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探索 相關資料

第一章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范疇的討論——廣義政治經濟學創造性發展
第一節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中的政治經濟學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本質上是中國共產黨人推進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不斷中國化的進程，這一進程既是理論的探索，又是實踐的探索。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同時也是我們黨第一次真正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引入中國的革命和發展，形成馬克思主義指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政治經濟學的過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二次飛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實踐相結合的根本性突破，是進入改革開放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命題提出之后。我們黨從改革開放初期寫出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政治經濟學初稿，到逐漸形成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系統學說，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創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21世紀馬克思主義，是中華文化和中國精神的時代精華，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的飛躍，其中包括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創造性發展，開拓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境界。
中國共產黨自1921年成立以來，始終把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作為自己的初心使命，不懈奮斗，書寫了中華民族幾千年歷史上最恢宏的史詩。黨和人民百年奮斗的光輝歷程，是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歷史，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飛躍，其中包括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中國化創新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中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恩格斯說，無產階級政黨的‘全部理論來自對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列寧把政治經濟學視為馬克思主義理論‘最深刻、最全面、最詳盡的證明和運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本質上是中國共產黨人推進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不斷中國化的進程，是馬克思主義廣義政治經濟學創造性發展的過程。這一進程既是理論的探索，又是實踐的探索。
(一)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毛澤東思想中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創新

第一章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范疇的討論——廣義政治經濟學創造性發展

第一節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中的政治經濟學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本質上是中國共產黨人推進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不斷中國化的進程，這一進程既是理論的探索，又是實踐的探索。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同時也是我們黨第一次真正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引入中國的革命和發展，形成馬克思主義指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政治經濟學的過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二次飛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實踐相結合的根本性突破，是進入改革開放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命題提出之后。我們黨從改革開放初期寫出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政治經濟學初稿，到逐漸形成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系統學說，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創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21世紀馬克思主義，是中華文化和中國精神的時代精華，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的飛躍，其中包括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創造性發展，開拓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境界。

中國共產黨自1921年成立以來，始終把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作為自己的初心使命，不懈奮斗，書寫了中華民族幾千年歷史上最恢宏的史詩。黨和人民百年奮斗的光輝歷程，是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歷史，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飛躍，其中包括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中國化創新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中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恩格斯說，無產階級政黨的‘全部理論來自對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列寧把政治經濟學視為馬克思主義理論‘最深刻、最全面、最詳盡的證明和運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本質上是中國共產黨人推進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不斷中國化的進程，是馬克思主義廣義政治經濟學創造性發展的過程。這一進程既是理論的探索，又是實踐的探索。

(一)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毛澤東思想中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創新

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開展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是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社會歷史實踐結合起來的創造，不僅實現了舊中國從封建專制向人民民主的偉大飛躍，而且以此為基礎，建立起社會主義制度，實現了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為廣泛和深刻的社會變革，奠定了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的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面臨的主要任務是，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創造根本社會條件。”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伊始，面臨的首要使命“在于建設一個中華民族的新社會和新國家”，使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成為政治上自由、經濟上繁榮、文化上文明先進的新中國。實現這一深刻變革的基礎在于經濟基礎的變革，這就需要運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科學地分析中國社會的經濟性質和特征。

中國封建社會與西歐封建社會的經濟特征有許多不同，尤其是在土地制度上存在顯著差異。比如，在西歐封建社會封君封臣關系基礎上的土地封授所形成的人身依附關系、多層封授形成的一田多主、排他性的土地所有權及自由買賣的權利并不清晰；而中國封建時代則不存在大量的土地層層封授，普遍存在的是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排他性更嚴格，土地可以繼承和買賣。又比如，中世紀西歐封建制的重要特點是土地所有權與政治統治權的合一，公法與私權的合一；而中國自秦漢以來即形成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封建地主在其土地上只有經濟上的權利而無行政司法權力，對土地的所有權和政治上的統治權相對而言是分離的。但中國封建社會的經濟制度同樣具有封建性質。由于中國封建社會長期是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可以進行土地交易，因此，中國封建社會的商品貨幣因素歷史更加悠久。進入近代以來，雖也萌發了資本主義因素，但先發展起來的西方列強的入侵打破了這一進程。帝國主義的入侵，一方面推動了中國資本主義的萌發，另一方面又從根本上阻斷了中國發展至資本主義的可能。中國因此而變成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在這種歷史條件下，中國資產階級能夠承擔起領導民主主義革命，進而完成反帝反封建兩大基本任務嗎？顯然不能。雖然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受帝國主義和封建地主階級的壓迫與排斥，因而具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具有與中國無產階級及廣大勞動者聯合形成反帝反封建統一戰線的可能，但基于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政治經濟形態，在帝國主義和封建地主階級強大壓迫下，他們異常軟弱，具有嚴重的妥協性，不可能領導徹底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革命。中國的大資產階級則在根本利益上與人民對立，與帝國主義及封建勢力結為聯盟，不可能進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義革命進而建立資本主義制度。那么，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能否像俄國“十月革命”那樣直接走無產階級革命的社會主義道路？同樣不可能。正如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中國現在的革命任務是反帝反封建的任務，這個任務沒有完成以前，社會主義是談不到的，中國革命不可能不做兩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義，第二步才是社會主義。”新民主主義，其基本性質仍然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是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掃清道路，但已經不是資產階級領導的以建立資本主義社會和資產階級專政為目的的舊民主主義革命，而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和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為目的的革命，是為社會主義的發展掃清更廣大道路的革命。

這種新民主主義革命建立起來的新社會具有怎樣的經濟基礎？一是沒收大資本，建立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新民主主義國有經濟，作為國民經濟的領導力量；二是在節制資本的前提下，允許資本主義私有制度存在；三是沒收封建地主土地分配給農民，建立反封建的小農土地私有制基礎上的新民主主義農業制度。后來在1949年9月召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制定的《共同綱領》(《臨時憲法》)中明確規定了這一基本經濟制度。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下簡稱“新中國”)的成立，實現了中國從幾千年封建專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偉大飛躍，也極大地改變了世界政治格局，中國發展從此開啟了新紀元。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一系列重要思想構成了毛澤東思想的又一組成部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黨面臨的主要任務是，實現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推進社會主義建設，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

新民主主義社會制度是具有過渡性的，并且這種過渡方向只能是朝著社會主義制度發展(正因為如此，我們把黨的關于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建立的政治經濟學創新作為與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政治經濟學創新的有機聯系的整體加以闡釋)。在經過新中國成立之初的三年國民經濟恢復之后，即進入了社會主義改造時期。經過三年的所有制改造(1953—1956年“一化三改”)，實現了基本經濟制度由新民主主義制度向社會主義制度的轉變。雖然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使得我們黨對新民主主義社會經濟形態的歷史長期性的認識有所改變，但在實踐中完成社會主義所有制改造也比毛澤東同志原先設定的十五年要快得多，僅用三年時間就基本完成了。總的來看，我國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過渡，順應歷史進步的方向，在所有制改造進程中，也并未因為生產關系的急劇變革而破壞生產力的發展，相反使經濟發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這其中也蘊含著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建立實踐中的重要理論發展。

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經濟運行機制應當具有怎樣的特征？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只能遵循蘇聯的經驗。因此，1956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我國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與蘇聯經濟制度基本上是相同的，即公有制基礎上的集中計劃經濟。相應地，在一定程度上也脫離了中國經濟發展的實際。毛澤東同志敏銳地發現了這一問題，早在“三大改造”基本結束的1956年4月，就深刻指出，不能再照搬蘇聯的一切，應當在馬克思主義與新民主主義革命實踐的“第一次結合”之后，進行馬克思主義與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的“第二次結合”，“找出在中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進而，我們黨在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方面進行了艱苦的探索，毛澤東同志的《論十大關系》是這一探索的突出成果。

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正如習近平同志所概括的，對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而言，毛澤東同志最偉大的貢獻在于率領我們黨和人民找到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正確道路，完成了反帝反封建任務，建立了新中國。對于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而言，毛澤東同志領導我們黨和人民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取得了社會主義建設基礎性成就，沒有這種基礎性成就，也就不可能有后來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開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同時也是我們黨第一次真正地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引入中國的革命和發展，進而創造馬克思主義指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政治經濟學的過程。

(二)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二次歷史性飛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理論體系中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突破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的飛躍，以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實踐相結合的根本性突破，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命題提出之后。“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黨面臨的主要任務是，繼續探索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正確道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使人民擺脫貧困、盡快富裕起來，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充滿新的活力的體制保證和快速發展的物質條件。”正如習近平同志所指出的，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全部理論和實踐的主題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包括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的探索表明我們黨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社會主義具體建設實踐緊密結合起來的理論自覺和自信獲得了歷史性的提升，“科學回答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發展階段、根本任務、發展動力、發展戰略、政治保證、祖國統一、外交和國際戰略、領導力量和依靠力量等一系列基本問題，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的飛躍”。其中重要的便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改革和發展實踐的創造性結合，從改革開放初期寫出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政治經濟學初稿，直到逐漸形成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系統學說，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開創性發展集中體現在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理論分析上。經過幾十年改革探索，2019年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決議，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概括為三個方面：一是社會主義社會生產資料所有制，包括所有制結構和實現形式，即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二是社會主義社會個人收入分配制度，包括由生產方式決定的分配原則和實現方式，即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三是社會主義社會的資源配置及調節機制，包括經濟運行機制和調控方式，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上述三方面是有著深刻內在聯系的有機整體。

正如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所指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既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又同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是黨和人民的偉大創造”，其中蘊含著深刻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創新。

就生產資料所有制理論而言，在所有制結構上，打破了傳統的“一大二公、純而又純”的理論，肯定公有制為主體，同時承認包括非公有制經濟在內的多種所有制的共同發展，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在公有制實現形式上，打破國有企業“政企合一”的僵化行政體制，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為主線推進國有企業改革，為使國有企業在制度上適應市場競爭，進一步提出并逐漸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改革創新農村集體所有制，以土地承包經營制度為基礎，實行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家庭承包經營，明確農民集體所有的基本制度，同時保護農戶土地承包權的財產權性質，為適應農業農村發展現代化要求，明確提出土地的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三權分置”。在所有制改革實踐上，既區別于傳統僵化體制，又根本不同于“華盛頓共識”所倡導的私有化。在經濟理論上，推動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取得重要突破性發展。

就收入分配制度理論而言，改革開放伊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針對否定“按勞分配”原則的錯誤理論，從強調必須堅持按勞分配這一社會主義收入分配的基本原則，到承認以按勞分配原則為主的前提下多種分配方式并存，尤其是承認按要素貢獻進行收入分配(由市場機制確定貢獻，按貢獻程度進行分配)的必要性和歷史合理性；從打破平均主義傳統，到允許一部分人(依靠誠實勞動并遵紀守法)先富起來，到強調逐漸實現共同富裕、強調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和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從強調收入分配領域體現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到強調效率與公平在發展中的均衡、強調再分配中要更加注重公平；直到提出“共享”并將其作為新發展理念的重要內容；等等。這一探索進程，一方面與關于社會主義社會所有制的認識和改革的進展有深刻聯系，因為歸根到底，生產決定分配，生產資料所有制決定分配制度；另一方面與關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理論和實踐的深化有深刻聯系，因為收入分配制度的變化與其實現機制的變化是統一的。正是在這種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整體理論不斷深化的過程中，我們黨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收入分配的理論取得突破性進展，成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取得突破性發展的重要體現。

就經濟運行機制理論而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要突破，在于創造性地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命題，并以此作為經濟改革必須堅持的方向。在經濟思想史上，無論是西方資產階級正統經濟學，還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都否認社會主義制度與市場經濟兼容或統一的可能；在經濟發展史上，無論是蘇聯建立的傳統計劃經濟體制，還是后來傳統計劃經濟體制針對這一體制的改革，都把社會主義制度與市場經濟對立起來，直至最終回到以私有化為基礎構建市場經濟機制的基本立場，即退回到“華盛頓共識”所概括的私有化、自由化、市場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改革探索，從一開始就明確提出必須打破把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根本對立起來的傳統，要在社會主義制度基礎上逐漸培育市場，并根據市場經濟配置資源的一般要求改革和完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把“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作為不可分割的統一體。從1992年黨的十四大明確提出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起，到2019年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作為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基本經濟制度的有機組成部分，突出體現了我們黨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方面對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特征認識的創造性發展。與之相適應地，在資源配置的調節方式上，打破計劃與市場根本對立的傳統，在改革和完善計劃體制的同時，逐漸引入并強化市場機制作用，從1982年黨的十二大打破將計劃與市場對立的傳統，首次提出“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到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形成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關于社會主義資源配置和調節方式理論上的重要突破。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探索 作者簡介

劉偉，中國人民大學原校長、國家一級教授、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十三屆全國政協常委。兼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學科評議組理論經濟學組召集人，高等學校經濟學類專業教學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國高等教育學會副會長，北京市經濟學總會會長等。主要學術研究領域包括：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經濟發展和經濟增長理論等。發表學術論文逾四百篇，出版學術著作數十部。多次獲“孫冶方經濟學著作獎”、人文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中宣部“五個一工程”優秀作品獎、國家教學成果一等獎等獎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