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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明史 精裝 版權信息
- ISBN:9787547742891
- 條形碼:9787547742891 ; 978-7-5477-4289-1
- 裝幀:簡裝本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南明史 精裝 本書特色
◆ 25周年精裝紀念版,布藝燙印封面。
◆ 明史大家顧誠代表作,耗盡10多年心血,遍尋600余部史籍,同類著作無出其右者。
◆ 榮獲中國國家圖書獎和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明清史研究程碑式重要作品。
◆ 豆瓣9.3分神作,每個“不可不讀”的歷史書單上都有《南明史》。
◆ 崇禎死后,明朝本可逆風翻盤,卻因內斗一次次錯失良機!
◆ 清勝明敗,根本原因不是強弱異形,而是內部凝聚力的差異。
◆ 小說般活潑生動,連印刷廠的校對工人也讀得津津有味兒。
南明史 精裝 內容簡介
《南明史》25周年精裝紀念版,布藝燙印封面,帶一版一次限量編號手繪藏書票,全彩影印顧誠未刊手稿《談治史》。
公元1644年三月,李自成率領的大順軍攻克北京,崇禎帝自縊。消息傳到留都南京,立誰為新君的問題就變得迫在眉睫,文武官員紛紛涌動,都想在新君面前占據首功,卻不想,這種各懷鬼胎的心思為南明政權留下了巨大的隱患。
在武將馬士英等人的擁立下,福王朱由崧即位,改元弘光,而這些“定策”功臣也造成了南明內部權力的失衡,繼而引發內斗不斷。弘光政權、隆武政權、永歷政權繼立,先后與大順軍、清軍展開你爭我奪的角逐,但激烈的內部斗爭,使南明君臣在不停的內耗中,失去了無數翻盤良機,走向了失敗……
南明史 精裝 目錄
原版序論
凡例
章 明朝覆亡后的全國形勢
第二章 弘光朝廷的建立
第三章 弘光朝廷的偏安江淮
第四章 大順政權的覆亡
第五章 弘光政權的瓦解
第六章 清廷統治者推行的民族征服和民族壓迫政策
第七章 各地抗清運動的興起
第八章 隆武政權同魯監國的爭立
第九章 隆武政權的作為和覆敗
第十章 大順軍聯明抗清
第十一章 大西軍的經營云南
第十二章 鄭成功起兵與魯監國在浙閩抗清
第十三章 永歷朝廷的建立
第十四章 鄭成功在閩粵沿海地區的軍事活動
第十五章 吳勝兆、王光泰等的反清
第十六章 金聲桓、李成棟的反清歸明
第十七章 北方各省的反清運動
第十八章 1648—1649年湖南戰局
第十九章 永歷朝廷內部的黨爭
第二十章 清軍攻占桂林、廣州
第二十一章 大西軍的聯明抗清
第二十二章 1651—1653年浙閩贛抗清勢力的消長
第二十三章 孫可望部署的湘、桂、川全面反攻
第二十四章 清廷加強推行以漢制漢政策
第二十五章 李定國的兩次進軍廣東
第二十六章 1654年會師長江的戰略設想
第二十七章 李定國迎永歷帝人云南和孫可望的降清
第二十八章 清軍大舉進攻西南及永歷朝廷的播遷
第二十九章 鄭成功、張煌言長江之役
第三十章 永歷朝廷的覆亡
第三十一章 鄭成功收復臺灣
第三十二章 夔東抗清基地的覆滅
引用書目
原版后記
南明史 精裝 節選
朝廷既已全部覆亡,作為留都的南京很自然地成了明朝半壁江山的政治中心。這里當政和在籍的大臣如雷轟頂,頓時亂成一團。對于他們來說,當務之急是立君。由于崇禎帝的三個兒子都被大順軍俘獲,未能逃出,在沒有直系皇位繼承人的情況下,南京及其附近地方的大臣、勛貴、太監和擁兵自重的將帥就在擁立哪一位藩王的問題上展開了一場鉤心斗角的爭執。
在這里,我們應當別 注意東林—復社中一些骨干人士在繼統問題上所起的惡劣作用,他們的一些偏見深入人心,一直沿襲到現在。事實上,當時的有識之士都主張由福王朱由崧繼統……然而,江南士紳中的一部分東林黨人卻從狹隘私利出發,強烈反對由福藩繼統,原因是朱由崧的祖母是備受神宗寵愛的鄭貴妃,從萬歷到天啟朝廷上圍繞著儲君問題展開的“妖書”“梃擊”“移宮”等轟動一時的案件都同鄭貴妃有關,何況正是由于東林黨人的力爭,神宗和鄭貴妃希望立福王朱常洵(朱由崧的父親)為太子的圖謀才化為泡影。因此,他們擔心一旦朱由崧登上帝位,重翻舊案,自己在政治上將會失勢。在籍禮部侍郎錢謙益當時被視為東林,他兩次從原籍常熟趕往南京,以“立賢”為名,到處游說,提議迎立潞王朱常淓。支持錢謙益的有南京兵部侍郎呂大器、南京戶部尚書高弘圖、右都 御史張慎言、詹事府詹事姜曰廣等人。一度具有舉足輕重地位的首席大臣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是傾向于東林黨的人物,他內心里對擁立福王有所顧忌,但又認為應該按倫序迎立神宗的子孫。
各種南明史籍在迎立問題上記載非常混亂,原因是弘光既立,先前持異議者不免改口,局外人士又難免輕信風聞和自我揣測,弄出種種誤解。比較而言,較可靠的記載是直接參與其事的姜曰廣所著《過江七事》。按姜氏記載,當時“江南北諸紳”(指錢謙益等熱衷于東林門戶之見的官紳)“群起擁潞王”。作為實權人物的史可法處于進退兩難的境地,他是東林黨人左光斗的得意門生,自然對擁戴福藩繼統心存疑慮,但又擔心舍親立疏將引起更大的政治風波。經過反復考慮,他暗自決定前往浦口同鳳陽總督馬士英商量在桂王與福王之中選定一人。史、馬密商的結果是“以親以賢,惟桂乃可”。至于惠王朱常潤不在議立之列是因為他迷信佛教,不懂世事。(朱常潤次年降清后給清廷的奏疏中說:“臣自髫年皈依釋教, 性甘淡薄,只知焚祝,毫無外求。”)第二天,史可法親自寫信給南京高級官員說明定策意見:“迎桂者何?以福、惠之有遺議也,乃舍而立桂也。其潞藩則仿古兵馬元帥之制暫借統兵馬。”南京的官紳對于這個折中方案比較滿意,由南京禮部準備乘輿法物前往廣西迎接桂王。就在這一關鍵時刻,馬士英由浦口回到鳳陽,突然得到報告守備鳳陽太監盧九德勾結總兵高杰、黃得功、劉良佐決定擁立福王朱由崧。這里有幾點值得注意:一、盧九德在萬歷末年曾在宮中 為老福王朱常洵服役,由他出面聯絡三鎮當出自朱由崧的幕后策劃。李清記載:“時王聞,懼不得立,書召南竄總兵高杰與黃得功、劉良 佐協謀擁戴。劉澤清素狡,先附立潞議,至是以兵不敵,改計從杰等。”二、高杰、黃得功、劉良佐的積極參與擁立顯然是為了攘取 “定策之功”增強自己在政治上的地位。三、史可法之所以要親赴浦口同馬士英會商,正是因為士英身為鳳陽總督,直接節制著高、黃、劉等總兵,借以取得軍隊支持。不料變生意外,馬士英眼看手下大將全部自行投向福藩,如果再遵守同史可法達成的協議,自己只會被駕空、被淘汰,權力的欲望使他顧不上什么信義,抓住時機向福王朱由崧表示效忠。史可法還蒙在鼓里,繼續寫信給馬士英申說朱由崧“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讀書、干預有司”七不可立的理由。馬士英既已改變初衷,參加擁立福王的行列,史可法的來信等于直接指斥行將即位的皇帝,把權力的劍柄交到了馬士英手里。馬士英立即以鳳陽總督和三鎮名義正式致書南京守備太監韓贊周宣布擁立福王朱由崧。當南京各大臣被韓贊周邀請到家中傳閱馬士英的書信時,雖然不少人感到震驚,但是他們既無兵權,立桂、立潞的方案又已胎死腹中,失去了憑借,只好違心地表示同意。擁立潞王朱常淓的主要策劃人物錢謙益的表現就頗為典型:“錢謙益侍郎觸暑步至膠東 (指高弘圖)第中,汗渴,解衣,連沃豆湯(指解暑之綠豆湯)三四 甌。問所立?膠東曰:‘福藩。’色不懌,即告別。膠東留之曰:‘天子毋容抗也。’錢悟,仍坐定,遽令仆市烏帽,謂:‘我雖削籍,嘗經赦矣,候駕龍江關。’”東林的態度如此,其他原先追隨擁潞的人也可想而知了。山東總兵劉澤清一度支持東林骨干擁立潞王,當他得知高杰、黃得功、劉良佐三鎮的動向后,自知兵力不敵,立即隨風轉舵加入了擁立福王的行列。四月末,福王繼統已成定局。
由于擁立定策問題對弘光一朝政局的影響極大,有必要做一點分析。前面說過,當時江南東林黨人在朝、在野的勢力很大,他們中間的骨干分子以“立賢”為名主張舍棄神宗嫡系子孫而擁立穆宗之孫潞王朱常淓,后來的事實證明朱常淓并不“賢”,他們的真正用意是排除福王以確保崇禎時期東林—復社黨人在政治上的操縱權,別是如果潞王以較遠的宗支而被迎立,錢謙益等人有“定策”之功肯定可以飛黃騰達。一度處于權力中心的史可法優柔寡斷,設想出擁立桂王的折中方案,以為桂、福二藩都是神宗嫡支,以桂抗福可以滿足東林黨人反對立福藩的愿望,又帶著這個方案親赴浦口同掌握實際兵權的鳳陽總督馬士英商量,自以為事出萬全。結果風云突變,無論他主張擁立的是不是神宗嫡系,在朱由崧眼中他始終是反對自己黃袍加身的 重要人物。就當時情況來說,帝位候選人桂、惠二親藩離南京較遠, 福、潞二藩近在淮安,史可法既然主張按照倫序迎立,就應該當機立斷,把顛沛潦倒之中的福王朱由崧接來南京繼統。這樣,朱由崧必將對他刮目相看,馬士英和四鎮也沒有可乘之機。當初私下醞釀立君人選時,史可法曾經對姜曰廣說:“以齊桓之伯也,聽管仲則治,聽易 牙、開方則亂。今吾輩之所立者,豈其不惟是聽,而又何患焉?”這表明史可法知道落魄之中的福王只要爬上皇帝的寶座,享盡人間富貴就心滿意足,在這樣一個同“察察為明”的崇禎帝截然相反的庸主下,朝廷大政必然落在自己這幫“君子”手里,事情可以辦得很順當。可是,史可法的這句話一傳出去,“擁潞者聞之大嘩。以詢諸紳,又頗于福推惡。可法于是引避不言矣”。
古語說:“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史可法多少有點門戶之見固然是原因之一,但他的致命弱點是缺乏雄才大略,總想處處應付,八方妥帖,終落得個事與愿違。
南明史 精裝 作者簡介
顧誠(1934—2003),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當代公認的明清史大家。他一生品性秉直,潛心治史,視學術為生命,被譽為“學術苦行僧”。
“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句空”,是顧誠治史的真實寫照。1978年,顧誠發表《李巖質疑》一文,該文鉤沉史料、嚴密考證,引起了學術界的矚目,也成為顧誠的成名作。1984年,《明末農民戰爭史》出版,為農民戰爭史的研究別開實證蹊徑; 1997年,被顧先生視為姊妹篇的《南明史》問世,該書在海內外均有廣泛的影響力,并榮獲了中國國家圖書獎和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
兩部著作、四十余篇論文,對治學嚴謹的顧誠來說并不算高產,但其治史方法與治史精神,早已為明清史研究留下一座豐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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