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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千心理.父母工作案例集:精神分析的視角 版權信息
- ISBN：9787518441945
- 條形碼：9787518441945 ; 978-7-5184-4194-5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萬千心理.父母工作案例集:精神分析的視角 本書特色
《父母工作案例集：精神分析的視角》是一本從精神分析視角切入，探討與兒童和青少年的父母進行工作的案例分析集。針對兒童和青少年的咨詢工作日漸增多，父母工作的重要性也越來越得到業內人士的認可。而對于如何與父母工作，卻鮮少為咨詢師所認知。本書中提出的同步動力性父母工作模型，為與兒童和青少年工作的咨詢師提供了基本框架；通過對臨床案例的具體解讀，為如何進行父母工作提供了實際資料。 除了**章“導言”及第十五章“總結和未來方向”之外，本書每一章的呈現形式為：1個臨床案例，2~3位精神分析師針對案例所做的評論，以及*后的主編反思。這樣的設置為同一個案例帶來了不同的視角和解讀，也讓讀者在解決兩難困境和難題時感受到多種可選擇的方法。期待讀者在本書的13個案例中，體驗精神分析理論和實踐的豐富多彩。
萬千心理.父母工作案例集:精神分析的視角 內容簡介
本書是一本從精神分析視角切入，探討與兒童和青少年的父母進行工作的案例分析集。針對兒童和青少年的咨詢工作日漸增多，父母工作的重要性也越來越得到業內人士的認可。而對于如何與父母工作，卻鮮少為咨詢師所認知。本書中提出的同步動力性父母工作模型，為與兒童和青少年工作的咨詢師提供了基本框架；通過對臨床案例的具體解讀，為如何進行父母工作提供了實際資料。 除了第1章“導言”及第十五章“總結和未來方向”之外，本書每一章的呈現形式為：1個臨床案例，2~3位精神分析師針對案例所做的評論，以及zui后的主編反思。這樣的設置為同一個案例帶來了不同的視角和解讀，也讓讀者在解決兩難困境和難題時感受到多種可選擇的方法。期待讀者在本書的13個案例中，體驗精神分析理論和實踐的豐富多彩。 父母工作被認為對務實及有效的兒童和青少年分析做出了實質性貢獻。這本案例集匯聚了世界各地四十位精神分析師的聲音，介紹了當代關于是否以及如何與父母一起工作的諸多不同觀點。書中的案例包含遞進的發展階段（學齡前期、學齡期、學齡后期、青少年初期、青少年中期、青少年后期、成年初顯期）、眾多的問題類型、多種多樣的設置、類型各異的工作對象。通過臨床案例、經驗豐富的兒童和青少年分析師的評論以及本書主編的反思，闡述和探討了動力性同步父母工作模式中提出的觀點。
萬千心理.父母工作案例集:精神分析的視角 目錄
**章 導言：假設和基本原理
第二章 通過父母治療性別煩躁
學齡前期
第三章 父母妄想的影響
學齡期
第四章 父母工作與鑒別診斷
學齡期
第五章 秘密與謊言
學齡期
第六章 永無止境的毒性離婚
學齡后期
第七章 兩名母親的父母幽靈
學齡后期
第八章 在風險評估中家長的否認
青少年初期
第九章 嚴重的見諸行動：維持多方聯盟
青少年中期
第十章 重新配置父母工作
青少年期
第十一章 成人依戀訪談：創建治療聯盟
青少年期
第十二章 物質濫用和父母工作的挑戰
青少年后期
第十三章 精神病與同步父母工作
成年初顯期
第十四章 成為心理上的父母：父母初顯期
成年初顯期
第十五章 總結和未來方向
參考文獻
展開全部
萬千心理.父母工作案例集:精神分析的視角 節選
第二章 通過父母治療性別煩躁 學齡前期 臨床案例 喬治的父母打電話來尋求評估，因為他們四歲的兒子想穿姐姐的衣服。我回電話給他們，并且交談了一會兒，他們說喬治這樣已經有一年的時間了，但兒科醫生建議他們忽略這種行為，因為他“長大就不這樣了”。這次通話是因為他們擔憂喬治在幼兒園的表現，老師注意到他不愿和男孩玩，并開始受到同學的嘲笑。父母感到困惑和焦慮，不知道如何應對，也不知道該如何看待這種“女性化”的行為。 父母帶喬治去看了一些心理學家和醫學專家，但沒有得到任何確定性答案。內分泌學家向他們保證喬治沒有潛在的生理障礙。喬治曾告訴父母，他想成為一個女孩，穿衣打扮讓他感覺“非常棒”。喬治的父母想讓我評估原因，見見喬治，然后告訴他們，“究竟喬治是一個假裝女孩的男孩，還是一個‘住在’男孩身體里的女孩”。 我沒有急于得出諸如考慮跨性別或軀體變形等問題的診斷結論，而是建議父母先和我見面，探討喬治的個人史，看看我們是否可以一起開始弄清楚這一謎團！耙苍S，”我說，“如果我們明白這對你們所有人意味著什么，你們自己就能幫助喬治解開困惑。” 喬治的父母顯然非常焦慮，尤其他的父親施壓讓我立即與喬治會面。他們反復表達對于喬治在學前班被取笑的擔憂，也非常擔心喬治上小學后會發生什么。他們被告知喬治的問題可能是心理上的，也被告知我是專家，盡管我的辦公室離他們的住所有一個多小時的路程。他們說，如果他們能一起來，并且我見他們的同時也帶上喬治，那就更方便了。 這是相當困難的，因為我既理解他們在距離和時間上的現實困難，也感受到了應對他們痛苦的內在壓力——想讓我給出他們認為可以緩解痛苦的東西。然而，我從這樣的感受中后退一步，回應說，通常我發現與父母作為團隊一起工作，把我們的認知和感知都匯集在一起是有幫助的。我說，以我的經驗來看，這些情況會引發很多強烈的感受和擔心，但父母往往比他們意識到的更了解正在發生的事情。在他們互相了解的過程中更多地了解喬治的故事，事情可能會開始變得清晰。停頓了一會兒，我聽到母親輕輕地哭了起來，父親說他明白了，于是我們安排在兩天后的晚上見面。我的想法是，肯定他們對情況有所了解，加上向他們保證我們能解決問題，這讓母親松了一口氣，讓父親平靜下來。也許這樣他們就不會感到如此無助和困惑，即使我們仍然不知道問題是什么。 見面時，父母感謝我這么快就見他們，也感謝我堅持先同他們單獨見面。他們認為畢竟可能有很多事情要討論。他們開始講述那天他們和喬治進行的一次談話。談話中，喬治明確地說，他知道自己是個男孩，但感覺如果做女孩將會“更安全”。我說，這就是為什么開始時我們共同工作是有用的，剛剛他們就提供了一個重要線索。我們可以探索喬治身為一個男孩可能會感覺到什么危險。 他們開始推測這種擔心的可能來源，想象如果一位男性親人死了，小男孩可能會害怕等，但他們一無所獲。父親身材高大，能看出他過去是個運動員，他提到他的工作不會帶來任何身體上的風險。他們看著我，期待我能給出答案。我有些一般性的想法，但忍住沒說，讓他們運用自己的頭腦更多地探索什么可能會讓一個小男孩感到危險。 短暫的沉默后，母親開始痛哭；丈夫抱住她并道歉。我說這是一個可以分享情感的安全的地方，等她準備好了，我們就可以用語言代替淚水來表達了。我再一次制止自己提供假設和答案，強迫自己只坐在那里，重復說著這沒問題，并把紙巾遞給母親。過了一會兒，父母告訴我，喬治從九個月大的時候開始接受了一系列的三次大手術，以解決顱骶融合的問題，下一次手術預計是在喬治九歲的時候。這些信息清楚地表明，我們要一起處理很多東西；于是在之后的六個月里我和喬治的父母每周見面一次，而沒有安排與喬治見面。 在*初的幾次會面里，我為他們提供了一個表達強烈悲傷和焦慮的空間。他們說，他們從來沒能和照顧他們兒子的眾多醫務人員談論這些問題。我克制著自己對這些專業人士的憤怒，他們在危機時刻沒有讓父母和孩子得到關鍵的支持，也對兒童分析師無法更好地對兒科醫療專業人員進行心理教育感到無力。我還要必須涵容翻涌著的因共情他們而產生的擔憂、無助以及對*初幾年有多糟糕的想象，并且使用這些來與他們一起探討這些體驗。 手術本身就已經很可怕了，每次手術后他們都必須束縛喬治，防止任何大肌肉活動。父母二人都擔心喬治的未來，曾經是明星高中摔跤手和足球運動員的父親非常悲痛地說，喬治永遠不能參加接觸性運動。我好奇地問他為什么專注于接觸性運動，如果喬治愿意，還有很多非接觸性運動，比如游泳、擊劍或網球，他可以享受這些運動。父親開始探討這個問題，并意識到他和他的父親一樣把接觸性體育等同于陽剛之氣。他回憶起他的父親和兄弟稱非接觸性運動為“娘娘腔游戲”！斑@太瘋狂了。”他說，然后我們開始討論，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接觸性運動對所有男孩都有長期危害，不僅僅是對他的兒子。 這項工作很快讓他們意識到，他們相信并告訴喬治，因為男孩喜歡粗野的運動，所以他作為一個男孩面臨著嚴重的危險。當他們明白了這一點，他們就能更容易地把這種想法和他們對身為男孩的喬治的愛分開。他們告訴喬治他們將如何和醫生一起工作，幫助他保持安全，遠離傷害。他們指出，他可以做大男孩喜歡做的各種事情，比如跑步、游泳和打網球。 在向我澄清醫療干預的歷史和預后的過程里，父母有機會練習如何和喬治談論他還是嬰兒時發生的可怕事情，以及如何就他的狀況對他做出適當的解釋。然后喬治告訴他們，他記得自己曾經被束縛，受到了限制。他回憶起自己的沮喪、恐懼和憤怒，透露說他覺得好像因為自己是個壞男孩而受到懲罰。當我好奇喬治是否在手術與作為男孩的危險之間建立了額外的聯系時，父母想起在他六歲時，他的姐姐出于她自己的恐懼而告訴喬治，女孩從來不需要做那種手術。 *后一部分工作是關于喬治自慰的快樂，以及他那帶有俄狄浦斯色彩的結論：他的陰莖感受到對母親和姐姐的“男孩”感覺會給他帶來進一步醫學創傷。父母自身也遭受了精神創傷，首先是因為有一個有損傷的孩子，其次是因為非支持性的醫療體驗。經過幾個月的分享、表達悲傷和重溫他們的恐慌和痛苦，為了喬治的利益他們彼此合作，并且與我有效地合作。喬治在幾個星期內就有了回應。 和父母一起就喬治的內疚感，以及喬治所持有的“手術是對俄狄浦斯欲望和自慰的懲罰”的信念進行工作，讓我能和母親針對關于生育了一個有損傷的孩子的內疚感進行工作。她仍然對三次手術的記憶有強烈的反應，并且在想到喬治九歲時將進行的下一次手術時感到恐慌。我用喬治的內疚感作為置換（displacement）的詮釋（interpretation），描述了當面對讓我們感到無助的事情時我們傾向于如何反應。我們討論了內疚感如何傳遞責任感。如果我們想象是因為自己做了壞事才導致了危險的發生，那么我們就認為我們可以修正它，我們就不會被無助感壓倒，也就是說，我們不會遭受創傷和僵化（immobilized）。如果喬治把手術歸因于他觸摸了陰莖，他就可以用內疚感來否認他的男性氣質及其伴隨的沖動，從而阻止自己遭受麻醉、切割以及受限制的危險。他運用了神奇思維，他認為成為女孩，穿上姐姐的衣服，就可以防止遭受創傷。隨著母親眼中閃現出光芒，我把這種內疚與有用的關注區分開，談論那些在他們不會感到無助的領域，她和她丈夫可以做，以及可以鼓勵喬治去做的現實的事情。他們可以找*好的外科醫生，和喬治談論他們和醫生將如何盡可能好地醫治他，并表達他們的信心，相信這種感覺在手術前后都會有所幫助。 在我與喬治的父母一起工作了六個月后，喬治在家里和學校里都表現出了與年齡相適應的男子氣概。他和男孩、女孩都一起玩耍，喜歡消防車，不再說想成為女孩，仍然喜歡芭蕾。這個個案暫時結束了，父母了解到醫療狀況使喬治在壓力大的時候很容易尋找“神奇的”解決方法。他們覺得自己有能力更有效地幫助他，他們也知道如何利用專業人士的幫助，在順境和逆境中提高他們的養育水平。他們談到喬治進入青春期后還要回來尋求幫助。 他們再也沒有回來，但在喬治九歲做完手術并恢復后，他們給我寫了一封信。他們運用從我們的工作中學到的東西，讓喬治和他們自己獲益。母親特意告知，在她已經開始恐慌，感到內疚和不知所措的時候，她能夠制止自己，在心里提醒自己：“這沒用！什么會有用呢？”然后她對喬治（和她自己）做出現實的保證：很可能一切都會很順利。 *后，在喬治十五歲的時候，我收到了一張卡片，告訴我他們要搬到另一個州去工作。喬治加入了高中游泳隊，而且是一名“非常優秀的網球運動員”。 評論1 喬治很幸運。治療師理解他的父母，并針對他們的憂慮和焦慮進行工作——這樣也幫助了他們的兒子。但是，現在讓我們從頭說起。 喬治出現了癥狀，并且之后在與學前班同學的關系上也有問題——同學們取笑他，因此父母來尋求幫助。在**次通話中，治療師就已經被置于要與喬治見面并對他進行評估的壓力之下。治療師想先與父母見面，這在兒童治療工作中很常見（Blake，2008）。治療師設法以令人信服的方式向父母表達了他/她的觀點。在與父母的交談中，治療師展現出了很好的能力去涵容父母的焦慮，并保持自己清晰的思路。他/她還具有“負性能力*”，正如比昂（Bion，1970）所定義的那樣，即不做預設的能力，因此能克制自己不提供建議或意見。 與父母工作的專業角色基礎是父母以孩子的福祉為焦點來到治療師這里，他們不是作為“病人”而來。治療師試圖讓父母感受到是他們在主導，他們知道正在發生著什么，只是當時并沒有完全意識到。許多作者都聚焦于和父母的治療性工作（Jacobs，2006；Novick，K.K. & Novick，J.；2005）。他們強調，治療師可以提供一個抱持的環境、探索父母的憂慮、激發他們對動力過程的好奇、增強他們的自尊，以及發展出更好的反思能力（Fonagy & Target，1996；Fonagy & Target，1997）。 回到這個案例，在通話后兩天，治療師見到了喬治的父母。治療師在**次電話交談后不久就安排了會面，父母對此表示感謝。這次會面開始時和上次通話一樣，父母在不停地索要答案，治療師再一次需要克制和等待。這一次，父母透露了小男孩接受過幾次手術的經歷，很明顯，整個家庭都由于這些創傷性事件而遭受了痛苦。由于有一個“有損傷”的孩子，而且沒有得到醫療和心理專業人員的充分支持，父母遭受了精神創傷。孩子的創傷有身體上的——要接受手術而且不能進行大動作活動；也有心理上的——與手術有關的恐懼和焦慮。 父母開始談論他們的悲傷和焦慮。當父母把孩子的問題看作自己失敗的反映時，他們往往會產生內疚感。治療師幫助父母處理了他們的創傷。他/她還將他們的一些恐懼追溯到他們自己的成長史。在父母工作中針對父母自己的童年經歷工作有著獨特的技術問題，這不同于與父母一方進行個體治療時對其童年經歷的工作（Whitefield & Midgley，2015）。有人可能會問，是否有一種與父母的潛意識工作的方法，可以特別地用于讓他們接納他們與孩子的關系（Altman，2004）。在本案例中，治療師幫助父母審視和修通他們的童年經歷，是為了理解他們自己以及喬治的內心狀態。在這種情況下，他/她顯然也在與自己的反移情工作，包括與手術帶來的創傷情境相關的無助感，以及對其他專業人員的憤怒。通過這種方式，他/她可以幫助父母審視發生了什么以及他們對此的反應。治療持續著，但治療師只是與父母工作，而沒有和男孩見面。 這似乎是一個強調聚焦父母工作的范式轉變。人們認為親子關系構成了孩子關于自我和他人的內在表征（Jacobs，2006）。因此，父母工作致力于通過改變投射和內攝來重塑關系模式，這繼而能改變兒童的自我體驗（Jacobs，2006）。這種關系視角是由依戀理論家進一步發展的（Bowlby，1969；Ainsworth，1985；Ainsworth，1991；Ainsworth et al.，1991），他們提出親子互動被內化為心理結構，并*終組織著孩子的心理和人際生活。 那么對于喬治來說是怎樣的呢？一段時間后，喬治的癥狀消失了。然而，作為分析師，我們認為他有一個充滿潛意識幻想的內心世界？巳R茵甚至聲稱，孩子“在童年時期，周圍人的愛和理解可以給其帶來極大的幫助，但是這既不能替代性地解決深層問題，也不能消除深層問題”（1937，p. 316n）。你真的能僅僅通過父母來處理孩子的創傷嗎？什么時候可以只通過父母進行工作？你能如何做呢？治療師在他/她與父母的工作中使用了詮釋。他/她也間接地使用了關于喬治的詮釋。這個男孩在九個月大的時候**次經歷了創傷。后來，在俄狄浦斯愿望以及內疚感更強烈的年紀，癥狀開始出現。治療師將他/她的詮釋傳達給父母，因此他們可以更好地理解和對待他們的孩子。在六個月的治療中，單獨與父母工作被證明是可行的，可以幫助他們所有人。但是如果男孩的癥狀仍然存在呢？我們可以想到很多原因。很可能，治療師會與男孩見面，去了解他的沖突被內化得有多深。他/她是否會與男孩工作就是另一個問題了。
萬千心理.父母工作案例集:精神分析的視角 作者簡介
主編簡介 克麗·凱莉·諾維克（Kerry Kelly Novick） 兒童、青少年和成人培訓與督導精神分析師；曾任國際精神分析協會兒童和青少年精神分析委員會主席，兒童精神分析協會主席；《美國精神分析協會雜志》編輯委員會成員；艾倫·克里克幼兒園創辦人；在美國的許多精神分析中心及國際精神分析協會任教。 杰克·諾維克（Jack Novick） 成人、青少年和兒童培訓與督導精神分析師；兒童精神分析協會主席；曾任國際精神分析協會董事會和執行委員會成員；聯合創辦艾倫·克里克幼兒園、密歇根精神分析研究院兒童分析和綜合培訓項目，以及精神分析學校聯盟。 德尼亞·巴雷特（Denia Barrett） 美國芝加哥精神分析研究所的兒童和青少年督導分析師；曾任兒童精神分析協會主席；《兒童的精神分析研究》和《精神分析性社會工作》編輯委員會成員；曾任教于漢娜·帕金斯中心。 托馬斯·巴雷特（Thomas Barrett） 美國芝加哥精神分析研究所的兒童和青少年督導分析師，芝加哥埃里克森研究所嬰兒和童年早期心理健康客座教授；1990—2010年任美國俄亥俄州克利夫蘭漢娜·帕金斯中心的執行和臨床主任；兒童精神分析協會候任主席。 譯者簡介 閆玉潔 美國印第安納大學心理咨詢和咨詢師教育專業碩士；北京和睦家醫院心理治療師；個人執業心理咨詢師；國際情緒取向治療中心認證之情緒取向伴侶治療師、認證督導；中美精神分析聯盟高級組、嬰兒觀察組畢業，西雅圖兒童和青少年精神分析兩年連續培訓畢業；中國心理學會臨床咨詢與治療專業注冊系統注冊心理師。 施以德 成人精神分析師、父母-嬰幼兒、兒童和青少年心理咨詢師、臨床督導師、麥德觀察性學習項目教師；中國心理學會臨床心理注冊系統注冊督導師，美國精神分析學會會員，英國心理治療議會注冊會員；來自香港，持續接受精神分析和婚姻家庭治療培訓，曾在北京和深圳執業十多年，目前在倫敦執業。 肖廣蘭 北京大學臨床心理學碩士；個人執業心理咨詢師；中國心理學會臨床咨詢與治療專業注冊系統注冊督導師；中國心理學會臨床心理學注冊工作委員會委員；中美精神分析聯盟高級組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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