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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史的路標:要素和真相 版權信息
- ISBN：9787108071880
- 條形碼：9787108071880 ; 978-7-108-07188-0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日本史的路標:要素和真相 本書特色
這是一部日本的簡明史，是一部俯瞰日本古今歷史的書籍。
日本史的路標:要素和真相 內容簡介
本書對日本由古至今的歷史發展脈絡進行了全面的梳理，尤其對影響日本歷史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要素進行了深入的剖析，使讀者對日本的歷史有一個更全面的認識。
日本史的路標:要素和真相 目錄
序言
一、“ 四要素”溯源
1.國土的由來
2.國民的由來
3.政權的由來
4.主權的歸屬
二、儒佛道：文化三支柱
1.“真名”和“假名”
2.儒教經歷“改革”
3.佛教獨創二宗
4.獨步于世的神道
三、大和魂之禪宗和武士道
1.禪宗宗旨“十六字訣”
2.禪和日本人的價值觀
3.武士道的歷史和象征
4.武士道的源泉和精神
四、日本“風俗”志
1.從“奴婢宿”到“新宿”
2.“不倫是日本的文化”
3.“野郎”變“牛郎”
4.日本文學“ ”賦
五、戰國時代的路標
1.“應仁之亂”
2.“天下布武”
3.“本能寺之變”
4.“桃山時代”
六、江戶時代風云錄
1.“關原合戰”
2.“元和偃武”
3.“幕藩體制”
4.“櫻田門外之變”
七、“其命維新”的真相
1.1862：劃時代的年份
2.薩長結盟，聯手倒幕
3.“千年政治史 人”
4. ·改元·遷都·變法
八、“耀皇威于海外”
1.“修約”和“締約”
2.“ 意識”的膨脹
3.“征韓論”引發的沖突
4.“日清戰爭”和“戰后經營”
九、“加入列強俱樂部”
1.日俄的“滿韓交換”
2.“皇國興廢在此一戰”
3.日俄戰爭“三功臣”
4.“滿鐵”和關東軍的由來
十、日本對華擴張路線圖
1.“大正年代之天佑”
2.對“華盛頓體系”的隱忍
3.“兵營 ”的構建
4.從“皇姑屯”到“盧溝橋”
十一、太平洋戰爭的引爆
1.“別了國聯，協作之路山窮水盡”
2.“締結日德意三國協定”
3.日美和談的破裂
4.“攀登新高山·1208”
十二、從“新高山”跌入太平洋
1.“七生報國，效忠天皇”
2.“小男孩”和“胖子”
3.“天皇地位未定”
4.墓碑上的“戰爭總結”
十三、戰前戰后的“斷裂”和“連續”
1.天皇走下“神壇”
2.《永田町權力的興亡》
3.經濟大國“遺傳密碼”
4.日本外交的“主軸”
展開全部
日本史的路標:要素和真相 節選
“應仁之亂” 日本著名史學家、“京都學派”代表內藤湖南認為，如果要了解今天的日本，必須了解始于“應仁之亂”的戰國時代。因為這場內亂使日本發生了三方面的深刻變化： **，民眾開始形成作為家族共同體的“家”。這種“家”和13世紀左右形成的貴族、武士等的“家”一樣，將祭祀祖先以及家族的延續持久和繁榮作為*大的價值規范。這種“家”是村和町的胚胎。 第二，律令制、佛教和系統的中國文明，進一步滲入日本尚未開化的土著文化并與之結合，使日本文化日趨成熟。今天被視為日本傳統文化的藝能，如歌舞伎、能樂等，大都是在這一時代成形的。 第三，具有國民國家性格的日本開始形成。除了北海道和沖繩，日本的疆域大致在此時定型。自此以后，日本開始全面脫離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秩序和華夷秩序，作為一個獨立國家登上世界歷史舞臺。 “應仁之亂”始于幕府內部的權力斗爭。1464年12月，室町幕府第8代將軍足利義政因為沒有兒子，于是便讓他已出家為僧的弟弟足利義尋還俗，將他收作養子以便繼承將軍職位。因為只有兒子才能繼承將軍職位，無論親子還是養子。說起來，日本也重視“傳宗接代”，但和中國明顯不同的是，日本人不太在乎是親生還是過繼的。既然弟弟成了兒子，沒必要改姓，但得改個名字。于是，足利義尋改名足利義視，并被托付給“管領”細川勝元。孰料翌年11月，足利義政的正室日野富子生下了一個兒子，她堅持要讓親兒子繼位，足利義政也有此意，便將兒子足利義尚托付給能與細川勝元抗衡的另一名“管領”山名持豐。細川和山名兩大氏族的矛盾因此迅速激化，*終圍繞將軍繼嗣問題大打出手，在應仁元年即1467年引爆“應仁之亂”。細川勝元和山名宗全分別擁立足利義視和足利義尚為將軍，使日本形成了東西兩個幕府。在細川勝元和山名宗全去世后，兩家的后一代細川政元和山名政豐打得筋疲力盡，*后在1477年簽署和約。由于當時年號已經從“應仁”變為“文明”，因此這場歷時11年的內亂又稱“應仁·文明之亂”。*后，足利義政的親兒子足利義尚成為室町幕府第9代將軍，幕府重新復歸一統。但是，支撐室町幕府政治的“大名聯合體”因此崩潰，“守護領國制”迅速演變為“戰國大名領國制”。因為“守護”也稱“大名”，他們管轄的“國”稱“領國”或“分國”，幕府將軍可以將大名罷免并收回分國。當時幕府確定了一項原則：“守護在京。”這項規定表面上是讓守護共同參與幕政管理，實際上是為了防止守護在自己的領國培植黨羽，做大勢力，取幕府而代之。由于“守護在京”，因此其領國由“守護代”治理。戰國時代之所以出現，就是因為應仁之亂爆發后，室町幕府的足利將軍越來越難以管控各領國，守護紛紛返回自己的領國，“守護領國制”演變為“戰國大名領國制”。正如井澤元彥所言，“戰國時代之所以出現，就是因為室町幕府的足利將軍家族未能成功地駕馭諸大名”。 戰國時代的顯著特征是群雄紛爭，各領風騷。當時的日本，實力較強大的戰國大名有“美濃的巨人”齋藤義龍、“東海之雄”今川義元、“甲斐之虎”武田信玄、“北陸守護神”上杉謙信、“瀨戶內智將”毛利元就，還有六角義賢、細川勝元、三好之長、朝倉孝景。他們之間進行了多次戰役，但值得特書一筆的是發生在1560年的“桶狹間合戰”。這場戰役使尾張國（名古屋）一個根基淺薄的小領主織田信長脫穎而出。 織田信長的父親織田信秀是尾張國守護斯波氏的守護代。織田信長是嫡長子，幼名吉法師。1546年，12歲的織田信長在古渡城行了武士的成人禮“元服禮”。1551年3月，42歲的織田信秀撒手塵寰，未滿20歲的織田信長成了尾張國的實際統治者。 1560年5月12日，被稱為“東海之雄”的駿河（靜岡）的守護今川義元率領27000大軍向尾張國挺進。織田信長獲得了一個有關今川義元在桶狹間扎營布防的重要情報，并即刻緊緊抓住戰機，揮師東進，沖向“桶狹間”。桶狹間，顧名思義，地勢狹窄。今川義元在此安營扎寨，難以采取常用陣勢，使“中軍帳”居中受眾軍士保護，只能呈“一”字排開，幾乎與道路平行。這種陣勢為織田信長攻破“中軍帳”創造了良機。于是，織田信長對今川義元的“中軍帳”發動了決死突擊。正在此時，天降暴雨。這場暴雨似乎是天意，不僅突如其來，而且持續時間僅10分鐘左右。織田信長率領軍隊乘風冒雨突進，頃刻攻入今川義元的“中軍帳”。今川義元逃出營帳，在其直屬武士“旗本”的保護下騎馬后撤。由于道路泥濘，而且今川軍呈一字排開，無法集結有生力量阻遏織田信長軍隊的突進，*終今川義元被織田信長的近臣服部春安、毛利良勝追上。服部春安用長槍刺入今川義元右腿，今川義元殊死反抗，砍斷了服部春安的右腿，并在近身肉搏中咬斷了毛利良勝的兩根手指，但毛利良勝忍痛將今川義元斬首。織田信長軍中見狀大喊：“今川義元死了！” 眼見主公被斬首，今川義元屬下的幾個武士向織田信長軍隊陣營發起了自殺式攻擊，*后全部戰死。今川義元的軍隊見大勢已去，匆忙退去。這一仗共殺死今川義元軍隊士卒約3000人。織田信長檢驗過今川義元的首級后，命令將今川義元的首級、太刀、脅差以及隨行的10名僧人一起，交今川義元的側近送還今川義元的領國駿府（今天的靜岡），今川義元的名刀“左文字之刀”則被織田信長收藏。之后，織田信長為今川義元的首級立了墓碑，供奉千部佛經祭祀。 據史料分析，織田信長之所以能取得桶狹間合戰的勝利，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情報準確。織田信長的軍隊為什么能在連綿數里的軍營中，準確襲擊今川義元的“中軍帳”？*合理的解釋是，今川義元軍中有內奸。據《松平記》記載，合戰開始時，今川義元的側近佐佐梟人正、一宮左衛門等人失蹤，他們很可能是織田信長的奸細。另據《甲陽軍鑒》記載，今川義元曾派遣一個叫戶部新左衛門的間諜前往搜集織田信長方面的情報。織田信長將計就計，命令他的書記官模仿戶部新左衛門的筆跡，偽造戶部新左衛門暗通織田信長的信件，輾轉送到今川義元的手中。今川義元信以為真，砍掉了戶部新左衛門的首級。 第二，那場突降的暴雨，掩蓋了馬蹄聲和喊殺聲，使今川義元的“中軍帳”遭到襲擊時，連駐扎在不遠處的軍隊也不知道“中軍帳”遭到襲擊，未能及時增援。而且因為大雨，鎮守今川義元“中軍帳”的隊伍不能發射火槍，無法進行有效的阻擊。 第三，織田信長沒有遵循常規戰法，而是出奇制勝。當時在日本，如果兩軍對陣，以正攻法為主，即兩軍在約定地點集結，雙方士卒的背部都插有繪著家徽的戰旗，呼喊口號，當面鑼對面鼓進行交戰。但織田信長自小放縱不羈，在今川軍到來的時候，他卸下戰旗等累贅，以布包住馬蹄，翻山越嶺抄小路偷襲。這種戰法與正規的武士戰法迥然有異，被稱為“野武士戰法”。 今天，在桶狹間合戰的古戰場遺址，有今川義元和織田信長的兩尊雕像，中間是一塊鐫刻著“近世之曙光”的石碑。也就是說，桶狹間合戰是迎接近世即江戶時代的黎明的曙光。
日本史的路標:要素和真相 作者簡介
馮瑋 1956年1月出生，中學畢業后下鄉務農，4年后成為77級大學生，后赴日本京都大學留學，曾歷任日本慶應大學客座教授、日本神奈川大學訪問學者、韓國高麗大學訪問學者。現任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博導，日本研究中心研究員。迄今獨立撰寫《日本通史》《日本經濟體制的歷史變遷：理論和政策的互動》等專著8部，合著多部；發表《昭和時代見證錄》《菊與刀》《猶太思想》《猶太人》等日譯漢、英譯漢著作6部；以中、英、日文在《歷史研究》《世界歷史》《史學理論研究》《日本學刊》和東京大學等日本大學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100余篇，另擔任海內外報刊的專欄作者，發表評論文章400余篇。曾獲上海市教學科研一等獎、復旦大學教學一等獎、“復華一等獎”、“徽閣史學”二等獎等多個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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