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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墨的指尖(近代早期歐洲的書籍制作)(精) 版權信息
- ISBN：9787520194877
- 條形碼：9787520194877 ; 978-7-5201-9487-7
- 裝幀：一般純質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染墨的指尖(近代早期歐洲的書籍制作)(精) 本書特色
★ 當代著名歷史學家、美國歷史學會前主席安東尼·格拉夫敦新作 ★ Open Letters Review 年度圖書 ★ 學者們的理念和實踐往往并非誕生于寂靜的書房，而來自讓人精疲力竭的勞動。在近代早期歐洲，他們沒有一人能雙手干凈地度過一生。 ★ 《染墨的指尖》用十位學者和他們做書的故事，在遼闊的人文主義學術世界里探尋一向被視為彼此獨立的領域之間的聯系，思考書籍黃金時代的抄寫員、學者和出版工作。
染墨的指尖(近代早期歐洲的書籍制作)(精) 內容簡介
本書介紹了書籍制作過程中的諸多凌亂而復雜的細節，在本書中，享有盛譽的歷史學家安東尼·格拉夫敦邀請我們將近代早期歐洲的學者視為勤奮的勞動者。他細致入微地展現了造就書籍黃金時代的體力和腦力勞動——編纂筆記、謄抄并修正文本與校樣、籌備復本——他讓我們看到，學者們的勤勉如何塑造了那些影響深遠的書本、專著和偽書。書中格拉夫敦明確了一點：書籍制造的基本細節對思想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思想的生命力取決于雙手的勞動。
染墨的指尖(近代早期歐洲的書籍制作)(精) 目錄
序 言 做書：人文主義者之道
第 1 章 指尖染墨的人文主義者
第 2 章 手持占卜杖的文獻學家
第 3 章 讓·馬比雍開創古文字學
第 4 章 波利多羅·維爾吉利揭示基督教的猶太起源
第 5 章 馬修·帕克創建檔案館
第 6 章 弗朗西斯·丹尼爾·帕斯托里烏斯制作筆記本
第 7 章 維泰博的安尼奧對猶太人的研究
第 8 章 約翰·凱斯關于歷史的爭論
第 9 章 巴魯赫·斯賓諾莎讀《圣經》
結 語 墨漬所揭示的
致 謝
譯后記
注 釋
索 引
展開全部
染墨的指尖(近代早期歐洲的書籍制作)(精) 節選
剪刀、漿糊和民族志暢銷書 1517 年，一位名叫約翰內斯·伯姆［Johannes Böhm，也稱“約翰· 博墨斯（Johann Boemus）”］的德意志人文主義者開始創作一本書：一部全方位記載非洲、亞洲和歐洲風土人情的民族志。這位造詣平平的學者對希臘語和希伯來語都一竅不通。他居住在位于神圣羅帝國腹地的帝國自由城市烏爾姆（Ulm），在那里擔任條頓騎士團的隨營教士，旅行經歷也不算豐富。他給這本書起了一個野心勃勃的題目：《天下諸民的風俗、律法和儀式》（Omnium gentium mores, leges et ritus）。 然而，它離“全方位”還差得遠呢。在伯姆動筆時，歐洲人的槍炮和病菌已經開始摧毀美洲的社會群體，但他的專著對美洲社會只字未提。他只探討了古希臘和古羅馬人所了解的三塊大陸。盡管如此，他的著作依然廣受各地讀者歡迎。1525 年，杰出的紐倫堡學者維利巴爾德·皮克海默（Willibald Pirckheimer）從《天下諸民的風俗、律法和儀式》中抄錄了關于英格蘭、愛爾蘭、西班牙、法蘭西、阿比西尼亞和其他許多國度的描述。稍作編輯和刪減后，皮克海默將這些文字作為新版歐洲、非洲和亞洲地圖的附注，收入一部由其編輯出版且印刷精美的鴻篇巨制，即托勒密（Ptolemy）的《地理學指南》（Geography）中。在接下來的一個世紀里，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多次重印了伯姆的這部拉丁文作品。它被翻譯為多種語言——英語、法語、德語、意大利語和西班牙語——成了當時蓬勃發展的民族志文獻中的經典著作，還出現了好些增補版本。為什么這部內容概括、在出版之日便顯陳腐過時的摘要匯編能成為暢銷書呢？ 現代學者認為，原因在于伯姆的寫作方法。用他自己的話說，這本書的寫作方法與其組織架構一樣傳統。伯姆告訴自己的出版商西格蒙德·格林（Siegmund Grimm），他用三年時間“從許多成就斐然的作家那里”系統地收集素材。這正是其作品贏得盛譽的主要原因。此書值得信賴，因為它所依據的是*優質的原始資料。伯姆在其撰寫的序言中具體闡明了這一點。在序言里，他將這部作品描述為一份訓練如何熟練運用剪刀加漿糊的習作。 諸位史學的行家啊，得閑時，我四處收集值得注意的各民族風俗、儀式和律法，以及其所居之地的情況，并在筆記本里一一記下。這些文字零散見于古今學者之作，古有歷史之父希羅多德、西西里的狄奧多羅斯、貝若蘇、斯特拉波、索利努斯、蓬佩尤斯 · 特洛古斯、托勒密、普林尼、科爾奈利烏斯 · 塔西佗、非洲的狄奧尼修斯、龐波尼烏斯 · 梅拉、愷撒和約瑟夫斯，今有樊尚、后成為教宗庇護二世的埃尼亞 · 西爾維奧、安東尼奧 · 薩貝利科、約翰內斯 · 瑙克雷奧斯、安布羅吉奧 · 卡萊皮諾以及《豐饒之角》的作者尼科洛 · 佩羅蒂和其他諸多知名作家。本書將上述名家之作匯于一處，以便諸位按需取用，隨時翻看。 伯姆以自信且自豪的筆調將自己的作品定性為從早前作者文章中摘錄的片段拼湊而成的合集。書中向讀者介紹的知識皆有出處和典故，他將此視為該書的主要賣點。這位自豪的作者并非孤例：他的友人們同樣認為，從權威著作中精心遴選文本，加以系統編排，由此匯成的合集就是一本不錯的書。在伯姆的序言之前，是他的朋友們創作的拉丁文短詩。他們重點強調他“從諸位作者的書中”抄錄素材所耗費的“巨大心血”。全書*后還附有另一位學者安德烈亞斯·阿爾塔默（Andreas Althamer）的書信。他稱這部作品是“吾友伯姆從眾多古典作家處抄錄所得”。大部分近代讀者在介紹伯姆這本書時也采用了類似的表述。 伯姆稱，相比之下，他更喜歡這種引經據典的傳統寫作方法，而不是近期的旅行見聞作家所采用的主要以親眼所見為依據的方法。伯姆在序言部分寫給格林的信中指出，他這位出版商專精于“異國異族”領域的文獻。此前一年，格林剛剛刊印了馬切伊·米霍維塔（Maciej Mieochwita）的專著《論兩大薩爾馬提亞》（On the Two Sarmatias）和盧多維科·迪·瓦爾泰馬（Ludvico di Varthema）的著作《論南部諸民》（On the Southern Peoples），這兩部近期問世的作品描繪了基督教世界此前知之甚少的世界。伯姆認為，刊印扎實可靠的旅行文學是一項至關重要的業務，對于從事政府工作的人尤為重要。從未離開過家族領地的人無法得到精英顯貴的重視；反之，了解世界的人則立身揚名，被尊為見多識廣的權威：“他們打算做的或實際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得到所有人的擁護和愛戴，仿佛神諭一般！ 一個人可以通過旅行獲得關于世界的知識，但也可以通過系統的閱讀來獲得。 而這正是癥結所在。讀者需要格林出版的是可信的文本，“而不是不足為信的江湖騙子和浪跡四方的乞丐的作品，這些人說謊成性、滿口胡言、恬不知恥，只為沽名釣譽、贏得大眾的欣賞”。他們的謊言讓謹慎的讀者對所有探討異域的作家都失去了信任。但伯姆卻可以為這樣的讀者群體效勞：他能提供對世界各地風土和文化的全景式概述，所依據的原始資料因足夠古老而值得信任——顯然，瓦爾泰馬關于中東和南非的引發爭論的生動記載（主要以**手經驗為基礎）不夠古老，伯姆沒有摘選。伯姆的讀者和他一樣，對關于歐洲之外的世界的新知識視而不見，刻意回避潛在的挑戰。 伯姆及伙伴對其寫作實踐的描述與法國漫畫《高盧英雄歷險記》（Astérix the Gaul）中虛構的小村魚販奧德哈法貝提克斯（Ordralphabétix）驚人的相似。奧德哈法貝提克斯堅決不肯銷售從附近海域捕撈的鮮魚，只販賣巴黎批發商運給他的貨色。但是二者有一個顯著的區別。高盧人的魚臭氣熏天，腥臭味引發了爭執。與之相反，伯姆摘錄的古舊文本卻像鮮花招來蜜蜂一樣吸引讀者。顯而易見，在 16 世紀打造暢銷書不僅要用剪刀和漿糊構建起內容，還要花心思讓潛在的買家知道作者是這樣做的——利用閑暇時光、耗費數年心血剪貼摘錄。 事實上，同許多作者一樣，伯姆對自己作品的描述有誤。它絕不僅僅是由不同文本選段簡單拼湊出的剪貼本，而書中得出的結論往往與其寫作方法一樣與“傳統”相距甚遠。而這正是伯姆其人其書值得我們關注的原因。本書收錄了九篇關于15~18 世紀西歐學術作者身份的主題研究。這些研究對失傳的寫作和出版方式予以還原，探究閱讀、寫作和印刷的物質因素是如何影響文本及其接受方式的。觀察伯姆在閱讀、摘抄和寫作過程中如何處理原始資料，進而使之發生質變，能幫助我們確定和追蹤由此引出的一系列更廣泛的疑問。 “我在寫一本書”，這話很容易引人遐想。我們腦中立刻浮現出這樣的畫面：寫作者在舒適的書房、愜意的咖啡館或凄冷的閣樓里孤獨地創作。但我們將在本書中發現，這些畫面全都不符合本書主角——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者——的實際情況。他們的學術生涯帶來的是抽筋的雙手和酸痛佝僂的腰背。無論在羽毛筆的時代還是筆記本電腦的時代，閱讀與書寫始終緊密地聯系在一起。讀者往往與作者一樣，手握羽毛筆，一邊閱讀一邊在頁邊空白處與文中的內容積極互動，或者熱切地摘抄選段，保存起來以備日后之用。作者往往兼具“繕寫者（copyist）”和“創作者（composer）”的身份，他們冥思苦想，不是為了求新，而是為了以微妙且有力的方式重新塑造自己讀到的內容，讓古代作者講授自己所處時代的道理。創作一本書需要持續數小時的體力勞動，聚精會神、咬緊牙關。讀通別人創作的書也是如此。在很多時候，作者們*具創意的理念和實踐并非誕生于寂靜的書房，而是出自在計算機時代看起來讓人精疲力竭的孜孜不倦的勞動。 另外，此類勞動大多不是獨自一人完成的。人文主義者沉浸在與古代和近代文獻的精神對話里，在對話中學到至關重要的教誨，但也有意見分歧的時候。在實踐中，作者還要與“校對者（corrector）”和“排字工（compositor）”合作，由他們將手寫文本轉化為印刷書籍。哪怕是*遺世獨立的近代早期知識分子，也要掌握閱讀和書寫所必需的技藝。而某些文藝復興時期*典型的知識創新——比如？睂W和古文字學的形式化方法——也是在繕寫者和印刷工任務繁重的工場中逐漸成形的，這些工場不僅面臨截止期限的壓力，還要面對工匠們要求上崗工作的訴求。換言之，作家和讀者的世界比我們今日所認為的更加社會化，與手工技藝的聯系也更加密切。對于伯姆的案例所引出的若干課題，本書各章節將從時間、空間和知識等諸多層面逐一進行深入探究。 校對者的任務 校對者和閱讀者究竟要做哪些工作呢？一些大型工場的賬本留存至今，為我們提供了**手資料。舉例來說，弗羅本—埃皮斯科皮厄斯商號（Froben and Episcopius fi rms）幸存的細賬記錄著 1557~1564 年支付給員工的薪酬。每份雇員名單都以一名校對或“修訂人員（castigator）”開頭：這些識文斷字的雇員姓名出現在排字工和印制工之前，顯然證明他們擁有一定的地位，高于只憑雙手工作的人。另外，每份名單里還有一名朗讀者，其薪酬通常是校對者的一半或更少。這些賬本再次為茨溫格的圖表提供了佐證，也對其有所補充。有些文書中還提到，某位校對者或閱讀者也靠其他勞動來獲得報酬。舉例來說，1560 年 3 月，朗讀者利奧德加里烏斯· 里馬爾杜斯（Leodegarius Grymaldus）的酬勞包含閱讀和另外兩項有明確記載的任務：①編制索引；②校對一篇阿格里科拉（Agricola）關于金屬的論著的法文譯本。1563 年 3 月，巴托洛梅烏斯·瓦羅勒（Bartholomaeus Varolle）薪酬的支付項目既包括校對，也包括為一份 13 世紀的法律文本，即紀堯姆·杜蘭的《法官鏡鑒》（Speculum iuris）制備范本或復本，并為這部作品編制索引。 珀西·辛普森（Percy Simpson）在其蔚為可觀的大作《16、17、18 世紀的審！罚≒roof-Reading in the Sixteenth,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中詳盡介紹了校對者的各項任務。遺憾的是，這本書也令讀者困惑不已，因為從標題來看，這部廣泛收集材料的大部頭著作所探討的似乎僅是審校這一個課題。從魯道夫·瓦克納格爾（Rudolf Wackernagel）到芭芭拉·哈爾伯恩（Barbara Halporn），再到愛德華·馬隆（Edward Malone）， 諸位印刷學家都強調， *能準確翻譯“ 校對者（corrector）”一詞內涵的現代術語并不是這個詞在英語或其他語言中所對應的派生詞，而是“印刷專門從業者（print professional）”這樣更籠統的術語。只要我們從一般性的描述轉向其他形式的證據，立刻就會發現他們的強調是正確的。誠然，校對者的薪酬首先來自審；蛐抻喰印５渌耍ㄓ绕涫亲髡撸┮矔䦶氖逻@項工作。比如，維吉里烏斯·祖伊謝穆斯就曾告訴友人維亞達：他要在巴塞爾待兩個月，在此期間，他關于查士丁尼《法學總論》（Institutes）的評注將被送到印社，以便他親自校對紙樣。 但是，校對者還會做許多別的工作。除了校樣，他們也校對作者提供的底稿，盡己所能地尋找并糾正拼寫和其他方面的錯誤。他們擬訂扉頁、目錄、章節標題和索引，將文本分成若干章節，為讀者提供便利。這種操作模式在許多行業中都屢見不鮮。方濟會修士康拉德·佩利坎（Conrad Pellikan）是一位校對專家，曾供職于阿默巴赫印社和弗羅本印社，此人在約翰·阿默巴赫（Johann Amerbach）的印社邁出了印刷專門從業者的**步：原本為阿默巴赫準備奧古斯丁作品復本的另一位修士弗朗茨·維勒（Franz Wyler）被調離巴塞爾，佩利坎便頂了他的空缺！笆撬麃碚椅业，”佩利坎回憶道，“當時我還年輕，但非常刻苦。他請我去替代被調走的那個人。我需要將余下尚未分節的奧古斯丁作品分成數章，并為每一章寫一段簡短的概述。”他聲稱接受這項任務并非己愿，但*終卻引以為豪，甚至在阿默巴赫贈予他的成書中還標出了由他編輯后交給排字工的段落。 換言之，作為職業校對人員，佩利坎輝煌職業生涯的**步是編輯復本，而不是校對校樣。后來，他成了編制索引的專家。*終，他將在印刷工場中處理信息的技巧應用到蘇黎世的圖書館中，在那里編制書目。不過，他在阿默巴赫和其他印社也以嚴格意義上的“校對者”身份工作。佩利坎在回顧過去時明確表示，他通過觀摩大師的工作，學習大師的技法和標準來掌握這門手藝的精髓：“阿默巴赫其人學識淵博，又異常勤勉。他在書本校對上投入了大量財力和精力，總有 2~3 位閱讀者從旁協助，每人審讀一份復本，以免因疏忽而錯過書中的任何差錯。任何仔細觀察他出版過程的人都會發現，如果一個單詞印錯了，他寧愿從頭開始一整天的工作，不惜為此付出代價。” 有些校對者同時創制文本和副文本 ，其身份相當于今日所謂的內容提供者。1512 年，亨利·艾蒂安（Henri Estienne）準備刊印一部古老的書籍，即由凱撒利亞的尤西比烏斯（Eusebius of Caesarea）創作，后由圣哲羅姆譯為拉丁文的《世界編年史》（World Chronicle）——這類古籍在文藝復興時期有多受歡迎，現在就被遺忘得有多徹底。這部內容豐富、引人入勝的著作以平行表格的形式展現了 19 個古文明的歷史，時間跨度從亞伯拉罕時代直至尤西比烏斯本人所處的公元 300 年前后。統治者的名單劃分出歷史進程中的節點和分野，展現古代諸國的興衰，直至只剩下羅馬王國和以色列王國，*后只剩下羅馬帝國及時將世界統一起來，好讓救世主的信息普照世間的所有子民。在寫滿名字的長長縱列間，簡短的注釋標出了相應時間段內的名人生平以及所有發明創造，從三列槳座戰船到悲劇不一而足。這本書不僅提供了有關諸國和城市的關鍵信息，也在雖說復雜但引人入勝的字里行間透露出關于文化史的關鍵信息。圣哲羅姆將此書譯為拉丁文，并將時間線延長至尤西比烏斯之后的一個世紀：尤西比烏斯的敘事在君士坦丁一世（Constantine I）登基并皈依基督教的高潮中戛然而止，而圣哲羅姆則將羅馬文獻融入其中，一直寫到自己所處的那個相對混亂的年代。奧古斯丁在論述“過去的形態”及“猶太人的著作高于異教徒的著作”等話題時，曾利用尤西比烏斯和圣哲羅姆著作中的內容組織論點。 近千年之后，這部著作依然實用且頗受歡迎。弗蘭齊斯科 · 彼得拉克（Francesco Petrarch）手中的那本（今已佚失）寫滿了自己的批注。在中世紀時期及之后，一位又一位作家不斷為這部作品增添各自時代的內容，他們撰寫的補編將帝王與主教的歷史又延長了好幾個世紀。 艾蒂安希望為他編輯的這一版《世界編年史》再增添幾分價值。他的一名校對者讓·德·穆沃（Jehan de Mouveaux）編制了一份詳細的索引——雖未明說，但這份索引是根據一份早期版本改編而成的。此舉徹底改變了這本書。這部作品原本采用線性的時間線設計，以便寫本時代的讀者查閱，并滿足讀者按年份和紀元追蹤歷史進程的愿望；現在，它搖身一變，成了可供讀者以多種方式交叉比對閱讀的數據庫。穆沃也對書本內容加以更新。他從*受歡迎的 15 世紀世界編年史著作，維爾納·勞爾溫克（Werner Rolewinck）的《時間的纖維》（Fasciculustemporum）的新版中獲取了大量信息，編集出一份補編。穆沃的親筆手稿得以保存下來，正如彼得·韋（Peter Way）所言，他的手稿是艾蒂安版《世界編年史》*后幾頁的基礎。 艾蒂安是位一絲不茍的印刷商。他雇了 10 名校對者，還根據傳統將自己編輯的希臘文校樣復本掛在印社門外，懸賞讓人挑錯。盡管印刷工和校對者對這一版《世界編年史》十分盡心，但其中仍有瑕疵。穆沃抄錄了一段描述神跡從天而降，“像耶穌的十字架一樣（instar dominicae crucis）”落在人衣服上的文字。匆忙中，穆沃將“instar”筆誤成了“instas”，后者是一個不存在的拼寫。在確保文本從頭到尾通順的壓力下，閱讀這份補編的排字工（也可能是另一位校對者）試圖修正這處錯誤。然而，他將“instas”一句改成了與原稿相去甚遠的“iustas dominicae crucis”，這幾個單詞的拼寫都正確，但組合在一起卻沒有任何意義。不過，與文檔所揭示的制書過程相比，這些錯誤不算什么。這樣一版書需要不止一名校對者參與工作。雖然穆沃提供了底稿，但顯然還有其他人來修訂校樣，因為經過印刷，穆沃初稿中的很多單元音都被換成了雙元音，這表明有一位接受過更古典教育的校對者參與了工作，而且他與穆沃一樣，在排字工開始排活字前就完成了這些改動。 *后，校對者有時還要充當作者與出版商之間的中間人。特奧多爾·珀爾曼（Theodor Poelman）便是其中一例。他并非克里斯托夫 · 普朗坦（Christophe Plantin）手下負責書籍校對的職員（到了 17 世紀，這些職員的后繼者在普朗坦印社工作的地方依然被稱作“校對室”）。他的基本收入靠做漂洗工獲得，在安特衛普的支柱產業紡織業中從事布匹精加工行業。但是，珀爾曼為普朗坦校對過許多古典文本，表現出難得一見的利落與精確，這表明他深得那位組織有序的堪稱傳奇的出版商的真傳。在為 1589 年版盧坎（Lucan）著作所寫的評注中，他在引用自己讀過的寫本時以所有者姓名的首字母縮寫指代相應的版本，而不是指出所有者的全名，這種引用寫本的方式在 19 世紀后成了標準操作。 珀爾曼的同時代人顯然將他視為普朗坦的一名校對者，因為普朗坦出版的某些書的封底推薦語稱贊了珀爾曼的工作。普朗坦檔案館中現存的文檔清楚地表明，他們的看法正確無誤。在普朗坦同意出版一位詩人的作品后，珀爾曼在致這位詩人的一封信中寫道：“我在某些段落的頁邊空白處作了標記，這些地方我讀不懂；如果您能解釋給我聽，我將不勝感激！彼提出了一套被他稱為根據“*優秀學者的權威”制定的拼寫規范建議，其中解釋了他刪除詩人頁邊注的原因，因為“印刷書本的頁邊距很窄，刪去頁邊注可為大家留出自由書寫的空間”。 盡管實質可能不同，但這些意見已從形式上勾勒出了今日的文稿編輯所從事的溝通工作的輪廓。當遠在西班牙的安德烈·肖特（André Schott）發現，在他編輯的塞克斯特斯·奧列里烏斯·維克多（Sextus Aurelius Victor）的作品中，排字工根據他的校對意見進行修訂后仍有三個多余的字母時，他選擇向珀爾曼求助。序言中的這處錯誤非常明顯，甚至讓人大驚失色。肖特形容，自己發現這處錯誤的感受好似遭遇了一場海難：原本應當流暢平順的閱讀體驗猛然被粗暴地打斷。他寫道：珀爾曼必定能說服普朗坦，讓后者相信那是印刷工的失誤，他也一定會糾正他們的錯誤？上В只蚴沁@封信姍姍來遲，抑或是普朗坦對信中的懇求充耳不聞，總之那些錯誤并未得到糾正。安妮·戈德加（Anne Goldgar）早就提出，17 世紀末和 18 世紀初的校對者所需完成的事項中有很多都是現代的“統籌編輯（desk editor）”或“文稿代理人（literary agent）”的工作。印刷工場的種種證據清楚地表明，這些實踐在更早以前即已存在。事實上，它們在印刷誕生后不久便出現了。 校對者似乎代表著一種新的社會類型，是一種因印刷而誕生的現象，是在印刷創造的全新書籍之城中土生土長的稚子。顯而易見，是新技藝創造了新任務。印刷商在市場上有許多競爭對手。他或她必須證明自己的某一特定產品優于競爭對手。于是，他們很快作出決斷，方法之一便是在書末版權頁（后來是在扉頁）強調：本書文本已經過博學之人的校對。在意大利和德意志，15 世紀印刷的書籍均承諾呈現在讀者面前的不僅是文本，而且是經過特定學者“勤勉修訂”、“謹慎修訂和審閱”或者“*為勤勉和精準地審閱”的文本。雇用別人來校對文本——許多不曾請人校對文稿的印刷商也聲稱這樣做了——是一種爭取更大市場份額的合理且有效的方法。
染墨的指尖(近代早期歐洲的書籍制作)(精) 作者簡介
〔美〕安東尼·格拉夫敦（Anthony Grafton） 當代著名歷史學家、普林斯頓大學Henry Putnam校級特聘歷史學講座教授，曾任美國歷史學會主席、普林斯頓大學人文學術委員會主任。師從著名史學家阿納爾多·莫米利亞諾（Arnaldo Momigliano），專研文藝復興時期歐洲文化史、書籍與閱讀史、19世紀之前的學術史和教育史等。著作等身，著有What Was History?、Forgers and Critics、Defenders of the Text等多部作品，其中《腳注趣史》《時間圖譜：歷史年表的歷史》等已出中文簡體版。 陳陽 畢業于北京語言大學高級翻譯學院，獨立譯者，擅長人文社科類英語、法語譯介。譯有《人間食糧》《一個孤獨漫步者的遐想》《法老的寶藏》《沙漠與餐桌》《波波爾烏》等十余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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