》中舉，三十三歲時又以《易經》中舉。四十三歲時，他進京赴國學，講習《春秋》。四十七歲時，他離開京城，回到家鄉從事講學。陸九淵在家鄉講學之時，聽者甚眾，據說“時鄉曲長老，亦俯首聽誨。每詣城邑，環坐率二三百人，至不能容，徙寺觀。縣官為設講席于學宮，聽者貴賤老少，溢塞途巷”。五十歲時，開講于象山，名其講堂曰“精舍”，又于山間增設方丈，使得四方學子云集于此。陸九淵居象山五年，先后來見求學者逾數千人。此時，他的心學思想經過不斷深化和完善，已經達到了一個成熟階段。 陸九淵對朱熹哲學結構中的*高范疇進行了改造，建立了以“心即理”為核心的“心學”體系，強調心的主觀作用。陸九淵把封建的倫理綱常說成是人人所固有的“本心”。他曾說：“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他認為充塞宇宙的萬物之理即在每個人的心中，“道，未有外乎其心者”；“萬物森然于方寸之間，滿心而發，充塞宇宙，無非此理”，其思索的范圍也超出了社會倫理，而跨向了整個宇宙。他將自己的人生觀、世界觀和方法論加以綜合，提出其心學的主旨在于“明理、立心、做人”，這也是其心學方法論所要達到的終極目標。在確認世界皆是“理”的產物或體現的前提下，體認萬事萬物皆心所生。 “明理”在于“立心”，這都是人們擴充主觀自我的思維過程，*后落實到“做人”上來。基于此，陸九淵反對從客觀事物中尋求知識和認識真理，認為“此心此理，我固有之”，“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從自身來找尋，不必外求。同時他還認為：“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缺，不必他求，在自立而已。”為此，陸九淵還提出了“存心”、“去欲”的道德修養方法，將所謂“良心”與“物欲”對立起來，認為：“雖在貧賤患難之中，心自亨通，正人達者觀之，即是福德。”從以上所語，我們可以清楚地知道，陸九淵的思想學說不僅僅繼承了程朱“心是理”的命題，而且也遠承了亞圣孟子的“盡心”學說，他充分發揮了孟子的一系列思想學說，認為首先應該“先立其大”，然后再反身內求，這樣就能達到自我反省、自我認識、自我完善的功夫。 不僅如此，在陸九淵的心學思想形成過程中，還受到了佛教禪學的較大影響。他認為人不應受外物所牽累，要“收拾精神，自作主宰”，成為“似個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之人”。陸九淵反對人們從事社會實踐活動，公然主張“安坐瞑目”，他自己也時常夜以繼日，“修心養性”。不僅他自己這么做，同樣他也教人這樣來養心，顯然，這是受到了佛教禪宗“頓悟”修習方法的啟示。他自己也承認這一點，曾經說：“某雖不曾看釋藏經教，然而《楞嚴》、《圓覺》、《維摩》等經，則嘗見之。”對佛學著作的涉獵，必然使其受到較大的影響。陸九淵的心學思想與以朱熹為代表的程朱理學是有明顯差異的。朱熹認為，宇宙萬物都是由“理”和“氣”兩者構成的，“氣”是構成一切事物的材料，而“理”則是事物的本質和規律，理先于氣而存在。在認識論上，朱熹則發展了程頤的“格物窮理”論。在知行觀上，則提出“知先行后”的觀點，同時，他也強調“知”和“行”二者不可偏廢，缺一不可。在修養功夫方面，朱熹則主張“主敬涵養”，強調“未發”，即人在無所思慮及情感未發生之時，仍須保持一種收斂、謹畏和警覺的知覺狀態，*大程度平靜自己的思想和情緒，這樣就可以涵養一個人的德性了。這顯然與陸九淵心學思想不同。陸九淵心學思想從其哲學基礎到方法，以至于*終目標，都始終貫穿著主觀唯心主義精神。也正因為如此，朱熹與陸九淵二人在一系列問題上存在著很大的分歧。當時，著名歷史學家呂祖謙為了調和二人在方法論等方面的分歧，于淳熙二年（1175）四月，寫信給陸九淵兄弟，邀請他們來江西信州鉛山鵝湖寺相聚，希望通過他們之間的自由討論，使兩個分歧的學派能夠統一起來。但經過三天的集會辯難，雙方各執己見，互不相讓，對于所爭執的問題并未明定結果，沒能消除歧見，*終不歡而散。從此，朱、陸的信奉者各為一派，朱學被稱之為“理學”，而陸學則被稱之為“心學”，形成了中國儒學發展史上的兩大著名派別。 總之，“朱陸之爭加劇了理學體系的分化，使其兩派各自按照自己的思維方式構建發展理論的體系。另一方面，也使理學與心學在爭辯中相互交流、各自深化，在總體上促進了中國古代理論思維的思辨程度和發展水平”。可以說，鵝湖之會使得陸九淵心學進一步得以闡發，成為儒學的一個重要派別，對此后的中國思想界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后記 我從事清代陸王學領域的探研當是從2000 年開始的，至今已經過了十幾個春秋。回顧這段心路歷程，可謂歷歷在目。2000 年，我踏著新千年的腳步邁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開啟了我的陸王學研讀歷程。這一起點是在我的導師陳祖武先生的授意之下選擇的。初涉陸王心學，真的是惴惴不安，自己深知其中難度。陸王心學雖是由儒家學者陸九淵和王陽明發展出來的，但卻是肇始于孟子，興于程顥，發揚于陸九淵，由王守仁集其大成。與此同時，陸王心學還深受佛教禪宗影響，是一個多源頭、源遠流長的學術流派。 進入研究生院后，陳先生為我制定了詳細的閱讀計劃。于是，我便從梁啟超先生的《清代學術概論》和《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以及錢穆先生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讀起，開始了在清代學術史領域內的學習與探 索，先后通覽了諸多清代專史，由博聞到專精，逐漸掌握了清代學術發展之大勢。后來，我選取了《李紱與〈陸子學譜〉》這一題目，作為我攻讀博士學位階段學習的畢業總結和匯報。之所以選擇李紱及其代表作《陸子學譜》，一是自己尤其喜愛李紱這個人物。李紱為清代*具代表性的陸王學者之一，錢穆先生稱其為“清代陸王學術*后一重鎮”，在清代學術史上尤其是清代陸王學術發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一是以個案研究為切入點，相對容易駕馭，通過微觀研究，能夠逐漸掌握史學研究規律，為將來進一步的學術研究奠定堅實基礎。經過三年的不懈努力和探研，我終獲得博士學位。畢業之后，回到自己的教學工作崗位，我并沒有停止對清代陸王學術的梳理和探討，仍然鉆研這一領域。 在讀書的過程中，我清楚地了解到，對于清代陸王學術史的研究和總結，自清之時即已開始。如江藩即著有《國朝漢學師承記》和《國朝宋學淵源記》二書，而方東樹則專門撰述了《漢學商兌》一書同江藩進行討論，開啟了清代漢宋學之爭。唐鑒則著《國朝學案小識》一書，其中設一“心學學案”對陸王心學持否定態度。由于歷史的局限性，他們尚都不能正確地認識和看待陸王心學，而系統論述清代陸王心學的梁啟超先生所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陽明學派之余波及其修正”一節，則對清代的陸王心學進行了梳理。整體而論，本節對于清代陸王心學的梳理仍顯得十分簡要。后來，錢穆先生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一書，其中有對清代陸王心學者的論述，但仍還只算是一部個案研究，不能夠全面系統深刻地反映陸王心學于整個清代學術發展之脈絡。而徐世昌著《清儒學案》、楊向奎先生著《清儒學案新編》兩部學案體清代學術史著作，它們的*大特色就在于對史料的梳理和集中，為后人學習和研究清代學術史奠定了基礎。除卻上述論著外，尚有諸多研究論文對清代陸王學術從不同角度進行了探討。總之，經過一個多世紀前哲時賢的辛勤耕耘，成就斐然，碩果累累。 而另一方面，對于清代陸王心學的認識，至目前仍然沒有達成共識。“學術界一般認為，王學及其影響在清代由衰落而逐漸消失。”還有學者認為，“王學在清代不僅沒有銷聲匿跡，而是經歷了由隱蔽走向公開、并再度演進為高潮的流變過程”。兩種截然相反的觀點并存，值得深思。誠然，二者之中，必然有一種是站得住腳的，這亦值得并促使我們進一步去思考和探索，尋求更加客觀、正確的答案。 一次胞兄送我一部書，力薦我要好好閱讀，仔細思考，會對我今后的學習和研究有很大的啟迪和幫助，這部書即劉宗賢先生所著的《陸王心學研究》。劉先生是書從心學淵源之一—先秦心性之學；中經陸九淵“心 即理”的唯理性心學；再到心學之大成—王守仁“致良知”的實踐道德說。使我從中了解到了心學淵源、心學框架結構與旨趣，再到心學集大成者王守仁。只是劉先生是書下限即到明朝王守仁，并沒有繼續向下敘列和探 研。鑒于此，自己嘗試著從歷史發展的角度撰寫一部關于清代陸王心學脈絡的專著，以期向人們介紹和展示整個清代陸王學術于清代歷史上的發展演變之軌跡。至此，在教學之余，我便開始致力于清代陸王心學方面的學習和研究，閱讀相關典籍，逐漸積累了一些成果。為了該研究的順利完成2010年，我便以“清代陸王學研究”為題，順利申請到山東省社科規劃辦重點資助項目；2012 年，我又以“清代陸王心學發展史”為題，申請到了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這兩項目的申請成功，更加堅定了我的研究決心。我協調研究團隊，齊心協力，盡可能保質保量地完成這一課題的梳理和研究，力爭于清代陸王心學領域內有所創獲。 2016 年12 月，“清代陸王心學發展史”項目順利結項。本課題的完成，不唯我個人之努力，更多凝聚著諸多師友的殷切之情。首先，我要感謝的是陳先生，每當與先生謀面和通電話，皆是滿滿的教誨和激勵，促使我克服種種困難不斷進步。其次，袁立澤、林存陽、孔定芳、徐道彬、楊艷秋、唐明貴、李立民、梁仁志、朱羲林等諸多學友亦有諸多啟益。*后，課題組主要成員林存陽、王云、曹家恒、黃佑辰、翟曉蕾、宮興梅諸同志皆鼎力相助，協同努力，受益匪淺。本書能夠付梓，還得到國家社科基金的資助和商務印書館的大力支持，尤其是商務印書館丁波先生和責任編輯賀茹女士的大力幫助和付出，借此謹表示衷心的感謝！ 本人雖想努力將本課題加以深化，但由于諸多客觀條件的制約，如有些相關文獻資料難以查找，還有一些王學家自身資料的闕如等，使得本書的架構、結論等存有缺憾。假如將來條件許可，我將會對本領域做進一步深入研究，以期能對清代的陸王心學有一個更加全面和深刻的認識。限于學識和能力，本課題肯定存在諸多不足和紕繆，祈盼大家指教，當感激不盡。
清代陸王發展史 作者簡介
楊朝亮，歷史學博士，山東梁山縣人。現為聊城大學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教授，碩士生導師，歷史系主任。1998年、2003年先后畢業于曲阜師范大學孔子文化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歷史系，獲歷史學碩士、博士學位。主要成果有：專著有《李紱與〈陸子學譜〉》、《霸道與王道：秦漢帝國》、《中國著名藏書樓海源閣》、《清代陸王學研究》、《刻書藏書與聊城》，點校《陸子學譜》，在《孔子研究》、《齊魯學刊》、《東岳論叢》、《清史論叢》、《中國史研究動態》等雜志共發表論文50余篇。主持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清代陸王心學發展史》、山東省社科規劃重點項目《清代陸王學研究》、山東省古籍整理項目《〈陸子學譜〉點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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