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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文全球史:中國文脈
以中國為方法 版權信息
- ISBN：9787552039757
- 條形碼：9787552039757 ; 978-7-5520-3975-7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以中國為方法 內容簡介
本書系為紀念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中國學研究所建立十周年而匯集出版，縱向涉及古代、近代、現代中國，橫向包括政治、外交、經濟、文化、藝術等各領域，內容甚豐。全書收錄了研究所*新研究論文，分別從政治、經濟、歷史、文化、教育、生態等領域介紹與評價海內外學者的中國研究方向、研究特色、研究趨勢，著重述及學術價值、學術影響，比較全面地反映出了本學科的研究成果和理論探索前沿，從學術上見證世界中國學研究本身的發展和世界中國學學科建設的進展，以及中國研究在全球興起并一步步走向繁盛的歷史。
以中國為方法 目錄
前言 周武1
上篇 海外中國學
中國和歐洲何時拉開差距
——關于《大分流》的爭論及其背景 周武3
“世界中國學”的歷史演變及概念特征 劉曉佳8
中國學發展的歷史邏輯及其崛起范式下的前景初探 徐慶超14
新時代海內外對中國社會變革的多維解讀
——海外中國學研究與中國文化競爭力 喬兆紅26
書寫轉變的中國：山東鄒平與美國當代中國研究 潘瑋琳37
美國中國觀的動力機制及其現實啟示
——以中國問題專家為中心的分析 張焮50
如何認識美國戰略界關于應對中國崛起的辯論 王震69
美國學界的中國婦女運動研究及評估 褚艷紅82
蘇聯解體后俄羅斯學界對中國共產黨的研究概述 廉曉敏99
日本智庫對“一帶一路”倡議的認知及其影響研究 顧鴻雁112
海外研究視角中的民主原則與黨的建設 侯喆127
海外“中國威脅論”及應對策略探析 張其帥140
古代絲綢之路的歷史經驗對“一帶一路”倡議實施策略的啟示 蘇喬拓148
如何在國際傳播中講好“一帶一路”故事 巫明川162
利瑪竇文化適應策略與儒家思想 朱婳玥165
西方的植物學運動與福鈞的中國之旅 秦嶺177
荷蘭東印度公司與荷蘭使華團活動 田蕊198
福開森的中國藝術生涯
——從“文物代購”到中國古代藝術品收藏家的轉變 夏天209
中篇本土中國學
從世界史看中國現代化 梅俊杰227
傳播學科史的輝格史書寫及對中國傳播學科的反思 胡馮彬234
狀況的共有與分歧：近代中日社會科學翻譯史比較研究 宋曉煜 王廣濤245
中國共產黨百年金融思想演進 王玉 韓漢君261
中國創新短板與創新能力提升的戰略舉措 沈桂龍279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在要求 焦世新285
明代后期科舉策問的變化與《皇明歷朝資治通紀》的出現和流行 耿勇294
中國夢與中國社會轉折
——以洋務運動為考察對象 陳如江322
從形式代表到實質代表：我國民主黨派代表性問題探討 胡筱秀331
“一帶一路”倡議沿線國家的國際貿易潛力分析 謝一青 樂文特342
印度視角下的“一帶一路”倡議和“印太戰略” 張佳362
長三角城市群流量經濟發展測度
——基于城市流的視角 王素云375
依托上海城市軟實力優勢，打造國際傳播國家級平臺
——上海社會科學院推進學術外宣、講好中國故事的探索與實踐 吳雪明385
后疫情時代中美關系及“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之思考
——以產業園區實踐探索為例 信超394
下篇 書刊評論
有關當代國際秩序與中國對外關系的認知和思考
——以2015—2019年北美期刊中的相關文章為例 劉晶413
城市作為理解社會的窗口
——評羅茲·墨菲《上海：現代中國的鑰匙》 李鑫妍430
解說歷史中國：矛盾、復雜和永久的魅力
——評王國斌、羅森塔爾《大分流之外——中國和歐洲經濟
變遷中的政治》 楊起予446
要渡蒼生百萬家
——讀陳旭麓先生《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 王菁457
一個局外人的改革開放頂層全景觀
——傅高義《鄧小平時代》讀后 鄒祎470
“版權”的中國之旅
——王飛仙《盜版者與出版商》讀后 朱宇琛477
林語堂跨文化遺產的多向度闡釋
——評《林語堂的跨文化遺產》 陳迪488
無法言說的言說
——重讀司徒雷登《在華五十年》 王巍子500
展開全部
以中國為方法 節選
從世界史看中國現代化 梅俊杰 中國人關注海外中國研究，本質上還是為了借他人視野更好地認識自我。就此而言，“從世界看中國”實乃“中國學”研究的基本方法。值此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中國學研究所成立十周年之際，我愿采用“從世界看中國”的方法，探討一下中國的現代化問題。 由世界史觀之，“現代化”是歐洲中世紀晚期便開啟的一個超長歷史進程。20世紀80年代，現代化研究在國內成為一個熱點，是因為羅榮渠等歷史學家希望在“革命史觀”之外，找到一個具有國際可比性的歷史坐標，不僅用來客觀認識世界和中國的近現代史，而且能借此更好地指導本國的發展實踐。 學界由“革命史觀”轉向“現代化史觀”，這與當時執政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從“以階級斗爭為綱”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相關聯。那個年代，現代化成為時代*強音，官民都有共識。鄧小平1983年題詞：“教育要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這“三個面向”就是當時的眼光和胸懷。 進入21世紀后，現代化這面旗幟反而舉得不那么高了。逐漸地，另外兩個口號從左右兩翼開始占上風，一是“民族復興”，另一是“全球化”。必須承認，“民族復興”的取向是往后看的，“全球化”又難免與新自由主義掛鉤。因此嚴格說來，還是現代化這面旗幟*為中正宏大。 尚可喜的是，黨的十九大報告重申了作為國家*高奮斗目標的現代化，提出以2035年為界分兩步走，*終在本世紀中葉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不過，相比于20世紀80年代，如今對現代化的宣傳無論在力度上還是在一貫性上，都相對遜色，這方面大有增強的必要。 一、 現代化的普遍性：從西方向全世界擴散 現代化本質上是“現代性”向外擴散的一個過程，現代社會的某些特征*早集中出現在西歐，但隨后就向世界輻射。這一過程的實質是由傳統農耕社會向現代工商社會轉型，這種現代轉型以工業化為驅動力，其他各個方面也相應變遷，包括經濟、科技、政法、軍事、交通、城市、觀念等各個方面。轉型成功的國家即成為現代“發達”國家，否則便是“發展中”甚至“欠發達”國家。 有人說，西方文明不過是一種“地方性現象”，所以現代化缺乏普遍性。這種說法并不正確。任何創新總是先起源于某個地方，之后再向外輻射的。可是，不同的創新具有不同的輻射力。世界史早已表明，西歐的現代性恰恰具有強大的輻射力，*終成為一種沖擊全球的普遍性力量，至今也未停歇。再把這種普遍性力量稱為“地方性現象”，不免有點自欺欺人。 世界現代化進程肇始于西方而不是中國，這未必就是中華民族智慧不夠，問題出在“大一統”上，體制一旦形成，就會產生身不由己的約束力。本來，秦漢王朝與羅馬帝國頗相類似，后來彼此也都經歷了大動亂，中國是所謂“五胡亂華”，歐洲也有亂歐“五胡”（日耳曼人、匈人、馬札爾人、維京人及穆斯林）。但隨后雙方就各奔東西：中國從隋唐重回大一統，西方卻分裂出民族國家，其中原因錯綜復雜、利弊未便妄斷。然而，從競爭能激發創新、多元更容納先進生產力這些方面看，列國多元體系無疑有其所長，而且越往后發展，其優勢越發顯著。由此可見，西歐成為現代化的發源地和發動機，實不足為奇。 當代西方文明成熟之后，講究“政治正確性”，自己起來批判歐洲中心論，不愿意把現代化稱為“西方化”，這種姿態值得歡迎。但是，我們不要“把人家的客氣當福氣”，自己還是要有一個客觀的認知。非西方社會的積極因素當然應該融入現代化，但現代化進程內含的西方本源、西方原動力、西方文明框架我們是無法否認的。 有鑒于此，不妨把現代化理解為一條從西方起始的大道，這條大道是“多車道”的，可以允許有不同的速度、開不同的車，但這條大道又是“單向”的，不允許走回頭路，大家總體上始終在你追我趕、加速向前。故而從世界史看，現代化的一般性大于特殊性，普遍性高于民族性。 二、 現代化的特殊性：尤其可見于后發國家 歷史上，英國是**個工業化社會，人們一般把英國當作現代化的原型。原型意味著它是某種標準，具有示范意義。但實際上，其他國家的現代化不可能跟英國的現代化一模一樣，畢竟時空條件總有差異。因此，作為一般的現代化原型又派生出各種變體，所謂特殊性就此而來。 這方面較典型的是德國的現代化。德國政治經濟學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等人認為，德國政治分裂、經濟落后，使得德國無法照搬英國的自由主義發展藥方，而必須有自身獨特的現代化方式。李斯特強調德國的趕超要靠關稅同盟、政治統一、政府干預經濟活動、保護本國幼稚產業。簡言之，19世紀德國的現代化采用了一種“民族主義趕超發展模式”，以李斯特學說為基礎，明顯有別于當時英國倡導的、以亞當·斯密學派為基礎的“世界主義一體發展模式”。 如今我們知道，德國的那種現代化模式其實并無原創意義上的獨特性，因為英國15—18世紀長期努力改變自身落后局面時，所采用的也是這種模式。只不過英國進入19世紀開始擁有顯赫競爭優勢后，就拋棄原有的保護主義，轉而實行自由貿易，還勸說其他國家一起來搞自由貿易和自由主義。如此看來，德、英兩國在落后情況下，其現代化的模式實際上是一樣的，它們的差別主要是前后時空上的差別而已。 當然，德國現代化的特殊性也不是一點沒有，畢竟德國是在英國這個工業強國先已崛起的陰影下推行自己現代化的，它已經不可能再像英國那樣從容不迫地搞上幾百年。因此，德國的現代化是比較急風暴雨式的、更加政府干預式的，以后德國發展中出現納粹主義之類問題，跟德國現代化的后發“速成”方式有一定關系。 三、 社會主義：一種特殊的后發現代化方式 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特殊性，在于它比德國、美國等國的現代化更加后發。一般而言，一國率先現代化之后，就獲得了先發優勢，先發與后發國家之間會形成能力上的差距，在軍事、工業、技術、行政、金融、文化各方面都會有落差。領先強國相對于落后弱國會形成壓倒性的競爭力，會釋放一種“邊緣化壓力”，慣于把弱國改造成自己的附庸。強國與弱國越晚相互遭遇，其間的差距就越大，大到一定程度，弱國就難以靠常規手段來翻身。比如，越到后來，東南歐、亞洲不少國家就越是難以復制德國之類的成功。 社會主義正是在這個時候發揮作用的。如果說，早期的社會主義著眼于緩解資本主義社會的內部矛盾，那么，后來實際出現的社會主義體制則是要解決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矛盾，落后國力圖用社會主義把自己從列強手中拯救出來并尋求自主發展。當代國際發展學家迪特·森哈斯就把社會主義稱作現代化的“起搏器”（起死回生）和“助產士”（加速推進）。后來的社會主義國家基本上都屬于自我拯救這一類，只有民主德國和捷克情況有所不同。 由于這一歷史背景，社會主義的起步條件和運行環境自然是苛刻的。不過，借助與資本主義世界的脫鉤、高度強制的治理架構、自我犧牲式的內部積累，社會主義國家一般還是在付出高昂代價后取得了不俗的進步，表現為：總體經濟粗放增長，工業體系基本建立，自主力量顯著增強，社會福利較為平均。其核心成就是，克服了邊緣資本主義社會易發的部分結構缺陷，包括有增長無發展，工業和出口呈飛地特征，經濟動力來自外部，貧富差距日益拉大。 當然，恰恰是社會主義體制在強行推動發展過程中所采用的那些工具，從長遠看卻妨礙了可持續的經濟增長和有活力的社會發展。比如，與發達世界的持續隔斷造成外部激勵的缺乏，權力對經濟活動的嚴控導致經濟效益不斷遞減，對超大工業部門的扶植犧牲了民眾的合理消費，對農業發展的束縛也妨礙了國內市場的開發，等等。這些特征可謂社會主義時期“斯大林模式”的通病，而改革開放正是在這一背景下發生的。 四、 當今發展趨勢：普遍性與特殊性的融合 中國的現代化，既然屬于社會主義現代化，放在世界現代化系列中看，當然也有特殊性，但也不宜夸大其特殊性。即使跟東亞“四小龍”非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相比，彼此也有不少共同點，可以說大家同屬某種“動員體制”，都有較大的計劃因素和產業政策推動，還有高儲蓄率、金融壓制、外資引進、出口加工等類似特征，所以有人干脆用“儒家文化圈”來統稱之。可見，普遍性中有特殊性，特殊性中又有普遍性，情況是相互交織的，但普遍性越來越占上風。 總體而言，在*近這輪全球化中，原來的左翼和右翼發展道路出現了明顯的趨同和混合。國家主導與市場運作、保護主義與自由貿易、進口替代與出口導向、產業政策與放手競爭、內部積累與吸引外資，等等，在當今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進程中都得到了兼收并蓄，因時因事因人而靈活調整的情況不斷發生，這是全球化時代的新特點。 然而，現代化的成效一如既往地千差萬別，不存在簡單的規律或神奇的妙方。經濟的成功，更不用說總體現代化的成功，總需要湊足一系列因素，而只要一個因素出問題就足以招致失敗。因此，現代化進程中的失敗者總是遠遠多于成功者。世界范圍內，從落后起步、成功走通現代化大道的國家實在有限。據研究，20世紀60年代以來，全世界共有101個國家進入中等收入行列，但只有13個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成為發達經濟體。 顯然，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不必對躍升到現代發達水平抱太大期望，成功的概率本來就低，要晉升并穩居中等收入水平也談何容易！世界經濟這片森林中不可能都長成參天大樹，發達經濟體的交椅從來都是有限的。韓國于2021年7月被正式認定為“發達國家”，這可是1964年聯合國貿發會議成立以來首個成功晉升的國家。其實，在這個不確定性已經大增的世界，發展中國家若能陷于“中等收入陷阱”就算不錯了，就怕還不斷往低收入層級下墜。如果國家返貧不再是小概率事件，那應該做的恰恰是在正面努力之外，現實地管理好社會預期，同時做好基本的“托底”工作。 五、 實現現代化超越：需創造新的制度條件 中國作為一個大國，當然應該有宏大的雄心，何況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目標原不再遙不可及。盡管在近代我們曾是現代化的落伍者，在現代我們曾是現代化的跟隨者，但在當代我們確實有完成現代化并力爭超越的機會。然而，行百里者半九十，*后一程是*困難的，沒有相應的體制配套，功虧一簣的風險總揮之難去，對此我們應該有清醒的認識。 統觀世界史可以發現，通常所說的后發者的“趕超”，其實包含了“追趕”和“超越”兩個階段，從“追趕”向“超越”邁進是需要政策轉換甚至體制轉型的。以英國為例，到19世紀上半葉，它在經過政府長期的貿易保護、產業扶持、經濟激發后，獲得了顯著的競爭力。于是，英國便著手廢除原本限制性的一系列政策和法律，轉向了以自由貿易為核心的自由競爭體制。假如沒有這種自由化轉變，就不可能有后來“日不落帝國”的輝煌。 不同階段采納不同的體制，此乃天經地義。當處于“追趕”階段，落后者面對領先者的競爭優勢，依照領先者的成功榜樣，在發展方向、前進路徑、需要突破的領域都十分清晰的情況下，自然可以依靠政府干預等超經濟手段來“集中力量辦大事”。例如，在后發工業化過程中，無論是資本的原始積累、外部的技術引進，還是工業化意識形態的確立、相應的社會改造和動員，都不能簡單依靠市場力量，否則無以實現追趕所需的加速度和大突進。 然而，在完成“追趕”、趨向“超越”之時，或者但凡在具備相當國際競爭力的任何領域，都應該把社會資源和選擇權利更多地留給企業和民間，交由市場力量來決斷，原有的動員體制理應向自由競爭體制轉變。這既是在走到發展前沿、缺乏先驅榜樣情況下需要依靠眾智、避免決策錯誤的需要，也是回歸自發秩序常態、借助競爭提高效率、真正實現長治久安的合宜道路。 一段時間以來，一直在說我們進入了一個“新時代”，可惜對何謂“新時代”缺乏明確的定義。現在看來，完全應該把從“追趕”跨入“超越”當作進入“新時代”的標志和依據，也應該把“新時代”建立在充分打造法治化、市場化的自由競爭體制這個基礎上。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及的現代化目標就包括了平等參與、權利保障、法治完善、充滿活力、科技創新等內容，現在理應把這些內容不折不扣地落實到“超越”所需的新體制中。 六、 享受后發優勢：同時又要謹防后發劣勢 中國的現代化是一種頗為典型的后發現代化，過去，學界談論后發現代化時，一般都比較樂觀地談到“后發優勢”，即后發國可從先進國家引進技術、知識、管理、資本、人才、觀念、做法等，從而實現加速發展。后發者通過學習和模仿而大大縮小與領先者的差距，在世界現代化進程中反復發生過，舍此無以后來居上。正因如此，我們要始終“睜眼看世界”，要始終保持與世界的良性聯系并虛心向先進者學習，這種現代立國之策永遠不能丟棄。 與此同時，在盡可能享受“后發優勢”的時候，也要警惕“后發劣勢”的風險，華人經濟學家楊小凱特別提醒過這個風險。所謂“后發劣勢”是說，在后發者這里，因為可以模仿和照搬，短期內也的確效果顯著，所以會助長一種“國家機會主義”，即只走容易的路，只做容易的事，甚至只追求短期利益而缺乏長遠追求。*突出的表現就是無心去改造舊體制，以為通過非市場化手段、非競爭性方法照樣可以成功。如此一來，到一定時候卻會出現制度瓶頸，使得技術、工商、經濟等方面的發展因缺失制度保障、碰到體制天花板、缺乏社會自動力而難以再向上提升，甚至還會導致發展成果得而復失。這方面，近代中國就有教訓，洋務運動雖然轟轟烈烈30多年，但*終還是未能避免失敗的結局。 為此，當中國現代化走到這個轉型升級的關頭，如何發揚“后發優勢”，避免“后發劣勢”，應當加以重點研究。考慮到中國歷來陷于夷夏之辨、體用之爭、政治經濟“兩張皮”之類劣根性，現代化一直缺乏徹底性、全盤性，則在改革開放已經充分享受“后發優勢”的基礎上，如何切實防止可能日益突出的“后發劣勢”，實在是一個攸關全局的大問題。因“后發劣勢”而造成“現代化斷裂”，這在世界近現代史上屢見不鮮，我們不能不杜微慎防。 在當今世界，成功的現代化無不有賴于良好的國際環境，可就在這方面，我們正面臨至少改革開放以來前所未有的挑戰，使得原所設想的“國際戰略機遇期”大有喪失之虞。面對這一復雜局面，我們確實需要“平視”世界，既不能有“救世主”心態，也不要有“受害者”心理，還是應該根據自身需要，堅定不移地走全面深化改革、持續開放互利的道路。在這個時候，理性務實的外交包括對外經貿交往尤其是一種必需，千萬不能自廢武功。如果把“韜光養晦”理解為“低調圖實利”，則這樣的國策永遠不會過時，也永遠不該放棄。 總之，世界史對國人而言仍是一門需要加強研究的大學問，客觀歷覽世界現代化進程的大勢，有助于我們知己知彼、戒驕戒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如期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以中國為方法 作者簡介
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中國學研究所依托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和上海市政府聯合主辦的世界中國學論壇而創建，2020年成功入選首批上海市重點智庫。世界中國學所以當代中國學為內核，兼采漢學研究及其他人文社科研究之長，形成多學科融匯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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