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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承明制:明清國家治理與社會變遷 版權信息
- ISBN：9787559875020
- 條形碼：9787559875020 ; 978-7-5598-7502-0
- 裝幀：精裝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清承明制:明清國家治理與社會變遷 本書特色
1.明清史研究專家陳寶良關于明清國家治理與社會變遷的創新之作。陳支平、常建華、馮賢亮一致推薦，常建華盛贊其為“一部多有創見且很有可讀性的明清社會史新論”。
2.從社會史、文化史而非政治史視野，重新論證“清承明制”這一經典命題。深入剖析繁難的地方治理、好訟的社會氛圍、世俗化的社會群體、變動的社會秩序等世間百態，極大地豐富了明清歷史研究的內涵與外延，展現了一種“清承明制”傳統論述框架之外的歷史敘事。
3.立足于社會組織、群體的流變，呈現明清世風世情的繼承關系和世俗化特征。更多地關注社會層面，關注多種組織、群體以及與之相關的制度，對訪察體制、幕府人事制度、塾師的生存狀態及其形象、僧人的俠客化、尼姑的戀世情結等進行專題梳理，既明確了這些個案在明清兩代的具體演變情況，又直觀揭示了兩代世風的世俗化轉向。
4.微觀與宏觀視野兼備，勾勒“大歷史”的同時關注“小人物”。不僅關注官制、地方治理、央地關系等宏觀議題，還生動講述幕僚、塾師、俠客化僧人等“小人物”的故事，勾勒出一幅跨越朝代的“大歷史”畫卷。
5.以文證史，全景勾勒明清世俗化世情。充分挖掘《儒林外史》《水滸傳》《西游記》等明清時期文學作品中反映世風世情的內容，以之作為傳統史學文獻資料的重要補充。這種獨特的研究方法不僅拓寬了史料來源，更深入闡釋了明清社會的世俗化特征，讓歷史研究更具文化底蘊與人文關懷。
編輯推薦
對于治史者而言，“清承明制”這一跨朝代論述很長時間以來就是學界共識。前賢多從政治史或國家層面著眼，強調清王朝統治中中原元素的主導地位和清代君主專制的進一步加強。與之不同，本書更多地關注社會層面，關注多種組織、群體以及與之相關的制度，對訪察體制、幕府人事制度、塾師的生存狀態及其形象、僧人的俠客化、尼姑的戀世情結等進行專題梳理，既明確了這些個案在明清兩代的具體演變情況，又揭示了兩代世風世情的繼承關系，為“清承明制”命題提供了社會史、文化史方面的多維闡釋。
另外，借助文學作品中的描述，我們得以看到一個個鮮活的人，他們或是蒙冤受屈之人，或是清貧度日的書生，或是尚俠義的僧人……同處明清世情世風之下，不同的遭際似乎指向同一處：商品經濟有所發展的大潮之下，社會景象日益多元的同時，社會風氣也在悄無聲息地發生著世俗化轉變。
清承明制:明清國家治理與社會變遷 內容簡介
一部從社會史、文化史視角重新解讀“清承明制”傳統命題的創新之作，全景勾勒明清世俗化社會的全貌，深入考察明清國家治理與社會變遷的內在繼承性。作者著眼于地方治理的繁難、人事制度的瑣碎、社會群體的復雜、生活秩序的變動，通過對幕府、鏢局、會館、塾師、俠客化僧人、戀世尼姑等社會組織和群體的細致梳理，多維呈現了明清世風世情的世俗化特征與繼承關系。本書結合宏觀與微觀多重視角，充分挖掘以文證史的潛力，生動的文筆與深刻的認識交相輝映，不僅是一部極具創見的明清社會史新論，更是一部兼具學術深度與通俗性的歷史佳作。
清承明制:明清國家治理與社會變遷清承明制:明清國家治理與社會變遷 前言
作者從明代官場風氣起筆，略述“茍延”之病、“軟熟”之病和“奔競”之病，抑乖覺之人而揚“愚愚”精神，并將“愚愚”與誠、大無畏相關聯，認為其契合于儒學的真精神，進而指出：老實做人、認真做事者，才值得稱道。
——編者按
“認真”新說（代自序）
何謂“認真”？照著字面直白地去理解，大概應指認得“真”字明白、真切。稍加引申，釋其詞義，則是說做事必須切實、不茍且。
清承明制:明清國家治理與社會變遷 目錄
“認真”新說（代自序）
上編 國家治理
**章 博訪利病：訪察體制與地方治理
第二章 興訛造言：謠傳與民間信息傳播
第三章 “無訟”抑或“好訟”：好訟社會的形成
第四章 陰曹地府：文學中的陰司訴訟
中編 制度溯源
第五章 佐治檢吏：幕府人事制度
第六章 護衛重貲：標兵與鏢局的起源
第七章 招徠鄉人：會館的起源及其功能演變
第八章 結萬為姓：秘密社會與天地會的淵源
下編 社會群體
第九章 富不教書：塾師的生存狀態及其形象
第十章 清客幫閑：無賴知識人的形象重構
第十一章 禪武僧俠：佛教僧人的俠客化
第十二章 花禪娼尼：尼姑的戀世情結及其世俗化
后記
展開全部
清承明制:明清國家治理與社會變遷 相關資料
陳寶良教授的《清承明制：明清國家治理與社會變遷》一書，是一部別開生面、另辟蹊徑的學術探索性著作。全書以過往學界絕少涉及的社會政治生態、官場習氣、世間百態的獨特視野，深入考察明清時期的國家治理與社會變遷，極大地豐富了明清歷史研究的內涵與外延。陳寶良教授是研究明清時期社會史和文化史的大家，此書更是富有創新探索性的最新成果，可以說在同領域的研究著作中，無出其右者，令人敬佩。——廈門大學教授、中國明史學會會長 陳支平明清社會史名家陳寶良教授的新著中，有關明清訪察體制與地方治理的論述，很好詮釋了明清國家治理的特色；對于明清幕府人事制度的溯源，有效證明了清承明制問題。新著所論“社會變遷”，包括社會治理方面的謠傳與民間信息傳播、“好訟”社會的形成，社會組織方面的標兵與鏢局的起源、會館的起源及其功能演變，社會群體方面的塾師、清客幫閑的形象問題，所論或為人所忽視，或出人意表，且不乏深刻。這是一部多有創見且很有可讀性的明清社會史新論。——南開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教授 常建華當訪察日漸成為常態化體制且訪察的執行主體層層下移時，窩訪、訪行應運而生，訪察亦逐漸異化為奇貨可居、有利可牟之事，由利民之制轉為害民之政。
——編者按
窩訪訪行：訪察體制之流弊
訪察的本意在于懲惡，在實際的執行過程中卻流變為“局騙”。明代的史料記載證實，地方有司官員在遇到上司委托采訪之后，并非自己親力親為，而是將此采訪任務交給下面的“奴隸之人”，借此聊以塞責。這些胥吏(亦即“奴隸之人”)在接受了官員的委托之后，將此視為奇貨可居之事，必定前往窩訪之家“買訪”。這些窩訪之徒，通常與各府州縣專門從事采訪之事者“相為通同”。窩訪家中的訪事之徒，不是衙門積猾，就是地方棍徒，平日專門“采訪官吏政績，搜求民間是非，編成聯句，列為條款，集稿以待來索”。由此可見，一旦訪察的事實來源于窩訪之家的采訪，那么，勢必造成“愛憎出乎其心，死生出乎其手，案前之虛實未分，而袖中之軍徒先定矣”的結局，完全違背懲惡揚善的本意。
窩訪之徒獲取采訪而得的姓名，將此姓名賣給買訪之人；買訪之人得其姓名，再依次“轉聞于巡按”。巡按一至其地，就按照原來訪單上列出的姓名緝拿，不管訪單的真假，先行解赴巡按衙門。窩訪的存在，顯然導致了以下的結果：一方面，真正元兇大惡之輩，怕自己被采訪，就互相結交，反而得以漏網；另一方面，那些良善無辜之人，偶因睚眥細微之事，往往落入陷阱。更為可怕的是，一旦窩訪的聲勢大張，那么府之首領以下官員，州縣佐領以下官員，衛所指揮以下官員，全被窩訪籠絡，并與他們交好，甚至“帖具官銜，處以賓禮，厚其饋遺，要一奉十”，其目的就是免于被訪察。反之，那些特立獨行且恥于詭隨的官員，反而被窩訪之家陷害，落入被訪的名單。其結果，則以懲惡之典，反開局騙之門，成為地方的一大禍害。
當訪察日漸成為常態化體制且訪察的執行主體層層下移時，窩訪、訪行應運而生，訪察亦逐漸異化為奇貨可居、有利可牟之事，由利民之制轉為害民之政。
——編者按
窩訪訪行：訪察體制之流弊
訪察的本意在于懲惡，在實際的執行過程中卻流變為“局騙”。明代的史料記載證實，地方有司官員在遇到上司委托采訪之后，并非自己親力親為，而是將此采訪任務交給下面的“奴隸之人”，借此聊以塞責。這些胥吏(亦即“奴隸之人”)在接受了官員的委托之后，將此視為奇貨可居之事，必定前往窩訪之家“買訪”。這些窩訪之徒，通常與各府州縣專門從事采訪之事者“相為通同”。窩訪家中的訪事之徒，不是衙門積猾，就是地方棍徒，平日專門“采訪官吏政績，搜求民間是非，編成聯句，列為條款，集稿以待來索”。由此可見，一旦訪察的事實來源于窩訪之家的采訪，那么，勢必造成“愛憎出乎其心，死生出乎其手，案前之虛實未分，而袖中之軍徒先定矣”的結局，完全違背懲惡揚善的本意。
窩訪之徒獲取采訪而得的姓名，將此姓名賣給買訪之人；買訪之人得其姓名，再依次“轉聞于巡按”。巡按一至其地，就按照原來訪單上列出的姓名緝拿，不管訪單的真假，先行解赴巡按衙門。窩訪的存在，顯然導致了以下的結果：一方面，真正元兇大惡之輩，怕自己被采訪，就互相結交，反而得以漏網；另一方面，那些良善無辜之人，偶因睚眥細微之事，往往落入陷阱。更為可怕的是，一旦窩訪的聲勢大張，那么府之首領以下官員，州縣佐領以下官員，衛所指揮以下官員，全被窩訪籠絡，并與他們交好，甚至“帖具官銜，處以賓禮，厚其饋遺，要一奉十”，其目的就是免于被訪察。反之，那些特立獨行且恥于詭隨的官員，反而被窩訪之家陷害，落入被訪的名單。其結果，則以懲惡之典，反開局騙之門，成為地方的一大禍害。
與窩訪相關相連者，尚有一種“通家”。窩訪之家的黨類甚多，再加之在訪察過程中，耳目太多，機事欠密，遂使窩訪之家大開騙局，這在當時稱為“通訪”。“通訪”一稱，大抵已經證明窩訪與衙門書役、積快勾通的實情。如明人呂坤云：“窩訪奸民與各衙門積快為通家，以報怨詐財為得計，大奸巨惡投托得以藏身，富戶良民無辜忽然被禍。”可見，所謂“通家”，實則是指與窩訪奸民相勾通的衙門服役人員，包括各房書吏、衙役及民快。明代的史料中，亦有要求“革各房通家之弊”之說。所謂“各房通家之弊”，通常是指上司來州縣訪察時所形成的一種行政弊病，一如明人佘自強所揭示：“上司來州縣訪事，多本州縣吏書、衙役為耳目，吏書、衙役遂借此以自行胸臆。一為正官所苦，便媒孽正官；一與鄉黨不和，便媒孽鄉黨。衙門內外，無一不被其毒。”崇禎十二年(1639)八月，楊嗣昌在上疏中，亦直言窩訪、通家把持地方訪察已成一種通弊。他認為，通家、窩訪操弄官評，還是因為巡撫、巡按與州縣相隔。巡撫、巡按訪察州縣的吏治、官評，因為與州縣相隔，只好“每事必詢之道府”；道府同樣與州縣相隔，只好“每事必詢之刑廳”；刑廳未嘗不與州縣相隔，也只好“每事必詢之書快”。楊嗣昌疏中所提及的“刑廳”，指的是府推官，在明代又被稱為“四衙”，足見府推官在明代地方訪察體制中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但在實際行政及司法過程中，所謂“天下之吏治官評，什九出于刑廳”，實則“什九出于書快而已矣”。
隨著窩訪勢力的擴大，“訪行”開始出現了。這是一種專門服務于地方訪察體制的機構，亦即成為上官訪察“州里之豪”時的耳目。訪行的成員，多由“傾險狡悍之甚者”組成，且成為“奸人”的窟穴，甚至可以“執一縣生死之柄”。
入清以后，棍徒借助于上司衙門的察訪而招搖撞騙，亦相當普遍。雍正二年(1724)，河南巡撫田文鏡在上疏中揭示，當地方官三年大計之時，一些“不法棍徒”及巡撫、司道衙門中的“書吏承快人等”，假借“奉差察訪”的名頭，寓居于僧寺道院、關廂飯店，招搖撞騙，而那些地方官員也“希圖瓦全，不惜買囑”，隨之導致“蠹書”在中間穿針引線，暗地里得“贈金以飽貪囊”。
更有甚者，在清代的吳浙之間，與地方訪察體制相伴而生的窩訪，其勢大增，且借助于“造訪”“賣訪”“做訪”“換訪”“借訪”“干訪”等行為舉措，從更深層面把持地方訪察。
所謂“造訪”，指一些積年巨蠹，盤踞于衙門中，專通上下線索，勾連地方上的勢豪，偵探官府的短長，甚至胥役所行的過失事跡，憑著自己的喜怒，牽連、陷害良善，“取捕風捉影之事，作裝頭換面之謀”。可見，“造訪”之“造”，專指所訪之事多屬捕風捉影，并非實情。所謂“賣訪”，指這些大蠹，聞風夤緣賄縱，刪抹訪單中的姓名。可見，訪單中的被訪人姓名，可以通過行賄而被抹去。所謂“做訪”，指這些巨蠹在接受了他人的囑托之后，可以將無辜者插入訪單的“款內”。可見，這是假造名單以傾陷無辜。所謂“換訪”，指在訪察時，故意讓手下奸黨四出，虛張聲勢，其中一些有惡行且入了訪單的“有力”之人，可以花錢潛行從名單中抹去，而后再以他人替換。所謂“借訪”，指在收到了被訪人的賄賂后，將被訪人排除在訪單外，而將另外一人列入訪單內。等到質審之時，就借助于訪單內此人之口，替原先被訪人翻案。所謂“干訪”，指訪察過程中，被訪之人的贓物未必全是真實，但是多方捏造干證，或者稱此人曾“過付助惡”，以致“重疊株連，破家蕩產”。總之，這些人借助于造訪、窩訪而恐嚇善良無辜之人，賣脫真正惡跡著聞之人，借此攫利取財，而后過著一種“高房大舍，玉食錦衣，宴飲酣歌”的生活。上司衙門訪拿奸宄之舉，反而成為專門從事訪察之人的一樁好買賣，本為除害，反而成為百姓的大害，所以地方上有“訪拿一番，加敕一道”之說，其意是說這些人獲罪之后，更是致使無辜善良百姓受到株連。
窩訪、訪行的出現，勢必導致訪察體制的流變，甚至弊端叢生，進而失去訪察的本義。不妨從下面兩端言之：
以廉訪官評而論，地方吏治、官評實則掌控在窩訪、訪行之手。明人管志道的記載顯示，在淮陽推官衙門內的“積年黠隸”，已是威焰薰灼，甚至一些縣佐官也必須拿著“侍教生”的名刺前去拜謁。在嘉定縣，即使是那些地方長吏，訪行中人也敢于“陰持短長，伺間肆螫”。湖廣荊州的橫民窩訪，同樣把持著地方的官評，或“陰操州長吏佐幕短長，所不便，予下考，千里之外，其應如向”，甚至“視士大夫、州長吏蔑如，即郡監司若兩臺，且玩弄掌股之上”。無奈之下，地方長吏只好對這些窩訪之人，“具賓主禮，仰其鼻息”。這就是說，盡管巡撫、巡按受朝廷重托，專制一方，但對地方利弊并不究心，對于地方官吏的賢否，只是偏聽于耳目之人。至于司道官，更是“借視聽于窩訪，取私費于官庫，以致貪官污吏，有恃無恐”。還有各府推官衙門內的書役，他們的全副精神只是放在與各地方的“大窩家”往來上，“傾陷官長，只等尋常”。
以訪拿奸宄而論，一方面，即使號稱能臣，往往也有漏網之魚。如明人毛伯溫巡按湖廣，廉察民害，“自矜無遺類”，但往往“有漏網者”。為此，地方布政司、按察司官員作詩加以譏諷，有云：“洞庭昨夜浪滔天，處處漁翁買釣船。今日鄰家邀我飲，盤中依舊有魚鮮。”另一方面，巡按御史訪拿奸宄，其實并不公平，往往受制于請托。若是不行賄請托，即使是孝子、清客，也會被視為敗壞風俗的頭目而被訪拿；若是行賄請托，即使是真正敗壞風俗的頭目，也可假托“叫化子的頭”而免于訪拿。這顯然已被明末的笑話證實與譏刺。如明末笑話記載，“按君訪察，匡章、陳仲子及齊人俱被捉。匡自信孝子，陳清客，俱不請托，唯齊人以其一妻一妾送顯者求解。顯者為見按君，按君述三人罪狀，都是敗壞風俗的頭目，所以訪之。顯者曰：‘匡章出妻屏子，仲子離母避兄，老大人捉得極當，那齊人是叫化子的頭，捉他作甚么！’”此即其例。更為甚者，早在明嘉靖年間，已是訪捕之下，“民無良賤，隸于法率無辜人”。可見，奸宄未曾受戮，受到傾陷的反而是那些無辜之人。至明朝末年，巡按御史出巡地方，其所拿獲的“訪犯”，不過是民間小小無籍之徒，而那些“元惡大憝”，“反藏其身于吏胥虎狼之中，以造人之訪”。可見，巡按御史訪拿奸宄，在實際的訪察過程中，效果并不明顯，有時甚至成為“大惡泄睚眥、報需索而已”的手段。換言之，在訪拿奸宄的名頭之下，并未起到為平民“去虎狼”的效果，反而是為平民“樹虎狼”。如在鳳陽府泗州，“但有等陰險之徒，專習窩訪，傾陷良善”。明末人周之夔亦云：“夫造訪至三吳而虛極，害至造訪而惡極。”究其原因，還是造訪的目的已經發生變異，轉而變為“上利其贖鍰，下借以修郄”。有鑒于此，崇禎年間，崇禎帝下旨停止訪拿，一些地方官將“訪案”吊銷不行，因此博得“萬姓歡呼”。諸如此類的事實，已經足以證明，一項原本旨在廉訪官評或博訪民間利病的制度，若是具體執行時發生偏差，反而會成為害民之舉。
——摘自陳寶良：《清承明制：明清國家治理與社會變遷》，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5年2月
清承明制:明清國家治理與社會變遷 作者簡介
陳寶良，1963年生，浙江紹興人。西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兼任北京大學明清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國明史學會理事。著有《中國流氓史》《明代社會生活史》《狂歡時代：生活在明朝》等。《明代風俗》獲“第五屆中國出版政府獎”；《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入圍中國圖書評論協會“2017年度中國好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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