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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文全球史:中國文脈
誰在收藏中國:美國尋獲亞洲藝術珍寶百年記 版權信息
- ISBN：9787521770865
- 條形碼：9787521770865 ; 978-7-5217-7086-5
- 裝幀：平裝-膠訂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誰在收藏中國:美國尋獲亞洲藝術珍寶百年記 本書特色
★圓明園獸首、昭陵六駿、搗練圖、蔭余堂……稀世珍寶現存何處？
★斯坦因、伯希和、盧芹齋、斯坦因、華爾納、洛克菲勒家族、摩根家族、賽克勒、西克曼、岡倉天心……收藏者、掠奪者、研究者、投資者……文物流轉背后的人為何、如何達成收藏？
★芝加哥藝術博物館、弗利爾美術館、史密森學會、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普林斯頓大學藝術觀……美國博物館明星亞洲藝術藏品全搜羅。
★ 《華盛頓郵報》年度非虛構作品
★ 《紐約時報》《經濟學人》《赫芬頓郵報》聯合推薦
★ 全新校譯版本，內文圖片全面升級
誰在收藏中國:美國尋獲亞洲藝術珍寶百年記 內容簡介
在過去的兩個世紀中，西方來到中國，從洞窟、宮殿和畫商的密室里搜刮藝術珍品，盜走了雕塑、家具、瓷器、書畫等大量國寶。敦煌壁畫、龍門石窟、昭陵六駿……這些稀世珍寶現存何處？在盜寶者中，除了臭名昭著的斯坦因、華爾納、盧芹齋，還有哪些鮮為人知的“幕后黑手”？兩位作者通過查閱私人文件、歷史檔案，以及主要人物的回憶錄，詳細敘述了從鴉片戰爭到1949年這段時期，以美國人為首的西方收藏家是如何想方設法獲得中國藝術品的一段歷史，這些文物*終催生了中國古董市場在歐美的蓬勃發展，也激發了中國人依靠藝術市場促使國寶回歸的努力。
誰在收藏中國:美國尋獲亞洲藝術珍寶百年記 目錄
目錄
序言 通往中國的曲折之路
第 一 章 游戲規則
第 二 章 太平洋序曲
第 三 章 哈佛大學的收藏之路
第 四 章 揭取敦煌壁畫
第 五 章 龍門石窟之殤
第 六 章 賓大博物館里的昭陵二駿
第 七 章 為明朝癡迷
第 八 章 鐵軌上的藝術
第 九 章 瓷器泡沫
第 十 章 洛克菲勒家族的收藏
第十一章 清朝官員端方
第十二章 加拿大與中國的邂逅
第十三章 為慈禧太后畫像
第十四章 天國服飾
第十五章 文物鑒定家勞費爾
第十六章 美國中西部博物館里的中國山水
第十七章 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的接力賽
第十八章 沒收敵國財產
第十九章 奧林匹克界的收藏家
第二十章 大收藏家
后記 長城上的希望之門
注釋
展開全部
誰在收藏中國:美國尋獲亞洲藝術珍寶百年記 相關資料
第一章
游戲規則
2012年9月21日，美國《紐約時報》報道了一則簡訊，標題是《蘇富比與一家北京公司簽署合作協議》，低調宣布了一份不同尋常的商業合約的簽署。報道輕描淡寫地透露：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拍賣行—蘇富比拍賣行已與中國國有企業北京歌華美術公司達成協議，組建了一家合資企業，以期從“增長驚人的中國市場”獲得商機。蘇富比宣布，它將與北京歌華公司聯手，不久之后將在中國大陸設立首家國際拍賣行。兩家公司同意共享免稅儲藏設施，蘇富比向該合資企業投資120萬美元。蘇富比拍賣行發布的新聞稿聲稱：“中國及其日益壯大的收藏者隊伍，已成為本公司最具吸引力的增長市場”，［1］最終促使蘇富比簽下了這份“獨特且具有開拓性”的合作協議。
這份協議確實具有開拓性。中國正積極推動藝術品的市場運作，將藝術品拍賣給隊伍日益壯大的富豪群體，與蘇富比的合作協議就是一項有力的證明。而對于從專業角度追蹤中國藝術市場結構性改變的收藏家、古董商或專家學者而言，中國仍未出現多少明顯的轉變信號。過去十幾年里，中國的藝術品拍賣行業處于上升期，中國政府一直努力追回在動蕩歷史時期被掠奪、流失海外的藝術珍品。同時，為了阻止大規模掠奪和非法出口中國古代文物，中國政府加強了相關法律措施的制定與實施。2009年，中國政府與美國政府簽署了一項協定：禁止美國進口一系列中國古代文物作品，包括具有250年及以上歷史的紀念性雕塑和壁畫藝術品。這項協議盡管并沒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但意義重大。
既然中國政府堅持要追回流失海外的中國文物，那么為什么還會鼓勵藝術拍賣市場的發展呢？中國領導人對藝術品拍賣改變了態度，這種態度上的改變又說明了什么？中國的藝術市場蓬勃發展，在2011—2012年間已經可以與紐約和倫敦的藝術市場相抗衡，中國政府又將怎樣充分利用這種令人欣喜的發展勢頭呢？
這場文物收回運動早有先兆：2000年，蘇富比和佳士得兩家拍賣行曾在香港舉辦奢華的“宮廷收藏拍賣”活動。［2］在佳士得的主要拍賣標的中，有兩件青銅獸首：牛首和猴首。湊巧的是，蘇富比拍賣行有青銅虎首要拍賣。這三件文物均來自清朝皇帝的“夏宮”—圓明園。圓明園海晏堂前有座十二生肖水力鐘噴泉，里面有十二生肖青銅獸首，牛首、猴首和虎首即為其中之三。1860年，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結束了第二次鴉片戰爭。那些獸首很可能是在此期間被英法聯軍竊走的。中國國家文物局引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有關文化財產保護的公約，要求兩家拍賣行停止拍賣三件青銅獸首。
兩家拍賣行的主管對中國政府的抗議無動于衷，他們的新聞發言人解釋說，1987年，蘇富比曾在紐約拍賣會上售出過青銅猴首，當時并未引發任何抱怨之聲。1989年，蘇富比在倫敦拍賣牛首時，情況也是如此。然而時代在變遷，這一次香港居民們卻不約而同加入了抗議的隊伍，齊聲反對即將進行的皇家文物拍賣活動。示威者們高聲吶喊：“停止拍賣！將中國文物歸還中國！”然而，拍賣會卻仍然照常進行。
第一章
游戲規則
2012年9月21日，美國《紐約時報》報道了一則簡訊，標題是《蘇富比與一家北京公司簽署合作協議》，低調宣布了一份不同尋常的商業合約的簽署。報道輕描淡寫地透露：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拍賣行—蘇富比拍賣行已與中國國有企業北京歌華美術公司達成協議，組建了一家合資企業，以期從“增長驚人的中國市場”獲得商機。蘇富比宣布，它將與北京歌華公司聯手，不久之后將在中國大陸設立首家國際拍賣行。兩家公司同意共享免稅儲藏設施，蘇富比向該合資企業投資120萬美元。蘇富比拍賣行發布的新聞稿聲稱：“中國及其日益壯大的收藏者隊伍，已成為本公司最具吸引力的增長市場”，［1］最終促使蘇富比簽下了這份“獨特且具有開拓性”的合作協議。
這份協議確實具有開拓性。中國正積極推動藝術品的市場運作，將藝術品拍賣給隊伍日益壯大的富豪群體，與蘇富比的合作協議就是一項有力的證明。而對于從專業角度追蹤中國藝術市場結構性改變的收藏家、古董商或專家學者而言，中國仍未出現多少明顯的轉變信號。過去十幾年里，中國的藝術品拍賣行業處于上升期，中國政府一直努力追回在動蕩歷史時期被掠奪、流失海外的藝術珍品。同時，為了阻止大規模掠奪和非法出口中國古代文物，中國政府加強了相關法律措施的制定與實施。2009年，中國政府與美國政府簽署了一項協定：禁止美國進口一系列中國古代文物作品，包括具有250年及以上歷史的紀念性雕塑和壁畫藝術品。這項協議盡管并沒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但意義重大。
既然中國政府堅持要追回流失海外的中國文物，那么為什么還會鼓勵藝術拍賣市場的發展呢？中國領導人對藝術品拍賣改變了態度，這種態度上的改變又說明了什么？中國的藝術市場蓬勃發展，在2011—2012年間已經可以與紐約和倫敦的藝術市場相抗衡，中國政府又將怎樣充分利用這種令人欣喜的發展勢頭呢？
這場文物收回運動早有先兆：2000年，蘇富比和佳士得兩家拍賣行曾在香港舉辦奢華的“宮廷收藏拍賣”活動。［2］在佳士得的主要拍賣標的中，有兩件青銅獸首：牛首和猴首。湊巧的是，蘇富比拍賣行有青銅虎首要拍賣。這三件文物均來自清朝皇帝的“夏宮”—圓明園。圓明園海晏堂前有座十二生肖水力鐘噴泉，里面有十二生肖青銅獸首，牛首、猴首和虎首即為其中之三。1860年，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結束了第二次鴉片戰爭。那些獸首很可能是在此期間被英法聯軍竊走的。中國國家文物局引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有關文化財產保護的公約，要求兩家拍賣行停止拍賣三件青銅獸首。
兩家拍賣行的主管對中國政府的抗議無動于衷，他們的新聞發言人解釋說，1987年，蘇富比曾在紐約拍賣會上售出過青銅猴首，當時并未引發任何抱怨之聲。1989年，蘇富比在倫敦拍賣牛首時，情況也是如此。然而時代在變遷，這一次香港居民們卻不約而同加入了抗議的隊伍，齊聲反對即將進行的皇家文物拍賣活動。示威者們高聲吶喊：“停止拍賣！將中國文物歸還中國！”然而，拍賣會卻仍然照常進行。
三件獸首最后都被中國保利集團競得，從而使其得以回歸中國。佳士得拍賣行拍賣的猴首和牛首最終以200多萬美元的價格成交。蘇富比拍賣行拍賣的虎首則以180萬美元的價格落槌。“這是本周發生的一次歷史性事件，”索倫 · 麥理肯（Souren Melikian）在《國際先驅論壇報》的報道中評論說，“它將對國際上對待文化遺產的方式產生難以預料的影響。”青銅獸首文物的所有權之爭由來已久。作為國際藝術市場資深觀察員，麥理肯敏銳地對此次拍賣活動在國際文物拍賣市場上所引發的震動作出了如此評價。
三件獸首勝利回到北京之后，被放入了新建成的保利藝術博物館展柜。此后，很多從私人收藏者手中收回的藝術品都被該館收藏。這種不惜代價收回流失海外藝術品的行為與“文化大革命”時期紅衛兵對待文物的態度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文化大革命”時期，文物被痛斥為“四舊”。在對待文物問題上中國人走了彎路，追回流失文物則說明中國人回歸到了正途。
因此，即便年輕人高聲痛斥“四舊”，毛主席本人卻對考古學家贊賞有加，稱他們擔負著科學見證中國輝煌歷史的重任。在毛主席的支持下，一個統一的、不再遭受內憂外患侵擾的中國，最終得以大規模開展考古發掘活動。至此之后，中國政府先后批準了上千次考古挖掘活動。1974年，對秦始皇兵馬俑的考古發掘，將這場考古運動推向了高潮。兵馬俑是秦始皇的殉葬品，是古都西安郊區的一位農民首先發現的。像真人一樣的陶俑士兵組成了一支龐大的軍隊，用來保衛在地下長眠的這位皇帝。秦始皇是中國第一位皇帝，是他在戰國末年統一了中國，實施了一系列的革新措施，但是他卻獨斷專行，做出了焚書坑儒的暴行。秦兵馬俑的發掘，立刻引發了國內外極大的興趣。中國從中挑選出一些展品，送往國外舉辦了一系列展覽，算得上是中國對外國最溫和的攻勢。
此后，中國的考古發掘活動如火如荼，文物市場也是如此。在國外，收藏家對來自中國的各類藝術品（書法作品除外）表現出來的欲望似乎永遠都無法得到滿足。更令人驚奇的是，中國境內對古代文物的市場需求也同樣旺盛。據報道，2005年，中國80多家拍賣行的文物藝術品銷售額超過了15億美元，比上一年增長了一倍。據美國蓋蒂基金會會長詹姆斯 · 庫諾（James Cuno）估計，這是蘇富比和佳士得兩家拍賣行同年在美國拍賣中國藝術品銷售額的25倍。后來據傳聞，這一總額還包括競拍成功但買家并未支付的款項。而且，庫諾的估計并未涵蓋在中國遍地開花的地方畫廊和古董店的收益額。［3］到了2008年，中國的拍賣行拍賣出的價值高達20億美元的藝術品，大多數被私人收藏家競拍所得。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中國的藝術市場也在蓬勃發展。據美國《財富》雜志統計，2009至2010年，中國億萬富翁的數量從64人升至115人，年增長率80%。各類藝術品銷售額直線上升。2010年，中國超過了紐約和倫敦，成為世界藝術品市場的領頭羊。據法國藝術市場信息公司監測到的數據，中國藝術品的銷售額占到了全球銷售額的33%，相比之下美國占30%，英國占19%，法國占5%。中國政府的《今日中國》高調公布了這一組數據。2011年3月，《今日中國》指出，拍賣價格最高的十件中國藝術品，只有一件是在國外拍賣的。2005年，一件元代雕塑在倫敦拍賣成功。與競拍收益不高的過去相比，這標志著“劃時代的轉變”。當然，中國文物的拍賣市場也是起起落落，競拍成功但不付款現象使拍賣銷售總額虛高。2012年，中國的藝術品拍賣市場步伐放慢，競拍總額落在了美國的后面。
但是，在考古學家看來，新生億萬富翁對藝術品收藏的熱情同時也揭示了一個令人不安的事實。如麥理肯所說，中國成千上萬座位于偏遠地區的古代遺址正遭遇前所未有的“猖狂非法盜掘浪潮的沖擊”。麥里肯是最早（1994年）報道該現象的記者之一。他寫道，“一些耐人尋味”的事情正在東亞藝術市場發生，“自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經非法盜掘者之手流入香港藝術品交易市場銷售的文物可謂泛濫成災。近幾年，情況得到了改善。但如今在香港市場銷售的來自重要考古遺址的稀有藝術品的數量卻日漸增多”。這可構成了文物盜竊和走私罪。麥理肯提到了在香港拍賣的一件漢代青銅像：“將一件高達66厘米的青銅像經陸地一路運達到沿海，且這個國家對文物的監管之嚴舉世聞名，這不叫‘盜掘’，又叫什么？”（原書注：拍賣商在香港這個前英國殖民統治的地區所享有的經營自由一直勝過內地，在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之前和之后都是如此。）
20多年前，麥理肯將這種現象描述為“對中國歷史的肆意踐踏”。那么中國又是怎樣應對的呢？中國考古學家一直在發出與麥理肯一樣的警告。“看到目前發生的一切，真讓人震驚，”最近，北京大學的韋正教授對英國《衛報》記者說，“考古學家只是跟在盜墓賊身后跑。”［4］他的同事雷興山教授進一步說：“過去我們常說十墓九空。現在由于盜墓，已變成了十墓九個半空。”
一個世紀以來，雖然中國明令禁止，但對古遺址的肆意糟蹋仍在持續不斷地發生。1913至1914年，新成立的中華民國頒布了禁止遷移“古物”的法律。1930年，又實施了更加嚴厲的法規。195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強了法律監管。為確保法律的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成立之初便設立了文物局。1961年，中國出臺了更嚴格的法規，擴大了受保護藝術品的定義，涵蓋了“反映歷史上各時代社會制度、社會生產、社會生活的代表性實物”。1982年，中國頒布了《文物保護法》，將所有在石窟寺、古墓葬發現的文物列為國家財產，并且增添了新內容：允許私人擁有“屬于集體所有或個人所有的祖傳文物”。
毋庸置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物保護工作，取得了歷史性的成就。根據官方統計（1993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擁有35萬處自青銅器時代（約公元前3500年）至1911年間的歷史遺址，包括墓葬、宮殿、石窟、寺廟等，絕大多數尚未考古發掘。世界上沒有哪一個國家能像中國這樣擁有如此豐富的歷史遺產。中國政府大幅度增加了文物保護經費，這一舉措值得稱贊，其中部分經費來自文化旅游的收入。首當其沖的是那些涌往西安參觀兵馬俑的游客。與此同時，當地盜墓者被曝光、懲罰的消息也偶見報端。十幾年前，中國政府部門發現，在佳士得拍賣行準備在香港拍賣的拍品中，有一組來自承德避暑山莊（世界文化遺產）的被盜佛像。這一事件登上了報紙的頭版頭條。持有這批文物的經銷商被拘押，他一口咬定偷盜者對他隱瞞了文物出處。這位經銷商把文物退還給國家后，獲得了釋放。后來，當地負責保護避暑山莊的官員受到了審判，被判有罪，最終因偷盜158件文物被判處死刑。據說，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最大的文物盜竊案。2003年5月，《華盛頓郵報》派遣潘文（John Pomfret）前往香港報道那次流拍活動。潘文提到了一個傳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交易員告訴他，盡管中國加強了文物保護，但“在過去的20年中，文化珍品的流失數量依然十分驚人”。［5］
在中國文化政策的制定過程中，機會主義的影響要遠遠超越意識形態的影響。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文化官員們具備了年輕一代人的現代觀念，不再那么教條。他們主張繁榮藝術市場，樂意接受來自國外的有益意見。這種情形似乎能夠解釋為什么北京對受西方影響的繪畫、電影、攝影、建筑和音樂改變了態度。在密切追蹤關注這種變化的外國人中，沒有人能超過蘇立文。長期以來，他是英國漢學界的元老，直到2013年去世。20世紀40年代以來，蘇立文一直與在世的中國藝術家交朋友，撰寫與他們有關的文章，收藏他們的作品。2001年，他在《現代中國藝術》（Modern Chinese Art）一書中做出這樣的評價：“20世紀，許多優秀的中國藝術作品都具有政治共鳴，有的顯而易見，有的含沙射影，為作品增添了優勢或活力……剛剛獲得的各種自由，自主企業、商業主義的誕生，外國批評家對中國文化產生的興趣以及藝術畫廊的出現開始在北京、上海開創出一個藝術世界，并且越來越具有國際范兒—即便這種國際范兒是在風格上而不是在內容上表現出來的。同時，對眾多呼吁獲得關注的年輕藝術家而言，諸如表演、裝置藝術、偶發藝術等嶄新藝術形式，已演變成為一種對他們的激勵。”［6］
此外，海外對中國喧鬧的藝術界的熱愛，也成為中國意想不到的外交資產。2002年，北京在巴黎的塞納河畔成立了孔子學院，這是中國在西方國家首都建立的第一個文化中心，極具象征意義。這所新成立的孔子學院展示了從青銅時代雕塑到概念藝術的作品，受到廣泛歡迎。2008年，這所孔子學院在拿破侖 · 波拿巴后裔曾經居住過的石質建筑的旁邊，增建了一座現代建筑，使房屋面積從原有的1 700平方米，增加到4 000平方米。與中國友好的其他國家，同樣得到了設立孔子學院的待遇。據中國官方統計，2011年，孔子學院在海外主辦了2 500場活動，吸引了60萬觀眾的參加。中國還計劃籌建10所孔子學院。2012年10月，北京的《中國畫報》出版了題為《文化繁榮昌盛的十年》的專刊，得出了以上的統計數字。《中國畫報》對中國新獲得的“軟實力”大加贊賞，以異乎尋常的輕描淡寫的口吻，解釋了北京文化外交進展緩慢的原因：“在長期遭受孤立后，中國缺少在境外展示其現代文化的基本條件。”
然而，中國的文化宣傳還有一個領域。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中國的文化藝術官員開始重新審視文物保護工作長期面臨的一個難題—藝術品的海外流失。至此，中國政府開始脫離實用主義的影響，站在一切以保護文化為準則的高地上對待文物問題。1840—1949年這一個多世紀，中國備受列強的欺辱，被迫簽訂了許多不平等條約，被迫劃出租界供享有特權的西方商人和傳教士居住。兩次鴉片戰爭戰敗后，中國更是被迫同意將鴉片合法化。
中國在近代歷史上所受到的這些凌辱，是世人普遍公認的。但是，西方則強調了一個所謂相反的事實：帝制時代的中國自身封建守舊，腐敗無能，不遵守外交慣例而受到了懲罰。1911年清朝滅亡之后，中華民國成立，面臨的主要對手是各地的軍閥和日本侵略者。盡管如此，不可否認的是，一個多世紀的歷史表明，在攫取中國杰出藝術品方面，西方人表現出來的狂熱要遠遠大于顧忌。北美博物館展示的那些巨幅壁畫和紀念性雕塑就是有力的證明。底特律博物館的研究員本杰明 · 馬奇（Benjamin March）撰寫過《我們博物館中的中國和日本》（China and Japan in Our Museums，1929）一書，這是第一部詳細記載美國博物館珍藏的中國藝術品的著作。馬奇在書中用詞很謹慎：“在今日美國，任何一位有仁心的收藏家，或許都會對自己所珍藏的中國藝術品的獲取方式深感遺憾。與此同時，他們將自己珍藏的物品視為世界偉大藝術品，對其愛不釋手，頂禮膜拜。”［7］
基于同樣的認識，2005年，中國政府啟動了一項文物追回計劃，清點1860至1949年從中國流失的博物館級別的藝術品。中國官員援引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數據：在47個國家至少200家博物館中，收藏了167萬多件中國文物，而目前私人收藏中國文物的數量，估計要比上述數字多10倍。中國國家文物局顧問謝辰生說：“絕大多數文物或被入侵國偷盜、被外國人偷盜，或被外國人以極低價格從中國軍閥手中購得，之后再走私運出中國。”為獲得確實證據，中國派出了調查團組，對主要西方博物館、圖書館和私人收藏的東亞藝術品的來源情況進行調查。
除了到海外調查流失文物之外，中國還從2004年開始尋求與華盛頓簽署一份協議，限制美國進口中國文物，中國與意大利、危地馬拉、薩爾瓦多、秘魯、加拿大、塞浦路斯、柬埔寨和馬里都已經簽署過類似的雙邊協議。北京的簽約要求受到了美國各大博物館的館長、學者、古董商和收藏家的質疑，他們有以下四個主要理由：其一，中國并沒有采取適當措施保護好本國的古代遺址；其二，在東亞動蕩時期，無價的中國文物卻在海外得到了更好的安全保護；其三，中國的重要文物在西方百科全書式的博物館展出，激發了西方公眾對中國藝術的興趣；其四，不管怎樣，中華人民共和國自身也在積極鼓勵國內文物市場的發展，從而刺激了不法分子對文物的瘋狂掠奪。［8］
盡管有上述異議，美國國務院還是在2009年批準了一項雙邊協定，基本上解決了中國所關注的一些問題。《中美限制進口中國文物諒解備忘錄》其有效期為5年的附屬《諒解備忘錄》規定：“限制自舊石器時代至唐代的文化、考古物品以及具有250年以上歷史的紀念雕塑和壁上藝術進口到美國……沒有中國政府頒發的有效出口許可證或其他適當文件，此類考古文物不得進入美國。”
時至本書撰寫時，除了下文將提到的一個例外，中國尚未對任何收藏于國外博物館有爭議的重要中國藝術品正式提出過歸還要求。相反，中國已利用其市場力量，使那些臭名昭著的掠奪中國文物事件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這個例外便是臨近第二次鴉片戰爭尾聲的1860年，圍攻北京的英法聯軍從皇家園林圓明園劫掠了大量文物。紀念鴉片戰爭爆發150周年時，中國發出呼吁，要求歸還從圓明園掠走的所有文物。在中國人看來，劫掠圓明園的行為是一種肆意破壞，與英國額爾金伯爵（Lord Elgin）破壞希臘雅典衛城帕特農神廟大理石雕塑的行為如出一轍，而額爾金事件，要比劫掠圓明園事件早上半個世紀。巧合的是，下令劫掠圓明園的，正是英國人詹姆斯 · 布魯斯a（James Bruce）。他是第八代額爾金伯爵，也就是臭名遠揚的雅典衛城掠奪者第七代額爾金伯爵托馬斯 · 布魯斯b（Thomas Bruce）的兒子。
……
顯而易見，到了1901年，掠奪已轉變成了人們不能接受的行為。人們期望捐贈者至少要裝出有德行的樣子。因此，一個世紀以后，中華人民共和國借人們態度發生轉變的機會，正式公開道德規范，譴責西方收藏家、古董商和拍賣行的搶掠行為。
正如前文所述，中國激進的文物收回運動始于香港。2000年，中國正式要求佳士得和蘇富比拍賣行撤除其擬在香港拍賣的三個青銅獸首。隨后在2003年，發生了第二次交鋒。那次拍賣的對象是青銅豬首。中華搶救流失海外文物專項基金會私下以130萬美元的價格將其購回，出資者是澳門企業家、賭場大王何鴻燊。青銅豬獸首被送到保利博物館，并受到了隆重歡迎。中國國家文物局贊揚了何鴻燊的愛國行為。隨后發生了第三次交鋒。2005年1月，先是中國集郵公司探路，發行了一套十二青銅獸首紀念郵票，其中四個已回歸獸首用的是照片，而其余下落不明的8個獸首使用的則是藝術畫。2007年10月，香港蘇富比拍賣行宣布舉行“清宮遺珍”的專題拍賣活動，題目起得非常具有挑釁性，青銅馬首是此次拍賣活動的最大亮點。“這是被竊文物，”代表上海博物館的買家許勇祥抗議道，“它不應該被拿出來出售，而是應該通過政府返還給中國人民。”盡管青銅馬首有望拍出超過770萬美元的高價，但蘇富比拍賣行安排寄賣人與何鴻燊進行了私下協商。據報道，何鴻燊最后支付了890萬美元。中國再次將這位澳門賭王譽為國家英雄。青銅馬首則被保利博物館珍藏，加入了虎首、牛首和猴首的隊伍。
最后一次較量則圍繞著另外兩件流失的獸首—兔首和鼠首展開，并產生了強烈的反響。2009年2月，巴黎藝術市場最大的熱點是佳士得拍賣行即將開拍的“伊夫 · 圣羅蘭珍藏品”系列，拍品由這位前女裝設計師的伴侶皮埃爾 · 貝爾熱（Pierre Bergé）挑選構成。拍賣展覽會在巴黎大皇宮舉辦，拍賣品中包括一尊尖鼻鼠首和一尊大圓眼睛兔首。這場拍賣會拍賣的藏品種類豐富，既有印象派畫作又有奧斯曼帝國時期的瓷器。佳士得拍賣行在其拍賣宣傳活動中刻意弱化這兩尊獸首的存在感，僅突出強調了拍賣標的中的其他亞洲藝術品。［22］
然而，佳士得拍賣行再低調也沒用。中國憤怒抗議拍賣圓明園獸首。中國外交部指責佳士得的拍賣活動違反了國際公約，侵犯了中國人民的文化權利，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為阻止拍賣，85名中國律師在巴黎提起了訴訟。法國主要中文報紙《歐洲時報》（The European Times）出版人楊詠橘，代表海外華人發聲：“拍賣被盜物品，令人無法接受。”學生們則揮舞著一個個標語牌，游行示威。周超是法國一所理工學院的學生，他一邊散發抗議小冊子，一邊說：“我們希望，法國人民能理解我們是理性的，我們的要求是合法的。”
佳士得拍賣行仍肆無忌憚，該公司的高層管理者決定繼續拍賣，堅持認為拍賣活動完全合法。青銅獸首競拍時，叫價十分踴躍。最終，一位匿名電話競拍人，拍得了兔首和鼠首，總成交價相當于3 600萬歐元。后來披露，獲勝競標人叫蔡銘超，是一位收藏家，也是中國“國寶基金會”的代表。拍賣結束后，蔡銘超宣布：由于兩件獸首的所有權屬于中國，是被盜文物，他不會為此付款。
隨后，公眾對此事的看法褒貶不一。西方評論家這才想起來，實際上，那座生肖獸首噴泉壓根就沒正常運轉過。況且，生肖噴泉的設計出自歐洲人之手，并非純正的中國貨。皮埃爾 · 貝爾熱從中作梗，節外生枝地提出了人權問題，聲稱只有中國改變人權的政策，他才會無償返還兩件青銅獸首。2013年4月，恰逢法國總統弗朗索瓦 · 奧朗德（François Hollande）訪問中國之際，法國億萬富翁弗朗索瓦 — 亨利 · 皮諾（François-Henri Pinault）承諾將鼠首和兔首歸還中國，這件事情才得以落下帷幕。原來，圣羅蘭品牌后來被皮諾家族收購，那兩件獸首也就落入了皮諾家族手中。皮諾家族擁有阿特密公司（Artemis），旗下擁有一系列奢侈品品牌，包括古馳、寶緹嘉和伊夫 · 圣羅蘭。另外，佳士得拍賣行也歸皮諾家族所有。阿特密公司與中國的生意幾乎占皮諾營業額的10%。
中國宮廷流失文物數量巨大，估計約有160萬件。中國作出的歸還此類文物的要求，究竟要持續到什么時候？這個問題問得好，但是卻沒人能給出一個可信、符合邏輯且又公正的標準答案。只要人們無法達成共識，這種困惑就會一直持續下去。同時，人們的怒火難以平息，報復性的盜竊案件也有可能會繼續發生。［23］
新聞事件一：2010年8月，一群盜賊潛入瑞典斯德哥爾摩卓寧霍姆宮（Drottningholm Palace）的中國館，打碎了3個展柜，在幾分鐘內攜帶一大批“古老、精美的中國展品”逃之夭夭。
新聞事件二：2012年1月，英國的威立士拍賣行（Wooley and Wallis）拍賣一只鎏金金屬盒，上面裝飾著小珍珠、琺瑯，并鑲嵌著一塊花紋玻璃，蓋子上刻著一行字體優美的題詞，上面寫道：“1860年10月從北京圓明園掠奪，國王騎兵衛隊隊長詹姆斯 · 岡特（James Gunter）。”據拍賣行發言人說，這個題詞使這個拍賣品的價值提高了50%。他又補充說：“岡特隊長有可能從圓明園拿走這只鎏金盒時，是把它當成了戰利品或紀念品，再或者是把它看作是完成一個偉大成就而得到的獎賞，他并不認為自己是在盜竊。”這次拍賣活動在中國引起了軒然大波。然而，盒子上的題字確實抬高了它的拍賣價格。鎏金盒以764 694美元的價格落槌，賣給了一位沒有透露姓名的中國競拍者，而這位競拍者也同樣拒不付款。
新聞事件三：2012年4月，一群盜賊闖入了英國杜倫大學東方博物館的馬爾科姆 · 麥克唐納展廳，偷走了一只中國清代大玉碗和一件瓷雕，兩件展品的總價值高達200萬英鎊。玉碗出產于1769年，最初是查爾斯 · 哈丁爵士（Sir Charles Hardinge）的收藏品。隨后被馬爾科姆 · 麥克唐納（Macolm MacDonald，1901—1981）收藏，后來這件玉碗與馬爾科姆珍藏的其他藝術品一起被杜倫大學東方博物館收購。馬爾科姆 · 麥克唐納的父親是英國前工黨首相拉姆齊 · 麥克唐納（Ramsay MacDonald），而馬爾科姆本人曾在亞洲和非洲擔任外交官，善于處理外交糾紛。后來，警察逮捕了兩名涉嫌參與偷盜的嫌疑人。之后，警察將這兩件藝術品追回。
新聞事件四：2012年5月，英國警察逮捕了兩名嫌疑人，懷疑他們涉嫌參與了劍橋大學菲茨威廉博物館（Fitzwilliam Museum）的盜竊案。該案涉及18件珍貴中國文物，絕大多數是玉器。
新聞事件五：2013年9月，數百名英國警察開展了幾次全國性的黎明搜捕行動，逮捕了17名男子和2名婦女。他們被指控參與盜竊了菲茲威廉博物館的文物，絕大多數文物已被追回。此后，警方在歐洲范圍內開展了一項有關博物館珍貴藏品偷盜案件的調查行動。有人認為這些盜竊案件是一種“訂單式盜竊行為”。
新聞事件六：2013年9月，挪威卑爾根市科德博物館（Kode Museums）收藏的23件中國藝術品和文物被盜竊。這些文物是約翰 · 威廉 · 諾特曼 · 馬特（Johan Wilhelm Nortmann Manthe，1864—1935）收集的戰利品。馬特是一位探險家，當過兵，參加過鎮壓1900年義和團運動的多國聯軍行動。這是三年間第二次有明確目標的盜竊行動。2010年，一群盜賊盜走了56件藏品。卑爾根市藝術博物館館長厄蘭 · 霍思登（Erland Hoyersten）認為，這些盜賊手里有一張“盜竊物品清單”，因為“他們完全清楚自己要拿什么東西”。
上述事件是否包含什么寓意呢？這些盜竊案會不會是一種訂單式的盜竊行為？這會不會是一種“文化黑客”行為？考慮到中國在經濟和外交方面的重要地位，要解決這個有歷史爭議的問題，人們應該采取哪些措施才合乎情理？當然，一個不錯的嘗試就是：美國人自己交代清楚是如何收藏的中國文物，收藏中國文物的目的又是為何，而這正是本書要交代的主題。
誰在收藏中國:美國尋獲亞洲藝術珍寶百年記 作者簡介
爾·梅耶（Karl Meyer），歷史學家，任教于耶魯和普利斯頓大學，《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主筆，著有The Plundered Past, The Art Museum: Power, Money, Ethics等十四本著作。 謝林·布萊爾·布里薩克（Shareen Blair Brysac）
藝術史學者，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獲獎紀錄片制作人，美國《考古》雜志特約編輯，是《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國際先驅論壇報》《民族》《軍事歷史季刊》等報刊的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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