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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記通論:增補本 版權信息
- ISBN：9787547620410
- 條形碼：9787547620410 ; 978-7-5476-2041-0
- 裝幀：平裝-膠訂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傳記通論:增補本 本書特色
中國著名作家朱文華的傾心力作。筆風利落，敘述嚴謹。從多視點多層次，廣角展示傳記理論的體系構成。
傳記通論:增補本 內容簡介
作為研究傳記作品寫作理論的專著，上海復旦大學文研所朱文華先生的(傳記通論》從理論、歷史、實踐三大支柱對傳記進行了深入淺出的論述，從傳記的釋義開始，較為全面地展示了傳記研究的理論體系，是我國傳記理論研究的開山之作。本書具有前瞻性，交融性和通俗性，為社會發展的精神導向的正確性提供了指南，為指導、繁榮傳記創作提供了助推力量。
傳記通論:增補本傳記通論:增補本 前言
建立“傳記學”（代序）
傳記作為一類特殊內容題材和文體的作品，自20世紀以來，在世界范圍內引起了越來越多人們的重視：不少人——從知名的歷史學家和文學家到各界人物，乃至普通的知識青年，都在努力地使自己成為傳記作者，而更多的讀者——稍有讀書興趣的普通人，也無不自覺或不自覺地躋身于傳記作品的熱烈的接受者的行列。例如，在英國，一部《約翰生傳》風靡天下，傳主約翰生的知名度毫不遜色于政界風流人物；而在中國，《史記》中的不少人物篇章，幾乎都為每一個有閱讀能力的人所贊賞。特別是近幾十年來，世界上似乎形成了傳記熱，傳記作品的出版量差不多以幾何級數增長，有些傳記作品的銷售量甚至壓倒了暢銷小說的銷售量，而在享有聲譽又極有權威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的名單中，傳記作家也占了一席之地例如，1953年諾貝爾文學獎的獲得者為邱吉爾，獲獎理由為“歷史與傳記的描寫，保存了高貴的人類價值，成就了輝煌的功績”。參見《諾貝爾文學獎全集》（第30卷，邱吉爾），書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1.7。。反顧中國的情況，1976年后，傳記作品如雨后春筍般地出現，由此可以說，世界范圍內的傳記熱已經明顯地感染了中國。
傳記通論:增補本 目錄
目錄
建立“傳記學”（代序）
理 論 篇
**章 傳記釋義
**節 傳記、傳記文學和傳記作品
第二節 傳記作品的本質屬性
第三節 幾點簡要的結論
第二章 傳記作品的分類
**節 中外學術界對于傳記作品的分類意見
第二節 傳記作品分類的原則方法
第三節 傳記作品的分類示例說明
第三章 傳記作品的基本要素和功用
**節 傳記文體興起和發展的原因及規律
第二節 傳記作品的基本要素
第三節 傳記作品的社會功用
第四章 傳記作品與其他學科的聯系
**節 傳記作品與歷史學的聯系
第二節 傳記作品與檔案文獻學的聯系
第三節 傳記作品與文學的聯系
第四節 傳記作品與人才學的聯系
第五節 傳記作品與心理學的聯系
第六節 傳記作品與文章學的聯系
第七節 簡要的結論
歷 史 篇
**章 西方傳記寫作及理論發展的輪廓
**節 古希臘羅馬時期
第二節 中世紀
第三節 文藝復興到18世紀末
第四節 鮑斯威爾和維多利亞時代
第五節 20世紀以來的現代傳記
第二章 中國傳記的傳統、特點及其發展
**節 先秦：傳記的萌芽
第二節 兩漢：“史傳”的形成
第三節 魏晉六朝：“雜體傳記”的繁榮
第四節 隋唐以降至清末：舊傳記的發展與衰敗
第五節 戊戌維新到“五四”前后：新舊傳記的交替過渡
第六節 “五四”以來：現代傳記在曲折中發展
實 踐 篇
**章 傳記寫作的準備工作
**節 傳主的擇選
第二節 傳記類型的確定
第三節 材料的處理
第四節 有關學術課題的追蹤
第二章 傳記寫作的一般原則方法
**節 傳記寫作的根本性原則
第二節 具體寫作中需要處理好的幾對矛盾
第三章 傳記寫作的謀篇布局
**節 主要原則和思維原理
第二節 幾種*基本的篇章結構形式
第四章 傳記寫作的語言文字技巧
**節 準確、簡練、生動三大要求的變通性
第二節 行文方法的多元性和統一性
第三節 史學筆法與文學筆法
第四節 關于“合理虛構”的問題
第五章 幾種主要傳記類型的一般體例
**節 年譜
第二節 傳（評傳）
第三節 自傳（回憶錄）
第四節 小傳（辭書條目、簡介、注釋）
第六章 大中型傳記的技術細節處理和附錄性工作
**節 技術細節處理的主要規范
第二節 幾項重要的附錄性工作
傳記散論
論傳記作品的本質屬性
把握矛盾，求得統一——傳記寫作應把握的幾個原則方法
適可而止，過猶不及——關于傳記作品文學色彩的度
抵制文學的誘惑——我的傳記立場
傳記理論與寫作原則、方法的幾個關鍵詞
關于“回憶錄”撰寫的幾個問題
重視“口述歷史”
梁啟超的傳記作品及其理論的文史意義
胡適與近代中國傳記史學
附錄一：《現當代人物傳記研究》課程之教學大綱
附錄二：本書所提到的傳記作品書目總覽
后記
改版增補本之跋文
展開全部
傳記通論:增補本 相關資料
西方傳記寫作及理論發展的輪廓
從人類文明發展史的角度來看，傳記作品雖然很難說最早出現于西方（主要指歐洲），然而，從古代的傳記演變為現代傳記，這一過渡卻是在西方完成的。自此，西方的傳記及其理論對其他地區（包括中國）產生了巨大影響。《新大英百科全書》說：“傳記作為一種獨立的藝術形式，它主要是西方的產物。在東方（包括穆斯林國家），盡管文學的歷史悠久，傳記文學卻沒有顯示出西方傳記那樣的發展進程和重要性。在中國，由于司馬遷的《史記》和班固的傳統的影響，傳記一直是學者們寫歷史和潛心研究治國術的附屬物和副產品。這種情況直到20世紀初才結束。在印度，從公元前10世紀至今，對文學影響最大的一直是對精神價值的追求和對靜思或對生存的神秘方式的探索。這無法為寫傳提供適當的條件。概括地說，日本的文學史上也只能找到零散、有限的傳記作品。”這種分析基本上是符合事實的。
唯其如此，研究傳記發展史，就必須首先考察西方的傳記寫作及理論發展的線索。
西方傳記寫作及理論發展，大致經歷了五個階段：古希臘羅馬時期——中世紀——文藝復興以來至18世紀末——鮑斯威爾和維多利亞時代——20世紀以來的現代傳記。以下分別予以描述筆者囿于外語水平，無法根據第一手資料來了解和把握西方傳記寫作及其理論發展情況，所以本章節的文字大都參考了國外有關百科全書的中譯本以及其他中國學者相關的研究論文或翻譯資料，特此說明。。
第一節 古希臘羅馬時期
從公元前8世紀以后希臘半島上的大部分地區的奴隸制國家進入城堡時代，到公元5世紀羅馬帝國解體，史稱古希臘羅馬時期。古希臘羅馬的文化素稱發達，傳記作品也在公元前5世紀出現萌芽，如詩人希俄斯島的伊翁，就為同時代的名人培里克里斯和索福克里斯寫過傳略。
此后，類似的傳記作品不斷出現，其中著名的有同柏拉圖的同時代的軍人色諾芬（Xenophon）寫的《回憶蘇格拉底》。該書對于蘇格拉底被起訴、審判，以及在最后幾個小時的生命活動和殉難情況的追述，大都是完整的，總的說來具備了傳記作品的基本要素。
另外，當時也開始出現了不少基督耶穌的傳記，傳世的至少有四種之多。這些傳記的作者大都是耶穌的門徒，它們對于傳主的活動情況記述甚詳，還廣收佚事，傳記中還有大量的對話。從傳記發展史來看，這類傳記的出現有兩重意義，即一方面進一步鞏固確定了傳記文體的形式——由萌芽而生長；而另一方面由于傳記作品的思想內容異常明顯地滲透了英雄崇拜和宗教迷信的成分，因而又直接地給以后（中世紀）的傳記發展帶來消極影響：圣徒傳構成了傳記作品的主要類型，而傳記也就在相當程度上變為造神的工具。
西方傳記寫作及理論發展的輪廓
從人類文明發展史的角度來看，傳記作品雖然很難說最早出現于西方（主要指歐洲），然而，從古代的傳記演變為現代傳記，這一過渡卻是在西方完成的。自此，西方的傳記及其理論對其他地區（包括中國）產生了巨大影響。《新大英百科全書》說：“傳記作為一種獨立的藝術形式，它主要是西方的產物。在東方（包括穆斯林國家），盡管文學的歷史悠久，傳記文學卻沒有顯示出西方傳記那樣的發展進程和重要性。在中國，由于司馬遷的《史記》和班固的傳統的影響，傳記一直是學者們寫歷史和潛心研究治國術的附屬物和副產品。這種情況直到20世紀初才結束。在印度，從公元前10世紀至今，對文學影響最大的一直是對精神價值的追求和對靜思或對生存的神秘方式的探索。這無法為寫傳提供適當的條件。概括地說，日本的文學史上也只能找到零散、有限的傳記作品。”這種分析基本上是符合事實的。
唯其如此，研究傳記發展史，就必須首先考察西方的傳記寫作及理論發展的線索。
西方傳記寫作及理論發展，大致經歷了五個階段：古希臘羅馬時期——中世紀——文藝復興以來至18世紀末——鮑斯威爾和維多利亞時代——20世紀以來的現代傳記。以下分別予以描述筆者囿于外語水平，無法根據第一手資料來了解和把握西方傳記寫作及其理論發展情況，所以本章節的文字大都參考了國外有關百科全書的中譯本以及其他中國學者相關的研究論文或翻譯資料，特此說明。。
第一節 古希臘羅馬時期
從公元前8世紀以后希臘半島上的大部分地區的奴隸制國家進入城堡時代，到公元5世紀羅馬帝國解體，史稱古希臘羅馬時期。古希臘羅馬的文化素稱發達，傳記作品也在公元前5世紀出現萌芽，如詩人希俄斯島的伊翁，就為同時代的名人培里克里斯和索福克里斯寫過傳略。
此后，類似的傳記作品不斷出現，其中著名的有同柏拉圖的同時代的軍人色諾芬（Xenophon）寫的《回憶蘇格拉底》。該書對于蘇格拉底被起訴、審判，以及在最后幾個小時的生命活動和殉難情況的追述，大都是完整的，總的說來具備了傳記作品的基本要素。
另外，當時也開始出現了不少基督耶穌的傳記，傳世的至少有四種之多。這些傳記的作者大都是耶穌的門徒，它們對于傳主的活動情況記述甚詳，還廣收佚事，傳記中還有大量的對話。從傳記發展史來看，這類傳記的出現有兩重意義，即一方面進一步鞏固確定了傳記文體的形式——由萌芽而生長；而另一方面由于傳記作品的思想內容異常明顯地滲透了英雄崇拜和宗教迷信的成分，因而又直接地給以后（中世紀）的傳記發展帶來消極影響：圣徒傳構成了傳記作品的主要類型，而傳記也就在相當程度上變為造神的工具。
到公元1世紀，西方出現了一位劃時代的傳記作家，即普魯塔克（Plutarch，約46—120）。普魯塔克出生于希臘的比奧提亞（Bocotia），其父亞里士托布魯斯（Aristobulus）是著名的哲學家和傳記作家，因而普魯塔克從小接受了家學。普魯塔克在青年時代曾游學雅典，受業于名師安謨尼厄斯（Ammonnius）。此外，普魯塔克還廣泛游歷了希臘本土的歷史名城以及埃及、小亞細亞和意大利等地，在收集各地的文獻資料和口碑傳記的過程中學識大增。稍后，普魯塔克在羅馬講授哲學，并為皇帝講課，由此先后獲羅馬執政官榮銜，還曾被任命為希臘財政督察。回希臘定居后，普魯塔克擔任過本鄉查尼羅亞的行政官，也做過希臘“圣地”德爾斐阿波羅神托所的祭司。與此同時，他又在家鄉興辦學校，講授哲學和倫理學。普魯塔克一生著述甚豐，據其子蘭普里亞斯（Lamprias）為其編訂的著述目錄，篇目有227項。流傳至今的除了《道德論集》（Ethica，或名Maralia，收文近70篇）之外，還有舉世公認的世界上第一部傳記名著《傳記集》該書原題Parallel Lives，英文書題為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eks and Romas或Plutachs lives，俄文書題為Сравнительные жизнеописания，接近原文。中譯有“列傳”“英雄合傳”“比較傳記集”“希臘羅馬名人傳”和“普魯塔克傳記”等。此處譯名為《傳記集》，從吳于廑選譯本，是為“外國史學名著選”叢書之一種，商務印書館，1962。。
普魯塔克的傳記作品在西方傳記發展史上的主要價值、意義和地位，大抵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1. 《傳記集》完全以人物為本位，從而使傳記文體不只是依附于史籍而完全獨立存在
全書共為92名古希臘羅馬時期奴隸主貴族上層人物立傳，通過對于他們的生平事跡和活動情況的描述，較為全面系統地反映了古希臘羅馬的近千年的社會歷史的發展線索和主要側面。
2. 作為一部傳記作品，它富有極高的史學價值，足為研究古希臘羅馬史提供不可或缺的史料
從具體的寫作方法來看，它對于傳記作品如何處理文史關系也提供了一些可借鑒的經驗。例如，作品一方面十分注意基本史料的真實可靠性，以此確切地反映傳主生平事跡，另一方面也借用了若干文學手法來刻畫傳主的形象，盡可能地顯得生動活潑。《梭倫傳》和《伯里克利傳》等篇最為典型。
3. 《傳記集》在文體形式上有很大的獨創性
該書首次并且大量采用了“比較傳記”的形式，如其中的42篇，每篇都是以一個希臘人傳主配之一個羅馬人傳主而并列立傳，但最后一段則是對兩者作比較的評論性文字。另外，該書即使是在為單一傳主立傳時，也大都采用夾敘夾議的手法，因而絕大多數的篇什實際上孕育著評傳的形式。還有，書中也大量運用了互見法，以避免各篇的重復，并且使有關篇什的內容相互補充。
4. 《傳記集》鮮明地體現了作者的進步的傳記理論，而這些傳記理論在世界傳記發展史上，也屬于首次提出
例如，關于傳記作品的真實性問題，《西門傳》中有這樣一段話：“我們應當描寫事實真相。因為只要感激地回憶起他的恩德就足夠了，而如果把有關功績的虛假捏造看作是對其誠實的證詞的一種報償，恐怕連他本人也未必愿意接受。”而關于傳記作品與歷史著作的區別，普魯塔克在《亞歷山大傳》中指出，“我們不是在寫歷史，而是在寫傳記”“史乘敘述人民與英雄的業績，而傳記則描寫人物的性格”。他還在《尼西亞斯傳》中進一步說，作傳與修史的不同點還在于，傳記“不收集無用的歷史資料，而轉述那些可以用于了解人的道德面貌及其性格的事實”。
5. 《傳記集》在世界史學史和文學史上都產生了重大的積極的影響
例如，在歐洲文藝復興時期，英國偉大劇作家莎士比亞的一些歷史劇如《儒力斯·凱撒》和《安東尼與克麗奧巴特拉》等即取材于此書，法國的人文主義者拉伯雷（Rabelais）和蒙旦（Montaigne）等人也曾悉心研究此書并模仿其風格。另外，該書中所反映的進步的倫理觀念（主要是博愛思想等），對于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思潮的興起也起了啟迪作用。直到17、18世紀，歐洲資產階級革命爆發時，普魯塔克的著作仍然風行一時。正因為這樣，雖然在《傳記集》出版后的一段長時間里，傳記寫作的發展還是緩慢的，但是由于這本書的流傳，畢竟提高了傳記作品的聲譽，由此也對傳記寫作存在一種潛在的影響。
自然，在今天看來，《傳記集》也存在著一些缺點，甚至有些缺點對于傳記來說是一種致命傷。如不少篇什“對年月極不注意。……記敘一個人，往往先講一大半事實。在書中人物死后，又來零星的回溯”程滄波，《論傳記文學》，《傳記文學》第1卷第3期。。又如普魯塔克在一定程度上還把立傳服從于闡述自己的道德見解，《艾米利保羅傳》中就曾引用一個亡佚的劇本中的詩句說：傳記作者可以“安祥而愉快地把自己的心思集注于最可尊敬的楷模上去”，這樣，有不少篇什就常常是把傳主理想化，對傳主的陰暗面也有維護的情況。普魯塔克在《西門傳》中還說：“當畫家畫一個非常美麗可愛的形象時，如果這一形象有某個細小的缺點，我們要求畫家既不要完全漏掉它，也不要表現得太精確。因為在后一種情況下形象會變得不美，而在第一種情況下則會失真。而如果傳記作家為人的本性，為它沒有產生某種絕對的美，沒有產生任何在道德上無可爭議的性格而感到羞愧，就不應該在歷史著作中盡情地、詳細地描繪人物的錯誤和缺點。”這種近似強調“隱諱”的合理性的意見，畢竟不太可取。
和普魯塔克同時代的傳記作家，比較著名的還有斯維托尼烏斯（Suetonius）和塔西佗（Tacitus）。斯維托尼烏斯是羅馬皇帝哈德里安的秘書，他出于好奇心而寫的《十二凱撒列傳》，是一部在西方產生了重大影響的傳記作品，其對于人物的言論、行動的記述都較為詳細，留給讀者的印象也較深刻。而塔西佗是當時著名的歷史學家，他編著的《編年史》中也有不少傳記、尤以臺比留皇帝的傳記寫得最出色。另外，他也為自己的岳父阿古利可拉立傳，雖然這本《阿古利可拉傳記》著重寫人物的政績，相對來說對于傳主性格的揭示尚欠深入，但作為西方傳記史上第一部著名的以親屬身份而寫的傳記，也是值得重視的。
總的說來，古希臘羅馬時期的傳記寫作的起點是頗高的。除了以普魯塔克為代表的三大傳記作家的創作外，自傳作品也開始出現了，如西方第一本自傳則是出自羅馬皇帝阿古斯都（Augustus）的手筆。
從傳記理論上來看，值得重視的還有當時的學者、亞里士多德的弟子阿梵斯特（Theophrastus）所著的《人格論》（The Characters）一書。因為該書雖是著重探討道德問題，但從中也提出了傳記作品與反映傳主人格之間的關系問題，并且同時涉及了對于傳記作品的某種社會功用的探討。該書的自序中說：“我想應當把各種人的態度，好人和壞人的態度，寫成一本書，讀者便可以看到各種人固定的行為和生活的形態，分類羅列。我認為我們的子孫只要看到這些記載，指示他們去選擇好人的議論和友誼，留心模仿，使得自己和好人一樣，他們便會成為更好的人了。”朱東潤，《傳敘文學與人格》，《文史雜志》第2卷第1期，1942.2。正因為如此，這本書對于西方傳記寫作的發展也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第二節 中世紀
在中世紀，整個歐洲幾乎都處在天主教會的控制之下。思想文化上的專制主義和倫理道德上的禁欲主義，嚴密而殘忍地束縛著人們的思想和行為。教會的至高無上的權威，宗教裁判所對于一切“異端邪說”的鎮壓，又使人性遭到嚴重的壓抑和扭曲。在這種情況下，從整體上來說，全歐洲的思想文化處于萬馬齊喑、死氣沉沉的境地，因而以描寫人、反映人的傳記而言，雖有古希臘羅馬時期的優良傳統，也無法獲得進一步繁榮發展的合適條件。
中世紀的歐洲自然還有傳記作品的出現。然而，由于受到當時整個思想文化的形勢的制約，傳記作品從內容到形式都呈現出僵化的狀態。例如，當時幾乎只有神職人員才有受教育的機會，他們由此成為了文化的代表者，由他們來寫傳記，自然是把傳記寫作納入宗教活動的軌道。最明顯的情況是，本時期全歐洲的傳記，竟然以25000余篇圣徒傳記構成主體，而這些圣徒傳，其實都出自于塑造上帝的忠實信徒的目的，每個入傳的圣徒，都沒有獨立的思想人格，甚至在性格特征方面也是被描繪成雷同的，因而這么多的圣徒傳記實際都是對宗教教義的演繹。由此可以說，當時的圣徒傳，選的是“小神”，而最終目的是為造“大神”（上帝和耶穌）服務，體現在世俗的政治目的方面，則是服務于鞏固教會和教皇的現實的統治秩序。
當然任何文化現象都有它自身的發展規律。由這種規律所決定，中世紀歐洲的傳記寫作在黑暗王國里也透露了一線光明，即個別的圣徒傳多少有意無意地突破了公式化和宗教道德模式。例如，伊德默（Idomo）的《昂塞爾姆傳》，沒有像其他圣徒傳那樣，把傳主塑造成為一個不食人間煙火的木偶，而是較多地記述了傳主生活中的軼事，從而使傳主開始接近于普通人。又如艾因哈德（Einhard）寫的《查理大帝傳》，也運用大量生動的材料來揭示傳主的性格特征，尤其可貴的是，該傳記作者對于傳記作品的基本要素也有相當的認識，他說：“我盡可能不遺漏我所了解的事實，并力求避免贅述，以免使對現代事物一概鄙視的讀者不悅……對我周圍發生的和我本人親身經歷的事，無人能比我敘述得更準確無誤。”
中世紀的歐洲所出現的傳記作品中，個別的也還有其他方面的特點。如公元5世紀著名的英國作家圣·奧古斯丁（S. Angustinus）寫有《懺悔錄》。嚴格說來，這是一部美學著作，作品旨在通過譴責作者早年的屬于世俗的美學觀而提出建立在中世紀基督教神學基礎上的新柏拉圖主義的美學觀。但該作品畢竟用相當的篇幅對于作者本人的思想演變過程作了較為忠實的回憶記錄，同時也披露了自己生平活動的有關情況，因此可被看作為一本傳記作品——學術性自傳。在法國，13世紀時出現了最早的一位傳記作家章維爾（Joinville），他是法國貴族，作為法王路易九世的密友和顧問，在路易九世死后，即撰寫《圣路易傳》。作品雖然是寫帝王，但也注意反映傳主的一些生動的日常，且筆調優美，充滿機智。另外，意大利人馬可·波羅（Marco Polo）的《馬可·波羅游記》，也是歐洲中世紀的一本富有特色的口述自傳馬可·波羅（1254—1324）于1271年赴中國，在華游歷17年，回國后不久在內戰中被捕，獄中口述其游歷中國的情況，由同獄難友魯斯特企羅（Rustichello）記錄整理，書名原為《百萬》，后在被譯成歐洲多種文字時，改題為《馬可·波羅游記》。。
中世紀的緩慢的發展過程中，值得指出的是英國著名作家杰弗列·喬叟（Geeoffrey Chaucer）于1387年發表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喬叟出生于倫敦的一個富裕的資產階級家庭，青年時期入伍后隨軍遠征法國，旋即被捕。被父親用重金贖回后，他曾在宮廷里謀職，不久又出使熱那亞作貿易談判，后被任命為倫敦港的關稅督察，此后又多次出使法國。但在這之后，喬叟由于卷入黨爭，政治地位和經濟收入發生很大波動。因為喬叟一生的活動與英國新興資產階級有密切聯系，同時他還受到了已在意大利出現的文藝復興的先驅者但丁和薄伽丘等人的思想和著作的影響，所以喬叟也就成了英國新興資產階級的第一位著名作家，他的代表作《坎特伯雷故事集》作為英國文學史上第一部杰出的現實主義作品，充分地反映了他的進步世界觀。
雖然《坎特伯雷故事集》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傳記作品，從整體上說很類似薄伽丘的《十日談》，即作為故事和短篇小說集，每篇都冠以一段開場白。不過，該書的各個故事的開場白卻有很大特點，它對每一個講故事者的職業身份、年齡、文化程度、思想個性以及習慣、趣味、愛好和坐立姿態等都有詳盡、生動、準確的描述。如高爾基所評價的那樣，該書“描寫一班各自為了俗務而旅行的人們——商人、獵人、農夫等——的生活，寫生一樣地刻畫他們”［蘇］高爾基，《俄國文學史》，上海文藝出版社，1961.5。，而且，這些講故事者又基本上是真實人物，這樣，書中的各篇開場白就帶有了傳記作品的性質。也就是說，《坎特伯雷故事集》由此在實際上為傳記寫作提供了重要的啟示：如何用生動的、令人感興趣的形式把人物的生活和性格特點真實地表現出來。當代英國著名的傳記理論家H·尼科爾森說“1387年在英國傳記文學的發展中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年頭。這一年喬叟構思出他的《坎特伯雷故事集》”［英］尼科爾森，《英國傳記文學的發展》。，顯然正是從這一角度來把握問題的。事實上，《坎特伯雷故事集》的確也對英國傳記寫作的發展起了積極影響，如被稱之為英國最優秀的近代傳記作品——鮑斯威爾的《約翰生傳》，其寫作手法就有受《坎特伯雷故事集》的明顯影響的痕跡。
第三節 文藝復興到18世紀末
14世紀至16世紀的歐洲文藝復興運動，對于整個西方科學文化的發展起了極大的積極影響。代表新興資產階級利益的一批進步知識分子，張揚著人文主義的旗幟，反對一切以神為中心，要求將人的個性從教會的壓抑下解放出來，使人的理智戰勝教會的迷信。緊接著文藝復興運動，17、18世紀的歐洲哲學史上又出現了資產階級革命早期哲學，其中以機械唯物論為最高、最典型的表現。與此相適應，歐洲文藝史也進入了啟蒙主義時期。由于人文主義者要求重視現實生活，重視物質享受，要求發展個性，特別強調把人的思想感情和智慧從神學的束縛下解放出來，即提倡以人性反對神性，以人權反對神權，以個性自由反對宗教桎梏；而唯物主義哲學家和啟蒙主義思想家，又完全拋棄宗教外衣，清除以往的唯物論中的某些宗教神學的雜質，更徹底地貫徹了唯物論無神論路線；至于啟蒙主義思想家又特別崇信理性的力量，不承認外界的權威，而把理性奉為衡量一切的標準，凡是宗教對于自然、社會和政府的看法，都受到了他們無情的批判；如此等等，反映在本時期的文學創作上，便是出現了現實主義的主流，作家們所描寫的是他們周圍資本主義社會的平凡現實，作品的主人公也大都是普普通通的人。上述情況對于本時期的傳記寫作有著直接的積極影響，可以說，本時期西方傳記寫作中出現的任何新氣象、新成就，都鮮明地打上了這一時代的思想文化背景的烙印。
人文主義和啟蒙主義思潮對于西方傳記寫作的根本性的積極影響，至少表現為這樣幾個方面。
1. 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思潮對于人的尊重、對于個性自由的倡導，以及啟蒙主義思潮強調理性的批判，使得傳記寫作插上了“心靈的自由”的翅膀
即傳記作家不必只是被迫把目光盯在圣徒們的身上，而可以自由地轉向其他人。至于在具體的寫作過程中，也不必恪守宗教原則，而可以根據事實，用客觀的態度去探求事實的真相，用大膽的勇氣，去作赤裸裸的描述。雖然西方傳記寫作中的“諛墓”之弊一直未能根除，但至少在本時期這種情況大為減少，傳記作品整體上的質量有很大提高。
2. 人文主義思潮和啟蒙主義思潮所提出的截然不同于中世紀宗教哲學的新的倫理道德觀念，也使得傳記不再是帝王和教徒的專利品
根據“天賦人權”的原理，人們越來越多地為帝王和教徒之外的普通人（包括罪犯）立傳。例如，在18世紀初，歐洲各國出現了一批罪犯的傳記，其涉及的社會內容題材的豐富性是圣徒傳記無法企及的。另外，本時期還出現了一批最早的婦女傳記作家，她們都是為自己的丈夫立傳，如露西·哈欽森（L. Hutchinson）寫了作為清教徒武士的丈夫的傳記，人物形象頗為生動，而瑪格麗特·卡文迪什（M. Gavendish）寫的《封有親王、侯爵和紐卡斯爾伯爵三個爵位的高貴的威廉·卡文迪什傳》，也是真實地把自己的丈夫寫成了一個雖是和藹可親、熱情奔放但卻又是忙忙碌碌、無所作為的人。至于本時期涌現的一批著名的藝術家，也有人及時地為之立傳，最著名的有意大利的喬治·瓦薩里（George Vassari）寫的《意大利最杰出的畫家、雕塑家、建筑家列傳》。
3. 人文主義思潮和啟蒙主義思潮的倡導者都強調創造性工作，因而在本時期的傳記寫作實踐中，傳記作品的形式也相應地有了重大變化
最突出的除了人物速寫一類的短篇傳記增多，回憶錄的撰寫日多之外，還表現為：傳記寫作與文學發生更密切聯系，甚至出現了自傳體的長詩，如華茲華斯（W. Wordsworth）的《序曲》和拜倫（G. Byron）的《恰爾德·哈羅爾德游記》第三、四章，等等。另外，本時期傳記寫作在形式上最大的特點和趨勢是：自傳作品越來越多，尤其到了18世紀中葉，自傳寫作有重大進展，出現了由當時著名的政治活動家、思想家和學者撰寫的從不同角度反映時代精神和作者個性的三大自傳，即法國的盧梭（JeanJacques Rousscau）的《懺悔錄》、英國的吉朋（Edward Gibbon）的《我的一生與作品的回憶錄》和美國的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的《富蘭克林自傳》。
在歐洲各國中，相對說來英國的傳記寫作最為發達。文藝復興以來，英國的傳記寫作形成了一個好傳統，而且傳記理論也很受重視，顯著的實例是：傳記（biography）一詞被用來專指那一類描述個人生平事跡的作品，始于英語，時在公元1660年一說1662年。該年英國史學家富勒（Fuller， 1608—1661）著《英國偉人史》（The History of the Worthies of England）出版，該書首次使用“biography”一詞。至1693年，英國另一史學家給傳記一詞下定義，謂之“杰出人物的生平史”。參見李祥年，《讀〈維多利亞女王傳〉》，《傳記文學》第6期，1987。；同樣，自傳（autobiography）這個詞也在1797年第一次見諸英國的《每月評論》雜志。
英國近代傳記寫作的先驅者是托馬斯·莫爾（Thomas More），他著有《理查三世史》，雖然該書沒有寫完，而且在真實性方面也有所欠缺，書中的一部分材料無從查考，然而由于他的語言風格譏諷俏皮，妙趣橫生，因而對于后世的傳記寫作卻起了積極影響。如書中對理查三世描繪時有這樣一段話：“他諱莫如深，極善于偽裝。表面謙恭，內心傲慢；看上去與你親密異常，骨子里卻恨你恨得咬牙切齒。對欲殺之人他可以毫不猶豫地賜以親吻。”在莫爾之后，又出現了幾位重要的傳記作家，如威廉·羅伯（Willian Roper）著有《托馬斯·莫爾傳》，喬治·卡文迪什（George Covendish）著有《沃爾西大主教傳》。在17世紀中，英國傳記寫作上取得重大成就的還有伊·沃爾特（Izaak Waltou），他在1678年后接連發表了關于詩人約翰·頓、詩人喬治·赫伯特、外交官亨利·渥敦、牧師理查·胡克爾和牧師羅伯特·桑德森等五部傳記。這幾部傳記的共同特點是：對于傳主的描繪生動而具體，而且在各個傳主身上都摻入了作者自己特有的文雅和異想天開。與沃爾特地位相似的還有另一傳記作家羅杰·諾思（L.North），他為自己的三個兄弟——首席法官弗蘭西斯、商人冒險家達德列和患有神經機能病的學者約翰分別作傳，同時也寫了自傳，這些作品各具特色。在18世紀末鮑斯威爾出現之前，給本時期英國的傳記寫作殿后的則是鮑斯威爾不朽名著《約翰生傳》的傳主塞繆爾·約翰生（Samuel Johnson）。約翰生為當時英國文壇的權威，他涉及了多種文化學術領域，既搞文學創作，也搞文藝批評，既編文藝雜志，也編纂辭典，同時作為一個傳記作家，他寫有《詩人傳》（或譯《英國詩人生平》）一書。可貴的是約翰生也有自己的傳記理論，如他認為，“傳記家的任務在省略那些含糊的場面和事物，而集中于家常的和瑣碎的行為的描述”，因為“許多細致和容易忽略的事情，……比大家都知道的更為重要”。此外，約翰生當時還主持過文學俱樂部討論傳記寫作問題，并且提出：“每個人的一生，最好是由他自己來寫。”這些意見直接啟迪了英國傳記寫作的發展。
從歐洲其他國家的情況來看，本時期內也或多或少地有一批較優秀的傳記作品問世。如意大利，15世紀的著名人文主義政論家埃·西·皮科洛夫（E. S. Pickolov）寫的題為《評論集》的自傳，對自己在1458年當選為教皇庇護二世前的生活經歷有較為翔實的記述，同時也反映了當時政界、宗教界和軍界等頭面人物的有關活動情況，很有史料價值，至于作者在敘述自己作為古董鑒賞家的活動情況時，寫傳的筆調更為生動流暢。在法國，本時期的傳記寫作出現了一個高峰黎烈文，《法國傳記文學一瞥》，《傳記文學》第1卷第7期。，幾乎所有的作家都留下了與傳記相關的隨感錄、回憶錄或供后人寫傳記的書簡集，其中著名的有蒙田（Montaigne）的《隨感錄》和塞維涅夫人（Sevigne）的《書簡集》。另外，皮埃爾·布朗多姆（P. Bradley）的《名媛傳》和《名人傳》，也足以成為本時期的代表作。
總的說來，本時期西方的傳記寫作進入了一個發展時期。不過，同下一個時期的傳記寫作情況相比，尤其相對本時期其他科學文化藝術部門的情況而言，傳記寫作的發展在數量和質量方面還都不怎么突出。個中原因，英國史學家沃爾特·饒列寫的《世界史》（1614）的“導言”中的一段話似是作了解釋：“任何人要寫現代史必然會過近地尾隨史實，很可能被敲掉大牙。”意思是，盡管社會進步思潮在發展，但黑暗政治局面依然存在的情況則還要對嚴肅認真的傳記寫作起一種消極的制約作用。事實上也是如此，如英國作家約翰·海沃德（J. Hayward）由于描述了2個世紀前理查德二世被廢黜的真實的歷史情況，竟激怒了伊麗莎白女王而被關進了倫敦塔。這件事同時可以反證：18世紀末以來，特別是20世紀以來，西方的傳記寫作之所以有長足的進步，社會的政治民主化的發展是一個重要的外部原因，而在20世紀中，一些東歐國家以及中國，一度出現傳記寫作的沉寂凋零的局面，同樣也可以從這方面去尋找原因。
傳記通論:增補本 作者簡介
朱文華，男，漢族，祖籍浙江鄞縣。1949年3月出生于上海，1976年畢業于復旦大學中文系。中共黨員。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復旦大學中文系原黨總支書記、教授。1978年開始發表作品，筆名伍文。1993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著有作品《胡適評傳》《終身的反對派—陳獨秀評傳》《魯迅、胡適、郭沫若連環比較評傳》《鄭振鐸評傳》《胡適——開風氣的嘗試者》《傳記通論》《風騷余韻論：中國現代文學背景下的舊體詩》《上海現代文學史》《“再造文明”的奠基石：“五四”新文化運動三大思想家散論》《中國近代文學潮流》《中國近代文學思想述略》《中國近代教育、文學的聯動與互動》等，主編《新編中國現代文學作品選》《新編中國當代文學作品選》《臺港雜文精品鑒賞》《葉圣陶散文選集》《上海文學志稿》等。曾獲全國高校優秀教材中青年獎、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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