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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市場地方型市場的演進 版權信息
- ISBN:9787543215290
- 條形碼:9787543215290 ; 978-7-5432-1529-0
- 裝幀:暫無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專業市場地方型市場的演進 內容簡介
復旦大學新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和上海世紀出版集團為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面向海內外公開招標了“改革三十年研究”項目系列重大課題,本書即為該課題的一項研究成果。
本書在緒論之后,分10章探討了農村工業化、市場化與專業市場的緣起,專業市場的成長軌跡與基本特征,專業市場的交易機制與交易流程,專業市場的分工與社會資本網絡,專業市場的規模擴張與結構演變,專業市場擴展的內在機理:內生報酬遞增,專業市場與地方產業集群的互動發展,專業市場的治理:市場與政府的合作博弈,專業市場的擴展:規模化、專業化和國際化,專業市場的轉型與提升:新型業態。
專業市場地方型市場的演進 目錄
0.1 改革開放與專業市場現象
0.2 專業市場釋義
0.3 國內外研究綜述
0.4 研究方法與研究框架
0.5 本書的主要貢獻
1 農村工業化,市場化與專業市場的緣起
1.1 改革開放前的商品流通體制
1.2 緣起的內在根源:節約農村工業的交易費用
1.3 緣起的外部環境:放松商品流通管制
1.4 緣起的歷史文化基因:民間商業與市鎮經濟
1.5 緣起的典型案例:義烏小商品市場
2 專業市場的成長軌跡與基本特征
2.1 專業市場的初始階段
2.2 專業市場的成長階段
2.3 專業市場的成熟階段
2.4 專業市場發展的新趨勢
3 專業市場的交易機制與交易流程
3.1 專業市場的類型
3.2 專業市場的經營者
3.3 專業市場的交易方式與運行特征
3.4 專業市場的交易流程與規制結構
3.5 專業市場的連接圖式
4 專業市場的分工與社會資本網絡
4.1 專業市場的網絡結構
4.2 專業市場集中交易的效率
4.3 專業市場的網絡效應與聚集效應
5 專業市場的規模擴張與結構演變
5.1 專業市場的規模擴張
5.2 專業市場的結構演變
5.3 專業市場規模擴張、結構演變的總趨勢
6 專業市場擴展的內在機理:內生報酬遞增
6.1 專業化分工與報酬遞增
6.2 內生報酬遞增機制:知識溢出與信息外溢
6.3 區域間報酬遞增機制:區際分工協作網絡
6.4 跨越“專業市場消亡”的歷史宿命
7 專業市場與地方產業集群的互動發展
7.1 專業市場的嵌人性:內生的低成本交易網絡
7.2 專業市場推動的產業集群擴張與升級
7.3 專業市場擴展的產業支撐:地方產業集群成長
7.4 專業市場擴展、產業集群成長與區域經濟發展
8 專業市場的治理:市場與政府的合作博弈
8.1 信息不對稱下專業市場的交易困境
8.2 專業市場的治理模型與治理機制
8.3 市場治理與新的市場秩序
9 專業市場的擴展:規模化,專業化和國際化
9.1 專業市場的規模化
9.2 專業市場的專業化
9.3 專業市場的國際化
10 專業市場的轉型與提升:新型業態
10.1 專業市場與電子商務
10.2 專業市場與現代物流
10.3 專業市場與會展經濟
10.4 專業市場與品牌戰略
參考文獻
后記
專業市場地方型市場的演進 節選
1 農村工業化、市場化與專業市場的緣起
專業市場開啟了中國市場化改革的先河,是中國農民商人在市場化進程中首創的交易組織創新,是一個符合農村工業化和家庭工業與中小企業需要的共享式、低成本的交易平臺和通道,也是一個將千千萬萬農民企業家的貿易活動和產業活動融合起來的產業組織創新。改革開放之初,專業市場為什么首先在中國的農村大量涌現?專業市場如何從定期的集市貿易中轉變而來?是什么因素促成了千千萬萬個農民從傳統的小商小販轉變為專業化的商人,促成了千千萬萬個農耕家庭擺脫數百年來“男耕.女織”的小農模式,在許多缺少資源和國家投資的落后地區闖出一條獨具特色的農村工業化道路?專業市場是在計劃經濟的縫隙中生長出來的,它并不是“小”市場,而是折射中國農村市場化、工業化內在規律的大市場。專業市場制度,不僅是一種交易平臺和通道,或一套市場交易的組織和規則,而且是在特有的改革開放背景下對我國工業化模式和國民經濟流程的重新塑造,它涉及市場化、工業化、城市化等諸多方面,是一個歷史性的開拓,是一次綜合性的制度創新。
1.1 改革開放前的商品流通體制
傳統商品流通體制的重大弊端之一,就是限制和隔離城鄉之間的經濟聯系,限制和排斥市場、市場機制在城鄉經濟交往中的作用,把中國農村排斥在國家的工業化過程之外。但是,在計劃經濟體制和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背景下,城鄉集市貿易、農副產品交易、小商品貿易等自由市場、自主貿易依然在計劃經濟的“縫隙”中頑強地存在和生長。
1.1.1 傳統商品流通體制的形成和特點
傳統商品流通體制是20世紀50年代在社會主義改造和工業化過程中逐步建立起來的,是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傳統商品流通體制的確立過程同時也是一個經濟的市場調節逐漸萎縮的過程。在1949--1956年間,隨著統一的宏觀計劃管理系統的建立、財政經濟管理工作的統一,計劃機制開始具體調節生產和流通環節,國民經濟的主體和主要運行環節被納入了計劃軌道。從1953年開始,國家擴大了對私營工業加工訂貨和統購包銷的范圍,使工業產品與批發商脫鉤;同時,國有商業直接介入農產品收購,逐步實行糧食、油料、棉花等主要農產品的統購統銷,將工農業產品的流通全部納入了國家計劃。1956年全國開始了對個體、私營工商業進行全行業社會主義改造,私營商業和個體商販被迫轉業、歇業,或全部改造成公私合營商業、合作商店和合作小組。雖然合營商業、合作商店和從業人員人數并未減少很多,但已經完全喪失了在物資流通渠道上原有的優勢,主要從事一些生活服務性行業。1956年,從中央到各大區、省、地、縣,自上而下對口的專業性領導和管理國民經濟的計劃體系形成,執行垂直化計劃部門的計劃指令,企業的生產和流通等經濟活動服從主管部門下達的計劃。計劃經濟體制取得了決定性的優勢,市場經濟的因素隨之消亡。
傳統商品流通體制的基本特點是:排斥市場和市場機制的作用,由行政命令和計劃組織商品流通,以通過按層級制原則組織起來的行政機構載體,劃分商品的管理權限和流通領域,在商品流通決策上形成以集中化和官僚化為特點的垂直管理體制和金字塔式的等級結構,后果是商品流通的效率低下,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與需求結構嚴重脫節。1953年統購統銷制度開始實施,計劃制度在行政體制的支持下,大大壓縮了市場機發揮作用的空間,割斷了經濟主體之間的市場聯系。在隨后的社會主改造過程中,孤立的經濟主體離開計劃行政部門就難以生存,資本主義商企業、個體商業、個體農民,只有融人計劃軌道,依靠統購統銷的物資通渠道,才能維持運轉,社會主義改造消滅了市場主體。*終的結果是類市場購銷活動迅速減少,各類市場也隨之萎縮,市場體制之所以能存的基礎已完全被計劃經濟的自上而下的等級行政體制打破。市場制度為一種正式制度,已經在國家層面上退出。
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到70年代末,我國的商品流通是在單一封的系統內進行的,流通渠道中的控制權配置完全是非市場化的。所有的物資和消費品,都由國家按照統一的計劃實行收購、調撥和銷售;商品嚴格按照一、二、三級批發流通體系實行單渠道的流通;以國營和合作商業為代表的公有制商業成為商品流通領域的唯一主體,商品的市場價格也受到計劃的嚴密控制。在上述統配和統購包銷制度下,生產企業沒有獨立的自銷權,自然無權選擇分銷渠道模式,完全按計劃由政府指定的國有商業統一收購、集中分配和調撥供應,自然在流通渠道上不占有控制權。所以,在短缺經濟條件下,計劃性的商業體制嚴重扭曲了生產與流通之間在渠道上的控制權分配關系。
1.1.2 供銷合作社:傳統農村商業的主要形式
改革開放以前,供銷合作社是農村商業的主渠道,是以農民為主體的合作經濟組織,其中雖然幾經變革,但始終在滿足農業生產需要,組織農村商品流通,聯結城鄉、聯系工農、溝通政府與農民的關系方面發揮著重要的橋梁和紐帶作用。20世紀50--70年代的農村商品市場,從總體來看,市場主體和市場范圍在萎縮,但還沒有被完全限制,在許多國家計劃難以控制的領域,還保留了一定規模的市場交易。20世紀50年代初期,“物資交流大會”在城鄉物資交流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后來逐漸被正式的商業渠道取代,如國營商業網和供銷社商業網。私營商業及合作化組織在整個農村商業經營中的比重很小,大量保留的是農村集市貿易,農村初級市場承擔農民之間調劑有無的職能。雖然農村集貿市場一度被國家要求取締,但是由于其對恢復農村經濟作用很大,因此成為在計劃經濟的“大鐵板上”唯一一點“自由市場”的縫隙,這種特點使其成為我國流通體制改革的突破口。
在計劃經濟體制逐步建立的過程中,各類市場主體的產權經過社會主義改造后變成了國有產權,統購統銷的流通制度強制性剝奪了市場主體從事交易行為的權利,生產和流通企業按照上級計劃部門的指令開展活動,喪失了經濟決策的獨立性,完全從市場交易中退出。要能保證低效率的計劃實施,就必須排除高效率的自發式的市場交易,對交易對象的產權和交易行為的限制,是計劃能夠自上而下得到貫徹的條件。一方面,通過社會主義改造改變了產權格局,消滅了資本所有者和個體工商戶的私有財產;另一方面,對于面廣量大的小規模的私有財產的存在,國家也采取限制政策,只是在非常有限的范圍,允許保留一部分個人資產。在推行“極左”政策的年代,*低限度的私人財產也不為容許,如農民的自留地及其少量的農副產品產出,也都被視為“資本主義尾巴”,個人私產和交易行為受國家的嚴格管制和打擊。
計劃經濟的流通體制,是所謂的“一二三零”一一職能嚴格區分的一二三級采購、批發、供應站和零售商店的體系。計劃經濟的流通體系由國有流通企業和供銷社組成的分層級的計劃實行調撥分配,按固定區劃組織流通,“統購統銷、統購包銷”,自發性的自由市場是不允許的。計劃經濟制度在城市和農村的影響有明顯的不同:城市經濟的生產、流通相對集中,基本上由計劃指令來調配;農村的生產、流通非常分散,雖然計劃經濟高度集中化的生產流通體制,一度延伸到農村,但是效果很差,國有商業基本退出了農村初級市場,供銷合作社成為農村商業的主要經營者和領導力量。
1.1.3 自由市場:計劃經濟“縫隙”中的市場化萌芽
改革開放之前,國有商業和集體商業之外的自由貿易受到極為嚴格的管制和制裁。市場交易被管制,甚至被取締,農副產品被禁止隨意交易。與此同時,還嚴禁人員流動和自由勞動,取締自主生產。但是,在高度集中統一的計劃體制下,城鄉集市貿易、農副產品交易、小商品貿易等自由市場、自主貿易依然在農村基層經濟生活中得以保留,以至于計劃當局以干擾計劃經濟運行的名義,在各級都設立了類似的機構,打擊本來是自然而正當的通過自愿交易的謀利活動,如由“打擊投機倒把辦公室”設置路卡,檢查來往人員,沒收交易商品和交易所得。
即使在浙江這樣一個市場化先行的地區,專業市場興起的發源地,計劃當局對市場交易活動的打擊也是非常嚴厲的。在浙江農村,之所以在危及人身財產安全的打擊之下,市場和市場交易還是屢禁不止,表面上交易者強烈的獲利動機所致,根本原因則是計劃體制的低效率。計劃經濟體制下建立了地區、部門的等級計劃體系和流通體系,“統購統銷”制度加上分地區、層級制的公有制流通機構,不利于商品在不同地區、不同部門、不同收入水平的群體之間的合理分配。但是,事實上商品和資源在地區間、層級間的分布不平衡是客觀存在的,同一種價格與不平衡的稀缺程度顯然是不匹配的。解決稀缺程度不平衡的*好辦法是通過商品的流通,就好比水總是流向低處,商品和資源總是流向稀缺的地方,流向*需要的地方。但是在計劃經濟的流通體制下,首先,在等級之間是單向的制訂計劃和實施計劃的關系,行政權力較大的上級更多傾向于集中和減少下級渠道的物資,所以層級之間物資調配的不平衡問題就難以解決。其次,在平行的地區與部門之間,由于不存在上下級之間的計劃制訂和計劃執行的關系,物資分配不平衡的問題難以解決,需要各自的上級計劃部門來協調。但是出于對地區利益和部門利益的保護,上級計劃部門也難以實現在地區和部門間調配物資,反而會加劇物資分配和物資稀缺程度的不平衡。在計劃經濟年代,商品物資配置的不平衡,在許多部門造成了短缺,但在另一些地區和部門,這就使物資和商品過剩。又造成了一些在計劃體制之外的人員,主要是基層的農民,有可能利用體制外的自由流動,偷偷摸摸地販運一些地區供求很不平衡的物品,牟取了豐厚的利益。有的甚至利用現成的流通渠道中的機構,如郵政的包裹運送緊俏物資,如直接從供銷社批發商品到集貿市場、廟會上銷售,再如通過跨地區的客運系統攜帶一些體積較小的物資商品,等等,不一而足。這些游離在計劃體制之外的物資,要實現商品到貨幣的“驚險一跳”,顯然只能通過地下交易市場,或者在集貿市場上偷偷交易。總之,雖然計劃制度是一個在國家層面上具有合法控制地位的經濟制度,但市場交易由于其效率和頑強的生命力,在農村基層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在*低限度的社會需要和當局默許的條件下,仍然在發揮著有限的作用。
……
專業市場地方型市場的演進 作者簡介
陸立軍:浙江省特級專家、浙江師范大學特聘教授、中共浙江省委黨校學術委員會副主任,浙江工商大學現代 商貿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政治經濟學、產業經濟、區域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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