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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視覺日記-旅德生活二十年青春版 版權信息
- ISBN：9787547300459
- 條形碼：9787547300459 ; 978-7-5473-0045-9
- 裝幀：簡裝本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我的視覺日記-旅德生活二十年青春版 本書特色
青春版是本新書。作者增加了*近五年的生活經歷及感悟，加強了原書的故事性，是關于王小慧近況的**讀本。
每個人只有一生，王小慧卻像創(chuàng)世紀那樣創(chuàng)造出了“九生”的藝術視域，堪稱不可替代的非凡，因此世界給她戴上了與“九生”相配的桂冠。她用攝影“寫”日記，無私袒露了她的心靈。可以說，這是真正堪稱心路歷程的一本書，是發(fā)自心底的那種愛，那種美麗，那種憂郁，那種傷痛，那種通達，那種不甘倒下的勇敢和堅強，那種超然，那種執(zhí)著，那種不懈的苦苦的追求，那種對自我的審視和選擇，那種對自我的放逐和挑戰(zhàn)，那種雖九死而不悔的精神……無論對誰，那都是對心靈的一次美好而清澈的蕩滌。
《我的視覺日記》我讀了三遍，看一遍流一次眼淚，看過之后，我想我和無數的讀者一樣，深深愛上了這本書的作者王小慧。
陳魯豫
她是“獨一無二”的：她的藝術既不是很中國，也不是很西方，而只屬于她自己。因為有了藝術，生命終于重放異彩。
楊瀾
往事讓王小慧體會到了生活的力量，使她在藝術的道路上馬不停蹄，用她的相機和她的筆記錄下自己的一切，而這也使她重新找到了自己心靈的家園。
敬一丹
那是真正堪稱心路歷程的一本書，是發(fā)自心底的那種愛，那種美麗，那種憂郁，那種傷痛，那種通達，那種不甘倒下的勇敢和堅強，那種超然，那種執(zhí)著，那種不懈的苦苦的追求，那種對自我的審視和選擇，那種對自我的放逐和挑戰(zhàn)，那種雖九死而不悔的精神……無論對誰，那都是對心靈的一次美好而清澈的滌蕩。這就是王小慧。
趙玫
你真的會相信，藝術都是相通的。從攝影到電影，從裝置到影像，從建筑到文學，王小慧游走在這些不同藝術中間，自然而輕松地跨過一個個門檻。人們慣于把這類人稱為天才。
張英
用筆寫日記的人已不多，用攝影“寫”日記也許更適合現代人生。作為一種“日記”的形式，面對面的直接沖突，獲得的豈只是人們的內心世界，更重要的是攝影家自己心靈的無私袒露。很少有這樣的當代藝術家在數量上和質量上能夠達到這樣的廣度和深度，我們甚至可以用“王小慧現象”來概括和研究她。
林路
我的視覺日記-旅德生活二十年青春版 內容簡介
青春版是本新書。作者增加了*近五年的生活經歷及感悟，加強了原書的故事性，是關于王小慧近況的*讀本。這位被香港鳳凰周刊評為“影響世界未來五十位華人”之一的著名旅德攝影藝術家自傳性紀實文學《我的視覺日記——旅德生活十五年》于2001年出版，因她小說般的傳奇經歷和優(yōu)美的文筆配上大量攝影作品，使本書自面世即在中國大陸和臺灣好評如潮，受到幾百家國內外媒體的關注，長時間在暢銷書榜上名列前茅，并先后獲得“上海優(yōu)秀圖書獎”、“冰心獎”和“全國女性文學獎”。
本書又因富有哲理的人生思考而成為青年勵志的范本，王小慧的成功。特別是她所選擇的生活方式更成為無數年輕人的夢想，她也因此為大家所熟悉和喜愛。
我的視覺日記-旅德生活二十年青春版我的視覺日記-旅德生活二十年青春版 前言
“青春版”自序 出“青春版”的動議來自一位貝塔斯曼的朋友。她認為《我的視覺日記——旅德生活十五年》雖然非常暢銷，但這本書太厚，訂價太貴，還是影響了書的普及。假如能出一本通俗的講故事的讀本，一定會有更廣泛讀者。特別是因為我的讀者大都比較年輕，包括很多白
我的視覺日記-旅德生活二十年青春版 目錄
“青春版”自序
引子
我們可以飛了
路伸向何方
燃盡的藍蠟燭
走過我自己
我的二十四小時
遠處的光
重返布拉格
莎樂美舞
破碎的月亮
萬里魂牽
我的孩子夢
推遲七年的書
關于死亡的聯想
從眼睛到眼睛
理想主義傻瓜
抓住感覺
再生繁花
“9.11”改變了我的選擇
兩個世界之間
三個故鄉(xiāng)
附錄：貝歇爾致王小慧信
引子
我們可以飛了
路伸向何方
燃盡的藍蠟燭
走過我自己
我的二十四小時
遠處的光
重返布拉格
莎樂美舞
破碎的月亮
萬里魂牽
我的孩子夢
推遲七年的書
關于死亡的聯想
從眼睛到眼睛
理想主義傻瓜
抓住感覺
再生繁花
“9.11”改變了我的選擇
兩個世界之間
三個故鄉(xiāng)
附錄：貝歇爾致王小慧信
展開全部
我的視覺日記-旅德生活二十年青春版 節(jié)選
我們可以飛了
飛機在跑道上加速時，地面的摩擦力非常之大，要有足夠的能量來克服這些阻力。一旦離開地面，空氣的阻力與摩擦力相比微不足道，飛機就可以自由飛翔了。
*難的是在起飛之前那一段。
沒有鮮花，沒有婚紗，沒有戒指，沒有儀式，沒有賓客和喜宴，也沒有朋友的祝愿，因為并沒有人知道，也不能讓人知道。只有一張印刷粗糙而俗氣的結婚證書，大紅的底色上印著金色的雙喜。里面有我和俞霖的照片。那是兩張年輕而稚氣的臉，看上去像兄妹，笑得甜美。這是我對一生中唯一“大喜日子”的所有記憶。
那是1986年的9月29日，去德國留學的前夜。
在1980年代初，出國的機會比現在要少許多，尤其是取得公費獎學金，更是難上加難。在上海同濟大學讀二年級的時候，我們建筑學系的兩個班級，各抽出一名學生去進修德語，準備一年后選拔出一名學生派往維也納藝術學院學習。當時我和另外一個班的名叫俞霖的學生被選出，這樣我和他便偶然地碰到一起。
俞霖是被當時的系主任稱為“不可多遇的”、“有特殊才能”的學生，后來學院的院長也說過“像他這樣的人才，七八年才會出一個”。他的設計作業(yè)和畫作總是掛在系走廊的陳列櫥窗里當作范例供人參觀，自然他的名字在同學中也頗有幾分名氣。我印象中的他個子瘦瘦高高的，有一張孩子氣的臉，總是笑瞇瞇的，舉手投足之間不時透出一股靈氣，好像話并不多。
遇到學習中有難題的時候。許多同學愿意去找他，據說他和善謙虛、樂于助人。有些設計圖經他一改分數就會高出許多。
直到開始去學習德語時，我們才正式認識。學習了幾個月后，沒人解釋原因，那個留學名額分給了外語系的學生。
由于我們是“文化大革命”后**次恢復高考的“七七級”學生，和后面的“七八級”相差只有半年，而德語學習整整耽誤了一年時間，我們很想抓緊補習以便跟上“七八級”課程以及研究生考試，因此像散兵打游擊一樣，同時在兩個年級聽課、補習，進進出出幾乎形影不離。
那時比較熟悉的老班級同學喜歡和我們開些善意的玩笑，說我們是一對“金童玉女”，我們自己卻傻傻乎乎的，為完成一個個考試而疲于奔命。那年沒有去成維也納，反而成全了我和俞霖的緣分。我們在一起學習那么愉快，那么開心。
為了補上這半年缺少的課程，我不得不忍痛放棄許多業(yè)余愛好，像看電影、讀小說、縫衣服，以及剛剛開始允許跳的交誼舞。只有假期的旅行和學生攝影協會的活動，我不愿放棄，因為太喜歡攝影了，幾乎到了著迷的地步。那時會在假期拍許多照片，然后整夜在暗房里沖印、放大照片，沒有專業(yè)書籍和指導教師，浪費了許多膠卷、相紙。不過假如沒有這些浪費，也許不會有今天。
在那幾年中，我們有過三次機會去德國留學，其中有兩次是俞霖到德國后讀博士的**導師貝歇爾（Max Baecher）和第二導師史密特（Peter Schmidt Thomson）邀請的，當時他們在同濟大學做客座教授，作幾個月的短期講學，我倆不光聽課，也擔任翻譯及陪同，所以與他們交了朋友。貝歇爾教授當時問過我名字中文的意思，此后，他們夫婦親昵地把我稱做“小精靈”。他來講學時曾把德國一項他主持過的建筑設計競賽拿來當練習題讓我們做，學生們挖空心思在這塊空地上造一個漂亮的公共建筑，設想五花八門。我當時什么建筑也沒考慮。而是將它搞成一個有綠化、水及雕塑的公園，他為這個想法叫好，因為沒人想到。他說可惜投標早已過去。他還是給了我很高的分數，而且還把這設計方案拿到德國專業(yè)雜志上發(fā)表，并把我的設計圖帶回德國。多年來一直掛在他的教研室里。
他們的好意邀請被我們婉言謝絕，因為我們，特別是俞霖不想太麻煩朋友，還想靠自己的努力考公費獎學金。
還有一次是我的好友格爾達（Gerda Cordes）女士邀請的，她是我當時在上海的好友，她在華東師范大學里教了兩年德語，很想學習普通話，我也很高興有機會練習德語。在那幾年中，我們常常周末見面，一起看展覽或看電影，然后去和平飯店的咖啡廳坐坐，那時的上海咖啡館寥寥無幾。大部分賓館則要有外國人一起時才可隨便進出。她也知道我和俞霖一直在等出國機會，有一天，她鄭重其事地對我說，她與作為建筑師的父親商量，準備邀請我們倆去德國讀書，由她來做經濟保證。我們雖然很高興她能這樣主動與誠懇，而且也盼望快一點出國，但仍想等待公費獎學金，而且相信，以我們倆的成績只要有留德名額是非我們莫屬的。我和格爾達的友誼至今已有二十幾年，她常常把這件事講給其他朋友聽。她說在中國教過那么多學生，很多人都曾經請求過她幫助出國，她沒有能力幫助那么多人，但主動提出幫助我們，卻遭到拒絕。雖然我們的拒絕使她深感意外，但也使她感到我們之間的友誼非常純潔，沒有利益等因素摻雜其中。
終于在1986年等到了公費出國的機會，這與1980年維也納藝術學院的獎學金機會相差了整整六年。俞霖已是我們當時系主任、中國建筑界元老馮紀忠教授的助手，我則剛剛讀完研究生畢業(yè)留校。這兩個獎學金來之不易。我們天天盼望能早日成行，生怕夜長夢多。
我們有意將婚期拖到不能再拖，直到一切穩(wěn)妥，不僅通過了各種審查考試，護照拿到手，簽證也已取得，機票是9月30日下午的。29日下午匆匆去結婚登記處領了證書，沒能來得及與家人吃頓晚宴慶祝一下便又繼續(xù)去整理行裝。那么多想要帶的東西全要精減到二十公斤的箱子里，多少心愛的東西不能帶走。那一夜我們雖然很累，心情卻非常愉快，等待了六年的’機會終于到來。當時并不知道這一走會改變我整個一生，但無疑這是我有生以來*重要的也是*遠的一次旅行。
第二天上午，傳呼電話亭的阿姨拖著長長的上海腔叫：“王小慧——聽電話！”我從窄窄的木樓梯沖下樓，跑到馬路對面的電話亭，心想大概又有朋友來道別了。沒想到電話中傳來一個冷冷的聲音——系黨總支的工作人員請我們到學校談話。
“怎么來得及？乘公共汽車往返可能會拖上三四個小時，我們的飛機會誤點的……”
“你們先不要考慮出國的事了。”又是那么冷冷的像機器里發(fā)出的聲音，似乎沒有性別。
“為什么？”
“你們來了再說吧。”電話掛上了，那嘟嘟的聲音使我一片茫然。
在去同濟大學的路上，我感到手心發(fā)冷，似乎后背也透著涼氣。我百思不得其解，是什么原因使這早就確定的事在*后一刻被全盤推翻，聽去沒有一絲希望？那中性的聲音說得那么肯定，不至于是我們結婚的事被人告發(fā)了？那時是不太可能讓夫妻倆一起出國的。
向來沉默寡言的俞霖，一路上沒說一句話，只是緊緊抓住我的一只手，雙眼看著窗外。公共汽車開過當時并不那么繁華的延安路、四平路，自行車夾在緩緩行駛的汽車之間，重復著每天千篇一律的都市一幕，但這個城市的一切似乎都與我們無關。那時我還不太懂得命運對我們意味著什么，只感到冥冥之中有一種不可抗拒的東西在左右著你，個體是那么渺小，我不知道等待我們的會是什么。
汽車仍在極緩慢地向前蹭著。我心里像貓抓一樣，有種不祥的預感。想到一本小說中描寫“文化大革命”中類似的情形，一種莫名的恐懼一下子籠罩了我。爸爸在“文化大革命”時試圖自殺的情景歷歷在目。那時我幼小的心靈常常被這種恐懼所籠罩，每天晚上不論天有多冷都站在陽臺上等爸爸回家，超過正常時間太久時，我總會設想出各種可能發(fā)生的可怕的事情……
我對俞霖輕聲說：“我覺得又在搞‘文化大革命’了。”他安慰我說：“不會那么糟，我們沒做任何錯事。”
我們帶著忐忑不安的心情走進了建筑系的大樓。
沒有解釋，沒有安慰，更沒有一絲略帶人情味的表示。我們各拿一疊紙，分別到不同的房間，要寫出這兩年的經濟收入情況。對我這似乎不食人間煙火、特別是對經濟收入這類事既不關心更無興趣的人，無疑是比所有出國考試都難得多的題目。我眼睜睜地看著那疊紙不知如何下筆。而看著手表的指針，正走向我們去機場的時間……
當時我不明白為什么要查我們的經濟賬？我們只不過是剛剛畢業(yè)留校的青年教師，拿著幾十元的工資，除了做過上海清真飯店的改建工程外。并沒有什么額外收入。這設計因為構思新穎，頗受好評。我們讓來采訪的記者在報導中不要提設計者姓名，只說同濟大學教師的作品，生怕臨出國前有人找麻煩。節(jié)外生枝。而這工程的設計費，我們根本沒拿到什么。因為從來不好意思過問錢的事，但作為剛畢業(yè)的學生，很希望親眼看到自己的作品能趕在出國前建造起來，因此大部分時間都投入到那個工程上，也沒有精力考慮其他。
我知道在同學同事中想要出國的人太多了。而那時公費出國的名額如九牛一毛。我和俞霖同時拿到公費獎學金自然是非常遭嫉妒的事情。雖然我自認為我們人緣很好，可在那些日子里一下子感到了世態(tài)炎涼，許多熟悉的面孔變得陌生。在食堂這樣的地方人多，他們還可裝作沒看見，而在辦公室走廊上迎面走過，相識的人竟然不敢打個招呼，甚至不敢抬頭看你一眼，好像我們患有可怕的傳染病。這使我十分傷心，甚至比出不了國這件事本身還讓我心灰意冷。我當時想，即使出不了國，也不要再在這里繼續(xù)工作了。整整一個月時間，我好像一下子成熟多了，甚至覺得自己老了。
我對一個剛退休的老教授說出覺得自己老了的感覺，他說他已經60多歲。都沒有老的感覺，相反開始做些想做的事情，并安慰我他經歷了比我難得多的遭遇，沒有什么過不去的。那時我會為一個關切的目光感動得流眼淚，而且暗暗發(fā)誓記住這些真心對我好的人，哪怕他們不敢在公開場合與我說話。
正在這時，我收到了被我們稱作老大哥的同學鄭孝正的來信，他一直是我*信賴的有如兄長般的朋友。當我在追求者中挑花了眼，征求他意見時，他毫不猶豫地說：“當然俞霖*好。”他的話似乎一下子把我的情感定了形。這時，老大哥已飛到德國。他的信是在機場匆匆寫了發(fā)來。他說：“我堅信你們是無辜的，也相信很快會在德國看到你們……。”這些話讓人感到那么溫暖。
在1986年10月6日的日記中我寫了這樣的一段話作為座右銘：“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為勇也。天下有所謂大勇者，猝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我覺得我們雖然遭受挫折，但沒有被打敗，我們的人格反而受到了一次錘煉。晚上我常會與俞霖去看電影。我們一直非常喜歡看電影，以前卻總沒時間看。
后來，我才知道有人寫了匿名信，而且確實有些設計費被中間人扣住，我們一直蒙在鼓里。我這個人太單純，太不懂人情世故，所以有時會被別人的笑臉和一些表面的東西所欺騙。俞霖對我說，如果這是缺點的話，他正是喜歡我的缺點，如果我過于精明，“那就不是我的小妞妞了”。
幾經調查，這事總算了結。但新的問題是我們結婚的事已經公開，按照規(guī)定，夫妻不可以一起出國。又是連續(xù)幾天的開會討論，無休無止。至今我還是感激那些領導和決策人，以及同情幫助我們的人們。據說許多被征求意見的教授都說，他們無法說出我和俞霖哪一個更優(yōu)秀。如果只能讓一個人出國，他們覺得實在太可惜。這使我們得以破例雙雙出國。特別是在那整整一個月的壓抑之后，冉次踏上旅途的喜悅是無法形容的。
我們分別去不同的城市，我是去南德巴伐利亞州首府慕尼黑，他則是前往北德靠近漢堡的大學城布倫瑞克。我們一起先飛到法蘭克福再分別轉機。
飛機在跑道上滑行時，我想起一個詩人朋友臨別時對我們說的一段話：“飛機在跑道上加速時，地面的摩擦力非常之大，要有足夠的能量來克服這些阻力。一旦離開地面，空氣的阻力與這摩擦力相比微不足道，飛機就可以自由飛翔了。*難的是在起飛之前那一段。”他用這段話送我們啟程，給我印象非常深刻。我當天把它寫到日記里，事后多少年，我乘飛機時，常會不由自主地回想起這段富有哲理的話。
終于可以長長舒一口氣了。我把頭靠在椅背上，輕輕拉著俞霖的手說：“我們可以飛了。”他仍像往常那樣，默默地對我報以平和的微笑。
在不知不覺之中就到了法蘭克福機場，走下飛機，對我們這樣初次出國的年輕人來說，一切都顯得那么新鮮和令人驚訝。整個機場像個巨大的機器。有條不紊地運轉著。我們要分手了，雖然我轉機需要等待的時間比他的要長，他還是執(zhí)意先把我送到去慕尼黑的登機口，像過去放假送我上火車回家探親時一樣，總是放不下心來。在自動傳送帶上，他那么開心地笑著，說他在飛機上便會開始給我寫信。他漸漸遠去，只看到他一直在揮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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