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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觀念之變革——陳祖芬的中國故事四 版權信息
- ISBN:7543442124
- 條形碼:9787543442122 ; 978-7-5434-4212-2
- 裝幀:簡裝本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論觀念之變革——陳祖芬的中國故事四 內容簡介
《論觀念之變革(陳祖芬的中國故事)》是陳祖芬的中國故事中的《論觀念之變革》分冊。書中以報告文學的形式,收錄了陳祖芬大量的作品,這些作品內容豐富,涉及面廣,文筆生動親和,具有較強的可讀性。書中除收錄了文字作品外,還配有大量生動風趣插圖,畫面簡潔,寓意深刻。
論觀念之變革——陳祖芬的中國故事四 目錄
挑戰與機會
全方位躍動
論觀念之變革
選擇和被選擇
性格化與現代化
一個問題的幾個答案
適應性危機
不要問我從哪里來
論觀念之變革——陳祖芬的中國故事四 節選
恩格斯說過,馬克思是*大的經濟學家,’可是他自己的經濟一團糟。
一位朋友為說話而說話:“今天天氣很好。”
“1970年的時候,我弟弟惟一的愿望就是但求有個好天氣。”黨治國說,“當時已經決定判我死刑了。家里人有什么辦法?只求能從刑場拉回我的尸體。弟弟借好了架子車,可是我老家韓城離銅川有三四百里地,要是趕上雨天,那一趟泥地夠我弟弟拉的!我既然必死無疑,家里人就退一步只希望有個好天氣了。”
黨治國好像在敘述一件與己無關的事。淡淡的。也許他遇到的悲劇太多了?也許他們韓城人有判刑后發奮的傳統?他的書桌旁貼一幅韓城人司馬遷獄中寫《史記》的畫。黨治國在獄中通讀《資本論》三遍,自然還讀凡能入獄的馬、恩、列、斯、毛的著作。監獄里來了新犯人,每每叫黨治國來一個節目——背誦《矛盾論》和《實踐論》,一字不差。
讀書之余便是寫作。他這間板子加繩子的屋里,惟一可以進入80年代的,是他妹妹送他的一只紅皮箱,箱里全是他寫的經濟學論文的手稿。在剪刀差、所有制等等的中間,扎眼地珍藏著一部精裝本的《簡·愛》。這是他第四次買《簡·愛》了。抄走一本,再買一本。以他現在還欠債一千來元的經濟條件,去買一本不知讀過多少遍的小說鎖于箱里,足見他對簡·愛這個女士角的偏愛了。我不由望望箱邊堆著的臟衣服,那么,箱里的簡,愛便是這屋的單身男子的妻子。
沒有一個個人問題是超越社會平均水平之上的。
他的個人命運和祖國的命運是完全致的。
1957年以前國家是發展的,他個人是順利的。1957年國家受損失,他個人受挫折。1962年國家開始恢復元氣,他摘掉了“右派”帽子。1965年國家興旺了,他參加了先進技術傳播隊,能力得到發揮了。“十年浩劫”,他十年監獄。現在他落實政策不那么順利,因為國家頭緒紛繁、問題重重。
“國家、社會解放的程度,就是我自己解放的程度。只有解放至人類才能解放自己,這對我不是一種思想,而是一種不可逃避的命運。”
這就如同他說的,我們搞社會主義不是因為社會主義優越,而是因為這是一種規律。優越是指方案而言的——哪一種方案優越。而規律無所謂優越不優越——必須遵循它,早晚得遵循它,不遵循也得遵循!
黨治國不能說已經獲得了徹底的解放,如同我們的生產力也沒有從不適合的所有制的束縛下完全解放出來。
“我們固有的體制適合搞政治運動,不適合經濟發展。”黨治國簡直成了一個理論狂人。一開口就是體制、所有制,再不就是說:“你對這個問題怎么看?”
黨治國咄咄逼人地、愣頭愣腦地要人回答這些他整日思考的而別人未必感興趣的,他以為是*重要的而別人認為是八竿子打不著的,他醉心的而別人無心的,他津津樂道的而別人無動于衷的問題。
他慷慨陳詞,滿臉漲紅。別人應付他:“唉唉,是啊是啊,噴嘖!”再不就是把別人嚇得法怯的,一下子從大人變成了站起來回答老師問題的小學生,吶吶地:“我覺得么……”
他滿腦門的政治和經濟,滿腦門的規律和所有制。但別人是凡人,需要了解一些趣聞,一些軼事,一些消息,一些共同感興趣的現實問題,需要吃喝拉撒睡。
而他似乎只需要吃著政治,睡在經濟上。他要和他周圍一切的人探討政治經濟。他會吸引一些人,也會嚇走一些人。
他的見地每每是獨到的,但他過于急急地闡述他的觀點,乃至近乎要強加于人。對于“經盲”,他的發問更是近乎發難。
他和一般人不一樣,他是有些不一般;他和正常人不一樣,他可不是不正常。
他關心的正是大眾的利益。但是大眾未必接受他的關心。
他希望大家都能透過現象關心本質。但是大家往往喜歡談論現象,而無心顧及本質。談論現象是一種情緒發泄的需要,顧及本質卻需要苦苦地開動大腦。
他不是那種可以用計算機程序計算出來的人。他欠穩妥,欠含蓄。但他“雖有小偏,終有大成”。任何社會變革首先要找到實現變革的社會力量。要打土豪分田地找到了貧農,要打倒老革命找到了紅衛兵。今天的改革如小平同志所說是第二次革命,我們需要透辟的經濟理論家。
我找到了黨治國。不過不是我找他,是他先寫信給我,打動了我。我采訪受苦受難的人的時候,容易掉淚。但不知為什么,采訪這個經濟狀況一團糟的經濟理論家的時候,我一滴淚都沒有。是他不需要別人同情,還是和他在一起的人都會變得只剩下粗線條了?
“我不是一個受苦受難的科技人員!不是要人同情的人!”他沖著我大喊,“我是個好漢!是個男子漢!是有思想的!尤其是經濟思想!”
思想使黨治國永遠處于躁動不安的狀態中,有時他為了理想忘卻了現實,有時現實又催促他去追求理想。前不久他又寫完一篇專門探討所有制的論文:《社會主義所有制關系的發展》。文章觀點大膽、新穎、獨到。他提出的觀點未必就盡善盡美、無懈可擊。但是,即使其中包含一些真理的萌芽或片面的真理,也可以活躍我們的思維。今年是“雙百”方針提出三十多年了。一個寬松的、發展人們思維成果的環境,正在形成。黨治國的經濟理論的產生和他這個理論狂人的出現,不是偶然的。人為的呼喚和扼殺,不過加速或延緩產生的時間。
能不能搞——個共產主義特區?他想。在強大的習慣勢力面前,不能都搞先破后立,需要先立后破。只有實踐自己的經濟理論,把理論立起來,形成強烈對比,才可以春風至而冰雪消。
他是不是還帶有空想的色彩?那么,馬克思同志,請允許我提個問題,您看20世紀80年代中國的改革怎么搞?
馬克思會說,提出這個問題的本身就是錯誤的。
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要靠中國人自己來探索。改革催促著經濟理論的發展,呼喚著經濟理論家。
終于,《文匯報》上出現了一個醒目的標題:《我們能否貢獻一個偉大的經濟學家》。文中寫道,這個問題對于當代中國“比‘我們能否貢獻一個愛因斯坦’或能否貢獻一個‘偉大的哲學家和文學家’更為緊迫。”文章又寫道:“中國經濟體制全面改革的浪潮當是產生偉大經濟學家的時代和國度。恰當的時間和地點正呼喚恰當的人。”
伊索寓言中有一個說大話的人,吹噓自己曾經有羅陀斯島跳得很遠。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一文中引用了這個故事,他說生活本身會大聲喊道:
這里就是羅陀斯,就在這里跳躍吧!
這里就是這玫瑰花,就在這里跳舞吧!
摩天輪繼續在升高。海水的對岸就是香港。對岸的幾盞燈過早地亮了,好像在有意向我炫耀什么。我們的經濟發展會趕上香港的。我又想起劉卓禮的話——“改革嘛,想不通的人可以慢慢來。但我不能等著你!”游樂場里,坐在過山車里的游人風馳電掣般地掠過去了,坐在“水怪”里飛轉著的游人更像是一群群飛鳥。甲子年伊始,我望著深圳灣大感海闊天空,甲子年歲末我坐在摩天輪上更感到天空任鳥飛。時代不一樣了,連旅游觀念也在引進,摩天輪等等花樣翻新的機動游戲終究會成為內地游客的時髦娛樂。日本把隋唐文化“拿來”之后,形成自身的“國風”文化,又反過來影響中國。我們引進了兩個西方人——馬克思、恩格斯一系列的觀念,結合中國人的實踐,取得了中國革命的勝利。今天我們在引進現代化的觀念之后,必將充實自己,強壯自己,從而反過來影響世界。
但是,中國千年來是由儒教道德觀念主宰的。孔夫子曰:“小人喻于利”。“惟利是圖”是近乎十惡不赦的同義詞。近幾十年來我們的文章中盡管充滿了“馬克思說”,“恩格斯說”,但獨獨不引用恩格斯在《論住宅問題》中的一句話:“每一個社會的經濟關系首先是作為利益表現出來。”
這樣,當1984年8月1日貝兆漢在廠慶招待會上提出了“愛廠、惟利、求實、進取”這八個字的白云山人精神的時候,會場自然喧嘩了。其實在座的記者、作家們大都贊成用上“惟利”這個富于挑戰性、開創性,富于時代感和地區感的詞匯。但是真要用上“惟利”一詞,肯定招來非議。盡管貝兆漢說要把“惟利”這個詞注上新的含義;盡管因為不講利、不懂利,我們幾十年的經濟不知損失多少億;盡管日本的經濟先覺者福澤諭吉在明治時代就明確提出“爭利就是爭理”,盡管利者,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個人利益是也,干革命不就是為了這一個利?盡管對利的敏感、對利的競爭已是不可逆轉的趨勢;盡管正是“利”字的復蘇,我們的經濟才開始搞活……但是,沒有哪位領導拍板,一個新的觀念哪怕已經出生,已經存在,也像一個報不上戶口的“黑人”似的,很難得到明確的承認。白云山人崇尚利是和崇尚開拓、崇尚創造、崇尚理想一體的。但他們沒那么多工夫去解釋、去糾纏、去爭議。
貝兆漢還叫人查辭源、查根源,想考證一下“惟利”這個詞。
但是,沒有人敢把這個詞入書啊。
今年10月1日的一個動員會上,貝兆漢也只好順應大家的意見,把“惟利”改為“興利”了。
平安無事喲!
“想提出來爭議,可是這個頭都沒人敢開。”貝兆漢對我說。
“我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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