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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愛遺事:中國現代愛情觀的形式(精裝) 版權信息
- ISBN：9787559876805
- 條形碼：9787559876805 ; 978-7-5598-7680-5
- 裝幀：精裝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真愛遺事:中國現代愛情觀的形式(精裝) 本書特色
社會歷史學者潘翎代表作，以文藝著述與文人生活為線索，講述明末至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愛情在中國的發展史。
在愛成為一個詞條之前，中國人是怎樣界定情感的？從未發之“情”到愛的疾呼，講述張愛玲、徐志摩、郁達夫、丁玲等中國文人的愛情實踐。
潘翎是研究中國二十世紀早期歷史文化的重要社會歷史學者，她洞察到潛藏的私人情感與動蕩歷史的意涵，本書豐富詳實、扣人心弦地呈現了**代現代中國知識分子與作家如何發現浪漫愛的樂趣與痛苦。
編輯推薦
很多人以為“愛”是天然存在的，而浪漫愛是一種*普遍、*典型的人性特質。這種觀點假定了愛情有著超越語言與文化壁壘的普遍意涵。然而，它真如人們所想的那樣永恒嗎？
早在二十世紀初，中國作家就宣稱他們從未了解西方現代標準下的愛情，關于浪漫愛是否由歐洲人發明并獨屬于西方的爭論也經久不息。時至今日，我們對愛情的一般性認識究竟從何而來？本書借助文學、歷史、哲學、傳記以及比較研究的方法，展現了“愛”的概念如何在反對包辦婚姻與納妾制的獨立自主選擇、一夫一妻制與西方的浪漫愛典范中逐漸轉變。
真愛遺事:中國現代愛情觀的形式(精裝) 內容簡介
本書以文藝著述與文人生活為線索，講述明末至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愛情在中國的發展史。書名靈感來自張愛玲的短篇小說《五四遺事》，作者從《牡丹亭》、艾倫·凱、廚川白村等作家作品中汲取養分，在民國名士身上尋找愛情的蹤影。繼上海書寫與海外華人敘史之后，潘翎將視線投射到二十世紀中國愛情觀的演變之上，探索中國傳統中的“情”如何與西方浪漫愛交匯融合，揭開新式戀愛的洋洋大觀。
真愛遺事:中國現代愛情觀的形式(精裝) 目錄
致 謝
**章 愛的前菜
第二章 孔子與弗洛伊德
第三章 愛情與西方世界
第四章 關鍵詞
第五章 兩部愛之杰作
第六章 茶花女
第七章 《迦茵小傳》與浪漫主義小說
第八章 愛語
第九章 兩種逃避的方式
第十章 浮士德、維特和莎樂美
第十一章 艾倫·凱
第十二章 獨一無二
第十三章 尋找愛情：郁達夫
第十四章 高舉愛情旗幟：徐志摩
第十五章 愛的背叛：張愛玲
第十六章 愛情的凋亡
第十七章 筆落長思
注釋
參考文獻
展開全部
真愛遺事:中國現代愛情觀的形式(精裝) 相關資料
第十五章 愛的背叛：張愛玲
張愛玲在自傳體小說《易經》（The Book of Change）中談道，“愛情是神圣的”是她母親那一代“在剛發現愛情與西方世界”時的口號。她的母親黃逸梵出生于1896年，確實是在五四運動對西方正熱情高漲之時長大成人的。黃逸梵既是舊時代的淑女，又是五四時代的新女性，“裹著一對三寸金蓮橫跨兩個時代”。她是中國的娜拉，迫不及待地要離開她的丈夫。她確實曾經嘗試過兩次，第一次是在女兒張愛玲四歲、兒子三歲的時候；第二次幾乎是在法律剛通過的情況下，就和丈夫離了婚。
當她丈夫張志沂唯一的妹妹張茂淵（1901—1991）決定去英國學習時，她找到了第一次逃離的機會，黃逸梵主動提出作為監護人陪同她去英國。這對姑嫂成了知心朋友，一起在英國游玩；她們還一起去法國阿爾卑斯山滑雪，盡管黃逸梵還裹著小腳。這兩位中國新女性走得很遠—不只是空間意義上。
如果沒有繼承財富，獲得經濟保障，這樣的獨立自主是不可想象的。黃逸梵出身顯赫，祖父是貴族，她的小姑子更是如此。張茂淵的母親（張愛玲的祖母）是晚清名臣李鴻章的女兒。幾乎所有關于19世紀中國歷史的教科書都會提到李鴻章。這意味著張愛玲擁有貴族血統，同時她還和邵洵美是遠房親戚，邵洵美的伯父娶了李鴻章的另一個女兒。
兩個家族都是高門大戶，公認的門當戶對。張愛玲的父母在孩提時候就訂婚了。所有人都認為這是一對金童玉女，兩人都來自上層階級，據說她很可愛，而他“很秀氣”。然而，這段婚姻如新娘所擔心的那樣變得不幸，除了吵架，張愛玲記不起父母一起出現的時候。母親后來鼓起勇氣對女兒說：“我常想他要是娶了一個對他很好的人，他不會是今天這個樣子。”但黃逸梵不是這樣一個人。她不能容忍他賭博、吸鴉片、嫖娼，而這些都是他那個階層男人的特權。
實際上，如果張志沂擁有一份有收入的工作，可能會完全不一樣。然而，他是中國人所說的“遺少”，是封建帝制的遺產，接受過傳統的入仕教育，但在清朝滅亡后，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于是，張志沂就在那里，作為一個已經不復存在的舊中國的殘留物，雖然年輕，卻早已過了保質期。張愛玲的短篇小說《花凋》中暗示，這些遺少中有某種發育不良、停滯不前的東西，她在她的故事中將其比作“酒精缸里泡著的孩尸”。
雖然張志沂繼承了家族的名望與財富，但他在未來將面臨家產減少與省吃儉用的問題。貧困的威脅一直存在，眼看著錢只出不進，想必讓人既恐慌又屈辱。張愛玲關于父親的文字中最令人難忘的一句話是：“他這一生做的事，好也罷壞也罷，都只讓他更拮據。”他就是那個可悲的“花花公子”，而不是一個“出手闊綽的人”。
第十五章 愛的背叛：張愛玲
張愛玲在自傳體小說《易經》（The Book of Change）中談道，“愛情是神圣的”是她母親那一代“在剛發現愛情與西方世界”時的口號。她的母親黃逸梵出生于1896年，確實是在五四運動對西方正熱情高漲之時長大成人的。黃逸梵既是舊時代的淑女，又是五四時代的新女性，“裹著一對三寸金蓮橫跨兩個時代”。她是中國的娜拉，迫不及待地要離開她的丈夫。她確實曾經嘗試過兩次，第一次是在女兒張愛玲四歲、兒子三歲的時候；第二次幾乎是在法律剛通過的情況下，就和丈夫離了婚。
當她丈夫張志沂唯一的妹妹張茂淵（1901—1991）決定去英國學習時，她找到了第一次逃離的機會，黃逸梵主動提出作為監護人陪同她去英國。這對姑嫂成了知心朋友，一起在英國游玩；她們還一起去法國阿爾卑斯山滑雪，盡管黃逸梵還裹著小腳。這兩位中國新女性走得很遠—不只是空間意義上。
如果沒有繼承財富，獲得經濟保障，這樣的獨立自主是不可想象的。黃逸梵出身顯赫，祖父是貴族，她的小姑子更是如此。張茂淵的母親（張愛玲的祖母）是晚清名臣李鴻章的女兒。幾乎所有關于19世紀中國歷史的教科書都會提到李鴻章。這意味著張愛玲擁有貴族血統，同時她還和邵洵美是遠房親戚，邵洵美的伯父娶了李鴻章的另一個女兒。
兩個家族都是高門大戶，公認的門當戶對。張愛玲的父母在孩提時候就訂婚了。所有人都認為這是一對金童玉女，兩人都來自上層階級，據說她很可愛，而他“很秀氣”。然而，這段婚姻如新娘所擔心的那樣變得不幸，除了吵架，張愛玲記不起父母一起出現的時候。母親后來鼓起勇氣對女兒說：“我常想他要是娶了一個對他很好的人，他不會是今天這個樣子。”但黃逸梵不是這樣一個人。她不能容忍他賭博、吸鴉片、嫖娼，而這些都是他那個階層男人的特權。
實際上，如果張志沂擁有一份有收入的工作，可能會完全不一樣。然而，他是中國人所說的“遺少”，是封建帝制的遺產，接受過傳統的入仕教育，但在清朝滅亡后，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于是，張志沂就在那里，作為一個已經不復存在的舊中國的殘留物，雖然年輕，卻早已過了保質期。張愛玲的短篇小說《花凋》中暗示，這些遺少中有某種發育不良、停滯不前的東西，她在她的故事中將其比作“酒精缸里泡著的孩尸”。
雖然張志沂繼承了家族的名望與財富，但他在未來將面臨家產減少與省吃儉用的問題。貧困的威脅一直存在，眼看著錢只出不進，想必讓人既恐慌又屈辱。張愛玲關于父親的文字中最令人難忘的一句話是：“他這一生做的事，好也罷壞也罷，都只讓他更拮據。”他就是那個可悲的“花花公子”，而不是一個“出手闊綽的人”。
張志沂娶了一位姨太太，給她單獨安置了一間小公館，但后來隨著手頭日益捉襟見肘，他賣掉了那處別院，把她帶回家。她只待在自己的臥室里，照堂子的規矩在里間活動。兩個燒鴉片的仆人侍候著她和張志沂，端來端去，不久在仆人的房間里就有人低聲說，這對夫妻中有一個會打針。這個消息傳到了張氏家族其他成員的耳朵里，提到張志沂現在不僅抽大煙、注射嗎啡，而且這位姨太太脾氣非常暴躁，有一次還用痰盂砸破他的頭。親戚們謀劃一番，當即把她趕出家門。姨太太確實走了，卻是在滿載了一車張家的家具與銀器后才走的。
張志沂自己也很不舒服。頭破血流還不算什么，嗎啡造成的傷害更大。他差點死于藥物過量，打的嗎啡夠“毒死一匹馬了”。就在這時，他的妻子和妹妹回到了中國。他的妻子已經離開四年，如果不是他同意她回家的條件，時間原本會更長。她提出的條件是：第一，她將管理他的房子，照顧孩子，但不與他同床；第二，她可以容忍他到酒樓去，但決不允許他把妓女帶回家；她還堅持要讓他戒掉嗎啡，但等到真正實施起來時，他的戒斷反應十分嚴重，為了把他送進醫院，她找來他姐夫的司機和保鏢，幾乎是把他綁去了醫院。
為了重新開始，黃逸梵把家搬到了上海一棟英式的花園洋房里。黃逸梵旅英歸來，生活極為西式：花園，寵物狗，書籍，鋼琴，到處都是鮮花，圣誕節會放一棵布滿掛飾和蠟燭的圣誕樹。“家里的一切我都認為是美的頂巔。”她女兒這樣寫道。她開始喜歡上了這個名字：英格蘭。
一切都終止于夫妻在金錢上的爭吵，二人抬高的音量和他拍桌的動靜把幼時的張愛玲嚇壞了。時值1930年，時代變化之下，中國婦女有了提出離婚的權利，而在此之前，她們不具備這方面的任何自由。張愛玲對讀者說，離婚是一件“和家里有汽車或出了科學家一樣摩登的事情”。的確，隨著1929至1931年《中華民國民法典》的通過，中國成為世界上離婚法最寬松的國家之一。“為什么她聽說中國的離婚法律比英國的還進步”，張愛玲這樣記述年輕時的自己。她沒聽錯，當時中國的離婚法超越了其效仿的德國和瑞士的離婚法，也超越了同時期英國、法國和美國的離婚法，除了常規的離婚理由，還規定了“無過錯”前提下的雙方同意條款。
黃逸梵啟程去法國，留下當時10歲的張愛玲，她再一次與母親分離。但黃逸梵的世界并沒有立即消失，因為愛玲每次去姑姑的“立體主義”現代公寓看望她時，都能再次體驗那種感覺。她的母親和張茂淵十分親密，在她的心目中，媽媽姑姑是一體的。就像她喜歡母親房子里的一切一樣，在她看來，姑姑的公寓里也擁有她認為生活中最美好的東西。
姑姑的房子與父親的房子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父親的房間里是“永恒的午后”，陽光迷蒙，鴉片煙霧彌漫。愛玲知道他很孤獨，他正是在孤獨時才會對她溫暖起來。至于她，她覺得父親很可憐，有時甚至可笑。他再婚時，她參加了他的婚禮。他顯得既難堪又尷尬，非要在所有人面前舉辦一場“又是伴娘又是婚戒的，只少了一頂高帽子”的歐式婚禮，這在她看來很可笑。
娶一位同樣嗜毒成癮的新妻子，意味著張志沂永遠不可能放棄自己的積習，也不可能改變原有的生活方式。深吸一口大煙，夫妻二人一起進入一種空虛而滿足的夢幻狀態。日子一天天過去，鴉片的價格不斷攀升，他們不可能不知道錢也在煙霧中化為烏有。但他們這個階層禁止談錢—他們把這個問題留給新富們，所以他們會繞著這個詞打轉，而絕口不提這個詞。
她知道父親生活在財政壓力的恐懼中，十七歲的張愛玲在提出去英國學習的問題時，既緊張又害怕遭到拒絕。她的母親已經決定讓她到倫敦大學攻讀學位，甚至將這件事寫進了離婚合同，到時候將由父親支付學費。現在被要求履行諾言，她的父親覺得受到了侮辱。女兒可能會成為這位受過外國教育的母親的翻版，這讓他很生氣，更不愿出這筆錢。他的第二任妻子語氣尖刻地補充道：“你母親離了婚還要干涉你們家的事。既然放不下這里，為甚么不回來？可惜遲了一步，回來只好做姨太太！”
1937年，日本全面侵華。在某個被轟炸的一天，張志沂受到了敵意和暴力的折磨。他的仇恨與日俱增：黃逸梵剛剛回到上海，而張愛玲舉止上的變化顯示了她更愿意和母親在一起，她已經去母親和姑姑合住的公寓過夜了。她的繼母借口張愛玲沒有征得自己的同意就去姑姑家過夜，對自己不敬，找碴兒狠狠地扇了她一巴掌，于是張愛玲也只好還擊。
“她打我！她打我！”繼母尖叫著跑上樓去找張志沂。“你打人我就打你！”她丈夫一邊喊一邊撲向女兒。她的頭在扇打之下左右偏轉，她踉踉蹌蹌地倒在地板上，拳頭和巴掌如雨點般落下。當仆人們終于讓他平靜下來后，她跑到浴室檢查她的瘀傷，擦干眼淚。但是張志沂仍不解氣，再次闖進張愛玲的房間，朝她扔了一個花瓶；ㄆ苦驳囊宦晱乃咃w過，離她的頭只有幾英寸遠，在地板上摔成了碎片。
如今什么也平復不了張志沂的心情，他妹妹更不可能。張茂淵第二天前來斡旋，他用鴉片煙斗打她，眼鏡都打碎了，張茂淵不得不去醫院接受治療。家丑不可外揚，這場風波并沒有訴諸警察。張愛玲的父親幾乎等于把女兒監禁起來，在接下來的日子里，她覺得自己幾個星期就老了好幾歲。她只想著逃跑—可是，守夜人聽從她父親吩咐，怎么能放她出來呢？與此同時，日軍的進攻毫不留情。飛機從頭頂飛過，她在陽臺上看著，推測是敵機。她祈禱，要是他們投下一顆炸彈，引發大火，造成足夠劇烈的破壞，讓她逃出來就好了；或者如果這個要求太高的話，她希望他們擊中房子和里面的每個人。除了望天，她只能看見前院的景色。一棵高大的玉蘭樹開出極大的花，她想，像污穢的白手帕，又像廢紙。
她患痢疾病倒，父親又不給她吃藥，此時她如墮深淵，瀕臨死亡，她模糊地感到時間在流逝，不知道自己生活在哪年，在哪個朝代。然而，她聆聽著大門的每一次打開或關閉，聽著生銹的門閂被拉開時發出的吱吱聲，聽著鉸鏈取下鐵門打開發出的鏗鏘聲，甚至在夢里也能聽到這些聲音。六個月的監禁足以養精蓄銳，張愛玲計劃在大門看守換崗的時候逃走。她溜出房間，走進夜色中。她慢慢地一步一步地走著，緊緊地抱著墻，一直走到門口，打開了門閂。在外面，在街上，一旦她拐過彎，她就會跑向有軌電車車站。但就在這時，一輛黃包車出現了，載著她從父親的房子前往母親的公寓，她“任喜悅像逃竄的牛一樣咚咚地撞擊”。
父親已經和她斷絕了關系，母親將不得不資助她在倫敦大學的學習，她現在已經通過了倫敦大學的入學考試。張愛玲的虧欠感使她與母親的關系更加復雜—她與這位美麗、迷人、西化的女人很少見面，似乎只有后者在浴室鏡子前梳妝打扮或收拾箱子準備離開時才會看到她。
張愛玲很快意識到，她母親不愿待在上海的其中一條原因，就是要和她所愛的男人分開。他顯然不是中國人，而是她在國外認識的人。“中國人不懂戀愛”是她母親常說的話，張愛玲曾在公開場合多次引用這句話，以及母親隨之附上的一句：“所以有人說愛過外國人就不會再愛中國人了。”
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爆發，張愛玲的英格蘭之行泡湯了，于是她轉到了香港大學，她的學業成績十分優異，獲得了兩項獎學金。三年后，日軍占領香港，她的學業因為英國殖民政府投降日本而中斷。1942年她回到上海，在那里，幾乎一夜之間，她發表的故事使她成為文壇新星。媒體小報開始報道她的八卦，而她另一個重要的成名標志則是一個記者根據他看到的她的照片，把她的長相（尤其是發型）與好萊塢明星洛麗泰·揚（Loretta Young）作比較。他寫道：“且看照片，密司張的樣子倒蠻漂亮……有些像洛麗泰揚，好在‘東方的洛麗泰揚’沒有，密司張可以占領這個頭銜。”
她出版的小說、新聞報道、電影劇本、信件、自傳和半自傳作品，以及根據她的故事改編的電影，得到了文學評論家和歷史學家廣泛而深入的研究，她受到了全國各地和其他華語世界讀者的狂熱推崇。然而，我關注的不是文學，而是愛情，包括書寫愛情的作家和那位戀愛中的女性。二者不可分割，就像真實的自我和自傳的自我一樣。我不知道她自己在寫作和改寫那三部死后才出版的自傳體小說時是否能區分虛構和現實，包括英文的《雷峰塔》（The Fall of the Pagoda）、《易經》和中文的《小團圓》。
23歲的張愛玲出生于五四運動一年以后，她可以在1934年以一種歷史的后見之明來總結這場運動，把它描述為一段“浮面的清明”時期，這并不完全公正。她在一本英文雜志《二十世紀》（XXth Century）上寫道：
有一時期似乎各方面都有浮面的清明氣象。大家都認真相信盧騷的理想化的人權主義。學生們熱誠擁護投票制度，非孝，自由戀愛。甚至于純粹的精神戀愛也有人實驗過，但似乎不會成功。
當然，張愛玲所說的“純粹的精神戀愛”是指被她的前輩們用不同的方式描述為“精神的”“柏拉圖式”或與“靈魂”有關的那種愛。它與同樣從西方傳入的觀念相配，那就是愛情是“神圣的”（借用本章開頭所引的那句張愛玲原話）。她認為它在中國的移植并不成功，而且她從母親那里得知，人們錯誤地把“自由戀愛”理解為性自由。她自己說，“我們中國人至今不大戀愛，連愛情小說也往往不是講談戀愛”（見第1章），聽起來像是她母親那句“中國人不懂戀愛”的變形。但張愛玲并沒有因此得出她母親的結論，即西方男人比中國男人更好。即便如此，毫無疑問，張愛玲是以西方的標準來評判愛情和愛情故事的。
不管有多愛，都不要上床，這是她母親反復告誡她的。張愛玲想，她母親也太“道德”了，不在離婚前和任何一個她愛的男人上床，那她父親也不太可能被戴過綠帽子。張愛玲的母親不斷強調，無論與男人多么相愛，都不應該發生性關系—“只要不越界，盡管去戀愛；一旦發生了肉體關系，那就全完了。”直到很多年后，張愛玲才知道她母親“越界”過很多次。年輕的張愛玲聲稱，她不會受母親追求愛情的過程中所做的一連串事情困擾。畢竟，張愛玲讀過喬治·伯納德·蕭伯納（他反對婚姻制度）和赫伯特·喬治·威爾斯（H. G. Wells，自由愛情的倡導者）的書。不，她討厭的是她母親對待那些追求她的男人的行為方式。
“困擾”張愛玲的是，使她母親高興的事物是多么微不足道。“廉價的裙子”，接到英國或法國男朋友打來的電話，“她的聲音會變得安靜甜美”，呼吸急促，發出“少女般的竊笑”。女人就那么低賤嗎？黃逸梵的羞怯讓張愛玲覺得很不對勁，無論是以新的標準還是舊的標準：一方面，這不是一個獲得解放的女人對男性喜好的回應；另一方面，在那些傳統的圈子里，一個女人僅僅意識到別人的注意就進行庸俗的調情，這會被認為是非常低級的表現。
她的母親要求將愛和欲望分開，但我懷疑張愛玲是否將黃逸梵說過一遍又一遍的這些話放在心上：愛和身體是兩回事，肉體的關系毀了一切。
甚至在她的虛構作品中，張愛玲也避免善與惡的絕對區分以及靈與肉的絕對沖突。
張愛玲在十五六歲時就讀過蕭伯納的所有戲劇序言，盡管后來她發現蕭伯納的一些觀點幼稚可笑，但她仍然受到他的影響，認為沒有什么是不可侵犯的—她用“沒有圣牛這樣東西”來形容愛情、性和婚姻。在成年后的張愛玲看來，性壓抑會給一個女人帶來可怕的后果，尤其體現在她最受好評的中篇小說《金鎖記》（1943）里怨毒的女主人公曹七巧身上。
一個女人是如何在被斷絕了愛情與性滿足后變得粗俗、扭曲甚至精神失常的？ 曹七巧出身低微，高攀進了富裕的姜家，但這只是因為她的丈夫是個殘疾，需要個妻子來伺候他—否則，丈夫的家人怎么會接受她？她的父親只是個賣麻油的小販。她現在覺得自己被困在了“金籠子”里，她的丈夫幾乎坐不起來，滑下來時，看上去還沒有她三歲的孩子高。所以真是不可思議，她對妯娌們感嘆道，他是如何跟她生下兩個孩子的。她粗魯而直率，毫不掩飾對臥病在床的丈夫和他“沒有生命的肉體”的憎惡。“你碰過他的肉沒有？”她問丈夫的弟弟姜季澤，“就像人的腳有時發麻了，摸上去那感覺”。姜季澤是個揮霍無度的浪蕩子，但她暗戀他。在這一段里，她在與他交談時，把手放在他的腿上，他彎下腰捏她的腳，說“倒要瞧瞧你的腳現在麻不麻”，充滿了越軌的情色意味。
她贏得了渴望的權力和金錢。丈夫死后，她分到了家產，搬出了姜家，住進了自己的房子。姜季澤想從她那兒騙取錢財，首先要玩弄她的心弦。他坦白說，這些年來，因為無法擁有她，他遭受了多大的痛苦。有那么一會兒，她陷入了幻想，自欺欺人地認為他們是天生的一對：“當初她為什么嫁到姜家來？為了錢么？不是的，為了要遇見季澤，為了命中注定她要和季澤相愛。”幸福的幻象時而出現，時而消失。她斷定他是虛偽的，控制住自己，把他趕走了。
她只剩下鴉片，還有無端的殘忍。她利用自己新獲得的權力打壓他人，讓兒子和女兒染上了鴉片癮，毀掉了女兒嫁人的最后機會。故事接近尾聲時，曹七巧半睡半醒地躺在鴉片榻上沉思：30年來，她一直戴著金鎖，用它堅硬的邊緣砍下了許多人。幾十年后，張愛玲寫道：“每個人心中都有一把刀。當不能用在外人身上來養肥他的家人時，他就用在自己家人身上。”她寫下這些冰冷的文字時，心里想的是父親，但她不可能沒有想到她的繼母。十幾歲的時候，張愛玲曾發誓要報復繼母，因此我們很難抵擋這樣的推論：在塑造曹七巧這個令人討厭的角色時，她做到了。
香港大學的一個同學曾經像女孩們經常談論的那樣問她，世界上是否有愛情這回事。“有。”張愛玲答道。
十幾歲時，她就想要那種在電影里看到的愛情。不僅西方電影影響了她，小說也影響了她。她不僅閱讀英美作家的作品—有些與中國有關，如約翰·赫西（John Hersey）、斯黛拉·本森（Stella Benson）、賽珍珠和薩默塞特·毛姆，還有許多與中國無關，如托爾斯泰和阿爾道斯·赫胥黎—而且整個《紐約客》都是她想象的源泉。她的腦子里充滿了各種跨文化的聯想，我不認為她可以講得出自己所表達的關于愛情的觀點是不是來自她的閱讀、觀察或經驗。
她在23歲以前沒有什么經驗。有一次，她買完東西回到姑姑的公寓，感到一時空虛：“二十二歲了，寫愛情故事，但是從來沒戀愛過，給人知道不好。” 二十三歲時，她經歷了初戀。她根據情人胡蘭成（1906—1981）講述的一個真實故事，寫了一篇一頁的短文，取名為《愛》。
這篇短文圍繞胡蘭成的第一任妻子的母親展開，她是個妾。故事講述了一個十五六歲的可愛的鄉村女孩，在一個春天的晚上，手扶著桃樹。一個她從未打過招呼、但住在對門的年輕人走上前來，輕聲說：“噢，你也在這里嗎？”他們站在那里，不說話，然后各走各的路。后來她被拐賣到一個遙遠的小鎮做妾，然后又被轉賣了幾次。盡管經歷了這一切，那個春天的夜晚，那棵桃樹，那個年輕人的記憶在她腦中揮之不去，年老時仍歷歷在目。
張愛玲在故事結尾的幾句話帶有一種浪漫的宿命論色彩：“于千萬人之中遇見你所要遇見的人，于千萬年之中，時間的無涯的荒野里，沒有早一步，也沒有晚一步，剛巧趕上了，那也沒有別的話可說，惟有輕輕地問一聲：‘噢，你也在這里嗎？’”這幾行字指出了愛情的偶然性，這種相遇（于千萬年中，數千萬人里）是極端不可能的，但也揭示了它發生的必然性—如果是不可避免的，那么也許是命運的。如果那個男孩當時沒有不早不晚地遇上她，事情的發展將會多么的不同，女孩的記憶將會失掉多少意涵。
愛情就像一個人在蜿蜒的山路上看到的突然而短暫的風景。對張愛玲來說，這既不是需要，也不是占有，更不是以任何婚姻或經濟支持的保證為條件—這里她打破了那個時代的常規看法。她在《易經》中說：“在她看來，唯一真正的愛情是那種沒有結果的愛情，不以結婚和一生的支持為目標，不要求任何東西，甚至不需要陪伴。”這是一種高度理想化的觀點。
她的愛情觀也很夸張。有一次，有人批評她寫的是男女關系，而不是戰爭和革命等更重大的主題，她辯護道：“我以為人在戀愛的時候，是比在戰爭或革命的時候更素樸，也更放恣的。”在情感方面，她接著說，戰爭、革命同愛情是相似的，它們應該像愛情一樣，能夠滲透到人整個的生命中，不受任何限制。一次，有人問她如果要寫一部以愛情為主題的戲劇，她會如何表達。她回答說：“需要激情的愛，不要平凡的，公式化的愛。”
五四運動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在張愛玲最受追捧的小說中，男人被認為是追求“精神戀愛”而不是肉體之愛的人，因為他似乎對與心上人的交談更感興趣，而不意于騙她上床。這對男女是《傾城之戀》（1943）中的人物，我將會詳細討論這部中篇小說，因為它是一面鏡子，在中國人和西方人的眼中，愛情的倒影不盡相同。
這部被改編成電影、戲劇和電視劇的作品之所以如此受歡迎，不可忽視的一個原因在于，上海的女主人公白流蘇得到了她的男人，而張愛玲的小說中的女性很少能做到這一點；即使她們做到了，也要付出巨大的代價。不可思議的是，白流蘇得到了范柳原，因為范柳原看起來是一個典型的不負責任的男人，他足夠富有，很多富家太太爭相把女兒介紹給他。然而，白流蘇這個外形平平的離婚女人卻最終成為范柳原的妻子。為什么？在他們第一次獨自外出的晚上，白流蘇也很好地解釋了這一點。二人只是聊天，開玩笑，甚至互相爭吵，她評估了自己和范柳原未來成功的機會：
原來范柳原是講究精神戀愛的。她倒也贊成，因為精神戀愛的結果永遠是結婚，而肉體之愛往往就停頓在某一階段，很少結婚的希望，精神戀愛只有一個毛。涸趹賽圻^程中，女人往往聽不懂男人的話。然而那倒也沒有多大關系。后來總還是結婚、找房子、置家具、雇傭人—那些事上，女人可比男人在行的多。
她已經說到點子上了，自己卻不知道。他想要的愛人是一個靈魂伴侶。簡而言之，他想要的是愛，而且是相互的愛，那種上一代人稱之為“靈肉一致”的愛。他當然夠“洋”了—事實上是加倍的“洋”，因為他父母是馬來西亞華人，而他又在英國長大。如果其他華人覺得他有些奇怪，這是可以料得到的：盡管他認為自己回國后逐漸變得更像中國人了，但他仍然是西化的，因此對他們來說，他就像一個謎。
人們知道他繼承了一大筆錢，他們聽說或者認定這筆錢支付了他的衣著行頭以及中國花花公子慣有的消遣，即嫖娼、賭博和饕餮饗宴，卻不明白為什么“把女人看成他腳底下的泥”的范柳原會對一個離過婚的女人感興趣，一個28歲的女人對32歲的他來說肯定太老了。白流蘇自己也理解不了他：為什么這個所有人都認定如此有吸引力的人，日復一日地帶她出去，卻連她的手都沒碰過？她不停地想，為什么他在她面前如此紳士，他是否戴著面具？直到她判定他追求的是精神之愛才不再疑惑。張愛玲曾在已發表的評論中告訴讀者，她的故事是從白流蘇的視角寫的，因為白流蘇從來都不了解范柳原，她作為作者也不需要那么了解他。
自始至終，她追求的都是婚姻。她難以忍受的生活環境要求她這樣做。她的父親把家產都賭光了，她離婚后本想指望得到兄弟們的關照，可兄弟們用她的錢炒股，結果輸得一塌糊涂，迫使她不得不依賴家族接濟。與此同時，她還得忍受嫂子們的影射、侮辱、蔑視和純粹的惡意，她們整天喋喋不休地提醒她，她的離婚給她自己和家庭帶來的莫大恥辱。如果說在上海，離婚女人的生活是痛苦的，那么對于一個身無分文的離婚女人來說，痛苦是雙倍的。白流蘇希望再婚，既是為了獲救，也是為了得到更好的承諾。然而她并不卑微，恰恰相反：在張愛玲的筆下，白流蘇令人敬畏，她沒有受過多少正規教育，卻能說會道。
家里的一位朋友徐太太主動提出充當中間人，邀請她去香港，在那里她將與范柳原相遇。白流蘇相貌可人（的確“美得不近情理”），她也很快就知道，她正是他喜歡的類型。范是個陳腐的男子，但也是個現代的西式華人，希望他的女人是個地道的中國人。白流蘇低著頭，只穿了一件老式的旗袍，看起來不夠現代，不像上海人，甚至不像這個世界的人，但就他而言，這還不錯。兩人住在香港的同一家酒店，每天都見面。她意識到這是一種求愛，但令她驚訝的是，他沒有提出任何性要求。
一天晚上，事情出現了轉機。電話鈴聲把她從睡夢中驚醒，她把電話放在耳邊，驚訝地聽到他說：“我愛你。”說完，他就掛了電話。他已經表白了，現在要求她對他說。安靜了不到一分鐘，電話又響了，這次他說：“我忘了問你一聲，你愛我么？”
她咳嗽了一聲，回答道：“你早該知道了，我為什么上香港來？”她隱瞞或回避了他想要的表白。
是的，他確實知道，她不愛他，只是想嫁給他。帶著這樣的想法，他回答道：“我早知道了，可是明擺著的是事實，我就是不肯相信。流蘇，你不愛我。”
他是對的，她確實不愛他，不是他這個近似洋人的人所理解的愛。“怎見得我不？”她問道，因為在她看來，她是愛他的—她想嫁給他，不是嗎？但他說的不是婚姻，而是愛情，在他的字典中，這兩者不是一回事。的確，如果他是張愛玲的話，他可能會說出前述所引的她的言論：“唯一真正的愛情是那種沒有結果的愛情，不以結婚和一生的支持為目標，不要求任何東西，甚至不需要陪伴。”
他沒有解釋為什么他認為她不愛自己，而是引用了《詩經》中的一首古詩。他認為這首詩很傷感，因為詩中說“死生契闊—與子相悅”。然而，“比起外界的力量，我們人是多么小，多么！可是我們偏要說：‘我永遠和你在一起；我們一生一世都別離開。’—好像我們自己做得了主似的！”
白流蘇聽了很生氣，說：“你干脆說不結婚，不就完了，還得繞著大彎子，什么做不了主？”如果像范柳原這樣自由自在、無拘無束的人都不能自己做決定，那么還有誰能呢？
他對此的反駁是：她不愛他，也是她無法控制的事，這難道不是她做不了主的事實嗎？他沒有講明，但他的意思是，愛是一種擊中你的東西，不是你可以決定的東西。
任何一個認同“相互間的愛是婚姻的先決條件”觀點的人都會為她接下來的話感到震驚。她問：“你若真愛我的話，你還顧得了這些？”
范柳原當然驚呆了，難道要娶一個對他毫不關心、只會對他頤指氣使的女人嗎？他沒有那么傻。再說，“那太不公平了”，對她也不公平，把她綁在一段無愛的婚姻上。但他接著說：“也許你不在乎。根本你以為婚姻就是長期的賣淫。”
她被這些話激怒了，沒等他說完，就砰的一聲掛斷了電話。我相信她從來沒有這樣想過婚姻，也沒有聽說過艾倫·凱。無愛的婚姻無異于賣淫，這是艾倫·凱的觀點，想必大家還記得，五四追隨者們對此深信不疑。范柳原并不是真的在說白流蘇是這么想的，她只是認為無愛的婚姻沒有錯，她幾乎認可了性與既得利益的交換。
兩人經常在一起，酒店里的人都把他們當成了夫妻。當有人稱呼她為“范太太”時，他開玩笑地對她說：“你別枉擔了這個虛名！”人們認定他們上過床，她心想，事實并非如此，他還沒有得到她。既然還沒得到，他可能會以更好的條件回來找她。她決定返回上海，同時一直考慮著不能把自己表現得太廉價。她的親戚自然把她往最壞處想：一個賣了自己的女人，一個妓女，而且是兩次下海做妓女，卻似乎沒得到過男人的一分錢。
最后，范柳原派人去接她，她第二次去了香港，但沒有第一次所憧憬的希望，只有失敗的感覺。在旅館房間里，他吻了她，雖然這是第一次，但對他們來說都不像第一次—兩人都曾多次想象過這樣的場景，他渴望這樣的場景，她擔心這樣的場景會發生。作者用優美的、視覺化的、感性的文字描繪了這場性愛，就好像她在為電影中的一個場景編寫腳本，她用鏡子作道具，反射出接吻的情侶，他們燃燒的激情在冰冷的表面上融化。讀到作者電影式的演繹，我想起了張愛玲自傳小說《小團圓》中的一段話。在這里，胡蘭成吻了張愛玲本人，他事后觀察道：“你仿佛很有經驗。”她笑著對他說：“電影上看來的。”
白流蘇成了范柳原的情婦，或者說“包養的女人”更合適，范把她安置在一所公寓里。接下來，故事戲劇性地展開，張愛玲再也沒有比這更出色的敘述了。1941年12月8日，歷史以香港保衛戰的形式介入。就在偷襲珍珠港的同一天上午，日本軍隊開始炮擊香港，也就是故事標題中的“傾城”。張愛玲本人就在那里，當時一顆炸彈落在她在香港大學的宿舍旁，她撤退了出來，所以她對范柳原和白流蘇掙扎于日軍圍攻下持續18天的機槍掃射和子彈橫飛的描述讀起來很真實。這場戰爭使兩人只剩彼此。白流蘇不再猜疑，范柳原也不再調情。她對他變得親切，他對她也是一樣。有那么一瞬間，他們害怕地蜷縮在一起，他伸手抓住了她的手，在那一瞬間，他們真切地看到了彼此。僅僅是一剎那的澈底的諒解，作者寫道，然而這一剎那夠他們在一起和諧地活個十年八年。
那晚范柳原給白流蘇朗誦的那首詩，其實就是一個伏筆—世間沒有必然，人類在“死生契闊”面前不過是一粒微塵。在戰爭的災難中，人們失去依托，漂泊不定。張愛玲圍困期間在空襲預防中心做志愿者時觀察到，人們在焦慮中急于抓住一些堅實的東西時會選擇結婚。而這就是范柳原和白流蘇正在做的。他的本意是讓她成為自己的情婦，但香港的失敗使她從被包養的女人一躍成為妻子—事實上，如果這是一場兩性之戰的話，她贏得了勝利。
但是愛情呢？張愛玲稱她的小說是一個愛情故事。她以臺下胡琴的哀鳴聲作為故事的結尾，就好像這是一個傳統說書人的故事。在傳統的中國故事中，婚姻才是大團圓結局，而非“真愛”。沒有一個中國男主人公會問女主人公愛不愛他。但《傾城之戀》是一部現代愛情小說，因此它有義務以愛的圓滿結束，就像作者和讀者在上海看到的幾十部好萊塢電影一樣。所以范柳原在求婚后說：“鬼使神差地，我們倒真的戀愛起來了！”—憑著角色的個性，他不經意地說了這句話。白流蘇提醒他：“你早就說過你愛我。”他回答說，那不算，“我們那時候太忙著談戀愛了，哪里還有工夫戀愛？”即使白流蘇想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她也沒有問出口。我猜，20世紀40年代的讀者也不理解他，但他們總能把這歸結到范柳原的外國身份上，作者明智而恰當地讓他在英國長大。不管作者自己將范柳原的話視作什么意思，它們都使《傾城之戀》成了一個愛情故事—與她說的那些不是愛情故事的中國小說形成鮮明的對比。
中國的評論家嚴厲地批評范柳原，認為他是玩弄女主人公的花花公子。比如胡蘭成就認為范柳原是一個頹廢者。范柳原確實聰明機智，但對胡蘭成來說，自己的文化框架和這部小說完全不搭調，范柳原缺乏熱情，的確，“他的生命之火是已經熄滅了”。胡蘭成說，結婚是需要虔誠的，而范柳原也缺乏虔誠，他之所以不向白流蘇獻殷勤，是因為他很狡猾。他還缺乏勇氣，而結婚是需要勇氣的。他還說，范柳原太膽小，意志薄弱。人們把他和白流蘇看成是一對夫妻，這使他感到高興，因為結婚的假象，即使是一種偽裝，也彌補了他內心的空虛和厭世，因此他是值得同情的。他在電話里表白，并不是想惹白流蘇生氣，而是為了抒發自己的苦惱。
胡蘭成的觀點更多地揭示了他自己，相信也更能反映他所處時代背景下的中國男人，而不是范柳原或他的創作者。我不知道中國的評論家們是否認為那通電話的場景值得我在上文大費筆墨，他們大概也不認為缺乏愛情是范柳原不把白流蘇當作一個誠實女人的好借口。胡蘭成只能得出結論：范柳原想要白流蘇做妓女和朋友，而不是妻子。胡蘭成這種人也不會想到，范柳原想從白流蘇那里得到的可能是無私的愛。
如今，小說童話般的結局給人帶來一種熟悉的感覺：中國諺語充滿了“患難見真情”一類的說法，所以讀者會認為這樁婚姻是一個故事十分自然的收場，就像久經考驗的朋友、戀人通過“同甘共苦”“患難之交”而“同心同德”。在范柳原和白流蘇之間，逆境加深了感情，這是中國讀者可以認同的；另一方面，如果你一定要稱之為真愛，他們在這方面也足夠現代了。
奇怪的是，張愛玲用一種以《紅樓夢》為代表的18世紀小說的白話風格來寫這篇文章和她所有的故事。這是她的標志性特征，完全是她自己的風格，她之所以成為一位非凡的小說作家，是因為她用老式的散文表達了最現代的情感。張愛玲出生很晚，她已經把五四的反傳統理念拋諸腦后，認為沒有必要通過否定文言文來擺明立場。在她的文本中，新舊語言交織碰撞，現代的“我愛你”就是新語言的一個典型例子。我們今天讀她的小說時，絲毫不會感到新舊語言之間的錯位，這是她寫作技巧的明證。然而，我得進入文學批評的范疇才能詳細說明這一點，而這不是本章的目的，所以我要說的是，這某種程度上要感謝張愛玲同時生活在她父親和母親的世界里，這使得她的寫作與傳統既連續又斷裂。
1943年，23歲的張愛玲墜入愛河。胡蘭成是一個比她大14歲的文人。評論家一致對這段戀情表示遺憾，認為他是她不該愛上的男人，好像她能控制自己不墜入愛河似的。原因也很清楚：他是個通敵者，一個漢奸，背叛了自己的國家，也會背叛她。
當時的中國正處于與日本抗戰的后期，東部沿海地區被敵人占領，其余地區也在對抗中撕扯。1940年，賣國賊汪精衛接受了日本的邀請，在南京建立了傀儡政府，勢力范圍遍及上海及周邊地區。任何一個哪怕有一點愛國之心的人都會認為傀儡政權是可恥的，但胡蘭成毫不猶豫地為之效勞，他有寫作天分，因而被任命擔任宣傳部的一個高級職位，后來又擔任宣傳部在武漢主辦的一家報紙的編輯。在此期間，他一直住在上海，就像連同汪精衛本人在內的其他許多漢奸一樣。
在南京的某一天，他在一本雜志上讀到張愛玲的短篇小說。他非常欣賞這個作品，甚至想馬上見到作者。雜志編輯告訴他，張愛玲不愿見人，但他堅持去往張愛玲和姑姑合住的公寓，塞給她一張紙條。第二天，她到他家來找他，足足待了五個小時才告辭。他們發現彼此之間有很多話說，不過，大致可以猜測，多半是他在說話。她完全不是他預想的那種人，他簡直不敢相信這個瘦弱的姑娘居然是個作家。她看起來很年輕，就像一個十幾歲的女學生，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想法中，雖然她個頭比他高，卻給人一種還沒長大的感覺。
張愛玲被他的長相和聰明才智迷住了—她非常高興地告訴他，像他這么聰明的人，用上海的老話講：“敲敲頭頂，腳底板亦會響。”這個能欣賞她作品的人，竟這樣走進她的生活，簡直讓人難以置信。她驚奇地問他：“你的人是真的么？你和我這樣在一起是真的么？”后來，胡蘭成寫文章速度之快讓張愛玲這個慢性子作家心服口服。
對他來說，她能一下子把他所有的先入之見都推翻，這使他感到驚奇。聽到她堅定地說“不喜她的父母”時，他感到震驚，就像任何一個在傳統環境中長大的中國人一樣。她對別人的困境完全置身事外。一個明明如此敏感的人卻缺乏同情心，這引起了他的興趣。按照她聽取旁人意見的數量來看，這世上基本也不剩什么人了。他不禁想：她是多么理性啊，像數學一樣理性，仿佛感情的純潔性就是把事情想清楚，直到把所有的個性和任何不可避免的感性反應都考慮在內。
理智上，他承認自己很有競爭力，但也承認失敗，后來他坦白自己的寫作風格受到了張愛玲的影響。與她對抗時，他反復摸索，想在她嚴厲的耳朵里敲出正確的音符，卻失敗了—“絲竹之音亦變為金石之聲”。令他驚訝的不僅是她對中國古典文學的了解，還有她從字里行間解讀甚至是最古老的詩歌的奇妙能力。你無法想象一個像她一樣精通英語的人。然而，她裝作自己學識淺陋的樣子，以至于他這個喜歡炫耀自己學識的人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她很謙遜。她確實很謙遜，甚至在自己的照片上題了一行字給他：“見了他，她變得很低很低，低到塵埃里，但她心里是歡喜的，從塵埃里開出花來。”
她完全臣服于他，帶著一種“情人眼里出西施”的情感，完全不關心他的政治立場和婚姻狀況。收到邵洵美善意提醒她提防胡蘭成的來信時，她沒有理會。在情感上，她沒有任何保留，至于她說（正如前幾頁所引述的）人們在愛情中比在戰爭或革命中更容易釋放自己，大概指的就是她不設防的自我。對張愛玲來說，愛從來都不是經過算計的行為。她崇拜胡蘭成，幾乎不求回報，正如幾十年后她小說中寫的，“等于走過的時候送一束花”，或者像中世紀的騎士在典雅之愛的范式下愛慕他無法得到的女士一樣。當然，她又寫道，她并沒有把這些中世紀的術語加在他身上，盡管在一封信中，他確實提到了“尋求圣杯”（那些圓桌騎士的浪漫故事將典雅之愛和騎士精神交織在一起）。
一天晚上，他問她：“我們永遠在一起好不好？”當然，在他和妻子—或者更準確地說，和妻子們—離婚之前，他們不存在結婚的問題。他結了很多次婚。第一任妻子在給他生下一個兒子后就去世了。第二任妻子為他生了四個孩子后，患上了精神疾病，但仍與他所謂的第三任“妻子”應英娣住在上海的同一個屋檐下，英娣非常年輕，曾是一名舞蹈教師。
上海公眾喜歡八卦張愛玲，就像對所有名人一樣。當時《申報》刊登了一則公告，宣布經雙方同意胡蘭成和應英娣終止夫妻關系，人們紛紛猜測胡、張即將舉行婚禮。1945年6月1日，一位專欄作家寫道，他的離婚一定是為了和另一個人結婚。有傳言說，這個人只能是張愛玲。這位專欄作家是對的，盡管他對讀者宣稱即將舉辦的婚宴從未舉行。相反，在1944年張愛玲24歲生日前的某天，她和胡蘭成只是寫下了他們自己的婚姻證明，各自撰寫了一部分，沒有正式的儀式；如果政治形勢發生變化，這會給張愛玲一些豁免權：
胡蘭成張愛玲簽訂終身，結為夫婦，
愿使歲月靜好，現世安穩。
作為證人簽字的是張愛玲最親密的朋友炎櫻（Fatima Mohideen），一個半錫蘭半中國血統的女孩，她曾在香港大學學習，現在回到了上海。
那年秋天，胡蘭成離開上海前往武漢經營《大楚報》，這是一份由汪精衛傀儡政權主推的報紙。他住在縣醫院的房間里，在那里，他的目光很快落在了一個漂亮的17歲護士身上，她叫周訓德。他打算把護士的事告訴張愛玲，但語氣很含糊，她以為他們不過是在調情。事實上，他誘奸了周訓德，甚至向她求婚。
8月15日，他在武漢閑逛時，聽到了日本投降的消息，F在他成了重掌政權的蔣介石政府的叛徒，除了逃亡之外沒有其他出路，一切都完了。他向淚流滿面的周訓德告別，向她保證，盡管沒有舉行儀式，但他們已經是夫妻了，他們將在一起度過漫長的日子。事實上，他再也沒有見過她：后來她因通敵而被捕入獄，顯然是因為他讓她抄寫了自己的文章，并把她放在報社的雇員名單里，徹底暴露了她。
他到了上海，和張愛玲只待了一晚，就開始長達數年的逃亡生活，用假名四處尋找掩護，在浙江老家四處躲藏。幸運的是，他在一位老同學的寡母家找到了避難所，她對他很好，什么也不問，但只比他大一歲的守寡的妾室范秀美待他更好。范秀美建議胡蘭成前往溫州藏身，那里有面向東海開放的港口，也曾是自己母親居住過的地方。于是，兩人共同前往溫州。
在旅途中，胡蘭成告訴范秀美關于他之前的妻子們，以及張愛玲和周訓德的事情。對胡蘭成來說，表白總是誘奸的前奏，因為他相信，只要人與人之間不設禁忌話題，他們就能走得更近。他只花了兩天時間就和范秀美建立了所謂的“夫妻關系”，他說，這樣做是出于感激，還有什么比用身體宣誓來表達感謝更好的呢？他承認自己利用她并非全無私心，但并不承認自己喜歡吃窩邊草，也不承認自己面對女人時容易把持不住。
三個月后，張愛玲突然來到溫州，他既不安又惱火。他習慣向他的女人們講述彼此，但張愛玲不需要被告知他和范秀美是戀人—只要看到他們在一起的樣子就清楚了。張愛玲覺得范秀美很漂亮，看起來更像中亞人，而不像中國人。作為一個曾經想成為畫家的成熟藝術家，張愛玲坐下來為她畫素描，卻發現范秀美的五官越來越像她丈夫。她很傷心，不忍心完成這幅畫。她想向模特解釋為什么沒有畫下去，可她沒有，也無法解釋。
很明顯，張愛玲還沒有完全了解他的情事，除了擔心和十分想念他之外，也是來詢問那個被他留在武漢的護士的情況的。她和他一起沿著蜿蜒的小路散步，告訴他，他現在必須在她和范秀美之間做出選擇。他提出抗議—按照她對這段對話的重述，他的回答是：“好的牙齒為什么要拔掉？要選擇就是不好……”他在自己的回憶錄中記下了這段抗辯：“我待你，天上地上，無有得比較，若選擇，不但于你是委屈，亦對不起小周。”所有人中，張愛玲應該最明白這一點，她是個不喜歡受委屈的人。
他的話是一種迷惑，而在她的文學重構中，她對這些話嗤之以鼻，這甚至不是詭辯，更像是“瘋人的邏輯”。她非常明白，他不可能只擁有一個女人。在他的回憶錄中，他面對的是她的堅持：“你說最好的東西是不可選擇的，我完全懂得。但這件事還是要請你選擇，說我無理也罷。”但他仍然退縮著，她目睹這一切，看到了更遠的未來，如他所說，這是不可兌現的。她深深地嘆了口氣，告訴他，如果她不能留下他，不能死，不能愛別人，她的心會枯萎。他送她上船回上海的那天，下起了雨。她郁郁寡歡地離開了，獨自站在甲板上流淚，雨水從傘上滑落。在她的重述中，她只意識到自己已經走到了路的盡頭。她寫“靈魂過了鐵”，這是她在英文中學到的表達，卻是第一次感受到它的意涵和苦澀。
1947年6月，他收到了她的來信，這封信對他而言如同晴天霹靂，信上寫道：“我已經不喜歡你了。你是早已不喜歡我了的。這次的決心，我是經過一年半的長時間考慮的，彼時唯以小吉故，不欲增加你的困難。你不要來尋我，即或寫信來，我亦是不看的了。”像以前一樣，她把錢放在信封里。他知道最好不要回信，而是寫信給她的朋友炎櫻。他并未指望得到回信，事實上也確實沒有得到回復。
胡蘭成最終逃往日本，并于1959年在日本出版了回憶錄《今生今世》。他在書中對張愛玲的描述以及他對自己其他戀情毫不避諱的敘述，重新點燃了大眾對這對夫婦的濃厚興趣，在臺灣尤其如此。1974年，胡蘭成獲準進入臺灣講學，這本書也在臺灣重新出版，引發閱讀盛況。
在臺灣，公眾對張愛玲的生活和作品的迷戀一度達到白熱化的程度，而張愛玲在美國過著某種程度上隱姓埋名的避世生活。與胡蘭成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她一生都保持沉默，這本身就吸引了公眾。在她被發現死于洛杉磯寓所里的14年后，2009年，她的回憶錄小說《小團圓》出版，引發的轟動可想而知。這本書在臺灣、香港和大陸被粉絲搶購一空，他們渴望了解她的故事。作者在世時曾要求她在香港的文學遺囑執行人銷毀手稿，這無疑增加了公眾的好奇心。
這是一本影射小說。雖然小說以虛構的名字指代胡蘭成，但書中角色的真實身份是毋庸置疑的。在她與當時住在香港的上海朋友宋淇（張愛玲文學遺產的指定執行人）談論《小團圓》相關的書信中，她明確提到了胡蘭成的名字。此外，胡蘭成和她的兩段敘述都高度吻合。有趣的是，在一些信件中，他被稱為“無賴人”，如果用上海話發音，這個詞會與“胡蘭成”構成精密的雙關。
1975年夏天，張愛玲拋棄了早期的全部草稿，重寫了《小團圓》，并于次年3月將完成的手稿寄給了宋淇和他的妻子鄺文美。她預先提醒他們，書里“full of shocks”（充滿驚人之事）。其中之一就是赤裸裸的性描寫。在對胡蘭成筆下兩人關系的駁斥中，《小團圓》的性描寫顯得格外突出；胡蘭成的敘述則回避于此，更傾向于描寫兩人智識上的激烈交鋒。
宋淇在回信中向她保證，“我們并不是prudes”，但他仍然強烈反對以目前的形式出版這本書。他列舉了個人和政治方面的原因：在書中，她看起來是一個完全不按常理出牌的女人，一個無條件地去愛的女人，不在乎她愛的男人是漢奸，也不在乎他身邊有很多女人。她把自己塑造成一個冷漠無情的人物，盡管“少數讀者”不會，但大多數人會這么認為。胡蘭成在臺灣復出，試圖通過演講和寫作來獲得存在感，將《小團圓》公之于眾，對胡蘭成來說是一份禮物（宋淇以“肥豬送上門”來形容），他將通過公開對峙的方式來抓住聚光燈和自我夸耀，而這樣的做法會損害張愛玲的聲譽。因此，宋淇建議對人物進行大幅度改寫，降低辨識度。
張愛玲沒有也不能這樣做，因為她的沖動就是將這本書自傳化。事實上，她之所以開始創作《小團圓》，完全是因為臺灣一個將胡蘭成奉為名流的文學團體成員給她寫信，提議在胡蘭成的幫助下為她作傳！
如果有人一定要寫一本關于張愛玲的書，張愛玲干嗎不自己去寫呢？她對宋氏夫婦說，“這種地方總是自己來揭發的好”，而不是讓別人去做。她說，“我在《小團圓》里講到自己也很不客氣”，她想，有些章節會讓宋氏夫婦“窘笑”。 宋淇認為這是她擺脫這段經歷的一種方式。
過去不再是她一個人的事，《今生今世》使她不得不選擇自傳體寫作。但從張愛玲的個人情感上看，她確實成功地澄清了事實。然而，這并不意味著她對自己和胡蘭成戀愛過往的低調處理，更不是否認：《小團圓》描繪了一段波折的熱烈情事，充滿熱烈與歡喜，對她來說則是尖銳的、持久的痛苦。她震驚于他的無能，如此阻撓一個現代女人的愛情，讓她無法獲得排他性的愛。她愛過也恨過。
但是，即使在她最痛苦的時候，她的諷刺意識也從來沒有消失過。雖然她因此受到傷害，但她仍然覺得他的麻木是荒謬的。《小團圓》的標題本身就嘲弄了胡蘭成希望三個女人都在他身邊的愿望：“大團圓”是一個俗語，指的是一段“才子佳人”愛情故事的圓滿結局：男主角通過了科舉考試，回到家與妻妾和睦團聚。只是，在胡蘭成的情況下，與三個美人的重逢，就像張愛玲開玩笑說的那樣，必須等到他不再是一個逃犯。而她，作為一個人，不能指望等待。一想到自己可能會被當作他的妾，她在后來的幾十年里一直耿耿于懷，因為她在寫給中國文學學者夏志清的信中寫道：“三十年不見，大家都老了—胡蘭成會把我說成他的妾之一，大概是報復，因為寫過許多信來我沒回信。”
讀者可能還記得，我提到過《五四遺事》這本書的副標題是“以愛情來到中國時為背景的短篇小說”。這個故事諷刺了這樣一個事實：在五四時期，盡管人們都在談論為愛情而結婚，但中國男性仍然保留了一夫多妻制的積習。就這方面而言，還有比她前夫更好的現實案例嗎？我已經指出，中文版的標題中有“五四”字樣，其實它還包含了“羅文濤三美團圓”的副標題名，張愛玲正是用“三美團圓”來形容她與胡蘭成結婚時生活中的三個女人。
在中國，一夫一妻制出現得很晚，無論你往哪兒看，都好像沒有法律禁止納妾一樣。是的，胡蘭成說過，“一夫一妻”確實是“人倫之正”，但也會存在“好花開出墻外”的時候，這是他關于婚外情的一個經典比喻。
此外，胡蘭成會告訴張愛玲其他女人的情況，部分是出于信任，他相信張愛玲在了解了這些女人后會接受她們，但主要是出于一種自我滿足感。若能讀到張愛玲因他提起護士周訓德而內心受傷的那句“心里亂刀砍出來，砍得人影子都沒有了”，他想必十分驚訝—甚至不是因為這兩個女人，而是他會意識到如果自己和張愛玲在一起，她“永遠不會有幸福”，因為還有會其他女人。多年以后，當她早已不再想他的時候，那種疼痛仍會無緣無故地突然襲來，像一股沸水一樣燙傷和侵襲著她。
這并不是說她認為不忠是錯誤的，這不是道德的問題。“并不是她篤信一夫一妻制，只曉得她受不了。她只聽信痛苦的語言，她的鄉音。”-她想要婚姻的忠誠卻沒有得到，可以將其簡述為她不幸福的根源。再往下看，你會意識到，只有透過性愛的棱鏡，她的痛苦才可以被恰當地理解。在《小團圓》中，她描述了自己第一次被吻時的想法：“這個人是真愛我的。”以及后來的想法：“他不愛我了。”在她看來，他愛上護士意味著他不再愛自己，正是這一點使她痛苦。有一次，她聽到他在問她的朋友炎櫻是否認為一個人可以同時愛上兩個人，張愛玲覺得天空好像突然變暗了。在她看來，你不可能愛上一個人的同時又愛上另一個人，愛在性和情感上都具有排他性，否則就不能稱之為愛。像胡蘭成這樣擁有好幾個女人的男人，他可能會聲稱愛她們所有人，但對張愛玲來說，他不是同時愛她們，而是逐個地愛她們，先愛一個，再愛另一個，一個也不放過。（“好的牙齒為什么要拔掉？要選擇就是不好”。）
盡管他們在愛情這件事上心意相通，卻存在著文化上的鴻溝。一句偶然的言論，不一定是關于愛情的，可能都會突然向張愛玲掀開這道鴻溝，她會覺得好像整個中原，那個孕育了中華文明的黃河流域，橫亙在她和胡蘭成之間，把他們隔得太遠，遠得他們的心都分開了。二人的差異之一，或許也是最深刻的差異，就是張愛玲透過中國和西方的視角看向一面雙面鏡，并在兩者之間持續而微妙的參照下運作。而胡蘭成在文化上并不是那么游刃有余，但這并不妨礙他用冠冕堂皇的詞匯對東西方差異高談闊論。有一個例子是他說張愛玲“是屬于希臘的，同時也屬于基督的”。是的，但既然并非所有的中國讀者都知道西方文明起源于雅典和耶路撒冷，直接說她西化不就行了嗎？
他的另一個概括是：“原來‘戀愛’二字，中國人的與西洋人的根本不同。”對西方人來說，決定成敗的是愛情本身，而不是它是否結出果實（他指的是婚姻）。的確，“西洋人的戀愛是不結果的，結婚是戀愛的墳墓”。他引用了這句眾所周知的歐洲格言來提醒讀者。他說，中國人不是這樣，對他們來說，愛情是順理成章的事，簡單明了，沒有什么可大驚小怪的。他從生活、民歌和通俗故事中汲取靈感并得出結論，對中國人來說，男女關系關乎人類存在的事情，和“圣靈與罪惡”的概念相去甚遠。他認為，當他把自己和范秀美之間存在的“親”本質化時，他是在將中國和西方劃分開來。對他來說，這種感情就像來自同一個家庭的親密感，在中國文化中比浪漫愛更重要。他還注意到，當中國人對一個人有好感時、當他們欽佩某人或覺得他/她很可愛時，他們往往懵懂到無法識別出愛的程度。
他在談到這些案例中的愛的措辭與他描述張愛玲的措辭截然不同。與張愛玲分手后，他在寫給炎櫻的信中說道：“她是以她的全生命來愛我的，但是她現在叫我永遠不要再寫信給她了……”這種遭遇背叛的愛是張愛玲痛苦的根源。這樣的愛情使《小團圓》有資格被稱為一個“愛情故事”（按照我前述所引用的她的觀點，中國一般愛情故事中的愛情配不上這個名字），她在寫給宋氏夫婦的信中就是這么稱呼《小團圓》的。她解釋說，寫這本書是因為“我想表達出愛情的萬轉千回，完全幻滅了之后也還有點什么東西在”。
傷痛是因為她愛，這是她描述自己與母親關系的方式，她寫道，除了胡蘭成，母親是唯一一個讓她真正痛苦的人。當她還是個孩子的時候，她很崇拜不怎么陪在她身邊的母親，對女兒來說，她是一個浪漫的人物，直到近距離觀察到母親，張愛玲“像一個戲迷在后臺承認自己的幻滅”。大約18歲時，張愛玲告訴自己她不再愛母親了，她對此的描述與對胡蘭成的描述完全一樣，就像“一條很長的路走到了盡頭”。當張愛玲得知母親在一次打麻將中隨手輸掉了她的800美元時，她的這根親情線突然崩斷了—這筆錢是香港大學的一位英語講師對經濟拮據的張愛玲的資助，以幫助她在獲得獎學金前渡過難關。
沒有回報的愛是壓倒惡性關系的最后一根稻草。她的母親曾經講過一個關于謀殺的夢，張愛玲懷疑她母親黃逸梵，是否潛意識里認為張愛玲想要她死。“但我從來不想讓她死，”女兒想，“我只想遠離她，這樣才能活著，保持理智。反正她總是要走的。如果她能享受和我在一起的時光就好了，而不是只想讓我從她的陪伴中獲益，以彌補失去的時間，安撫她的良心。她不喜歡我，我也不喜歡那些不喜歡我的人。”
張愛玲的感情混雜著單戀、排斥感和深深的傷害，這一點在母女的對話中表露無遺：
（母親）：“我知道你父親深深地傷害了你，但你知道我不一樣……”
不！女兒想大叫，但沒有大聲說出來。他怎么會傷害我呢？“我從來沒有把他當回事。”
女兒認為母親誤解了她：“她認為是那些男人（母親的情人們）讓我和她反目成仇。但我要怎么告訴她根本不是這樣的。那是什么？我就是不喜歡她？不，最好讓她以為是男人的問題吧。作為中國人，她會認為我有這種感覺是理所當然的。她會認命的。”
如果張愛玲沒有永遠離開中國，她和胡蘭成的關系以及她在日軍占領期間為親日期刊寫作的做法，都會被視為通敵。1952年7月，她離開上海前往香港，從此再也沒有回來。隨后在1955年2月移民到美國。她再也沒有見過1953年在上海去世的父親，也沒有見過1957年在英國去世的母親。
1956年，她嫁給了比她大近30歲的德裔美國編劇、小說家和記者斐迪南·賴雅（Ferdinand Reyher）。在給她的密友宋淇夫婦的信中，她寫道，賴雅和她一樣“penniless”（身無分文），比她更沒有前途。他除了哈佛大學的學位，“沒有什么值得吹噓的”。她沒有想到要補充說，賴雅傾向于馬克思主義，是貝托爾特·布萊希特最親密的美國朋友和合作者。她在信中進一步寫道，她把這個消息告訴朋友炎櫻時，附上了這樣的評論：“這是一段不明智的婚姻，但它并不是沒有激情。”
1967年，賴雅去世后，張愛玲陷入了越來越深的隱居狀態，盡管她在臺灣和香港聲名再起。她對美國只字未提，美國是她的常居地，但對像張愛玲這樣長期處于心理過渡期的人來說，她沒有把美國當成她的家。她生前最后一篇發表的短篇小說《色，戒》，于1979年出版。故事的男主人公是為汪精衛傀儡政權工作的漢奸，許多讀者在他身上看到了胡蘭成的影子。將《色，戒》改編成電影的著名導演李安說，張愛玲多年來一直在修改這個故事，回到故事中，就像罪犯回到犯罪現場，又像受害者重演創傷，只有通過改變和重新構想痛苦才能獲得快樂。
與此同時，胡蘭成本人迫于民眾壓力離開臺灣。1976年，他回到日本，5年后去世，終年75歲。如果張愛玲沒有在1995年9月（也就是她75歲生日前幾周）去世，她也能剛好活到這個歲數。張愛玲的確切死亡日期不詳，她在洛杉磯的寓所里去世幾天后才被公寓樓的管理員發現。1995年9月13日，《紐約時報》發表的訃告中對她做出了中肯的評價：“孤獨是她生命的主題。”
真愛遺事:中國現代愛情觀的形式(精裝) 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
潘翎（Lynn Pan，1945—2024），出生于上海，后隨父母移居香港。1963年取得倫敦大學學士學位，1964年進入劍橋大學攻讀心理學。曾任職于倫敦大學東方與非洲學院、劍橋大學，1970年代初開始寫作。她的作品多偏重中國社會的人事物景，尤其側重于講述上海和海外華人的故事。曾主編《海外華人百科全書》《上海滄桑一百年》，個人作品包括《炎黃子孫——海外華人的故事》、Old Shanghai: Gangsters in Paradise等。1991年獲馬丁·路德·金紀念獎。
譯者簡介：
宋菁，翻譯學博士，廣西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英國薩里大學翻譯研究中心訪問研究員，主要從事翻譯理論與實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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