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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宋關系史研究(增訂本) 版權信息
- ISBN：9787100173216
- 條形碼：9787100173216 ; 978-7-100-17321-6
- 裝幀：70g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金宋關系史研究(增訂本) 本書特色
適讀人群 ：大學以上程序讀者《金宋關系史研究（增訂本）/歐亞備要》以金朝興衰為線索，系統論述金朝對宋政策，多方鉤沉金宋和戰史實。同時，表達了作者對若干有爭議問題的觀點。是首部內容豐贍，敘述翔實的金宋關系史。
金宋關系史研究(增訂本) 內容簡介
本書是作者多年來學習和研究金宋關系史（宋金關系史）的論文選集，定名為《金宋關系史研究》并非是要抬高金朝的歷史地位，也非有意標新立異，而是因為，在宋金對峙時期，金人說戰就戰，說和就和，始終處于地位，因此，要弄清楚宋金關系發展的基本情況，就必須弄清楚金朝對宋政策的發展和變化，否則，對宋金關系發展過程中一些問題的認識就會模糊不清。本書所選論文大部分是從金朝對宋政策的發展變化入手去研究金宋關系，以便更容易認清和理解金朝對宋關系的發展和變化。也就是說，本書主要是研究金朝對宋關系的著作，而不是研究宋朝對金關系的著作（書中敘述宋朝史事時涉及對金關系使用“宋金”一詞，敘述金朝史事時涉及對宋關系使用“金宋”一詞），屬于金朝對外關系范疇。
金宋關系史研究(增訂本) 目錄
**編 總 論
中國古代的“中國”與“國號”的分離與重合——中國古代“中國”國家觀念的演進
試論金人的“中國觀”
“中國多元一體”與遼金史研究
關于遼金的“正統性”問題
關于宋金關系史研究的幾個問題
論宋金關系的主流
關于民族英雄評價問題的學術討論
阿骨打是女真族的民族英雄
第二編 宋金“海上之盟”研究
北宋聯金復燕之議始于何時？
北宋聯金復燕的活動及其經驗教訓
關于宋金“海上之盟”的幾個史實問題
宋金“海上之盟”平議
第三編 金宋和戰研究
完顏阿骨打對宋政策探析
宋金戰爭爆發原因初探
完顏宗翰對宋政策述論
完顏昌對宋態度的轉變及其成因
“兀術不死，兵革不休”考辨
金國歸宋河南陜西地的目的新探
關于《試論金國歸宋河南陜西地的目的》一文中的幾個史實問題
偽齊劉豫被廢原因考辨
金熙宗對宋政策的轉變及其作用
宋金議和后宋欽宗為何沒有歸宋？
“澶淵之盟”對宋金和戰的影響
金世宗對宋議和述論
金章宗對宋政策析論
金宣宗對宋政策之失誤
第四編 宋金交聘制度與經濟文化交流研究
宋金交聘制度述論
宋金關于交聘“國書”的斗爭
宋金關于“受書禮”的斗爭
宋人出使遼金“語錄”研究
“語錄”緣起與宋人出使遼金“語錄”釋義
宋金“海上聯盟”期間的領土交涉——以趙良嗣《燕云奉使錄》的記載為中心
《茅齋自敘》記載的女真生活習俗與宋金關系
范成大與《攬轡錄》
宋金聘使對文化交流的貢獻
洪皓使金及其對文化交流的貢獻
金上京與中原地區經濟文化交流
第五編 附 錄
清人趙翼的宋金關系史研究
近二十年大陸金史及宋金關系史研究
日本的金史及宋金關系史研究
西方學者的金史及宋金關系史研究
參考文獻
索 引
增訂本后記
展開全部
金宋關系史研究(增訂本) 節選
《金宋關系史研究（增訂本）/歐亞備要》： 趙恒烈認為“很多正義的民族戰爭，不特對進行戰爭的本王朝各族人民的利益起著保衛的作用，而且在客觀上對別的地區的各族人民也是有利的”，因此，在正義的民族戰爭中涌現出來的英雄人物，不僅代表本民族的利益，也代表他族人民的利益，應該評價為中華民族的民族英雄。他認為“衛青、霍去病、岳飛、文天祥、史可法、鄭成功等都是中華民族的民族英雄”。 彭大雍認為，評價各族人民共同的民族英雄，必須牢牢把握住社會階級劃分的事實，弄清楚民族問題實質上就是階級問題，必須把各民族中的反動統治集團和各民族絕大多數的人民群眾區分開來。他認為，各族勞動人民的階級地位本質是相同的，階級利益根本上是一致的，女真貴族挑起對宋王朝的非正義戰爭，不僅嚴重地損害漢族和其他民族人民群眾的利益，同時也極大地損害女真人民的利益。因此，岳飛抗金不僅代表漢族人民利益，也代表女真人民利益。他認為岳飛、文天祥一類民族英雄所表現的崇高氣節，應看作是我國各民族人民共同所有的優秀歷史遺產。 鄧廣銘、張希清也認為發生在中華民族內部的民族戰爭，有正義和非正義之分，指出：“凡是站在正義戰爭一面，在反抗民族壓迫和軍事掠奪上做出重大貢獻的人物，就都應是中華民族的英雄，這是因為，他們的正義行動，不僅符合本族人民的利益，而且也符合整個中華民族的人民的利益。例如南宋抗金名將岳飛，他抵御女真貴族的掠奪和屠殺，對于保衛高度發展的封建生產方式和文明，做出了杰出貢獻。這種種，固然符合了漢族人民的利益，同時也符合女真族人民的長遠利益和根本利益。”他們認為，契丹族的耶律阿保機、女真族的完顏阿骨打、蒙古族的忽必烈、滿族的康熙皇帝等人都不僅僅代表本民族的利益，都是整個中華民族的英雄。同時指出，“凡屬于非正義戰爭方面的人物，不論他立了怎樣的戰功，都不能稱為民族英雄，不是中華民族的英雄，也不是本民族的英雄”。 陳梧桐也認為：“被壓迫民族的反抗，不僅僅是保衛了本民族人民的生命財產和本地區的社會經濟，而且也是幫助壓迫民族的人民解除統治者強加給他們的負擔和戰爭帶來的災難，是符合他們的根本利益的。所以，站在反抗民族壓迫斗爭*前線的英雄人物，理所當然地是整個中華民族的英雄，而不僅僅是他所隸屬的那個民族的英雄。” 莫俊卿也認為“所謂民族英雄，它必須代表甲民族的利益，又符合乙民族的利益，至少不損害乙民族的根本利益，否則就不成其為民族英雄”。他認為，民族是由統治階級和人民大眾兩部分構成，“反動統治集團在壓迫其他民族時，勢必同時壓迫本民族人民”，“壓迫民族的人民大眾從根本上說是反對民族壓迫的，因此，他們同被壓迫民族的利益是一致的”，那些在國內民族斗爭中涌現出來的英雄人物，“既代表被壓迫民族的利益，又符合壓迫民族中人民大眾的根本利益”，是中華民族的民族英雄。 第三種觀點認為，那些在反抗外國侵略斗爭中涌現出來的英雄人物應該評價為中華民族的民族英雄，而那些在國內正義的民族斗爭中涌現出來的英雄人物，只能代表本族人民的利益，而不能代表敵對民族人民的利益，甚至還要損害敵對民族人民的利益，他們的英雄業績，只能為本民族人民或本民族政權人民所承認，決不會為其敵對民族的人民所承認，因此，他們只能具體地評價為各個民族的民族英雄或那個民族政權的民族英雄，而不能評價為整個中華民族的民族英雄。 早在1962年，翦伯贊就曾指出：“有人認為階級社會的民族英雄，既代表本民族廣大人民的利益，又不損害其他各族人民的利益。我以為這樣的民族英雄在階級社會的歷史中是沒有的，也是不可能有的。” 關于如何認識中國歷史疆域問題，人們一直存在不同認識，時至今日，仍然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究其原因，還是一個對歷史中國如何理解的問題，亦即何為“中國”的問題。古代漢儒常常將“中原政權”或“漢族政權”視為中國，由此導致一些外國學者視中國為單一民族國家，出現“中國乃漢族國家”、“長城以外非中國論”等論調。后經學者們多方討論，逐漸形成了歷史上的“中國”并非漢族所獨有、并非中原政權所獨有的新認識，但也存在不同意見，時至今日，仍然有人認為，“中國是指中原王朝直接控制下的區域”等。實際上，歷史上的“中國”與“中原政權”或“漢族政權”并非是一個概念，“中原政權”或“漢族政權”等各個朝代的政權均有各自的國號，用以代表各自的國家政權。而中國古代的“中國”一詞則不是一個政權的正式國號，用以指稱政權時，除了是一些政權習慣自稱以外，更多的則是后來的政權對歷史上以中原地區為主且有相互遞嬗關系以及為自己國家所繼承的多個政權的通稱，歷史上的“中國”實為各個民族所共有。因此，我們認識中國歷史上的疆域，就應該像各個后來政權稱其前相互遞嬗的政權為“中國”一樣，也應該承認今天中國所繼承的歷史上相互遞嬗的各個政權都是“中國”，按照這一認識去認識中國歷史上的疆域，應該符合中國歷史實際。本文即想在相關研究的基礎上對這一問題做進一步探討，不正確之處，敬請讀者批評指正。 中國古代自夏朝建立以后，相繼出現眾多朝代和政權，這些朝代和政權都給自己的政權確立一個名稱，這個名稱就是“國號”。有人認為，中國古代的國號，就是中國古代歷史上各個朝代的名稱。因為，中國古代多實行王位世襲制，某一姓氏的帝王家族的延續統治，就被稱為一朝或一代，一直使用一個相同的朝代名稱，也就是使用一個相同的國號。如果某一姓氏的帝王家族的統治走向了滅亡，改換成另一姓氏的帝王家族的統治，就出現了改朝換代的現象，也就是說原來的“國”滅亡了，于是，又出現了新建立的“國”，朝代的名稱也就隨之發生了新的變動，出現了改變國號的現象。當然，也有人不同意用朝代的稱號來代替國號，認為那些歷代遞嬗的政權可以稱為朝代，而有些不在這些政權遞嬗之列或與這些遞嬗政權同時并存的政權，就不能用朝代來稱呼，認為這些政權所創建的是“國”，而不是朝代，國號與朝代不能完全等同等。但不管怎么說，這些確立了國號的政權都已經“按地區來劃分它的國民”，并且完成了“公共權力的設立”，設有管理民眾的一套官僚機構和軍隊、法庭、監獄等國家機器，具備一般國家形態，可以稱之為“國”或“國家”。 ……
金宋關系史研究(增訂本) 作者簡介
趙永春，男，1953年生，1977年畢業于東北師范大學歷史系，現任吉林大學文學院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長期從事遼金元史、宋金關系史、東北民族關系史教學與研究，主持國家社科基金《中國歷史疆域問題研究》、教育部社科規劃基金《中國古代東北民族的“中國”認同與民族凝聚力研究》、全國高校古委會直接資助《宋人出使遼金“語錄”研究》等項目多項。獨立完成《金宋關系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金宋關系史研究》（論文集，吉林教育出版社1999年）、《奉使遼金行程錄》（輯注，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遼宋金元史論》（論文集，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元世祖忽必烈》（哈爾濱出版社1997年）等著作；二人合著《班固評傳》（第二署名，南京大學出版社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2002年）、《中國通史》（第一署名，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年）等；主編或參編《中國東北民族關系史》（中央廣播電視大學出版社2008年）等著作20余部；撰寫《關于中國歷史疆域問題的幾點認識》（《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2年3 期，《新華文摘》2003年1期轉載）、《宋金關于“受書禮”的斗爭》（《民族研究》1993年6期）、《試論金人的“中國”觀》（《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4期）、《試論遼人的“中國”觀》（《文史哲》2010年第3期）等論文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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