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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問·太平天國的歷史和思想 版權信息
- ISBN：9787559850164
- 條形碼：9787559850164 ; 978-7-5598-5016-4
- 裝幀：精裝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大學問·太平天國的歷史和思想 本書特色
1.太平天國史研究專家王慶成經典著作，歷史學家羅爾綱作序推薦，時隔十五年終再版。
2.對太平天國史上具有重要影響的史事作了綿密而信實的考證。洪秀全的思想經歷了怎樣的演變？“拜上帝會”的真實情況如何？金田起義是發生在某一天嗎？本書通過對史料的批判性利用和廣泛征引，對這一系列問題給出了答案。此外，本書還對太平天國的軍事制度建設、宗教理論建構等均有深入的探索和詮釋。
3.對太平天國史上的一些重要問題提出了新見解。本書不囿于成說，對太平軍的編制，儒家、墨家與太平天國宗教的關系，“太平玉璽”的讀法，以及石達開大渡河敗亡的事實等問題，都在獨立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新看法。
4.開闊了太平天國史研究的領域。本書力圖通過對太平天國宗教的分析來認識太平天國的歷史和思想，擴大了對太平天國、對洪秀全研究的范圍，這是本書研究方法的一大特色。
5.注重對太平天國文獻的搜集與考辨。為搜集散落海內外的太平天國文獻，作者足跡遍及英、法、德、荷、俄、美數國，對這些文獻作了全面的搜集，并根據太平天國獨特的文書制度，對搜集到的文獻作出細致的考察。
編輯推薦
《太平天國的歷史和思想》初版于1985年，它既成了太平天國研究史上難以繞過的高峰，也仿佛是太平天國研究史上*后的余暉，此書之后，似乎少有此等分量的學術著作。究其特點，大致有三：
首先是對史事細致精微的考證。洪秀全的思想經歷了怎樣的演變？“拜上帝會”的真實情況如何？金田起義是發生在某一天嗎？建都南京，是太平天國的既定決策嗎？石達開在大渡河究竟是怎樣失敗的？本書對這些問題，均有考證。此外，還有對“妄為推測有何益”這樣一句詩、太平天國后期國號“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國”等細微問題的考察，其說不僅澄清了流傳已久的謬誤，還作出了深入的闡釋。
其次是對史料的搜集。“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太平天國立國十四年，不僅編著、刻印了數十種書籍，還發布了大量文書，但太平天國失敗后，這些文獻幾乎被毀殆盡。為搜集散落海內外的太平天國文獻，作者足跡遍及英、法、德、荷、俄、美數國，對這些文獻作了全面的搜集，并根據太平天國獨特的文書制度，對搜集到的文獻作出細致的考察。
1.太平天國史研究專家王慶成經典著作，歷史學家羅爾綱作序推薦，時隔十五年終再版。
2.對太平天國史上具有重要影響的史事作了綿密而信實的考證。洪秀全的思想經歷了怎樣的演變？“拜上帝會”的真實情況如何？金田起義是發生在某一天嗎？本書通過對史料的批判性利用和廣泛征引，對這一系列問題給出了答案。此外，本書還對太平天國的軍事制度建設、宗教理論建構等均有深入的探索和詮釋。
3.對太平天國史上的一些重要問題提出了新見解。本書不囿于成說，對太平軍的編制，儒家、墨家與太平天國宗教的關系，“太平玉璽”的讀法，以及石達開大渡河敗亡的事實等問題，都在獨立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新看法。
4.開闊了太平天國史研究的領域。本書力圖通過對太平天國宗教的分析來認識太平天國的歷史和思想，擴大了對太平天國、對洪秀全研究的范圍，這是本書研究方法的一大特色。
5.注重對太平天國文獻的搜集與考辨。為搜集散落海內外的太平天國文獻，作者足跡遍及英、法、德、荷、俄、美數國，對這些文獻作了全面的搜集，并根據太平天國獨特的文書制度，對搜集到的文獻作出細致的考察。
編輯推薦
《太平天國的歷史和思想》初版于1985年，它既成了太平天國研究史上難以繞過的高峰，也仿佛是太平天國研究史上*后的余暉，此書之后，似乎少有此等分量的學術著作。究其特點，大致有三：
首先是對史事細致精微的考證。洪秀全的思想經歷了怎樣的演變？“拜上帝會”的真實情況如何？金田起義是發生在某一天嗎？建都南京，是太平天國的既定決策嗎？石達開在大渡河究竟是怎樣失敗的？本書對這些問題，均有考證。此外，還有對“妄為推測有何益”這樣一句詩、太平天國后期國號“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國”等細微問題的考察，其說不僅澄清了流傳已久的謬誤，還作出了深入的闡釋。
其次是對史料的搜集。“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太平天國立國十四年，不僅編著、刻印了數十種書籍，還發布了大量文書，但太平天國失敗后，這些文獻幾乎被毀殆盡。為搜集散落海內外的太平天國文獻，作者足跡遍及英、法、德、荷、俄、美數國，對這些文獻作了全面的搜集，并根據太平天國獨特的文書制度，對搜集到的文獻作出細致的考察。
*后是對太平天國宗教理論的深刻闡發。中國歷史上不乏以宗教或某種信仰為號召的起義和農民政權，但它們理論建構的繁復程度遠遜色于太平天國。太平天國以宗教立國，由洪秀全建構的宗教理論雜糅了西方的基督教教義和中國本土的儒家思想，這是眾所周知的。而本書則慧眼獨具地分析了洪秀全宗教思想中的墨家來源，并通過實地調查，對源自民間宗教的因素也作了訪談，這是本書的獨特貢獻。此外，洪秀全及太平天國的宗教理論其實不乏矛盾之處，洪秀全晚年殫精竭慮，不理庶務，沉迷宗教，為此作了一些獨特的安排，本書對此均有所揭示。
大學問·太平天國的歷史和思想 內容簡介
洪秀全的思想經歷了怎樣的演變？“拜上帝會”的真實情況如何？金田起義是發生在某一天嗎？
本書為太平天國史研究專家王慶成經典之作，主要圍繞太平天國歷史上的主要人物、重大事件、制度建設、理論建構等展開研究。通過對史料的批判性利用和廣泛征引，對太平天國史上具有重要影響的史事作了綿密而信實的考證，開闊了太平天國史研究的視野。本書論從史出，論述精審，不僅是太平天國史研究領域的佳作，對中國近代史其他領域的研究也有示范作用。
大學問·太平天國的歷史和思想大學問·太平天國的歷史和思想 前言
序
1955年春天,在南京太平天國史料編纂委員會工作時,我接到王慶成同志來信,他問我們編纂的資料目錄已經公布了兩年,何以至今未見資料出版。從來信中,我知道他是一位在中共中央宣傳部理論宣傳處工作的青年,愛好太平天國史。我回信告訴他,經中國史學會決定,先出太平天國本身文獻,反面資料暫時不宜刊出,所以未印。后來我接到通知,王慶成同志不同意這個決定,并向有關方面反映。中國史學會采納了他的意見,太平天國反面資料得以刊行。那時候,王慶成同志作為一個青年人，對國家科學研究事業就如此關心,這使我從開始認識他就敬重他。
大學問·太平天國的歷史和思想 目錄
論洪秀全的早期思想及其發展
“拜上帝會”釋論
金田起義記
——關于它的準備、實現和日期諸問題
壬子二年太平軍進攻長沙之役
太平軍內部對建都問題的論爭及其影響
《太平軍目》和太平天國軍制
太平天國的“旗制”
儒家、墨家和洪秀全的“上帝”
太平天國的“天”和“上帝”
太平天國對“上帝”的稱謂及其來源
太平天國的一神論——一帝論
太平天國的天堂、地獄和賞善罰惡
太平天國的“魔鬼”
圣神風、圣神電的歷史和意義
“太平玉璽”的讀法
關于“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國”
太平天國“上帝”的大家庭和小家庭
太平天國后期銓政紊亂的原因
壬戌十二年石達開的招兵告示和行軍活動
石達開大渡河覆敗事實
太平軍和捻軍關系研究中的一個問題
太平天國的傳說和歷史
關于洪秀全族譜
訪問金田、紫荊
“王四殿下”不是楊秀清
《天情道理書》戊午遵改本
辨石達開“偽造”密詔
釋“妄為推測有何益”
“嗣君”及其他
洪仁玕絕命詩
李秀成評價和忠王府存廢
《鎮江見聞錄》別本中的新史料
日本發現的太平天國新史料
英國發現的太平天國新史料及其價值
對太平天國革命的一點認識
怎樣認識太平天國的反封建性質
——駁梁效、羅思鼎對太平天國歷史的歪曲
太平天國研究中的新問題
太平天國研究的歷史和方法
《天父下凡詔書》(第二部)及其澳藏原刻本
洪仁玕等親書自述詩文中的史事
——原題自述詩句隨記
太平天國幼天王洪天貴福等親書自述詩文
海外所藏太平天國文獻敘錄
幼天王、干王等未刊供詞中的新史料并辨證
我和太平天國研究
后記
后記之后
再版后記
展開全部
大學問·太平天國的歷史和思想 相關資料
關于石達開是如何在大渡河敗亡的，歷來眾說紛紜。而本文以為當時清方記錄，大多有掩飾歪曲處或含混之處；而野史傳聞，則大多失實。于是，本文圍繞幾個事實，如石達開因何延誤了渡河時機，又因何屢次渡河卻均以失敗告終，石達開是投降還是詐降，作了詳細考辨，澄清了一些謬誤。
——編者按
石達開大渡河覆敗事實
石達開于太平天國癸開十三年即1863年春率軍進入四川,于5月14日即天歷四月初一日、夏歷三月二十七日到達大渡河南岸的紫打地(舊屬四川越嶲廳,今屬四川石棉縣)。他的目的本是越過大渡河,進圖川中。但他始終未能過河,被迫困守在紫打地二十幾天,受到清軍和土司部隊四面包圍,最后竟致全軍覆沒。
石達開在大渡河究竟是怎樣失敗的？言人人殊。大抵當時清朝方面直接有關的記錄,多有掩飾歪曲或在關節處含糊其辭;而繪聲繪色的故事又多出自后來人之手,難免傳聞失實。下面試就與石達開大渡河失敗有關的幾個事實問題,進行探索考證。
一
石達開覆敗后,清四川總督駱秉章在給朝廷的奏疏中說,石達開進川時,他已派兵在東西南北四面層層扼守,重慶鎮唐友耕、雅州府蔡步鍾等早在5月12日(三月二十五日)馳抵大渡河北岸防守。但實際上,石達開到達紫打地大渡河邊時,北岸并無清兵。薛福成《書劇寇石達開就擒事》說：“按達開初到大渡河邊,北岸實尚無官兵。而駱文忠公奏疏謂唐友耕一軍已駐北岸,似為將士請獎張本,不得不聲明其防河得力,因稍移數日以遷就之。”這自然也是駱秉章為自己表功。駱秉章奏稱三月三十日申刻即5月17日傍晚石達開部至河邊“窺渡”,被北岸清軍擊退,這是他報道的首次兩軍接觸。石達開到達紫打地的時間是5月14日凌晨。薛福成說駱秉章將清兵到達大渡河北岸的時間挪前了“數日”。這樣看來,如果確有5月17日傍晚的兩軍接觸,唐友耕等大概也剛在這時到達北岸不久,估計石達開到河邊后有三天左右的時間并無清兵阻擋,大概是可以相信的。
那么,石達開為什么不在這幾天中渡河以致后來清軍云集遭受圍困而失敗呢？
薛福成對此有所說明：
關于石達開是如何在大渡河敗亡的，歷來眾說紛紜。而本文以為當時清方記錄，大多有掩飾歪曲處或含混之處；而野史傳聞，則大多失實。于是，本文圍繞幾個事實，如石達開因何延誤了渡河時機，又因何屢次渡河卻均以失敗告終，石達開是投降還是詐降，作了詳細考辨，澄清了一些謬誤。
——編者按
石達開大渡河覆敗事實
石達開于太平天國癸開十三年即1863年春率軍進入四川,于5月14日即天歷四月初一日、夏歷三月二十七日到達大渡河南岸的紫打地(舊屬四川越嶲廳,今屬四川石棉縣)。他的目的本是越過大渡河,進圖川中。但他始終未能過河,被迫困守在紫打地二十幾天,受到清軍和土司部隊四面包圍,最后竟致全軍覆沒。
石達開在大渡河究竟是怎樣失敗的？言人人殊。大抵當時清朝方面直接有關的記錄,多有掩飾歪曲或在關節處含糊其辭;而繪聲繪色的故事又多出自后來人之手,難免傳聞失實。下面試就與石達開大渡河失敗有關的幾個事實問題,進行探索考證。
一
石達開覆敗后,清四川總督駱秉章在給朝廷的奏疏中說,石達開進川時,他已派兵在東西南北四面層層扼守,重慶鎮唐友耕、雅州府蔡步鍾等早在5月12日(三月二十五日)馳抵大渡河北岸防守。但實際上,石達開到達紫打地大渡河邊時,北岸并無清兵。薛福成《書劇寇石達開就擒事》說：“按達開初到大渡河邊,北岸實尚無官兵。而駱文忠公奏疏謂唐友耕一軍已駐北岸,似為將士請獎張本,不得不聲明其防河得力,因稍移數日以遷就之。”這自然也是駱秉章為自己表功。駱秉章奏稱三月三十日申刻即5月17日傍晚石達開部至河邊“窺渡”,被北岸清軍擊退,這是他報道的首次兩軍接觸。石達開到達紫打地的時間是5月14日凌晨。薛福成說駱秉章將清兵到達大渡河北岸的時間挪前了“數日”。這樣看來,如果確有5月17日傍晚的兩軍接觸,唐友耕等大概也剛在這時到達北岸不久,估計石達開到河邊后有三天左右的時間并無清兵阻擋,大概是可以相信的。
那么,石達開為什么不在這幾天中渡河以致后來清軍云集遭受圍困而失敗呢？
薛福成對此有所說明：
是時大渡河北岸尚無官兵。達開使其下造船筏速渡。渡者已萬余人,會日暮,忽傳令撤還南岸,謂其下曰：我生平行軍謹慎,今師渡未及半,倘官軍卒至,此危道也,不如俟明日畢渡。遲明,遣賊探視,忽見大渡河及松林河水陡高數丈。達開謂山水暴發,一二日可平也,當少俟之。越二日,水勢稍平,忽見官軍已到北岸,用槍炮隔岸擊賊,有死者。
薛福成說,此事是唐友耕“親告余弟季懷者”。似乎根據確鑿。后來史家也就沿用了這一說法。
但薛福成所記的這段故事實有可疑之處。石達開的隊伍據駱秉章奏有三四萬人,目的是要渡河。渡河最需防備的是將渡或半渡時遭受襲擊;如能渡過一部分人占領對岸陣地,正可掩護后續部隊渡河,這不僅不是“危道”,而且十分有利。何況渡過的已有一萬多人,不是百十千人的小股。所謂石達開因謹慎而半渡撤師之說,實在不符合常識。
1959年,我讀到1935年紅軍長征途中關于大渡河的一些記述,感到薛福成所記的故事不但可以懷疑,簡直可以否定。
紅軍長征途中經過的安順場,就是原來的紫打地。紫打地于1902年被大水沖沒,以后在原址北一里建立新場,改稱安順場。紅軍就從安順場渡過了大渡河,時間也是5月。當年紅軍有許多同志在這里搜訪了石達開的遺事。一氓《從金沙江到大渡河》一文根據安順場的形勢對薛福成的半渡撤師說發表了意見。他說：
金沙江的水雖急,在絞車渡船還能過直角,而在大渡河農場處,并安順場一處,船要順水沖成斜角,才能渡過。渡一次,來回要一點鐘,這是最快的速度。……安順場這個地方,薛福成的《庸庵文續編》里的《書劇寇石達開就擒事》提到它。石達開就是在安順場這個地方全軍覆沒的。時同治二年四月間事,陽歷便是五月,和我們渡大渡河的時間相同,亦歷史巧事。但是對于這些英雄末路的悲劇的史實,有幾點是很值得懷疑的。……既然天已晚來不及渡后續部隊,那么又哪能把已渡過的一萬人渡回安順場呢？這個時間哪里來的呢？有渡這一萬人轉來的時間,為什么不繼續渡第二個一萬人過去？從安順場渡河點的水勢來看,天近晚還能渡一萬人,那船非有二百只不可,一只船一次渡二十五人,渡兩次。但那個地方,很難擺下兩百只船來。同時還得有一千六百個熟練的船夫。我們兩只船把沿河兩岸的船夫請完了,也只幾十個,還夾了幾個生手。結果還撞壞船……石達開那時,哪里得來兩百只船,一千六百名船夫？既已渡過去一萬,又渡轉來,這簡直是豈有此理的事。要是薛福成所記是實事,那才奇怪了。
1981年8月,我到四川石棉縣參加太平天國史討論會,得機會實地參觀了大渡河、松林河、安順場等石達開當年敗亡的舊地。在安順場,河道雖不很寬,漲水時不過三百米,但頗有浩渺之勢,尤其是水流急陡,水面好像成了斜坡。河道正對面是壁立數百尺的峭壁,只下游約一二里處有一平壩,斜渡到對岸大概只能在那里登陸。安順場紅軍渡河處現在砌有一道堤壩,可以登堤眺覽。我在堤上憑吊很久,又拾級而下,伸足入水,水流幾乎沖走了我扣得很嚴實的塑料涼鞋。據當地同志談,這里流速至少有每秒四米。看了安順場的地形水勢,深感從這里渡河不是易事,完全如一氓所說,薛福成所記絕不可能是事實。
石達開到紫打地以前一個多月,其部下賴裕新率眾從大樹堡搭浮橋過了大渡河。搭浮橋過河自然方便多了；騿柺遣皇鞘_開在紫打地也搭了浮橋,一萬多人是從浮橋上來回的呢？這是不可能的。薛福成明說渡河工具是船而不是浮橋。而且太平軍縱然善于搭浮橋,在紫打地也沒有用武之地。1935年紅軍勇士從安順場強渡大渡河后,曾嘗試架橋多次,但十二根、二十四根頭號鐵索,都被沖斷,沒有成功。大渡河上游只富林渡水勢比較平穩,賴裕新正是在那里搭浮橋過了河。但紫打地沒有這種可能。石達開既要避實就虛,不走賴裕新的路而到了紫打地,就只有船渡一種辦法。
那么,石達開究竟是怎樣失去這幾天渡河時機的呢？
許亮儒的《擒石野史》提出了一種值得注意的說法：
當夜(5月14日夜),達開婦誕一子,乃通令將卒曰：孤今履險如夷,又復弄璋生香,睹此水碧山青,愿與諸卿玩景歡醉。部屬均稽首稱賀。是以傳令犒賞,休養三日,各整隊登山采糧,俟行囊充實,方計克小河,此其失敗之主要原因也。
許亮儒參與了對石達開的戰斗,所記有很多可供參考,當然也有不少可能屬于夸張虛構,不足信據。但石妻生子慶祝三天一事,卻在當地有廣泛的傳說。
文彬寫1935年紅軍長征途中見聞的《從西昌壩子到安順場》一文,記他們在紫打地南邊的筲箕坳小村宿營時一位八十多歲老人的話說：
只在長毛時候,石達開的隊伍在這里扎了幾天。聽說生了太子,辦酒席,掛燈結彩,打鑼打鼓很熱鬧。
文彬又記在大渡河口時朱德總司令的談話：
我問了這一帶的群眾,都說石達開入川是在這里消滅了的。因為生了太子,不能前進,大排酒席,大吹大鼓,弄了好幾天。結果后面追兵一來,“倮倮”又反對他,全部消滅了。
看來,石達開為慶祝兒子誕生而貽誤了渡河時機,確有其事。當然,不會只是吃喝,這幾天中的另一件主要的事,如《擒石野史》所說,是搜集、補充糧食。
石達開到達大渡河邊后,還遇到了河水突然猛漲的意外情況。駱秉章奏說,石達開到大渡河的當晚,松林河、大渡河水“陡漲數丈,勢難徒涉”。光緒《越嶲廳全志》和1935年安順場一位親自見到石達開失敗的老人也都說到河水猛漲的事。大渡河即使在平水或枯水時節,也沒有徒涉的可能;但河水陡漲必然給渡河增加了額外的困難。
慶祝兒子誕生和河水突然暴漲,都耽誤了渡河,使清軍得以在石達開尚未渡河之時趕到北岸。但這兩件事,性質是不同的。對于石達開來說,河水陡漲是難以預料的,而清軍將要前來堵截圍困則應是意料中事。從主觀方面說,在大渡河邊因慶祝、休整而停留三天,不能不說是石達開的失策。
二
從5月17日傍晚起,石達開開始了大渡河的戰斗。據清方報告,大規模的渡河行動至少有三次。一次是5月21日,石達開出動四五千人以木船竹筏數十只搶渡,岸上部隊也出來助勢,“隔岸呼噪,聲震山谷”,清軍排列在北岸以槍炮轟擊,擊中船筏火藥,引起炸裂燃燒,“搶渡之賊,無一生還”。第二次在6月3日,也被清軍隔岸轟擊,“兼之水勢湍急,登筏者悉皆沉溺”。第三次在6月9日,渡河船筏二十余只,每只七八十人。結果被水飄沒五只,其余被擊沉。這是石達開部最后一次強渡。
石達開屢渡大渡河不成,也曾引起這樣的感嘆和疑問：為什么不另找出路？“為什么不沿右岸直上,進入西康？為什么不向下走,到大樹堡拐回西昌壩子？或者再向下走,彎到大涼山東的岷江沿岸？機動地區還是很大的。……計不出此,真是奇怪。”
石達開之所以做不到這樣,在于他受到了幾面包圍。
原來大渡河自瀘定南流,在越嶲、漢源之間折而向東,突破喬白馬山脈入峨邊縣境。這個急轉彎的地方,南岸有兩條支流：一為松林河,紫打地就在松林河注入大渡河處;一為察羅河,經洗馬姑、老鴉漩注入大渡河。兩支流之間及松林河外共有七處小市鎮,稱為河道七場,主要是漢民居地,此外就是“夷”族、“西番”族的村落。石達開進入的,正是這兩支流之間的地方,與“夷”族、“西番”族頭人的領地交錯。石達開在長驅入險之前,據薛福成《書劇寇石達開就擒事》記載,曾向土司送禮買路,得到應允;但土司后被駱秉章收買而變卦,以致石達開身陷絕地。石達開曾否在事先買路,雖難以肯定,但駱秉章等曾多方向土千戶王應元、土司嶺承恩利誘激勸,卻是事實,因而當石達開到達大渡河南岸后,王應元、嶺承恩都出死力與石達開對敵。石達開如不渡大渡河,沿右岸直上,必須過松林河,而這里是王應元的地界;如向下走,必須經過察羅河,而這里是嶺承恩的地界。
石達開攻大渡河不利,又四面被圍,曾幾次猛攻松林河,其意圖正是沿右岸直上,由瀘定橋而趨天全、邛崍、成都。據許亮儒《擒石野史》記載,王應元撤去了松林河的鐵索橋，石達開在5月29日、30日兩次大規模進攻松林河,并于5月29日晚、6月3日晚又兩次設計偷襲、偷渡,但都失敗了。6月5日,石達開隔河射書給王應元,以良馬兩匹、白金千兩為酬要求他罷兵讓路,接著要求他允許通商以便采購糧食,也都被拒絕。
中國工農紅軍在長征中既勝利地渡過了大渡河,又沿右岸(即南岸)直上,攻克了瀘定橋。松林河對于紅軍之所以不成為問題,中國共產黨的民族政策和紅軍同當地少數民族及其頭人建立的良好關系,自為重要的因素。石達開做不到這樣,當地的少數民族頭人反對他。他不但沒有過大渡河,而且也過不去松林河。
大渡河之為天險是人們耳熟的,遭天險而失敗,也情事相應。石達開多次進攻松林河不克,使人感到似乎松林河也是艱險莫測的地方。但1981年夏我到松林河參觀憑吊,卻真是聞名勝于見面,大大出乎意料。這里原來是一條小河,水流的確很急,但河面寬不過二三十米，F在在河口以南二三里處建有石橋一座,可說“天塹”已成通途。我們在河邊西眺遠處土崗上王應元衙門的遺跡,北望滾滾河水閃著驕陽的金光默默注入大渡河,簡直難以想象這條河在一百多年前竟困死了一位叱咤風云的英雄！從這里,我猜想石達開在大渡河的軍兵人數可能被清方大大夸大了;如果真有數萬之眾,那簡直是可以“投鞭斷流”的。
石達開渡不過大渡河、松林河,糧食日益枯竭,以至于殺馬而食,繼以桑葉充饑。6月9日最后一次強渡大渡河失敗后,王應元乘勢過松林河,嶺承恩從馬鞍山壓下,紫打地因而失守。石達開率殘部沿山東奔至老鴉漩。這就到了石達開的最后時刻。
6月9日紫打地失守和石達開殘部東奔老鴉漩的情況,據駱秉章的報告是這樣的：
兩路齊進,直撲紫打地,將賊巢一律焚毀,斃賊數千名。山徑險仄,逃竄之賊,自相擁擠,漢夷兵練兩面夾擊,槍炮如雨,夷兵復登山巔用木石滾擊,賊眾墜崖落水,浮尸蔽流而下者以萬余計。石逆僅率余黨七八千人奔至老鴉漩,復被夷兵所阻,輜重盡失,進退無路。其妻妾五人抱持幼子二人攜手投河,其曾受偽職老賊自溺者亦復不少。
駱秉章渲染的是清方得勝的情況。隨同王應元過松林河追襲石達開的許亮儒則記石達開的情況稍詳。他說：
是日(6月9日)午刻,達開果率眾東走,取道巖。應元見其車亂旗靡,即分兵上下兩路,邁過鐵橋追擊。應元及許亮儒督兵從山頂下木石,黃君榮、汪復申等率軍尾追。同時大河北岸周千總復派兵對巖用槍射擊之。達開部面面受敵,墜巖隕水者無數。……(巖一徑)道極險狹,仰視則峭壁參天,俯臨則河水急涌,以是屈行二十里乃渡小河村莊,點驗隊伍則已損失十之五六。是夜宿此。應元復整隊圍之,未及旦,達開統殘部潰圍而去,應元跟追。……至利濟堡……達開見老鴉漩水勢險惡,料不能涉,亦收隊盤踞其地。入夜昏黑,饑甚,覓食無所得,有相殺噬人肉者,達開莫能禁,并聞殘部聚泣,乃顧而嘆曰：……今誤蹈險地,一蹶不振,此天絕孤,非孤不能為諸卿解危也。言訖泣下數行,左右皆泣,莫能仰視。……達開知喪敗在即……乃含酸仗劍,督叱部卒將胡、潘、吳三王娘以次抱投江中。
這些記述表明,6月9日渡河失敗、紫打地失守,石達開陷于極大的困境。困境當然不是這一天才形成的。石達開原來據有河道七場中的紫打地、新場、洗馬姑等村鎮,但在5月下旬,新場、洗馬姑已被嶺承恩占領,特別是5月29日,嶺承恩占領紫打地背后的馬鞍山,使石達開局促于紫打地,成了釜中之魚。6月9日的戰斗是死中求生的“困獸之斗”。這次戰斗失敗,石達開雖率殘部沖突至老鴉漩,但顯然已經喪失了“血戰出險”的信心和力量了,所以才有他的妻子沉河的事情。
處于絕境的石達開于6月11日在老鴉漩以南十余里的洗馬姑地方落入清方手中。
石達開究竟是怎樣落入清營的呢？在6月9日、10日、11日的短暫時間內,究竟發生了什么事情呢？
有幾種不同的說法：
為貪生而投降了;
為突圍而詐降不成被浮;
為救殘部而被騙入清營。
由于記載殘缺而又有分歧、矛盾,要真正確立一種說法是不容易的,要澄清各種細節尤不可能——恐怕也不必要。我們要避免各執一詞,在其中的細節上大加發揮、大做文章。我們需要的是把握住基本的事實,采取客觀分析的態度,以認清石達開最后幾天歷史的輪廓。
三
有兩個基本事實可以作為分析研究的基礎,這就是：石達開想救全殘部,清方得到石達開是“設計誘擒”的結果。這兩件事的存在是有確實證明的。任何一種說法都應當同它們沒有矛盾——除非能否定它們的存在。
關于石達開想救全殘部,他在被俘后的供詞中談到了這一點,更具體的根據自然是石達開給駱秉章的信。關于這封信的真實性,我認為迄今并沒有重要的爭論。撇開收信人是駱秉章還是唐友耕的問題,它的多方面的來源表明了它不可能出于某一人的偽造。從它公之于世的先后來說,它首先見于1908年印行的《唐公(友耕)年譜》。1935年四川瀘定西沙河壩高姓在紫打地發現此信抄本。1941年朱偰在大渡河等地考察時,又有當地戴姓默寫出這封信。1945年都履和整理發表的許亮儒《擒石野史》也錄有這封信。有的抄本署有太平天國五月初九日的日期,與史實矛盾,這完全可能是抄寫中發生的錯誤。至于駱秉章、唐友耕等的官私文件中沒有提到它,那是由于別有隱情,下文將予討論。
這封信的主要內容,是要求清方統帥“宥我將士,赦免殺戮”：
竊思求榮而事二主,忠臣不為;舍命以全三軍,義士必作。……大丈夫生既不能開疆報國,奚愛一生;死若可以安境全軍,何惜一死。達聞閣下仁德普天,信義遍地,爰此修書,特以奉聞。閣下如能依書附奏清主,宏施大度,胞與為懷,格外原情,宥我將士,赦免殺戮,禁止欺凌,按官授職,量才擢用,愿為民者,散之為民,愿為軍者,聚之成軍,推恩以待,布德而綏,則達愿一人而自刎,全三軍以投安。然達舍身果得安全吾軍,捐軀猶稍可仰對我主,雖斧鉞之交加,死亦無傷,任身首之分裂,義亦無辱。惟是閣下為清大臣,肩蜀巨任,志果推誠納眾,心實以信服人,不蓄詐虞,能依請約,即冀飛緘先復,并望賁駕遙臨,以便調停,庶免貽誤。
此外,信中還有一些表示他系被譖出朝和“逐鹿空勞，天弗從愿”“天命如此，人將奈何”之類的話。
人們對這封信采取分析和批判的態度,這是正確的。
石達開在大渡河近一個月,進行了多次戰斗,還多次表明過血戰出險和寧死不降的決心。但在寫這封信的時候,血戰出險已沒有可能,戰斗到底的決心也已經放棄——希望“舍命以全三軍”,要求赦免他的殘部,不言而喻是以停止抵抗為條件的。人們批判他悲觀、動搖,這是確實的、有道理的。
但無論如何,我們看不出這封信是在同敵人進行“黑交易”,是暗中把部下出賣給敵人。石達開的確想同敵人“交易”：“舍命以全三軍”。他的資本這時已只有自己的頭顱。但殘酷的事實是,敵人既要他的頭顱,也要“三軍”的頭顱。我們完全能批判這是錯誤的幻想,但不可以說他想從這一“交易”中為自己得到什么好處。不然,怎樣解釋他的“王娘”事先就投河而死呢？
這里不準備著重討論對這封信的評價,而只是從這封信來確定一個事實,即石達開在覆亡之前,曾要求清方保全殘部,以此作為停止抵抗的條件。
第二個基本事實是,石達開落入清營是清方“設計誘擒”的結果。這一點,首先是駱秉章派赴大渡河處理善后事宜的四川布政使劉蓉透露的。劉蓉在事畢以后的一份詳細稟報中說,他接奉駱秉章的命令,“當即馳抵富林營,接見文武員弁及各該土司,詢悉前后戰守及誘擒石逆情形”;又說,石達開率殘部東奔至老鴉漩后,“適管帶南字營都司王松林到防,情愿親赴賊巢,誘降石逆”。
這個誘擒誘降的主意據說出于唐友耕。“石逆糧盡勢窮,唐提督商令漢土各營設計誘降,遂生擒石逆。”《唐公年譜》附錄,《伍肇齡等上護川督趙爾豐呈》。地方志書則稱出于越嶲廳同知周岐源,說周岐源向王松林“授以密計,王松林親踐其壘,曉諭再三”。
根據這幾種官私記載,我們可以確知,石達開之落入清營(用他們的話來說是“被擒”“來降”),是清朝方面“設計”的結果。
四
確定了以上兩個基本事實以后,接著也就會產生這樣的問題：
石達開的信,駱秉章、唐友耕或清方其他人見到或知道了嗎？他們作何反應？
唐友耕、周岐源等究竟設了什么計,究竟怎樣“誘擒”“誘降”石達開？
關于第一個問題,盡管駱秉章、唐友耕等人的官私文件中從未提到此事,但可以相信,他們得到了這封信。一個簡單的事實就可以幫助我們作出判斷：如果他們沒有得到這封信,它怎會在唐友耕兒子編的《唐公(友耕)年譜》中出現？
根據近年我讀到的跟隨劉蓉去大渡河前線的黃彭年所寫的《黎雅紀行》一文,可以推測駱秉章也收到了這封信,或者得到了關于這封信的報告。
《黎雅紀行》開頭敘述了清兵四面包圍石達開的形勢,接著有這樣一段話：
既而聞賊勢益蹙,將縛石達開來降。駱公慮其偽降,以緩我師,乘懈而逸;又慮諸將不能善其后也,于是檄劉公往。時家君居駱公幕府,部署已定,劉公邀予同往。
黃彭年與父黃輔辰都有文名,當時在四川依駱秉章,劉公即劉蓉。據黃彭年《代劉蓉致駱秉章稟稿》,駱秉章是同治二年(1863)四月二十八日即公歷6月14日以公文通知劉蓉去大渡河的,劉蓉、黃彭年于次日即動身。從黃彭年這段話來看,駱秉章在6月14日還不知道石達開已于11日落入清軍之手,但知道了“賊勢益蹙,將縛石達開來降”。這是很值得注意的。據劉蓉事后的報告,石達開自紫打地奔突至老鴉漩后,部屬中出現了一些投降活動,但并未有“將縛石達開來降”的報道。所謂“賊勢益蹙,將縛石達開來降”,與石達開信的內容是若合符節的。石達開提出愿“舍命以全三軍”,意即愿自縛聽候處置以換取赦免、安置他的余眾。駱秉章獲知這一情況,但擔心是偽降,又擔心前線將領不能處理這樣一件復雜的大事,才派僅次于他的大員劉蓉親去前線。石達開信中要求迅予答復,“并望賁駕遙臨,以便調停”。我們甚至可以推想,駱秉章派去劉蓉這樣的大人物,是對于這一要求的事實上的回答。
駱秉章派出劉蓉,對石達開被俘并未發生作用,因為早在劉蓉啟程以前,石達開已被“設計誘擒”了。在這里,只是試圖從黃彭年的筆記中進一步確定清方得到了石達開的信,包括駱秉章在內,至少,他們獲知了石達開“舍命全軍”的要求。這是有助于我們探索唐友耕、周岐源等的“密計”內容的一個背景。
唐友耕或周岐源等究竟如何“設計誘擒”石達開,分析方志記載等材料,有可能理出一個頭緒！对綆Q廳全志》的《武功志》描述說：
賊四面受敵,又困于雨……又糧盡無所掠,進退戰守俱窮,頗有降心。岐源密探其意,乃為畫策,邀參將楊應剛商南字營王松林,先令達意,授以密計。王松林親踐其壘,曉諭再三,賊首肯者六七。應剛銳然自任,率丁數十至賊營,先貽書約誓,待以不死,賊未之信也。而賊之偽李宰輔、偽曾宰輔等俱欲傷應剛。應剛大呼叱之……與王松林同指天誓日。石達開信之,與之訂盟。翌日并馬出紫打地,至喬白馬……已而石達開至洗馬姑,應剛指曰,此越嶲同知周公。達開長揖而坐。遂擁至海棠城內。
這段記述中的時間、地點和其他細節有不準確之處這段記述說,王松林去石達開營中“曉諭”的次日,同石達開并馬出紫打地,當天到洗馬姑清營。按石達開從紫打地出奔是6月9日,王松林去石達開營中“誘降”是在石達開離開紫打地奔至老鴉漩后,劉蓉、許亮儒都對此有具體記載,所以這段記述中的日期、地點必有差誤。又,它還記有“賊之衛隊刀槍圍繞者萬眾”，“賊眾……露千刃相向”等情節,也可能有夸張的成分,其用意在突出楊應剛、王松林的“膽識”和“立功”之不易。,這里可以不多討論,重要的是,這段記述告訴人們,石達開是相信了楊應剛、王松林的話而到洗馬姑清營的。
石達開相信了什么呢？這段記載似乎說,石達開相信了“待以不死”,所以就跟楊應剛等走了。
但事情不可能這樣簡單。如果只是派人去告訴戰敗者：歸降可以不死,這不過要下說辭的人費點口舌,不需要劃什么策,更談不上什么“密計”。
或者說,所謂“密計”就是指圈套,就是指先去騙他們“待以不死”,抓到手就予以誅殺。這當然也是計,是毒計。但必須明白,這樣的圈套、毒計是不可能由周岐源或唐友耕來設計、安排的。他們沒有這樣的權力。石達開和他的殘部后來被屠殺,完全出于駱秉章的指示,劉蓉就曾聲明屠殺石部系“遵照檄飭”行事。所以,周岐源所劃的策、所設的計,不可能是指這樣的圈套。
關于楊應剛與石達開的接觸,光緒《越嶲廳全志》記載了紫打地賴進學所述的另外一些情況：
二十三日(6月9日)……(石達開)率妻子而逃,有七賊婦至小水溺于河。石逆前與楊參府約降,自由小水過喬白馬,適楊參府早下山前往迎之,攜手過涼橋至洗馬姑,宿馬頸子王通把宅中。明日楊參府帶石逆由納耳壩至富林,意欲徑至省城報首功也。而唐軍門、蔡知府邀之于路不得前,遂將石逆交二公而回越嶲云。
賴進學述楊應剛與石達開接觸的時間,大概也有錯誤,但他證實了楊應剛有“誘降”之事。“約降”有些什么內容？后來的安順場“士紳”賴執中對此有重要的補充：
(當石達開被圍時),四川總督駱秉章遣越嶲營參將楊應剛勸石達開解甲歸田,謂：大渡河天險,決無法飛渡,今既被圍,請解兵柄,來共商善后。石達開見大勢已去,不得已輕騎前往,楊乃設伏于涼橋,遂致被擒。
這段話必有不準確的地方,例如駱秉章不可能直接向前線一名參將布置任務。它的意義在于報道了楊應剛“勸”石達開的一番話。它也可能不很準確,但它的大意就足以使人聯想起石達開給駱秉章(或唐友耕)的信。石達開要求“舍命全軍”,赦免殘部或為民或為軍,并要求給予答復：或飛緘先復,或賁駕遙臨。楊應剛告訴石達開什么“解甲歸田”“來共商善后”云云,不正與石達開的要求很有關聯嗎？
前已分析,石達開的信應已被清方收到。這封信即使沒有被傳看,這個消息也必然會在一些頭目中傳播。所謂周岐源知道了石達開“頗有降心”,乃為劃策、授以密計云云,表明周岐源等正是利用了石達開的要求和愿望來定計誘擒。
這樣,我們可以推想,周岐源的“密計”就是編造出對石達開要求的某種答復,就是派楊應剛等前去表示同意石達開的要求,甚至可能詭稱清方大員將要或已經到來,要他前去面商善后。這是一件“大事”。楊應剛、王松林沒有什么信憑,又不是重要人物,石達開和他的部屬自然不能輕信,這才有石達開的部屬“俱欲傷應剛”和楊應剛賭誓發咒的事。石達開在窮敗之時,為了救全殘部,終于相信了這些話,停止抵抗,犯險來到清營。楊應剛等立即把他作為俘虜前去報功。
這樣的“密計”太不光彩。它是蓄意的編造,在石達開到手以后,設計者特別是駱秉章需要否認這件事的存在,因而有的記載雖然透露出“密計”和“設計誘擒”之類的話,但對其內容卻不能不諱莫如深或者語焉不詳了。
五
駱秉章在殺害石達開后給清廷的奏報,是清朝方面關于石達開大渡河之役的官方報告。但恰恰就是這份正式文書,充滿了掩飾和偽造。
特別是關于石達開被俘的經過,他說：
臣前以石逆或傳其死,倘能設法生擒,辨認真確,俾就顯戮,庶可以釋群疑。當經楊應剛等以該逆無路逃生,于洗馬姑豎立“投誠免死”大旗,石逆果攜其一子及偽宰輔曾仕和、偽中丞黃再忠、偽恩丞相韋普成等并余黨至洗馬姑乞降。
這里他完全沒有提到石達開想救全殘眾的事,也完全沒有提到他的下屬深入“賊壘”設計誘擒的事——而對于這一番深入“賊壘”的功勞,劉蓉的稟報是幾次提到的,并且說：“非王松林深入賊巢,則石逆斃于亂軍之中,亦斷不能生得。”楊應剛、王松林的活動,對清朝統治者可說立了大功。但駱秉章的奏報卻無一字提到王松林,無一字提到有人深入“賊巢”活動,把這番“功勞”全部抹殺。其所以如此,一方面他要把功勞歸于自己,仿佛他早已指示要“設法生擒”,這才有楊應剛在洗馬姑豎立“免死”大旗;而更主要的,是他要掩蓋石達開落入清營的真正情由,因為這種情由不但不光彩,而且向朝廷報告也要多費口舌。駱秉章奏報中完全略去楊應剛、王松林深入“賊巢”的事跡,可以反證楊應剛、王松林的活動必有文章。
掩蓋了楊應剛、王松林的活動之后,石達開是怎樣到清軍之手的呢？于是相應地必須誣罔石達開：舍命全軍、保全殘部的信和要求一概不提,只說他見了免死旗就自動來降。
由于把石達開“乞降”說成是這樣一件單純的事,因此他也需要掩飾6月14日派劉蓉去大渡河的原意。如前所述,駱秉章是在得知石達開被俘前“慮其偽降以緩我師,乘懈而逸,又慮諸將不能善其后”才派出劉蓉的,這透露出他收到了或知道了石達開信件的消息。但后來他在奏報中卻說：
臣前于四月二十八日(6月14日)得報后,慮其余黨殲除不盡,將貽后患,札飭藩司劉蓉馳往大渡河,會同唐友耕等委辦善后事宜。
同黃彭年的《黎雅紀行》對照,就可以看出這段話完全掩蓋了事實和原意。
駱秉章為掩蓋楊應剛、王松林的活動,不但在奏報中描寫石達開為免死而自動乞降,而且也對石達開供詞作了手腳。近年發現的毛祥麟《三略匯編》稿本中有石達開供詞的抄本,其中關于大渡河被俘一段說：“達開原想投河,轉念投誠出來,救全殘眾。”石達開供詞原是清吏筆錄,并不準確可信,但這句話大體符合事實,至少符合邏輯。然而我們過去看到的駱秉章抄呈清廷的石達開供詞中,這句話卻寫作：“達開正欲投河自盡,因想真心投誠,或可僥幸免死,達開想救眾人,俱令棄械投誠。”顯然,駱秉章在這里加了半句,致使文辭意思都顯得不通。
駱秉章的這份奏報是石達開貪生乞降說的根據,但是,看來這個根據是不可靠的。
六
石達開因詐降不成而被俘說,雖然不是毫無蹤影,但實際上也很難確立。
黃彭年的《黎雅紀行》記述了駱秉章和黃彭年自己對石達開假投降的懷疑。前已引述,駱秉章就是因為這種擔心而派劉蓉去大渡河的。劉蓉、黃彭年于6月15日離成都到新津,黃彭年記事說：
日暮得雅州書,謂賊窮乞降,將過河審其虛實。因檢新津圖經,南詔阻新穿水不得渡,乃偽請和,橋成而遁。今日賊勢,正與咸通往事相類。
南詔事,據《新唐書》列傳一四七載,唐懿宗咸通十一年(870)南詔犯成都失敗,退至雙流縣,阻于新穿水,其首領“計窮將赴水死,或止之,乃偽請和以紓其急”,三日造橋成而遁。黃彭年從雅州府得到了“賊窮乞降”的確息,但仍然認為與南詔之往事相類,擔心是偽降。第二天,6月16日,劉蓉、黃彭年到邛州,得到駱秉章從成都來文,知道“石逆果就擒耳”。石達開是怎樣“就擒”的？是否“弄假成真”？《黎雅紀行》無所記,但我們從后來黃彭年所寫《代劉蓉致駱秉章稟稿》可以得知,劉蓉到了大渡河邊的富林營,詢悉了“誘擒”石達開的情形。這個“誘擒”是怎么回事,已在上文作了探討。
這樣看來,駱秉章等只是擔心、懷疑石達開偽降,我們并沒有見到確是偽降的依據。
許亮儒《擒石野史》有一段關于石達開末路的生動記載,其中提到石達開部有過詐降的計劃。它在描寫6月10日晚石達開敗奔到老鴉漩的情況后說：
曹臥虎曰：“事急矣,明旦請收合余眾,妖來背水一戰,幸而勝則圖前進,不勝則主臣赴彼清流,斷不受斧鉞辱,惟王留意焉”。達開曰諾。曾仕和又進言曰：“王請勿慮。適牒報南去溯谷流而上十里即梁橋,逾橋則為洗馬谷(姑)場,越嶲營參將楊應剛、土司嶺承恩各率數百人阻去路。明日我軍詣梁橋,宜表詐降,俟濟河劫糧,斬木猝攻,聲威則無不復盛者,何待斃為？”達開壯其言,即令曹臥虎引炬據石為席,援筆成表,達開懷之。
但是,這個“詐降”計劃并沒有來得及實行：
天將曙,達開甫枕石而臥,忽見西南山頭炬光,分道突出……達開腹背受敵,所部僅二千余,仍被擁護,奮力奪路,望梁橋而去。……達開當此欲進不得,退則無所……將自刎。會一將自梁橋馳涉高阜,急呼王應元各軍停攻,吾已奉令俯準石達開降免矣。應元視之,乃參將楊應剛也。達開聞訊,不得已率其子定忠及各官佐釋兵表降。四月二十五日(6月11日),楊應剛等乃招待達開部屬于洗馬場,共相勸慰,以安其心。
照這一報道,石達開、曾仕和擬定的詐降計劃并未實行就遭突襲,達開不得已而“釋兵表降”。這似乎是說,石達開已經真的投降。但它又接著報道石達開因詐降失敗,十分悔恨：
二十六日(6月12日),應剛復令應元等戒備,以防詐降。二十七日,唐友耕兵自北來,應剛即協釋達開父子及部屬到大樹堡,但友耕疑達開中變,竟傳令將達開父子及官佐護送渡河,部屬二千余仍留堡地安置……達開見所部阻渡,詐降計絀,陰甚悔恨。
這似乎又是說,當石達開“將自刎”之時的“釋兵表降”也是詐降,后來他同他的部眾被隔離了,因而詐降失敗。
許亮儒《擒石野史》有不少虛構夸張如小說家言的地方,但以當地人記身歷目睹之事,不可能都是向壁虛構,所以詐降之說也應當重視。但許亮儒并沒有為這一說法提供證據。詐降真降之不同,首先在于意圖,但詐降者的意圖往往是秘密的,不能廣為人知,所以其意圖往往只有從降后的活動和結果中才能看出。石達開等密議詐降,按理不可能被許亮儒了解。許亮儒也沒有報道出石達開有什么活動,足以表明他實行的是詐降。因此,對于這個詐降說,我們難以根據這幾段話就輕易相信。
更重要的是,我們需要將這個詐降說同上文已反復指出的兩件基本事實作對照。詐降說者也很重視石達開給駱秉章的信。這封信承認自己已經失敗,愿意一人自刎以換取殘部安全。按照這封信的思想,石達開沒有想到要東山再起,如果清方真的接受了這封信的要求,石達開也不可能東山再起；蛘哒J為,石達開寫這封信是緩兵計(如同駱秉章所曾顧慮的那樣)。那就是說,石達開寫這封信只是為了爭取喘息時間,延緩清軍進攻,并不打算按這封信的內容去做。這樣理解石達開寫這封信的意圖,似乎脫離了當時石達開孤窮末路的實際。章太炎曾將大渡河邊的石達開比擬為垓下別姬的項羽。項羽如果不是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自然不會讓虞姬自刎。石達開如果是緩兵計,心中還有卷土重來的雄心和希望,也不會讓妻妾投河先死。無論如何,說石達開寫這封信是緩兵計,這只是一種推測,它需要另外的事實來作證明。而從后來發生的事實來看,說石達開寫這封信是真心實意的,比之說是為了延緩清軍進攻的緩兵計,可能更為符合實際。
許亮儒《擒石野史》報道石達開詐降說的另一問題是他沒有提到楊應剛、王松林“深入賊營”的活動,而這一活動,如上文所說,是無可懷疑地存在的,且與石達開之被俘有極大關系。以許亮儒所處的地位,他沒有必要掩蓋這一點。他之完全沒有談到這件事,說明他并不了解內情,只是看到了表面。這也告訴我們,他的報道不會都符合實際。
據劉蓉、駱秉章報告,石達開奔逃至老鴉漩時,殘部有七八千人。石達開被誘擒以后,駱秉章說,給票遣散的有四千余人,其余兩千余人系“悍賊”,被安置在大樹堡,于6月19日晚被清軍包圍剿殺。這是反動統治者所干的一次血腥屠殺,也是石達開“舍命全軍”的錯誤幻想所造成的血的后果。
但石達開這些殘部的人數,如同石達開全軍人數一樣,可能已被清方大大夸大。如劉蓉報告說,石達開“率眾投誠”后,王松林挑選精壯收編了三千人。后來劉蓉處理此事,查明“所稱留三千人,亦非確數”。清方夸大人數,于此可見一斑。
石達開于6月18日被押解去成都,20日到榮經。據《黎雅紀行》報道,劉蓉6月15日出成都,此時也到了榮經。“劉公傳訊,梟杰之氣,見于詞色。”6月25日石達開被押解到成都,審訊后被殺害。后來劉蓉談到審訊和殺害石達開的情況說：“比提石逆研訊,據供自金田發難之后一切悖逆情狀,歷歷如繪。其梟杰堅強之氣,溢于顏面,而詞氣不亢不卑,不作搖尾乞憐之語。自言南面稱王十余年,所屠戮官民以千萬計,今天亡我,我復何惜一死。臨刑之際,神色怡然。”劉蓉：《養晦堂文集》卷六,《復曾沅浦中丞書》。這是當時當事人根據直接見聞寫下的記載。近世有記載稱,石達開在被押解途中曾說,倘至北京,當獎拔招待他吃飯的清方某知州云云,似乎石達開做著到北京當大官的美夢。這種根據道聽途說或出于臆測的記載,當然是極不可信的。
——選自王慶成《太平天國的歷史和思想》，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5年2月
大學問·太平天國的歷史和思想 作者簡介
王慶成（1928—2018），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中國太平天國史研究會會長。長期致力于太平天國史研究，著有《太平天國的歷史和思想》《太平天國的文獻和歷史》等，并與羅爾綱共同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太平天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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