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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教高考制度構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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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教高考制度構建研究 版權信息
- ISBN：9787576054712
- 條形碼：9787576054712 ; 978-7-5760-5471-2
- 裝幀：平裝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職教高考制度構建研究 本書特色
職教高考制度的全面解析。
職教高考是職業教育乃至整個教育體系中亟需超前研判、深入研究、系統部署的重大問題之一。職業教育作為一種教育類型，不僅需要各個學制層面的職業教育，而且需要一個能夠把各個層面職業教育銜接起來的紐帶。從制度構建角度看，這一紐帶就是職教高考制度。該制度具有公開、公平、常規化、自由選擇的性質。依托這一制度，任何職校生都可以通過統一考試進入任何職業學校的任何專業。有了職教高考制度，職校生升學空間將得到拓展，同時也將使中等職業教育與職業專科教育、職業本科教育在教學內容上銜接起來，這對于優化職業教育類型定位、實現職業教育體系內部的縱向貫通至關重要。
職教高考制度構建研究 內容簡介
職教高考對于建設高質量教育體系建設，提升各類教育之間的相互促進關系、落實“雙減”和技能型社會建設，以及推動高中多樣化改革、完善高考制度改革等都具有重大作用和意義。本書以構建科學、合理、可行的職教高考制度為主要研究目標，通過理論研究、政策梳理和實證調研，剖析了職教高考制度的構建動因、發展歷程、考試設計等基礎理論，從靜態的政策梳理和動態的實證調研兩方面，全面摸排了全國31個省區市高職分類考試進程，在理論與現實的平衡中刻畫了職教高考的基本構想與實施路徑。
職教高考制度構建研究 目錄
**章 緒論
**節 研究緣起
一、 構建職教高考制度成為當前職業教育發展的重要議題
二、 從依附到相對獨立再到分類進行的高職考試招生活動
三、 已有研究成果缺乏對職教高考的本體研究和相關調研
第二節 研究范圍
一、 核心概念的界定
二、 研究維度的劃分
第三節 文獻綜述
一、 基于CiteSpace的文獻計量研究
二、 職業教育考試招生的制度變遷研究
三、 職業教育考試招生的具體實踐研究
四、 職業教育考試招生制度的境外借鑒
五、 關于職教高考制度的基本內容研究
六、 已有研究對本研究的啟示
第四節 研究意義
一、 理論意義
二、 實踐意義
第二章 研究設計與理論視角
**節 研究設計
一、 研究內容
二、 研究方法
三、 技術路線
第二節 實證研究方案
一、 實證研究方法的選擇
二、 實證研究工具的開發
三、 訪談實施與質量控制
四、 樣本描述與數據處理
第三節 理論視角
一、 歷史制度主義理論
二、 利益相關者理論
三、 新制度主義理論
第三章 職業教育考試招生制度的建立與發展
**節 職業教育考試招生制度的建立過程
一、 20世紀80年代：偶然起步，需求較小
二、 20世紀90年代：模式初成，有限適用
三、 21世紀頭10年：適度改革，曲折發展
四、 2010年以來：分類伊始，進階升級
第二節 職業教育考試招生制度的發展邏輯
一、 多重深層結構因素驅動下的強制性與誘致性制度變遷
二、 漸進式改革中強烈的路徑依賴和理念轉變的關鍵節點
三、 國家在制度變遷中的權力讓渡和其他主體的角色轉變
第四章 構建職教高考制度的動因及制度功能
**節 構建職教高考制度的動因
一、 現行高考單一的育人框架引致人力資本結構性失衡
二、 推動高考制度更好地履行公平科學選才的重要使命
三、 助力職業教育的評價改革和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完善
四、 拓寬高考“獨木橋”以成就有邊界和有選擇的升學競爭
五、 妥善回應和滿足中職畢業生的公平發展的基本權利
第二節 關于職教高考功能的探討
一、 高考作為一項考試以及高考在中國的功能界說
二、 指揮棒——影響中職教育教學工作和辦學方向
三、 篩選器——作為高等職業院校的招生入學考試
四、 增長極——完善技能評價和承認技術技能積累
五、 擴容器——拓寬賽道成就有邊界和有選擇的升學競爭
六、 分流閥——促進初中后職普教育分流更加理性合理
七、 差異協同等值同效——職教高考與現行高考之關系
第五章 職教高考的考試內容與考試形式探討
**節 關于職教高考考試內容的探討
一、 職教高考考什么——基于考試目的和知識論
二、 “文化素質 職業技能”評價的提出和政策指引
三、 文化素質的考試內容及選擇依據
四、 職業技能的考試內容及選擇依據
第二節 關于職教高考考試形式的探討
一、 職教高考怎么考——基于考試內容和第四代評估理論
二、 職教高考的考試舉辦主體與考試組織形式
三、 以“紙筆測試”“操作考試”為考試形式的選擇依據
四、 如何進行“文化素質”“職業技能”考試的試題設計
第六章 高職分類考試的基本進展與問題呈現
**節 被視作職教高考先行階段的高職分類考試
一、 高職分類考試以省級政府統籌管理的價值意蘊
二、 中央政策對于高職分類考試改革的框架性要求
三、 各省級政府對于高職分類考試改革的政策安排
第二節 高職分類考試改革在考試層面的探索
一、 考試途徑多元但存在著明顯不足
二、 操作辦法成形但科學性有待提升
三、 中職生與中職學校訴求存在阻滯
第三節 高職分類考試改革在組織層面的探索
一、 央地兩級政府及高校在辦考層面的責權劃分
二、 中央簡政放權與強化地方主責之間存在政策期待與承接張力
三、 省級統籌與院校自主的兩難及責權利不對等
第四節 高職分類考試并不等同于職教高考
一、 高職分類考試的項目化特征及主要問題
二、 職教高考制度作為高考制度的應然特征
三、 目前的高職分類考試與職教高考不等同第七章 職教高考制度的基本構想與實施路徑
**節 高職分類考試為職教高考提供的制度基礎
一、 考試模式上形成了統一考試與單獨考試兩種類型
二、 考招環節上形成了考招統一與考招分離兩類模式
三、 “文化素質 職業技能”評價方式形成操作性辦法
四、 影響高職分類考試改革整體效能的主要因素分析
第二節 職教高考的模式選擇與總體思路
一、 基于現實基礎的職教高考的模式選擇
二、 統考統招式職教高考模式的總體思路
第三節 職教高考制度體系及其運行方式
一、 職教高考的考試制度及其運行方式
二、 職教高考的招錄制度及其運行方式
三、 職教高考的管理制度及其運行方式
第四節 推進職教高考制度化的實現機制
一、 規制性機制：形成與職教高考有機協調的配套改革矩陣
二、 規范性機制：建構職教高考制度運行的全過程規則體系
三、 文化—認知性機制：凝聚各方對職教高考制度的價值共識
第八章 結語
**節 研究結論
第二節 研究創新
第三節 研究局限
參考文獻
附 錄
附錄1 對國家教育主管部門領導/工作人員的訪談提綱
附錄2 對省級教育主管部門領導/工作人員的訪談提綱
附錄3 對高等院校的訪談提綱
附錄4 對中職學校的訪談提綱
附錄5 對學生的訪談提綱
附錄6 對企業的訪談提綱附錄7 國家層面職業教育考試招生相關政策（1980—2024年）
附錄8 省級層面高職考試招生制度改革的相關政策（2014—2024年）
附錄9 省級層面有關職教高考的政策文件（2024年）
展開全部
職教高考制度構建研究 相關資料
第一章 緒論
一、 構建職教高考制度成為當前職業教育發展的重要議題
根據教育統計數據教育 部.2022年教育統計數據［EB/OL］.(2023-12-29)［2024-08-06］.http://www.moe.gov.cn/jyb_sjzl/moe_560/2022/quanguo/202401/t20240110_1099539.html，2022年全國共有高等學校3013所，其中有32所是本科層次職業學校，1489所是高職？圃盒＃殬I院校占比達到了約50.48%。普通本科、職業本？乒舱猩s1014.54萬人，其中普通本科招生467.93萬人，職業本科招生7.53萬人，高職專科招生538.97萬人，職業院校招生占比約53.88%。普通本？圃盒Ｔ谛Ｉ布s3659.41萬人，其中普通本科在校生1965.64萬人，職業本科在校生22.87萬人，高職專科在校生1670.89萬人，職業院校在校生占比約46.28%。這意味著，高等教育階段的職業院校無論是學校數量還是招生數量、在校生數量，都基本占據了高等教育的一半規模。職業教育作為一種教育類型，理應擁有符合其類型教育的特征、自成體系的考試招生制度。但實際情況卻是，盡管國家已經確立了高考分類考試的政策導向，地方上也有多年實踐，但高職分類考試改革仍只在省級區域層面實施，以“文化素質 職業技能”的評價方式服務于技術技能人才的選拔機制尚未完全科學、公平和有效地建立起來。
“結構合理，范式科學，功能先進”被視為現代職業教育體系的標準，這意味著縱向上不同層次的職業教育能夠彼此銜接，橫向上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能夠相互溝通。但是目前，我國職業教育的體系建設還不夠完善，突出表現為技術技能人才的成長通道還不通暢。雖然，對口招生、長學制貫通項目等途徑使得中職生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升入高職、本科，但這些途徑在學習內容、課程體系、人才培養方案等內涵層面尚未實現銜接。建立職教高考制度，是為職校生建立一種穩定而有充分選擇度的向上成長通道，且作為一項考試，也可以同時引導職業院校深化教學改革，從學習內容上銜接中等和高等兩個階段，系統培養技術技能人才，提升各個層次職業教育之間的銜接關系。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緣起
一、 構建職教高考制度成為當前職業教育發展的重要議題
根據教育統計數據教育 部.2022年教育統計數據［EB/OL］.(2023-12-29)［2024-08-06］.http://www.moe.gov.cn/jyb_sjzl/moe_560/2022/quanguo/202401/t20240110_1099539.html，2022年全國共有高等學校3013所，其中有32所是本科層次職業學校，1489所是高職？圃盒＃殬I院校占比達到了約50.48%。普通本科、職業本專科共招生約1014.54萬人，其中普通本科招生467.93萬人，職業本科招生7.53萬人，高職？普猩538.97萬人，職業院校招生占比約53.88%。普通本專科院校在校生共約3659.41萬人，其中普通本科在校生1965.64萬人，職業本科在校生22.87萬人，高職？圃谛Ｉ1670.89萬人，職業院校在校生占比約46.28%。這意味著，高等教育階段的職業院校無論是學校數量還是招生數量、在校生數量，都基本占據了高等教育的一半規模。職業教育作為一種教育類型，理應擁有符合其類型教育的特征、自成體系的考試招生制度。但實際情況卻是，盡管國家已經確立了高考分類考試的政策導向，地方上也有多年實踐，但高職分類考試改革仍只在省級區域層面實施，以“文化素質 職業技能”的評價方式服務于技術技能人才的選拔機制尚未完全科學、公平和有效地建立起來。
“結構合理，范式科學，功能先進”被視為現代職業教育體系的標準，這意味著縱向上不同層次的職業教育能夠彼此銜接，橫向上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能夠相互溝通。但是目前，我國職業教育的體系建設還不夠完善，突出表現為技術技能人才的成長通道還不通暢。雖然，對口招生、長學制貫通項目等途徑使得中職生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升入高職、本科，但這些途徑在學習內容、課程體系、人才培養方案等內涵層面尚未實現銜接。建立職教高考制度，是為職校生建立一種穩定而有充分選擇度的向上成長通道，且作為一項考試，也可以同時引導職業院校深化教學改革，從學習內容上銜接中等和高等兩個階段，系統培養技術技能人才，提升各個層次職業教育之間的銜接關系。
我國高等教育在2011年進入大眾化階段，在高等教育實現大眾化目標后，教育考試制度最突出的問題是人才培養多樣性與考試評價功能單一性之間的矛盾。韓家勛.教育考試評價制度比較研究［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0:432.2010年伊始，國家開始著手新高考改革，分類考試、綜合評價、多元錄取是指導此次高考改革的基本方針。其中，分類考試是另外兩項的前提和基礎，直接決定了綜合評價的質量與多元錄取的效果。分類考試的內涵是推動不同類型定位、不同發展特色的高校，都能以與自身特點匹配的選拔方式招生；廣大考生也能夠根據自身發展的現實需要，以合理公平和有效的評價方式來自主選擇不同類型、不同層次的高校繼續深造，是一種學校與考生自主雙向選擇和匹配的過程。張和生.高考公平問題的倫理審視與實證研究［D］.長沙：中南大學，2013:167—169.現行高考植根于普通教育體系之中，教學和考試內容主要來自學科體系，即使現行高考的量才之尺足夠精準，也不可“張冠李戴”地作為主要致力于教授職業知識和工作知識的職業教育的“度量”。龔方紅，劉法虎.彰顯類型特征的職業教育評價新藍圖——《深化新時代教育評價改革總體方案》解讀［J］.國家教育行政學院學報，2020(11):26—33.
上述分析結果，無論是從優化類型教育的角度，還是從建立現代職教體系、更加科學地評價技術技能人才、更加合理地選拔技術技能人才的角度，都反映了構建職教高考制度是當前職業教育發展的重要議題。
二、 從依附到相對獨立再到分類進行的高職考試招生活動
2005年以前，我國高職院校的考試招生對高考的依附性很強，表現為高職高專被納入現行高考統招，用一張試卷同時選拔學術型及應用型兩類人才，而高職院校在錄取批次上被置于本科錄取之后，且最高層次為？平逃。2005年，上海在3所市屬高職院校試行自主招生，之后，高職院校自主招生的考試辦法通過政策擴散被逐漸應用到多個省份。2007年，教育 部辦公廳出臺《關于同意江蘇、浙江、湖南、廣東等四省在部分示范性高職院校中開展單獨招生改革試點工作的批復》，鼓勵各地積極探索高職院校的招生自主權落實途徑，此舉意在探索符合高等職業教育的人才培養規律與特點的考試招生辦法，鄭若玲，朱賀玲.我國高職招生變遷與未來發展方向［J］.河北師范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13，15(03):41—46.高職的考招活動開始逐漸走向相對獨立。
2010年，《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提出分類考試、綜合評價、多元錄取的考試招生制度改革目標。這是國家首次在正式文件中提出實行分類考試，也是高等職業教育的考試招生獨立于統一高考的重要開端。2013年，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其中教育領域綜合改革特別提出“推進考試招生制度改革”。同年，教育 部專門出臺《關于積極推進高等職業教育考試招生制度改革的指導意見》，就高等職業教育的考試招生制度改革作出專門部署。2014年，國務院《關于深化考試招生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將“加快推進高職分類考試”設定為主要改革任務之一，此后，各地在國家政策框架下因地制宜地進行本地區的高職分類考試改革。
2019年，《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首次明確表示要“建立‘職教高考’制度”。2021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于推動現代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意見》要求“加快建立‘職教高考’制度”。2022年新修訂的《職業教育法》第三十七條規定，“國家建立符合職業教育特點的考試招生制度。……高等職業學？梢园凑諊矣嘘P規定，采取文化素質與職業技能相結合的考核方式招收學生”。從政策法規梳理可知，強化分類考試、設立“文化素質 職業技能”的職教高考已經成為國家政策的基本要求和改革的規定動作。
三、 已有研究成果缺乏對職教高考的本體研究和相關調研
我國自2010年開始提倡高職考試招生與現行高考分離、2019年首次明確提出建立職教高考制度以來，構建符合職業教育類型特色的、自成體系的招考制度成為職教領域研究的熱點。如今，作為職教高考制度試點形態和先行探索的高職分類考試改革正在各地如火如荼地進行。從宏觀布局看，隨著一系列建設性文件的頒布，國家從頂層設計上對改革的總體要求已經明晰；從具體實踐看，各地通過制度創新已經探索出了一些可行的做法。但是，這項改革是在省級政府統籌下進行的，因此某省的實施方案僅在區域內施行，單純從這一點上就與職教高考制度的內涵與功用有所出入。換言之，目前各省的高等職業教育分類考試改革還不能被稱為職教高考，盡管一些省份已經將其冠名為了職教高考。
從2019年國家政策中明確出現職教高考到現在，相關研究雖呈快速涌現之勢，但在研究深度上尚處于剛起步階段，以職教高考為主題的研究數量在增長，但基本均為期刊論文，在本研究之前，以“職教高考”為關鍵詞的碩博論文尚且沒有，與該主題相關的如“技能高考”“對口招生”“分類考試”“春季高考”“職業教育考試招生”“高職考試招生”的碩博論文雖在一定程度上含義與之有重合、能為之提供參考借鑒，但畢竟都不是職教高考制度“本身”。對職教高考的本體進行研究十分必要，對其所涵蓋的基礎問題，如“職教高考的基本定位”“職教高考的內容與形式”“職教高考如何運行”等進行學理上的闡釋，將是涉及現實中職教高考制度構建邏輯起點的重要問題。
通過實證調查收集職教高考的實踐情況同樣十分重要，并且意義顯著。一方面，職教高考正式提出的時間不長，鑒于我國職業教育事業實行的是省級統籌的管理體制，而作為制度先行形態的高職分類考試實踐也是在省級政府統籌下進行的，各地政策制定者對職教高考內涵的理解以及將如何就這一問題進行工作推動和落實等情況值得關注。除了實踐過程中的問題，理論認識層面的問題同樣也需要專門研究。我國幅員遼闊，地區之間職業教育的發展很不平衡，各省就本省基礎條件下進行的高職分類考試改革有不同的落實方法和落實程度。
另一方面，通過調研和掌握的一手資料對全國各省區市進行一次“全面摸排”和深度分析很有必要，既可以在區域多樣性的背景下梳理不同地區的工作模式，勾勒出目前各省對職教高考的實施情況、工作方法和實現條件，也可以探究地方政府在區域制度創新中的角色和作用機制；還可以探討中央、地方、院校以及考生在這項工作上的關系；以及關注如何將地方制度創新實現政策擴散、從區域走向全國進而制度化。通過盡可能廣范圍的調研和系統總結地方先行先試的實踐情況，為后續建立國家層面的統一職教高考制度提供現實抓手和試點經驗。
第二節 研究范圍
一、 核心概念的界定
（一） 職教高考
目前，無論是學術界還是國家政策文本中都沒有對“職教高考”進行明確定義，但是可以參考已有文獻在談及職教高考時的對象指代、構建目的以及“高考”作為一項考試和“高考”二字在現行高考制度中的含義來獲得廣泛的一致性理解。
對于職教高考所面向的對象，已有文獻主要包括為“主要或只針對中職生”和“既面向職教體系內的中職生，也面向普通高中畢業生、退役軍人等有著入讀高職需要的社會生源”兩類意見。
將“職教高考”的招生對象框定為中職生的代表有：陳子季在2020年教育 部“收官”系列發布會上表示，職教高考可把中職教育和職業？、職業本科教育在內容上銜接起來，使職業院校的學子通過職教高考能夠自由報考職業教育的院校和專業。教育 部.教育2020收官系列新聞發布會第三場:介紹“十三五”期間職業教育改革發展情況［EB/OL］.(2020-12-08)［2020-12-31］.http://www.moe.gov.cn/fbh/live/2020/52735/徐國慶認為職教高考作為一個新的領域而進入學者視野是因為高等教育大眾化進程下應該滿足中職生中相當比例學生的升學愿望，同時提出“職教高考制度建構要達成的目標是實現中職生在高等學校與專業志愿選擇中的自由度、實現中等職業教育與高等職業教育在教學標準上的銜接，以及把部分專業性強的職教課程納入現行高考選考科目”。徐國慶.作為現代職業教育體系關鍵制度的職教高考［J］.教育研究，2020，41(04):95—106.王笙年將職教高考制度定義為專門針對中等職業學校畢業生通往本科的升學制度，認為其同時可作為職業教育質量監控的手段。王笙年.職教高考考試模式及其制度體系構建探討［J］.職教論壇，2020，36(07):20—26.以山東省的職教高考制度試點改革為例，職教高考是為了增加中職學生對口升入本、？圃盒５臋C會，增加高職學生對口升入本科院校的機會。范冬梅.基于現代職業教育體系構建的“職教高考”研究與實踐［J］.現代教育，2020(01):54—55.姚佳等以工科為例，從中高職招考模式銜接的角度探討職教高考制度構建，其暗含的意蘊為職教高考制度的本質是實現中高職銜接招生。姚佳，曾義聰.基于“職教高考”的工科專業中高職銜接招考模式探索［J］.產業與科技論壇，2020，19(15):231—232.秦程現等將職教高考制度定義為“與現行高考和春季高考制度不同、專門服務于職業院校學生、以報考職業本科或職業專科院校為目標的，以‘文化課程 職業技能’為考試內容的新高考制度，考試群體有特定指向、考核內容專業化、培養具有連續性是該制度的特征。”秦程現，任永波，劉輝輝.職教高考制度下的“中高本碩博”五位一體人才貫通培養路徑研究［J］.職業，2019(30):52—53.高鈺雅認為職教高考制度使得中等職業學校學生升學及應考制度化、公開化，相當于是把以升學為導向的趨勢從制度上確定了下來，其暗含的意思是職教高考制度的考試招生對象為中職學生。高鈺雅.“職教高考”影響下的中職學校辦學困境［J］.職教通訊，2019(19):13—18.
認為“職教高考”同時也應面向普高畢業生、退役軍人等生源的代表有:李鵬、石偉平提出在“百萬擴招”背景下，職教高考要為退役軍人、再就業人員等群體進入高等職業院校學習提供考試服務，從而建立起更加開放的職教高考制度。李鵬，石偉平.職教高考改革的政策邏輯、深層困境與實踐路徑［J］.中國高教研究，2020(06):98—103.孫善學將職教高考定義為高等職業學校招收新生的制度，認為它既是面向職業教育體系的“內部”升學制度，也是面向體系外其他類型教育畢業生、其他社會成員等更廣泛群體開放的“外部”招生制度。孫善學.完善職教高考制度的思考與建議［J］.中國高教研究，2020(03):92—97.廖龍等從高等職業教育生源情況復雜、職業種類繁多的情況出發，認為不適宜參照普通高等教育的形式建立統一的技能考試評價模式，暗含了職教高考制度是面向不同生源的考試招生制度。廖龍，王貝.基于職業能力評價模型的“職教高考”體系構建［J］.職業技術教育，2020，41(31):24—28.祝蕾等通過分析國家政策指向，得出“高職院校的辦學定位已經轉變至既要提供學歷教育，也要為社會群體提供培訓服務”的結論。祝蕾，樓世洲.“職教高考”制度設計的多重邏輯［J］.中國職業技術教育，2020(16):38—42 58.劉芳認為百萬擴招與“職教高考”在現實邏輯上具有耦合性，“職教高考”是非傳統生源的擴招渠道。劉芳.百萬擴招下的“職教高考”制度構建研究［J］.中國職業技術教育，2019(31):25—29 87.
對于“為什么要設立職教高考”，學者們的觀點相對一致，基本圍繞著“技術技能型人才選拔的需要”“中職生升學權利理應受到保障”“完善現代職業教育體系的必要舉措”“鞏固職業教育類型特色”“克服現有高考制度的不足”等方面展開。例如，徐國慶指出“職教高考的目的是致力于形成技術應用型人才的培養體系、促進中職教育與高職教育銜接、促進普通教育與職業教育的融通和保障中職生升學權利”。徐國慶.作為現代職業教育體系關鍵制度的職教高考［J］.教育研究，2020，41(04):95—106.李鵬、石偉平認為職教高考改革的根本目標是為了克服現有高考局限，建構職業教育的新高考制度，以評價目促發展。李鵬，石偉平.職教高考改革的政策邏輯、深層困境與實踐路徑［J］.中國高教研究，2020(06):98—103.范冬梅認為職教高考制度的政策邏輯是“滿足技術技能人才發展的必然要求”“促進職業教育體系完善的內在需求”及“服務產業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要求”。范冬梅.基于現代職業教育體系構建的“職教高考”研究與實踐［J］.現代教育，2020(01):54—55.
通過上述梳理發現，已有文獻對設立職教高考的初衷的認識是統一的，對職教高考所服務的主要對象之一——中職畢業生的認識是統一的。而就“如何構建職教高考制度”問題進行思考，發現:職教高考制度并非單一實體，而是由多種制度規則構成的復合體，其在構建過程中必須對涉及的例如招生計劃、考試內容、考試形式、組織管理方式、志愿填報模式等制度要素作出妥善安排。
此外，職教高考選擇“高考”二字作為表述，“高考”全稱是“普通高等學校招生全國統一考試”，其在現行高考中的完整含義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和臺灣地區）普通高等學校的招生考試，是由普通高中畢業生和具有同等學力的考生參加的選拔性考試”。楊學為.中國考試大辭典［M］.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371.“高考”作為“考試”的下位概念，全國統一組織的一項教育考試，本質上是服務于高校招生的工具，形式上表現為一種大規模的統一考試。吳根洲.高考效度研究［M］.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35.
結合已有文獻在談及職教高考時的對象指代、構建目的以及“高考”二字在現行高考中的完整含義，本研究將“職教高考”的概念界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和臺灣地區）職業高等學校的招生考試，是由中等職業教育畢業生和具有同等學力的考生參加的選拔性考試”。在研究范圍上，考慮到本研究所能最大程度掌握的研究邊界以及能夠在行文過程中取得有對話基礎的討論范疇，本研究將職教高考的生源范圍框定為中等職業教育畢業生，招生層次為？、本科層次的高等院校，具有同等學力的考生不在本研究討論范圍之內。
（二） 制度
“制度”隨理論進展而不斷衍生出新的含義。“制度”一詞在中文環境中大多指規則！掇o海》中對“制度”有兩種解釋：一是指辦事規矩、行動準則（如工作、生活中的各項規章制度）；二是指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規程或者準則以及在該準則、規程下構成的體系（如社會主義制度）。辭海編輯委員會.辭海:語詞分冊（上）［M］.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79:158.在西方語境中，制度的含義更寬泛，包括了規則、體制、組織、秩序等。關于制度概念的爭論比較多，以致不同學科所用的制度概念在含義上有相當大的差別，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幾種界定：
第一，制度是一種規則。諾斯（Douglass, C.North）認為“制度指的是社會規則，對人們的相互關系起著一系列的約束作用，既有例如道德、禁忌、習慣、傳統等的非正式約束，也有例如法律、產權等組成的正式的約束”。［美］道格拉斯•C.諾斯.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M］.劉守英,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4:03.馬克斯•韋伯（Max Weber）認為：“制度是任何組織、群體中都存在著的行為準則”。［瑞典］理查德•斯威德伯格.社會學名著譯叢 馬克斯•韋伯與經濟社會學思想［M］.何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21:11.羅爾斯（John Jack Bordley Rawls）認為“制度是一種公開的規范體系”。［美］羅爾斯（Rawls，J.）.正義論［M］.何懷宏,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50.第二，制度是一種習慣或習俗。凡勃侖（Thorstein B Veblen）認為制度導致了個體和社會的特定關系、特定習慣的形成。［美］凡勃倫.有閑階級論［M］.蔡受百,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139.哈耶克（Friedrich A.Von Hayek）認為“自發的社會秩序”即制度，他主張社會秩序不是設計出來的，而是自發形成的，通過文化、習俗等穩固和傳遞。［英］弗里德里希•馮•哈耶克.法律、立法與自由［M］.鄧正來,等，譯.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22:70.康芒斯（John Rogers Commons）認為“業務規劃組成了社會以及個體行為運轉的行動結構，而制度是業務規劃的載體”。［美］康芒斯.制度經濟學［M］.于樹生,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21:86.第三，制度是一種模式。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在理解制度時重新考慮了社會變化的廣闊背景，將制度定義為“穩定發生和周期性發生的行為模式”。［美］塞繆爾•P.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華,劉為,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12.第四，制度體現為博弈系統。青木昌彥（Masahiko Aoki）主張制度的本質是對均衡博弈路徑的顯著、固定特征的濃縮性表征，這樣的表征能夠被所有參與人感知，會與他們的策略決策產生高度相關，制度以一種自我實施的方式規制著參與人能夠實施的策略和能夠產生的互動，同時，又被參與人在不斷變化的環境下所作出的新的決策而不斷再生產。［日］青木昌彥.比較制度分析［M］.周黎安,譯.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2001:28.
通過上述梳理，我們發現，關于制度的內涵界定是高度抽象的，但都隱含了其會對人們產生約束的本質特征。上述對于制度的界定，優點在于保證這個定義涵蓋了所有可能的制度，而缺點是優點所帶來的沒有重點、不分輕重，以及它忽略了制度背后的結構。不同學科背景的學者出于對制度的不同方面的理解而對制度范疇的概況了解存在差異，理查德•斯科特（Richard Scott）以一種整合的思路對制度進行了一個較為廣義的界定，以盡可能地囊括不同領域的學者討論和發現的重要的制度要素。
理查德•斯科特（Richard Scott）認為“制度包括了規制性、規范性以及文化-認知性三個維度的要素”。［美］W.理查德•斯科特.制度與組織——思想觀念與物質利益（第3版）［M］.姚偉，王黎芳，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55—56.其中，規制性制度強調明確的、外在規制的規則、監督和獎懲活動，其基本的控制機制是強制機制；規范性制度代表著“說明性、評價性和義務性”，包括價值觀和規范，規范性制度對行為有一種期待性的作用；文化-認知性制度指由外在文化框架所塑造的共同的理解和認知，這種認知使個體遵守他們認為理所當然的某種慣例或其認為的恰當方式，常常是在行為背后的腳本或模板，這種文化是“更具嵌入性”的文化，為個體提供了思考和行動的模式，而且具有多樣性，從而使同一個情境中的個體由于對情境的不同感知而可能產生不同的行為。［美］W.理查德•斯科特.制度與組織——思想觀念與物質利益（第3版）［M］.姚偉，王黎芳，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55—67.
基于以上分析，結合本研究，將制度的內涵界定為：政府部門正式確定的用以調整個體行動者之間以及特定的組織內部行動者之間關系的權威性規則體系。但作為研究對象，該界定顯然還是不夠具體。
根據研究對象的實際需要，本研究在行文過程中對“制度”作如下必要的框定:“制度”作為本研究的核心軸，在對其進行制度變遷、制度比較時，傾向于指代規則制定，因而將制度內涵限定在斯科特框架的第一層面，即政府部門確定的規制層面的章程、規定、規則限度等條款。
另外需要特別說明的是，本研究中，在對央地兩級政府的政策進行梳理時，政策具有和制度同義重合的關系，對政策的分析即對制度的分析。但在最后一章，探討職教高考的制度構建時，指向斯科特框架的全部三個層面，即既要探討制度構建的規制性要素、規范性要素，也要探討文化-認知性要素。
實際上，制度和政策本是不同的概念，相當多的學者將兩者混為一談，也有學者堅決反對將二者等同。原因在于，制度通常指社會長期形成的基本機制，因而制度總是很難快速發生變化；而政策是在已有的制度下設計出來的，制度與政策二者之間可以有關系，也可以沒關系，政策可以在短期內對制度不產生影響，但有些非常重大的持續性的政策，有可能會逐步地改變制度基因。許成鋼.弄懂中國必須懂得中國的制度［EB/OL］.（2022-03-07）［2022-03-10］.https://mp.weixin.qq.com/s/7TxnfnJFS7N6oObbHITQPw
但是，本研究在部分章節將制度與政策等同，也有本研究分析場域下的特殊道理，即：制度是政策發展的高級形式，正式制度的形成首先要經歷政策階段。從時效來看，制度相對比較穩定，而政策的變動性比較大；從制度與政策的關系來看，制度包含了政策，政策是正式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人的理性作用的結果，但是制定政策一般不以非正式制度中的習慣、習俗和慣例等一般性規則為基礎；從現實來看，我國往往把政策和制度互用，而很少區別，如我們談到考試招生制度的時候往往指代的是考試招生政策。
因此，本研究中，高等職業教育考試招生政策與高等職業教育考試招生制度具有一定意義上的同義內涵，以制度分析的理論和方式來分析政策也具有一定的適切性。
職教高考制度構建研究 作者簡介
姜蓓佳，管理學博士，華東師范大學職業教育與成人教育研究所博士后，2023年入選上海市“超級博士后”激勵計劃。近年主要從事職教高考、職普融通、技能型社會構建等研究。主持中國博士后科學基金、教育 部人文社科基金等競爭性課題，參與國家重大、重點科研項目近10項。以第一作者身份在《國家教育行政學院學報》等期刊發表論文近20篇，以執行主編身份出版叢書1部，6篇資政報告獲省部級采納。直接參與多份國家或省級教育政策文件的起草、研制工作，研究成果在國內外轉化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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