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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制度創新過程的經濟改革 版權信息
- ISBN：9787543215368
- 條形碼：9787543215368 ; 978-7-5432-1536-8
- 裝幀：暫無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作為制度創新過程的經濟改革 內容簡介
本書從制度創新入手介紹“中國奇跡”中的重要內容——制度變遷，即從國有制為基礎的中央計劃經濟轉變為基于多元產權制度的市場經濟體制。然而，回到80年代，世界上有幾個經濟學家會料到中國改革能夠有這些成就？誰又料到，中國共產黨在保持執政穩定的前提下，成功地實現了國家經濟體制的自我“革命”？諸多學者把中國改革的成功歸功于“漸進主義”的改革戰略；但是前蘇東各國的改革也采用了漸進主義，都無一例外的失敗了。為什么漸進改革之路，在別處失敗，而獨在中國成功了？這也許是政治經濟學的世紀之謎，等待著你來破解。
作為制度創新過程的經濟改革 目錄
1 導言
1.1 背景
1.2 關鍵要素
1.3 模型
1.4 應用
1.5 本書章節安排
2 分權
2.1 計劃時期的分權
2.2 改革初期的分權
2.3 作為改革制度基礎的分權
2.4 結束語
3 泛利性政府
3.1 泛利性組織
3.2 泛利性政府
3.3 改革時期的中國政府
3.4 中國政府成為泛利性政府的原因
3.5 泛利性政府與經濟增長：東亞模式
3.6 泛利性政府與經濟改革
3.7 結束語
4 作為意識形態突變的制度變遷
4.1 目的性和制度選擇
4.2 意識形態和制度
4.3 實踐的務實主義和制度變遷
4.4 通向市場的泥濘之路
4.5 結束語
5 中國經濟改革：一個理論模型
5.1 模型的文字描述
5.2 正式模型
5.3 模型與現有文獻之間的聯系
5.4 結束語
6 制度互補和漸進改革
6.1 策略互補及其拓展
6.2 制度的多重均衡及其效率
6.3 制度互補和中國漸進式改革
6.4 結束語
7 農村改革：帕累托改進和制度變遷
7.1 農村改革的歷史根源
7.2 基層創新和中央意識形態演變的互相作用
7.3 農村改革和農村的其他變革
7.4 后改革時代：一條開放的道路
7.5 結束語
8 企業改革
8.1 企業改革的簡要回顧
8.2 改制和企業績效
8.3 改制和就業
8.4 國有資產
8.5 結束語
9 價格改革
9.1 價格“雙軌制”的歷史回顧
9.2 價格“雙軌制”的效率
9.3 價格“雙軌制”的成就
9.4 價格“雙軌制”的成因和成功因素
9.5 結束語
10 對外開放及其影響
10.1 經濟特區
10.2 出口導向戰略
10.3 人世及其影響
10.4 出口和國內技術升級
10.5 開放和地區差距
10.6 結束語
11 金融改革
11.1 計劃經濟的遺產
11.2 20世紀80年代早期的改革與發展
11.3 沒有解決的問題
11.4 金融管制下的經濟增長
11.5 匯率制度改革：漸進主義的例證
11.6 結束語
12 結語
12.1 我們在哪里，要到哪里去
12.2 一個范式的轉變
12.3 給其他國家的經驗
參考文獻
1.1 背景
1.2 關鍵要素
1.3 模型
1.4 應用
1.5 本書章節安排
2 分權
2.1 計劃時期的分權
2.2 改革初期的分權
2.3 作為改革制度基礎的分權
2.4 結束語
3 泛利性政府
3.1 泛利性組織
3.2 泛利性政府
3.3 改革時期的中國政府
3.4 中國政府成為泛利性政府的原因
3.5 泛利性政府與經濟增長：東亞模式
3.6 泛利性政府與經濟改革
3.7 結束語
4 作為意識形態突變的制度變遷
4.1 目的性和制度選擇
4.2 意識形態和制度
4.3 實踐的務實主義和制度變遷
4.4 通向市場的泥濘之路
4.5 結束語
5 中國經濟改革：一個理論模型
5.1 模型的文字描述
5.2 正式模型
5.3 模型與現有文獻之間的聯系
5.4 結束語
6 制度互補和漸進改革
6.1 策略互補及其拓展
6.2 制度的多重均衡及其效率
6.3 制度互補和中國漸進式改革
6.4 結束語
7 農村改革：帕累托改進和制度變遷
7.1 農村改革的歷史根源
7.2 基層創新和中央意識形態演變的互相作用
7.3 農村改革和農村的其他變革
7.4 后改革時代：一條開放的道路
7.5 結束語
8 企業改革
8.1 企業改革的簡要回顧
8.2 改制和企業績效
8.3 改制和就業
8.4 國有資產
8.5 結束語
9 價格改革
9.1 價格“雙軌制”的歷史回顧
9.2 價格“雙軌制”的效率
9.3 價格“雙軌制”的成就
9.4 價格“雙軌制”的成因和成功因素
9.5 結束語
10 對外開放及其影響
10.1 經濟特區
10.2 出口導向戰略
10.3 人世及其影響
10.4 出口和國內技術升級
10.5 開放和地區差距
10.6 結束語
11 金融改革
11.1 計劃經濟的遺產
11.2 20世紀80年代早期的改革與發展
11.3 沒有解決的問題
11.4 金融管制下的經濟增長
11.5 匯率制度改革：漸進主義的例證
11.6 結束語
12 結語
12.1 我們在哪里，要到哪里去
12.2 一個范式的轉變
12.3 給其他國家的經驗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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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制度創新過程的經濟改革 節選
1 導言
對于任何不帶偏見的人來說，中國過去的30年一定是一個奇跡：我們的年均經濟增長率高達9.7％，經濟體制順利地從計劃經濟轉型為市場經濟，絕對貧困人口大幅度下降。盡管“中國崩潰論”不絕于耳，但中國社會不僅日臻繁榮，而且也在總體上保持了相對穩定。事實上，對于大多數中國人而言，過去30年是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的*好時期。
有些經濟學家認為，中國持續高速增長的奇跡可以用傳統經濟學理論來解釋；他們認為，中國經濟增長得益于將標準經濟理論正確地運用于現實。標準經濟理論認為高儲蓄率、較高的人力資本水平、科技進步、自由貿易、穩定的宏觀經濟、穩健的財政政策等有利于經濟增長，而在這些方面，中國比其他發展中國家做得更為出色。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的高速經濟增長并無奇跡可言（Perkins，2005）。但是，上述觀點仍未回答一個關鍵問題：倘若經濟理論如此正確，為何其他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并未采納正確的經濟政策？換言之，為何只有中國采納了正確的發展“處方”？要解答這個疑惑，回顧并深入研究伴隨中國過去30年奇跡般的經濟增長而同步發生的制度變遷就顯得尤為必要。
1.1 背景
毋庸置疑，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是成功的。雖然其間有過磕碰甚至后退，但各方面的改革在中國從未停止過，且經濟體制*終成功地由計劃經濟轉型為市場經濟。中’國改革是道格拉斯·諾思所說的“有效制度變遷”（North，1990）。同時，伴隨著經濟體制的變革，中國從一個充斥著禁錮和停滯的社會轉變為一個充滿希望和活力的新社會。毫無疑問，中國的轉型比蘇聯和東歐各國進行得都更為出色。
中國改革進程中*顯著的特點是其漸進性：為了實現改革的*終目標，它不是力爭一步到位，而是借助了一些中間步驟，包括地方試驗。當然，這、種說法也不排除改革過程中有一些激進的變革，進一步講，有些變革也無法做到漸進。譬如，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即為非漸進的舉措，在1999年中美討論雙邊協議之前，國內對于加入WTO的利弊幾乎沒有公開的討論，而且人世本身也無法做到漸進。然而，中國改革大都是循序漸進的。一些人（如吳敬璉，2004）認為農村改革是激進式的，但實際上此項改革歷時整整八年，在這八年當中，高層的政治論爭不斷，不少漸進的中間步驟因此被采納。價格改革和國有企業改革更是典型的漸進式改革。為了緩和反對意見，也為了避免激烈的經濟和社會動蕩，中國自20世紀80年代早期起采取了價格“雙軌制”，以改革原有的計劃體系。自1985年開始正式實施到1994年匯率并軌，“雙軌制”維持了十年才消失。相比之下，企業所有制改革的過程更為緩慢。它始于20世紀80年代，并在改革初期采用了“放權讓利”的形式。“放權”即給予企業管理人員更多決策權；“讓利”即將更多收入留給企業自行支配。至90年代初期，“放權讓利”在個別地區已演變成為真正的所有制改革。但大量國有企業改革卻直到90年代后期才出現。盡管國有企業的所有制改革日漸深入，但時至今日，在個別地區，國有企業在經濟總量中的比重仍然過高。也就是說，盡管這項改革已經進行了二十余年，但它還沒有結束。
中國的改革不僅是漸進的，以標準的政治和經濟理論來看，其采用的中間步驟大多也是非傳統的。鄉鎮企業的模糊的、甚至不確定的所有制便是這種非傳統性的例證。它顯然不符合標準經濟理論，因為該理論強調，清晰的產權界定是經濟發展的重要前提，但鄉鎮企業卻成功地發展起來了。實際上，在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鄉鎮企業對中國工業增長的貢獻率高達40％（Lin and Yao，2001）。此外，中國薄弱的法律制度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契約的有效執行被認為是經濟增長必不可少的制度因素之一，但中國的經濟增長奇跡卻與其有待提高的法治水平相伴而生。這種較低的法治水平表現在許多方面，而商業合同及知識產權等方面的法律法規的執行更是令人堪憂。那么，在到處都是法律風險的環境中，一定存在著一些特殊機制讓中國企業能夠規避風險。縱觀中國經濟改革進程中的非傳統途徑，*令人驚嘆的也許當屬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的關系。在政治上，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有著強有力的控制；可是在經濟上，地方政府有足夠的空間尋求經濟發展，更為重要的是，它們能夠進行制度創新，以促進經濟增長。中國奇跡般地實現并維持了中央與地方之間的權力和財政平衡，而其他大國在這一點上往往以失敗告終。
但是，僅僅有漸進性并不足以保證改革的成功。首先，漸進改革有可能導致既得利益集團的產生和加強：它們在前一輪改革中獲利，但同時由于擔心失去已經得到的利益而可能阻撓進一步的改革。中國在改革進程中的確出現了一些既得利益集團。譬如價格“雙軌制”就誘發了大量盜用計劃內資源的尋租行為，擁有計劃內資源的政府官員和其他特權人物可以通過倒賣計劃指標而賺取巨額利潤，他們因此可能構成價格并軌的阻力。另一個例子是部分的所有制改革（例如公司化）。改革賦予了國有企業經理許多自主權，但并未把他們置于一套健全的公司管理體制之下，因此國企經理們會偏好這種中間階段的改革，因為他們可以獲得*大的利益。但是，現實情況是，企業改革并沒有因為國企經理的反對而停止，而是向著更加公司化的方向發展。
研究和討論中國過去30年改革的文獻可謂汗牛充棟，其中多數力圖解釋為何中國改革取得了成功，并進而促進了中國經濟獲得奇跡般的增長。這些研究不但加深了人們對中國的認識，還為經濟學的一般理論做出了貢獻。譬如，對于鄉鎮企業的研究突出展示了產權的復雜性及其在現實世界中的作用；對于農村改革和國有企業改革的研究為激勵在決定代理人經濟行為中的重要性提供了新的證據；對于財政分權的研究讓我們進一步理解了激勵和承諾在政府關系及制度變遷中所扮演的角色；對于制度變遷速度的研究揭示了制度移植中時機和制度環境的重要性。但是，鮮有研究嘗試對中國改革的發生過程及其成功給出一個實證性的理論解釋。
本書從演化的角度來考察中國改革，以彌補實證理論的空白。演化的觀點之所以必要，是因為制度變遷只能在一個以有限理性為前提的模型中進行描述。通過關于不完全契約的爭論，經濟學家如今已經知道，只要代理人是完全理性的——即代理人有能力預知所有未來可能發生的情形、并知道它們的發生概率，則完全契約就有可能實現。制度可以看作是一種社會契約，因此，通過*優設計，制度可以就自然或人類的所有未來狀態給出相應的*優規則，因此也就沒有制度變遷的必要了（汪丁丁、韋森、姚洋，2005）。要討論制度變遷，我們就需要引入有限理性，即假設制度行為主體無法完全預見未來可能發生的情形，也就是說，我們需要假設制度設計者具有某種形式的適應理性。事實上，作為過去30年中國改革的指導方針，鄧小平的“摸著石頭過河”就符合適應理性的假設。對于一個想要從現實角度解釋中國改革的理論而言，這個假設是一個正確的理論前提。
基于這個前提，我們的理論視意識形態的演變為中國改革進程的核心。制度構建于意識形態之上，因為正是后者決定了什么是合意的社會。制度變遷往往無案可循，它們并非經由某種固定程序所得到的機械結果，而是看似雜亂的人類行為有意或無意地超越現有制度邊界的結果。盡管這些行為大多數無果而終，但其中也會有一些帶給我們關于更好的生活組織方式的驚喜。這些驚喜促使人們反思現存制度背后的意識形態，而一些強烈的驚喜甚至就此改變現存意識形態以及它所決定的制度。
將制度的更迭視作意識形態的蛻變，這種視角和主流經濟學中的傳統觀點相當不同。完全理性假設和均衡分析限制了經濟學對制度變遷的解釋，力，因為只有一小部分制度變遷遵循了主流經濟學中流行的常規機理。多數對制度變遷的解釋*后都化歸為外生變量的變化，致使變革的內在機理仍被鎖在黑匣子中。對意識形態在制度變遷中作用的研究則能夠打開這個黑匣子。這種研究思路和其他社會科學，尤其是心理學和政治學的研究思。路不謀而合，也得到諾思的推崇（例如North，1990，2005）。
我們將通過三個關鍵的要素來解釋中國意識形態和制度的演變過程，它們是地方分權、泛利性政府，以及實踐的務實主義。
當中國改革初始于20世紀70年代后期時，舊的意識形態歷久猶存，仍主導著中國的政治和經濟舞臺。中央政府受制于舊的意識形態，因而采取一項改革措施總是需要很長時間。分權為地方級別的制度創新提供了機會。由于改革往往與意識形態或大或小的改變相伴而生，因此一項改革能走多遠取決于中央政府所持的意識形態有多大的改變。如果中央政府固守陳規，則改革*終要么局限于地方而不能推廣，要么就此消亡。而改變中央政府的意識形態的因素有兩個。其中之一是中國政府的泛利性本質。
……
作為制度創新過程的經濟改革 作者簡介
姚洋，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副院長，《經濟學季進》主編。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經濟發展、制度轉型和社會公正。在國內外學術期刊發表論文數十篇，主要著作有《制度與效率——與諾期對話》、《自由、公正和制度變遷》、《土地、制度和農業發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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